下放纪事(七)

下放时，因为切身体验到吃蛇胆对眼睛和皮肤的好处，所以对蛇胆几乎有了一种狂热的钟爱。每次见到蛇，肾上腺指数必定立马上升，必“将剩勇追穷寇”，“置之死地而后快”，然后当场活剥生吞之。那场景，颇有点类似我们祖先的呼啸狩猎和“茹毛饮血”。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双抢”收工后，西边的天空已布满了红彤彤的火烧云，我挑了一担尿桶准备去给菜地浇水。走到菜地边上，看见一条长长的眼睛蛇，我一走近，它就高高抬起一个大大的扁扁的脑袋，冲着我“呼哧哧呼”直响。“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抽出挑尿桶的长粪勺，便朝那眼睛蛇打去，可打了几下也没打着它。那蛇可能从来也没见过这么野蛮，这么亡命，这么不可理喻的人，吓得掉转头就溜。我也穷追不舍，追了两三块水田，把刚插好返青的禾苗都踩得东倒西歪的。终于，我把它逼到了绝路，也就是一块水田的高坎之下。我用长粪勺一顿猛击，把那眼睛蛇打死了，提起来一看，有一米多长，四五斤左右。我剥了蛇皮生吞了蛇胆。然后把蛇肉带回家，一家人美滋滋地饱餐了一顿燉蛇肉。
那时，天天在田里、山上劳动，带来的几本草医、草药方面的书籍帮助我认识了不少草药，在关键时刻还真的起了不小的作用。农村由于卫生条件差，太阳又毒，经常会碰上长眼疖，发尿淋，长疮疖，生蛇头疮之类的毛病，但你只要按图索骥，弄几味草药回来，或敷或吃，用不着几天就好了。那年我妻子突然低烧，头晕，腹泄，眼睛发黄，浑身乏力，经医院诊断，是患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在医院住了好些天，吃药，挂点滴，但西药对肝炎也没有什么特效的疗法，就开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让她回家调养。回来后，我对照医药书籍，天天到田边地头、深山老林为她采半边枫、七叶一枝花、七叶黄荆、茵陈草、黄栀子、半边莲、柳树枝等草药，近一年时间，挖回来几百斤草药，天天熬着吃。不知什么时候就把病吃好了，后来再也没有复发过。
迁到琳池后，卫生院离家只有五里路，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那年夏天，我在生产队劳动，家里派人来叫我，说女儿发高烧。我赶紧回到家一看，才一岁多的女儿，躺在她母亲怀里，眼睛翻白，口吐白沫，只有出的气没进的气，头上热得就像一个熨斗，她母亲则在那儿嚶嚶地哭。我赶忙找过一根背带，把女儿往背上一扎，骑上自行车，就往公社卫生院飞驰而去。等我骑到卫生院，医生一检查，诊断为急性肺炎，医生说：“还好你送得及时，而且骑自行车一路颠簸，相当于在给她做人工呼吸，要不然就要耽误了。”听得我暗自庆幸，一身热汗夹着冷汗交汇而下。
那时，公社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是非常差的，不要说什么B超、CT，就连X光机和一般的验血设施都没有。医生看病，全是根据病人的口诉和症状，凭经验猜测。琳池的病人看病，在东韶公社卫生院（琳池属东韶管辖）。这个卫生院相对来说，比一般的公社卫生院要好得多，因为它这里有两个县里和市里下放的老医生。但是没有检验设备，瞎子摸象，难免有时候也会将象尾和象腿弄错。我就亲自尝了一次瞎子摸错部位的大亏。
那年夏天，我突然发高烧，自己吃了一点药，热度退不下来。我就到卫生院去找市里下放来的林医生，他给我量了体温：39℃。听了我的自诉后，诊断我是重感冒，给我挂了点滴，吃了药。回到家，晚上热度更高了，第二天回到卫生找这个医生，把情况说了。他看了我的咽喉，又诊断为扁桃腺发炎，又给我挂了点滴，开了消炎药。可是两天过去了，热度反反复复，一直在38。5℃和40℃之间徘徊。我已经烧得好多天粒米未进，折磨得浑身没了点劲，就在卫生院住了下来。看到我的热度一直退不下来，而且经常一身发冷，冷起来就全身发抖（发热之前一定要发冷，这是生过病的人都了解的常识）。这位医生又估计我是患了疟疾。便开了大包的抗疟疾药给我吃。吃了两天的抗疟疾药，我的热度不但丝毫未退，那天从床上一站起来，眼睛一黑，就休克倒在了地上（我前后高烧不停已经十二天了）。医院的几个医生团团围住我“会诊”，我听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简直就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
后来我听得那位县里下放来的傅医生说：“老林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是伤寒啊？”从市里下放的林医生就说：“他自诉小时候得过伤寒，这病既然得过，就终生免疫的啊！”
傅医生说：“我看他这症状像伤寒，还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试试吧！”林医生可能也就别无良策，只好点头同意。
“会诊”结束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氯霉素，高烧马上就退了下来。烧了十几天，我的血压已经降至30—50汞柱。
如果有检测设施的话，是不是伤寒，一检测有没有伤寒杆菌就清楚了，那用绕这么一个大圈，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呀。
从鬼门关逃出来后，我常想，当初我这么一个二十来岁，身强体壮的小伙子都差点变成了不治的“死马”。可想而知，因为那农村的落后医疗设施，耽误了多少农民兄弟姐妹的生命啊！
下放的时候，在图书馆工作的那位亲戚，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救出来的外国名著，送了我一大箱子。看书，就成了我们六个知青紧张劳动之后的最佳精神享受。特别是农闲的时候，沐浴着暖融融的冬日阳光，六个人坐在木质阁楼的过道上，一人手捧一本书，在那儿互不干扰聚精会神地看着。要从外面来个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宿舍呢。
后来本公社以及和外公社的下放知青，那些精神饥渴如囚徒般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我有不少好书，就有许多人专程赶几十里路到我这儿来借书。人家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我能敝帚自珍，不忍割爱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但要借书给他们，还要招待他们吃饭。慢慢地书就越借越少，我们六个人的口粮也很快就告窟了。真是“花香招惹蜜蜂来，蜂至香销花飘零”啊！不过通过书籍的交往，我们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下放在一起的六个知青当中，只有小吴是只念过小学四年级的，外国名著他看不懂，就天天捧着我带来的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看。他性格比较内向，看起词典来非常地专心。看了几个月下来，语汇量大增，对许多字的读音和一些生僻词的掌握，常常令我也自叹弗如。
小林、小陈、小代和我弟弟都是初中生，就我一个人念过高中，而且我从小就爱好文学，也在他们之前就看了不少名著，他们对我也很尊敬，所以自然而然地我就承当起了辅导他们阅读的任务。这些小弟弟们都是十分聪颖好学的，看了一段时间的名著，有时讨论起作品来，他们还能谈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和观点来呢。所以，虽然都是下放，我们这里比起其他的知青来，我们的学习和文化氛围都是最好的。
由于通过借书和外界的知青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捎信来要我们去玩。也因为我们的粮食经过他们这批“蝗虫”的扫荡，已不够供养自己，我就经常带着小林、小陈和弟弟背着一把二胡去走村串点。这个知青点住几天，那个知青点住几天，大家在一起对酒当歌，神聊胡侃。
每到一处，知青主人们都倾其所有，热情款待。有几个知青跟我们感情深了，觉得跟着我们很有意思，也加入我们漫游的队伍。这事不知怎么给公社书记知道了，就在知青大会上声称“要抓住”我这个“游击队长”。我们只好“坚壁清野”，“闻风而逃”，到别的公社知青点去找朋友，找饭吃去了。
后来小陈因为家里下放迁走了，小林也去广西投靠他姐姐去了，生产队就剩下小代、小吴、弟弟和我。小吴和小代是亲戚，所以我们四个人就等于是两家人的关系。我们仍然在一起看书，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下放初期的躁动期和“排异反应”已经过去，大家都很安心，劳动也非常卖力，所有的生活习惯和一般农民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客观地说，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我和弟弟从小吃苦，锻炼也多，我们的身体是最棒的，劳动也是最卖力的。但每次评先进生产队提名的都是小代和小吴，我和弟弟从来都没份。说来也好笑，那时年少气盛，看名利还不像现在看得这样淡，尤其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成绩得不到肯定，心里就自然会有些不服气。
我们两兄弟的体力、劳动，农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平时跟农民的关系也很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仔细琢磨和观察起来。终于给我发现了问题的结症所在：每天吃完饭，我和弟弟在房间里看书，而小代就带着小吴出去了，他们走家串户，东家坐坐，西家聊聊，自然跟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而我们呆在房里封闭自己，在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群，是架子大。
发现了问题在哪里，我和弟弟就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吃完饭也不呆在房间里看书了，天天到农民家去玩，去聊天。很快，我们也和农民建立了空前融洽、友善的关系。加上我们本来劳动就出色，生产队每次评先进都改提我们的名了。连农民家里做点什么好吃的也硬要拉我们去一起品尝。我们终于尝到了“关心群众疾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甜头。也切身体会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些关于群众路线的，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哦。
农民们是淳朴的，也是很实在的，“忠不忠，看行动”，“好不好，看耐劳”。弟弟为人很好，也吃苦耐劳，有个本生产队的年青姑娘对她很好。那姑娘家里是个独女户，她父母亲也看上了我弟弟，想招他去当上门女婿，经常就会搞点好吃的请他去吃，有时我这个“女婿的哥哥”也跟着沾沾光。
当然，后来因为父母亲的下放，我和弟弟一定要迁回家去，这门婚事就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