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和余双仁都不敢把枪拿回自己家里去。最后我拿着余双仁的王八盒子，他端着我的长步枪回了家。我对我的母亲说：“余双仁的，他不敢拿回家，他偷买的，怕他爹揍他。”余双仁对他奶奶说：“李天洪的，他偷偷花钱买的，怕他娘知道了说他。”
　　我们就这样逃避着大人的双眼。老书记在半年后才发现少了一屋子的破铜烂铁，他着急的把会计喊来，会计说账本不见了。他又着急的把各队的队长喊来，队长把组长喊来，老书记说丢了一些资料，都找找，都找了，没有。组长挨家挨户的敲门，也是没有。最后老书记在大喇叭里喊：“谁拿了在三天内送回来，要不就报案。”顿时村里要上演一出大戏，人们看看到底是谁让老书记为了难，又是谁倒了老书记的霉。每个茶余饭后人们都期待着这场大戏。
　　不过人们白期待了，第二天老书记就这孙子的一摞书里找到了账本，这账本缺了好几页，算式满纸都是，老书记赶忙拿去让会计整理。在大喇叭里喊到：“各位村民，各位村民请注意，资料找到了，让我那精灵的小孙子给整理起来了。另外今天晚上放电影，大家吃了饭都来看看。”村里人顿时没了兴趣，但还是早早的吃了饭去看电影。女的搬个马扎，男的就坐在块砖上，要不就坐在地上。各自说起了闲话。一个说，听说资料找到了，一个说让他孙子拿着呢？也不知道是啥资料？管他啥资料，咱也看不懂。又有一个人说，啥资料，都是坏心眼子，一肚子坏水装不了了。
　　我和余双仁当时怕的要命，怕老书记发现少了太阳能，但老书记始终只字未提。我说：“他怎么不说？应该没看见吧。”“这么大的东西他看不见？”最后，余双仁说：“我知道了，准是别人偷的放他破房子里了。”“那会是谁偷的？”“不知道。”
　　我们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我们不露声色的干了一件大事。
　　我们的事迹数之不尽。
　　后街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嬷嬷，她住在胡同的最里面。她住着个大宅子，红砖墙不算很高，垒在坑沿上，有坑就显的高了。这坑是连着的，从东到西一共五个，就像黑龙江西北部的五大连池，又像北美洲的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她家门口种了一片葫芦，我们摘过一次。下了一场雨后，我和余双仁又到处转悠。我们把这五个坑取了名字，一个叫天坑，一个叫牛奶坑，一个叫废铁坑，一个叫棒子坑，老嬷嬷后面的坑叫葫芦坑。
　　葫芦坑是最深的一个坑，里面种着高大的树，也有弯弯曲曲的柳树。坑里有个坟，没有坟头，只压着几捧土。我们曾在那里挖出了几颗牙。余双仁说我们再挖几根骨头，他真的挖出了骨头，细细的，断了，像鸡骨头。这里以前不是坑，现在都盖房子挖土，开始挖的时候也没有坟头，挖着挖着就出了一堆骨头。我奶奶说那是八路军和日本兵的骨头，打仗死了人，都扔在一起埋了，以后不要往那里去，阴气种的很，一不小心就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说坑里都是垃圾，剩饭剩菜，死猫死狗，有的都招蛆了。我奶奶说：“就是，可别往那里去玩。”
　　我没听奶奶的话，不是我不听奶奶的话，是她的话让我遵守起来很是为难。我和余双仁在天坑里爬树，挖土。在牛奶坑里发现了十几包过期的牛奶，我们把牛奶倒在一个大塑料瓶子里，提着去找徐栩。徐栩抱着塑料瓶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他母亲出来骂我们，余双仁和她对着骂；她追我们，我们跑，她还拿小砖头砸我们。余双仁说她是个憨娘们。
　　徐栩算不出一百以上的加减法，算不出二十以上的乘法和十以上的除法，当然，除了零之外小于一的加减乘除他也一概不会。我和余双仁让他喊爸爸他不喊，说给你一块钱他就喊了两声爸爸。问他有几个爸爸，他说两个。余双仁亲眼看见他把羊粪塞进嘴里，一群羊过去拉了一路的屎，徐栩趴在地上捡巧克力豆吃。很多人都欺负徐栩，我和余双仁也是其中之一。但余双仁看不惯别人欺负徐栩。有小孩揍他的时候，余双仁就站出来，村里的小孩都怕余双仁。不是余双仁最能打架，而是他最有心眼。徐栩喊余双仁哥哥，经常把吃的给余双仁吃。
　　徐栩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他性子急。他不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让他好好学习，他立刻把作业本撕了，在学校里还要打老师。校长和潘主任找到他母亲，潘主任带了一顶帽子，文质彬彬的。校长说：“你应该让徐栩学点礼貌用语。”潘主任说：“一点都不像学生，还不如幼儿园的呢，连三岁小孩都赶不上。”他妈妈答应着。校长说让徐栩给老师道个歉。潘主任说：“孩子不懂事大人该懂点事，我看徐栩你要带着他去医院里查一查。”徐栩妈妈急忙说：“徐栩没事，就是懒，他聪明着呢，他能用筷子，哦，不，他能用筷子夹住三个花生米，他能一个鸭蛋上竖起两个鸡蛋，他聪明着呢。”潘主任说带他查一查，校长打断了潘主任的话：“他真能竖鸡蛋？”“能。”“不磕破皮？”“完好无损。”“让他到办公室来。”
　　校长让潘主任找了一筐鸡蛋。徐栩的妈妈领着徐栩来了。校长摸了摸徐栩的头。问他：“你真能竖鸡蛋？”“能。”“不是像哥伦布那样？”“不是。”校长让徐栩试一试。徐栩拿起一个鸡蛋，把它握紧，摸了摸它的两头，又吻了吻它的两头，往桌子上一放，鸡蛋立在了上面。校长目瞪口呆，潘主任皱着眉头不说一句话。徐栩又拿了一个鸡蛋，还是握紧，摸一摸，放在嘴边，又立了上去。他又接着立了三个鸡蛋。五个鸡蛋高过校长的茶杯。校长说：“它不会倒？”“你一吹它就倒。”校长把徐栩母子送出去：“明天我请你们吃饭，给老师道个歉。”
　　下午放学后，徐栩母亲带着徐栩跟在校长老师和潘主任的后面。跟着老师说着家常话，跟校长说着客套话。晚饭在一个小饭馆里吃的。先上来一盘花生米。校长夹了一粒：“说，你们也吃。”潘主任动了筷子，老师跟着动了筷子。“你们吃啊。”校长朝徐栩母子说。徐栩不敢吃，愣愣着看着面前的小盘。校长说：“徐栩啊，听说你用筷子能夹好几个花生米，让我们看看。”徐栩拿起筷子，他手抖着，一个也夹不住。校长说：“别紧张，不用害怕。”潘主任说：“我就没见过夹好几个的。”徐栩说：“我能夹住。”他拿小勺窊了一勺放在自己小盘里。绰齐筷子，夹起一个，又夹起一个，一会像穿起了糖葫芦。校长喝着小酒：“厉害，厉害。”
　　葫芦坑边上那个老嬷嬷有个外号，老板凳腿。板凳结实，板凳腿更结实。说的就是这个老嬷嬷耳不聋眼不花，牙一颗没掉，白色的头发，有精神。老嬷嬷能一顿吃个大馒头，走着去镇上赶集，年轻人都走不过她。她成天牵着一只羊放，给羊吃最青的草喝最清的水，她的羊不卖，出多少钱也不卖。那是一个伴。
　　前一年余双仁摘过她的葫芦，在他奶奶的破房子里一大堆。余双仁拿着一个葫芦，他拌起了金角大王。“李天洪，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也拿着一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李天洪。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我没让余双仁的葫芦吸进去。我们把葫芦把儿用刀子切下来，拿根棍搅和里面的种子，上下颠倒着倒出来。余双仁把水装进去，他说是他的酒葫芦，走一步摇一步，走三步喝一口。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我们两个醉汉大摇大摆的上街，一群娘们都笑。娘们的小孩也笑，余双仁拿眼瞪他们，小孩就不敢笑了。
　　葫芦秧子长的绿油油的，葫芦还没长出来。我和余双仁扒拉了半天也没找到。我们走到胡同口上，老板凳腿从东面走过来。余双仁说等等她。我说干什么？他说问问她？我说问什么？老板凳腿从我们面前走过，并没有回家，一直往西走。看样子是找我奶奶看牌。我奶奶在前街，老板凳腿在后街。余双仁跟上她，说：“葫芦哩。”老板凳腿没理他，继续走。余双仁又说：“葫芦哩。”我也说：“葫芦哩。”我们一人一句，葫芦哩，葫芦哩。老板凳腿停下来，什么也不说，又往回走，从另一个胡同里往前街去，这个胡同连着的前街就是余双仁他奶奶家。我们还是跟着，一人一句，“葫芦哩，葫芦哩”，这是最好听的歌。
　　当老板凳腿走到前街的时候，我们谁都不说话了，余双仁的爸爸出来了，提着鱼竿。老板凳腿上前：“你看看你孩子，跟在后面骂我。”余双仁他爹扇了他一巴掌：“走，给我挖蚯蚓去。”余双仁走了，我很害怕，我怕老板凳腿找到我家去。果然，他朝西走了，朝我家去了。我想，她也许不一定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我便走在她前面找个胡同钻进去，她停下来看看又继续走。我从胡同里钻出来看见她已经到我家大门口了。我不能回家，我无处可去，我便去了余双仁家南面的大坑。
　　余双仁拿着个小铲回来了，他爹钓鱼去了。我跟着余双仁去了他家。他家就在他奶奶家的南面，也是从他奶奶的院子里进去的，往北拐就是他奶奶的北房，往南走就是他家的东屋。余双仁他妈在家。余双仁从电视后面拿出一根竹竿：“我揍死他。”就往外跑。余双仁他妈拦住他，准确的说不是他妈拦住他，是竹竿拦住了他。竹竿太长了，挡在了门框上。他妈喊：“咋啦这是，又揍谁啊？”“就是那个老嬷嬷。”“哪个老嬷嬷？”“那回找鸡翻她家墙头骂我的那个，后街坑边上的。”“那个啊，搭理她咋，老板凳腿。”“我揍死她。”“行了行了，你脸上怎么了？”“他爸爸打他了。”我说。“这王八子儿，回来我揍他。”余双仁放下了竹竿。
　　
　　我们开开了电视，演的迪迦奥特曼。“她找我家去了。”我说。“这个老嬷嬷，我们没骂他，她说骂她来。”“就是，耳朵聋了。”“她不聋，成心发孬。”“下一集演什么？”“真假奥特曼。”“你看过？”“我看过，有两个奥特曼。”我在余双仁家里看的电视比自己家的都多。余双仁的电视安着大锅，能看很多台，西藏新疆的台都能看。我家的电视就一个破天线，一个台恨不得一天加两天的广告。余双仁说他家的电视能看外国的台，说着他听不懂的话，有的女人还扭着大屁股。我很期待看到两个奥特曼打，但是，停电了。
　　余双仁把开关摁了好几遍，我们出去玩吧。
　　我们到了他南边的大坑。我说：“我们怎么办？”他说：“把老板凳腿的葫芦秧都烧了。”“那她一定知道是我们干的。这件事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