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没学过三字经。我在幼儿园里连拼音都不知道。我唯一感到自豪的就是没学过三字经而会背百家姓，唯一感到骄傲的就是会背千字文和弟子规。这些都是我学的，和我爷爷学的，和我妹妹学的。
　　我妹妹爱说话，我不爱说话。别人说我是个大闺女，说我妹妹是个假小子。我妹妹什么都敢说，但她也怕。她怕坏人，怕成群结队的坏人。她有时对他们说，我没招惹你们，有时又骂他们，你是王八子儿。
　　我在十一岁的时候才见到我妹妹，她属牛，我属虎。她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父亲没文化，知道的字不多。我妹妹叫李天心。女孩子都叫心。
　　我妹妹是个好孩子，她捉蚂蚱给狗吃，她会把零食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她上幼儿园时，老师每天都会发饼干，一个袋里三块，她每次拿回家都是两块。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给同桌了。我说你同桌没有饼干吗？她说她是个男孩子，男孩子应该多吃一点。
　　我妹妹读的幼儿园是镇上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园长是我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个女的。这个园长管理很严格，她不让学生在门口买东西。门口有三个卖东西的小摊贩，她们卖玩具零食文具，有的三毛有的五毛还有的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她们都爱抢生意，一个个把摊位占据了有利位置。幼儿园的学生买谁的都无所谓，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可学生家长就不同，哪个近就买哪个，学生往南走的多，往北走的少，所以最南边的摊位最受家长们的欢迎。我母亲接我妹妹的时候就在南面的摊位买，而且从不挑拣，越快越好，要是晚了，电动车就出不去了。接孩子的这么多，车一堵就是十分钟半个小时。
　　我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也去接我妹妹，我妹妹每到星期五就说明天让哥哥来接我，我就去接她。我接她的时候带着她去买好吃的，我带着她去超市。我喜欢牛肉干，我说你买这个。她说我不能买这个。我说为什么不能买？她说妈妈不让我买，她嫌贵。她爱吃棉花糖，我说你最多能吃多少，她说差不多一桌子吧。她最感兴趣的不是吃，而是玩。每次开学她都对我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玩具，带零食，带铅笔带文具盒。我说带什么玩具盒，她说要哆啦A梦的。我说要什么玩具，她说你喜欢的就行。我小时候没玩过变形金刚，我给她买了，我没玩过孙悟空，我给她买了。我曾经抓奖抓住一个猪八戒，是橡胶做的，我经常带着它。有一次河南地里浇水，我把它放在水里冲跑了。等水停了我去看，没有了。我从地北头找到南头，又从南头找到北头。找了好几遍，终于在田埂上找到了它。它的耙子已经没有了，我找了根细棍插在它手里。它又有兵器了。它有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它能当大师兄了。
　　我妹妹有说不完的话，她把一个问题问到天黑。我说这是玩具车，她说为什么是玩具车，我说它能跑，她说兔子也能跑，我说兔子没有四个车轮，她说自行车有车轮，我说只有两个，她说两个就有四个，我说两个是两个自行车，她说要是连在一起呢，我说那还是两个自行车。她说为什么，我说那有脚蹬子。她说要是两个电动车呢？我说你别说话。她说为什么不说话？我说你很烦。她说为什么烦？我说你一直说话。
　　我怕我父亲，李天心不怕。当父亲批评我的时候，李天心就出来说话，他对我父亲说，你干什么，知道你就是这种人。我父亲问他什么人？李天心说就是这种人。
　　我在世界活了十几年，本以为看透了这个世界，却到现在还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我总是了解自己的内心却无法服从自己的内心，我总是一如既往的任凭肉体背离灵魂飘荡。比如说我想冬天吃雪糕的时候，我必须等到夏天的肚子从能享受。再说我本来想独自去流浪，可我几年来一直在家喝着美味的汤。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问我的父亲，我说你为什么要工作？他说我们要生活。我说什么是生活？他说就是活着。我说乞丐也活着。他说那你去当乞丐吧。我没有当乞丐。现在我才知道乞丐是没有尊严的，他们的尊严不是自己丢掉的，而是人们认为已经丢掉了。或许他们的尊严一直都在他们身上，某个不温暖的夜里他们都要流下几滴热泪，他们突然间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不是觉得处境不好，而是认为处境可以更好。除了那些吃不饱肚子的人们，我十分同情另外一些人们，一些处于社会上层而整天唉声叹气的人们。他们在处理的是非中分不清是非，他们在帮助的弱者里压榨着弱者。他们受着外人的白眼又还给别人以笑脸。我十分搞不懂一些人的行为，他们只为了钱。
　　我们村的老人都不爱钱，他们说钱算什么，有吃的没病就行。我们村的老人都有病。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心脏病，有的腰疼腿疼，有的神智不清。很多老人都信一种教他们每到星期一晚上就去村西头的桥头上喝拉面。我们村子的最西面有个小桥，大柳树旁边也有一个小桥。这个小桥比大柳树的小桥长。村子西面有一条长长的沟子一直通到河里去。河上也有一座桥，桥的栏杆已经没有了，就是一个平板子。很多女人都不敢骑着车从桥上过，她们都是推着过去。桥的南面有一个扬水站，扬水站西面有一个小屋。这小屋前面有一块空地，这空地是个好地方，附近几个村子的老头都去那儿玩，一人拿着一个马扎。他们坐在一起谈各种故事。他们说谁家的闺女嫁人了，他们说谁家的儿子有出息了，他们也说谁谁谁又有病了，他们还说哪里修路了哪里种树了。
　　这群老头夏天去河北边的树林子里去，那里凉快。这里长着一片白桦树，在白桦树之前是一片苹果园。我母亲经常带着我去摘苹果。苹果园里也有一个小屋，苹果树没了，小屋还有。我和余双仁经常到那个小屋里去玩。有一回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在小屋里蹲在那里撒尿。还有一回我们喝完了一壶冰红茶，然后撒进里面半瓶尿，扔在地上后被一个拾树叉的老人捡走了。我们哈哈笑。
　　我和余双仁做尽了坏事。
　　我们到处偷东西。我们偷玩具，偷废铁，偷锁，偷黄瓜西红柿葫芦，我们也偷冰糖葫芦。
　　我们有组织，当村上有卖糖葫芦的时候，一群孩子便迅速集结起来。他们都围着余双仁。一个孩子问：“仁哥，我们怎么办？”余双仁看看，随便指着一个说：“你去看看到哪儿了？”一会儿那个跑回来，立正站好，行着军礼：“报告仁哥，到村北面的小桥了，还是那个娘们。”“好。”余双仁说：“走。”一群人跟着他走。
　　他是指挥，他是司令，他是孩子王，是大人眼中的调皮捣蛋鬼。卖糖葫芦的拐进村子，顺着后街的公路往西走，自行车前座上传来呼喊，“糖葫芦，冰糖葫芦，赛雪梨比灯笼的老北京冰糖葫芦”。我们跟在后面，余双仁伸手薅下一串冰糖葫芦，我们都莫不做声，他一人分一个，赶忙塞进嘴里咽下去。这个卖冰糖葫芦的骑一个破自行车，后面绑着一个竖着的棍子，棍子上裹着袋子，袋子里装着麦秸，糖葫芦就都插在那稻草棒上面。村上还有个卖糖葫芦的，她开着电动小三轮，后面装着个玻璃箱子，箱子有插销，谁也偷不走。余双仁喊站住，卖糖葫芦就停下车。余双仁问多少钱？一块。余双仁说谁有钱？一个一个的都掏衣服兜，最后九毛钱放在了余双仁手上。“行不行？”“不行，都卖的一块。”余双仁指着一个说：“这个九毛行，这个都烂了，有虫子。”“哪有虫子？”“这不在这儿。”卖糖葫芦的仔细看。余双仁使了个眼色，一个孩子拿起一串冰糖葫芦撒腿跑进了胡同里，其他人都忍不住笑。卖糖葫芦的也往那看：“你拿过来，我认得你家，我给你爸爸说去。”那个孩子慢悠悠地送回来，最下面的一个已经让他吃了。
　　这串糖葫芦插在了稻草棒上。余双仁还是接着问：“你这带虫子的九毛卖不卖？”“不卖不卖，俺不卖了，你们一伙的，你们想吃不花钱的。”说完想推着车子走。“等会儿。”一个大人从胡同里出来，“多少钱？”“一块。”“拿两个。”两串冰糖葫芦到了大人手里。“没虫子吧？”“没有。”“没核吧？”“没有。”“是新的吧？”“早上做的。”“没化吧？”“哎呀，没有，你放心吃。”“给你钱。”大人往胡同里走去。“你这才一块五毛钱啊。”“行了，买你两串，便宜点。”“不行，这样我赔本。”“没钱了，下回给你。”“不行，你再给五毛。”卖糖葫芦的想去追，一看余双仁一群孩子在这里还不能去追。追回五毛钱少了好几串糖葫芦还是不值。就冲胡同里喊：“你给五毛。”“下回给你。”大人说完进了家门，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卖糖葫芦的推着车子慢慢的走了，边走边回头：“你们这群孩子不买别跟着。”余双仁紧紧的跟着。走了半条街，卖糖葫芦的停下来：“行行行，九毛钱给你们一串去吃吧。”一群孩子围着余双仁走了。余双仁开始分，一人两个。他先给我两个山楂。给完了数了数，还有八个山楂，还有九个人，不够分。“行行行，我们先不分了，明天再买一串一起分。”他打算把这串冰糖葫芦放在了一块砖上。有人说不能放这里，上面脏，别人也能看见。我说你家旁边有个新房子，里面还没盖好，也没安门，放那里面。一群孩子都去了新房子里。有的说放窗台上，有的说放门槛上，有的说放墙角里，有的说放外屋，有的说放里屋，有的说放西屋。最后余双仁把它放插在了一个砖缝里。
　　我们去新房子的外面玩。余双仁说刚才他偷糖葫芦的时候你们笑什么?没人说话。那个人说我都跑到胡同里面去了，又让我送回来。“你跑的时候鞋‘呱唧呱唧’的响，我们不说卖糖葫芦的也会知道。”“就是，你还吃了一个糖葫芦。”余双仁问他：“你吃了一个糖葫芦。”他嘀咕着：“吃了最下面的一个山楂。”“我们一开始怎么说的。”“有东西要分享。”“还有呢？”“不能一个人吃东西。”“就是，你说怎么办吧，要不然你回家吧。”那个人快哭了：“仁哥，别这样，明天我买串糖葫芦大家一起吃。”“买多少？”“一人一串。”天黑了，大家都回家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冬天早上，迎着暖洋洋的太阳，我到了余双仁家。他一直住在他奶奶屋里。他从碗橱里拿出半支糖葫芦：“来，吃。”“从哪弄得？”“昨天的，放在墙窟窿里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