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东方一笛的生日宴，是李晓丹帮着张罗的。她提前一个星期早早订好了包间，然后就翻着通讯录挨个儿通知，她可不怕麻烦，玉腿跷在玻璃茶几上，勃子底下夹着电话，认识的、不认识的挨个儿打。说不认识也算认识，有的只是见过一两面，或者在一个酒桌上一起留喝过酒。总之看着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给人家打电话，说晚上朋友过生日，一起来热闹热闹吧。
　　
　　李晓丹身穿一条金色的鱼尾裙出现在晚宴上，光彩照人，就好像她是今晚的女主角，过生日的不是东方一笛，而是她李晓丹似的很快就被一个叫老赫的老板盯上了，酒过三巡，双双消失在过道的尽头。
　　伍晓琴对着一桌半生不熟的客人，有点生李晓丹的气。心想，这些人都是你招呼来的，你倒一转身就走了。伍晓琴只好陪着客人喝了许多酒，直到身子变得轻、声音变得很远，才知道自己已经醉了。
　　钟离东便同东方一笛和我打招呼，打的送伍晓琴回家。钟离东扶她上楼的时候，伍晓琴不停地亲他的脸。他知道，伍晓琴这是喝醉了。伍晓琴像一块黏黏的小糖，粘在他身上，甩都甩不掉。
　　钟离东用一只手扶着伍晓琴，另一只手用钥匙开门。伍晓琴的身体软得就像一根面条，晃到东又晃到西，最后晃到沙发上又晃到床上。她嫩黄色的小裙子就像花朵那样张开着，里面的丝袜和内裤清晰可见。
　　“钟离。”
　　“嗯？”
　　“帮我脱衣服吧。”
　　“上面还是下面？”
　　“我要全脱了。”
　　她昏沉沉地躺在他怀里，用胳膊使劲地搂着他，红嘟嘟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她说：“好热……帮我脱衣服吧……”他开始帮她解裙扣，却搞不清裙子的暗拉锁究竟藏在哪儿，弄得他两只手在她身上这里按按，那里摸摸，伍晓琴觉得她包裹在衣服的身体就快要炸开了，她好象让钟离东快点动手把衣服脱掉。
　　可是，他没有。
　　她不知道他在那里犹豫什么，只听到他说：“晓琴，你听我说，你喝醉了，你先睡吧。”
　　伍晓琴不管那么多，她拿着钟离东的手放在裙子的拉链上，她说你快点帮我拉开呀，我热死了。钟离东就只好顺着她的意思把侧面的拉链拉开。上身的褛空弹力衫很容易脱掉，从下面往上一掀，两只可爱的乳房就露出来了。
　　“你今晚怎么搞的，就不能碰我？”伍晓琴说。
　　“我挨着你呀。”
　　“挨着算什么？你要做点什么？”
　　“做什么？你喝多了，早点休息吧。”
　　“我没喝多，我脑子清醒得很，晚上的事我全明白。哎，你说李晓丹晚上喝着喝着酒怎么突然消失了？你猜，她跟那个男人去了哪儿？”
　　“他们去哪儿，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一定是到那个男的汽车上去了。他们把汽车停在暗处，然后在里面做爱。”
　　“东方渔笛不是戴绿帽子了？！这个……这个不准乱说呀。”
　　“那又怎么了？我也喜欢你同我做爱。”
　　伍晓琴说着，就拿过钟离东的手，迅速放在自己的两腿之间。钟离东的手象征性地摸了摸她的私处，然后打了个哈欠说：“好了，别闹了，我也累得够呛。”说完话，就像机器人一样，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伍晓琴关上灯，一个人光着身子站在窗前。她拉开窗帘，见外面十分黑暗，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忽然有一种冲动，很想把头伸向窗子外面去。
　　她裸体，头发凌乱，很像一只被人撕破的纸人。她不知不觉爬到窗台上，双手拉住窗帘杆，整个人吊了起来。
　　疯了一阵子，她把自己放下来。她知道自己并不想死，再说也没有观众。她就搞不清，今晚钟离东是怎么了？他会不会得了什么病。
　　伍晓琴光着脚走进浴室，让热水淋浴冲着后背，她把中指伸进了自己的私处，一面动着一面假设和什么人做爱的情景。水流渐渐大起来，掩盖了她既像高潮又像哭泣的号叫声。
　　
　　第二天上午，我到报社领取了名片。名片上给我打印的是“记者”，这令我受宠若惊。
　　我按欧阳师东的安排外出采访了。
　　我来到通县。在商业大厦门前，我采访了一名退休的机关干部，请他谈对“中国品牌”的理解和认识。我还先后走访了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朝阳区消费者协会负则人和朝阳区工商业，了解一些流通领域的商品消费和个体私营业主的情况。在取得第一手材料后，我就专门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有关资料。与此同时，我又去向东方一笛请教一些组稿的技巧……我干得十分投入，像报社的一名正式记者。
　　也许是出于一种虚荣心，我在给朋友写信或回信时总忘不了夹寄一张名片。现在来看，当时真的有些幼稚，有些虚荣。记得那天晚上，我一采访回就要把稿子写出来。因为第二天就是报纸发行的日子，解我要去做报纸发行工作了。
　　那晚当夜深人静钟离东呼呼大睡的时候，我还在灯下笔耕。这一夜，我几乎干了个通宵。当然，有了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写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次日天一亮，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到了报社还早，然而何总编已经早到了。他指了指还喷着油墨香的报纸说：“小李，你的文章都登了。”
　　我兴奋得很。自己写的那篇题为《天熏黑了胃吃坏了街头烧烤该歇歇了》赫然醒目地放在了头版的显要位置上。下面是我采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标题为《街头烧烤为何屡禁不止》。现摘录如下：
　　北京的街头烧烤已存在、蔓延多年。刚开始时，只有一些外地人在市区繁华路段卖烧烤羊肉串。后来烧烤的品种越来越多，好奇而嘴馋的大人、孩子，看到后往往禁不住诱惑，停车驻足，竟成为街头一景。顾客们对此并不介意，总觉得这些人也就是犯个无照经营，殊不知街头的烧烤不仅对北京的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也互直接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
　　北京街头的烧烤滩都没有安装烟气净化袋装置。由于使用的燃料都是木材或煤炭，烧烤烟气及烧糊的肉类中的苯并毗含量高，这是世界公认的致癌物。所以，由于竹签的经常使用，存在着传染病的隐患。街头烧烤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本小利大赚钱快。从事这个营生的人都无照经营。他们的经营工具较好为简陋，原材料价低质次，有的甚至是病畜肉，因此价格较为便宜，能吸引人，每串的利润都在60％以上。
　　2.市场有需求。正是由于一些群众喜好“这口”，商贩们才投其所好，加之宣传教育不到位，群众对其危害认识不深，才给商贩们以可乘之机。
　　3.处罚力度不大。由于屡遭打击，商贩们现在都采取了“摊货两置、人财分家”的办法，把肉等原料放到不远处的角落里，派专人看管，这个专人不仅要馆送货，还要及时将钱转移走。一旦被查抄，损失的仅仅是皮毛。罚款，没钱，顶多没收经营工具。
　　根治街头烧烤是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城管部门一家之事。要想彻底杜绝，一方面要行政法规，加大处罚力度，赋予执法部门对屡教不改者严惩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要提倡“绿色生活方式”，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号召市民“管住自己的嘴”，使其失去市场。
　　我认真地读着，对其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心中充满着喜悦之情。
　　“好好干，小李！搞发行很艰苦，但相信你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何总编拍拍我的肩膀。
　　
　　那个小报记者和民办大学生也来了。何总编用眼光扫视一下我和民办大学生对小报记者道：“老王，由你负责带他俩。”接着用手指着我：“这个小李是给报社写稿的记者，对发行工作不熟悉，你要多多照顾、帮助他。”老王点了点头。
　　何总编就带我们来到发行部，找到部主任，说：“老张，都来了。这三个人负责往报摊送报，每月底薪300元，报纸给报摊是每份两毛……”又转脸对着我们：“你们提取一毛。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
　　老张就带我们来到楼下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成捆的报纸，老王了领三捆共750份，在表上签了字。那民办大学生却领了四捆共1000份。根据分片的结果，我的发行片在离报社狠远的朝阳区，自己就先领了500份。
　　三个人各自把领到到的报纸提出来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原以为报社会提供专装报纸的发行袋，可是连根绳子也没有提供。老王预先准备了一根梱扎用的橡皮带，那民办大学生也有。他们很稳当地放置好了报纸，向我招招手各自出发了。
　　我幸好只拿两捆，放在后架上，自己一只手扶着，倒也稳当。昨天晚上下过雨，路面有点湿。我自己很小心地穿过宣武门，走前门，往东直方向赶。我花了一个小时才达到左家庄，开始逐个向报摊推销。我原以为不用收现钱，放在报摊代销，没有卖出的报纸下周发行（这是一份周报）时负责收回，每份又只收回两毛（报纸零售价每份六毛），只要我往报摊上一送，这么优惠的条件会使摊主们乐颠颠地接受。
　　可事实上大出我的意外。我接触的第一个摊主是一位老头，我停下来向他说是来推销报纸的，并递上了一张报纸。老头的脑袋摇得像拔浪鼓：“不要不要，卖不动。”我便耐心地说了一遍优惠条件，老头还是嘟了嘟嘴巴：“白送也不要，卖不动放在这里占地方。”他的报摊上琳琅满目，有《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20多种报纸。
　　我只好往前走，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第一个就这样坚决地表示“不要白不要”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难怪何总编说“苦”，就在于此吧。
　　我突然明白，自已此时又在扮演“推销员”的角色了。第十个摊主是个中年妇女，没有摆摊，只有一辆自行车在一棵大树上掛满了报纸。她倒是很爽快地接受了20份。我就高兴地记下地点及她的姓名、份数。我的信心随增。
　　
　　以后，我又陆续地遇上了几个老头式的摊主，几个甚至对我不屑一顾：“什么报纸？擦屁股都不要。”
　　倒是一个中年男子，不但一下子接受了50份，还要我留下姓名，说下一次一定给自己的报纸来。我留下了自己的名片，并谎说自己是报社的正式记者。因报纸现正扩大发行，自己是临时抽来的。走到和平里的时候，500份报纸也就差不多发放完了。共发行了21个摊点。我便急匆匆地往报社赶，想再领取一些。来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何总编看我满头大汗的，有些怜爱地说：“明天再来吧，今天肯定是不行了。你的发行是少了点，可也干得不错，第一次嘛。”我来到发行部一看，老王和那个大学生已回来过一次。他们一天各自发行了1500份，是我的三倍。我当时就想，明天也争取发行1000份吧。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去买了条橡皮绷带。这才心情愉快地往住所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