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那些风骨

　　纳兰容若，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他出身名门，是康熙时宰相纳兰明珠长子。小小年纪便通诗文，精骑射，是名满京华的“贵族神童”。成年后，他更是诗情动天下，震惊朝野。
　　回顾纳兰的一生，仿佛只在得失间徘徊。心高气傲如他，当初亦只想金戈铁马纵横疆场，在黄沙碧血中为自己搏一段真正的功名。他视皇家侍卫一职如牢笼，如束缚自己展翅的黄金锁。但一次偶然的随军远征，当亲眼所见血流成河，白骨森森，纳兰才真正懂得，原来错的不是皇帝，而是自己。睿智的君王早已明了，纳兰虽有万丈豪情，但却无法看轻生死。“一将功成万骨枯”，词人纳兰办不到，他的心太柔软。
　　“试倩玉箫声，唤千古英雄梦醒”。梦醒是痛苦的，曾经苦苦追觅的梦想，但当机会就在眼前，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或者根本不愿去完成。曾经的梦原来真的只是一场梦。
　　正当纳兰决意放下英雄梦，打算回归富贵温柔乡时，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却难产而死。
　　这个满洲英武男儿，也无法挽住白驹不过隙，只得在词中幽幽叹道“当时只道是寻常”。
　　人生有几多假设，几多遗憾。曾经在手时以为永远拥有，一旦失去，才发现痛彻心扉。日日悼亡，年年悼亡又如何，也只能在梦中再见小轩窗前梳妆。纳兰失去了爱情。
　　人生不可复制，光阴不可倒流，只道是寻常的又何止是梦想与爱情。纳兰虽锦衣玉食，但平生却少有开怀展眉之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似乎都在回忆、留恋与自责。痛苦，成就了纳兰的才情，但也消磨耗损了他的元神。一代英才，盛年早亡。
　　有人说，纳兰容若是清代的晏小山。只不过纳兰追忆的是爱情，小山回忆的是生活。黄庭坚曾这样评价这位昔日相府公子：“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这“痴”的背后，是小山的格调。所以当苏轼慕名拜访，这位昔日贵公子，依旧很倨傲地说：“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这又是一位不快活却又不肯向生活低头的寂寞人。
　　早知如此，做朵人间富贵花又如何，信马由缰，笑享繁华，胜似一介红尘惆怅客，独自落寞，尘世漂泊。
　　若再可轮回，纳兰会如何选择？小山又会如何决断？“人生只如初见”，纳兰在词中作答。“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山喃喃自语。“茫茫百感，凭高唯有清啸”。
　　假如我们没有鲁迅，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是“最受诬蔑的人”，永远不会想象一个人有那么多敌人，却还可以骄傲地说“他的所以要活着，努力眷护生命，与其是为了爱他的人，无宁是为了敌人，要让那些不是东西之徒因他活着而不舒服”。
　　假如我们没有鲁迅，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没有人痛呼“救救孩子”，也没有人关心“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假如我们没有鲁迅，就没有人敢于搾出自己皮袍下的小，没有人敢于疾呼“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事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假如我们没有鲁迅，就没有人关注“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也没有人敢说“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鲁迅是乐观的，因为他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鲁迅又是清醒的，因为他说：“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鲁迅还是勇鸷的，因为他说：“勇者举刀向强者”。
　　鲁迅是位文人，所以他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光”。
　　鲁迅是位斗士，所以他说：“以无赖的手段对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
　　鲁迅还是一位中国人，所以他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他辛辣，“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因为爱这同胞；
　　他尖锐，“能以寸铁杀人”，因为爱这土地；
　　他深沉，“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同时文豪们为伍”，因为爱这国家。
　　现在，仍有人会问会问：“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
　　是的，他没有纯艺术意味的著作，“是责任感，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鲁迅是晦涩难懂的，但又是智慧渊博的。老舍说：“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假如我们没有鲁迅，我们也会有些寂寞。
　　
　　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在《启功自传》中，这位老人用轻松幽默的语调，向我们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清高”的皇室后裔，在时代的变迁中起伏跌宕的人生际遇。
　　“清高”一：以“启”为姓。启功先生身份特殊，为满清皇族后裔，但是他却不愿意别人总把他与“爱新觉罗”联系起来。首先，从姓氏的产生上来说，“爱新”是女真族的姓，“觉罗”作为语尾，后人将两者相加便成了“爱新觉罗”，这带有人工的成分。再者，“觉罗”带有宗室色彩，指“大宗”外的宗室，在清代灭亡之后便更无强调的意义了。启功老人认为，一个姓氏的荣辱完全要听从政治的摆布，实在不值得夸耀。对此，他还写了诗句来进行讽刺：“谁知王逸少，不曾署琅琊。”意在说明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会打着自己家族的旗号的，王羲之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王家的后人，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反之，整日将自己家族挂在嘴边，夸耀自己出身的，又有几个是有真材实学的呢？
　　当今社会，不光个人以与名门望族沾亲带故为荣，就连各级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所谓的“名人故里”之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5000年前的黄帝、尧帝,下至几百年前的曹雪芹,甚至到小说人物西门庆。长期以来，“西门庆”是作为“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形象而存在的。而山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却为争夺西门庆故里而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西门大官人也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英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们不禁要问，在经济利益面前，道德是否可以无下限。
　　“清高”二：善于自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人民遭受深重灾难。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启功老人不得已在日伪秘书厅做了几天小科员。启功回想自己一生，除了这件事，从没有做过不清不白的事。“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生活不能继续的情况下，有些让步是可以被宽容的，但启功却认为这是一个人生的污点，并提醒自己决不能再染上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与卢梭在《忏悔录》中对自己的剖析不谋而合。
　　“清高”三：敢于说话。在各个时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敢于说话的不多，敢于说自己想说的话的就更少了。启功在对人物的历史评价方面，应该算是一个“知无不言”的人了。启功摒弃传统史学家认为“乾隆亲事太后，母慈子孝”的观点，结合清代“生母不能直接抚养亲生儿子”的祖制，明确指出，乾隆时时侍奉太后身边，包括“狝木兰”（相当于军事演习）也带着她，实际上是为了隔断太后与其抚养长大的和亲王的联系，以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五四”之后被大家看做汉奸的曹汝霖，为了表白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内闭门不出。但在很多辅仁大学老师被捕后，他却勉为其难与日本人斡旋，解救了不少进步人士。启功由此感慨，“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件很麻烦、很复杂的事”。
　　启功先生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中，他过的基本上都是书斋生活，走的是文人道路。正如张炎《江城子》中写的那样，“坐处清高风雨隔,全万境,一壶悬”。豁达的胸怀，清雅的志趣，使得启功这位皇族后裔流露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清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