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那些文人

　　杨绛先生在被问到为何解放前不离开祖国时从容答道：“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真正的爱国，不是放在嘴上随便说说，而是在关键时刻能用自己的行动进行证明。在人心惶惶之时静待解放，钱钟书、杨绛夫妇为我们诠释了何为知识分子的爱国。就像孔子说的“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简单说就是不光要听这个人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什么。这也是古人更看重“敏于事而讷于言”的原因吧。
　　自建立科举考试制度以后，读书以求官、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人生目标，“入世”与“出世”是中国封建时代文人两种处世态度和人生道路。与“出世”相关联的隐居，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这里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和陶渊明、范成大一样，能够视富贵利禄若浮云，真正对“带月荷锄归”的清苦生活甘之如饴。想来有不少还是像谢安那样，闲卧青山，或韬光养晦，或博得一个世外高人的名头，为的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达到自我炒作的目的，走曲线“入世”的路线。
　　钱钟书与世无争，但却总免不了受人嫉妒，他却可以睿智地看到那生事者也“未必能随心”。中国著名敦煌学家向达曾评价钱钟书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从不曾生出害人之心，受到伤害也愿意去原谅。拥有豁达的气度，践行学者的良知，守住道德底线，这才是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拥有的风骨。
　　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在运动高潮时期，名目繁多的运动轰轰烈烈，当钱钟书夫妇与同校的老师排队与党代表握手，并被告知“党信任你”时，内心想必是会有难以言表的失望与悲凉；因为翻译毛选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研究的外国文学专业来选注宋诗，再也没能回外文组，钱钟书这位近乎纯粹的学者内心也一定充满委屈与辛酸；反右之后再“双反”，自己的著作与论文被定性成需要拔掉的“白旗”，这对追逐着学术梦想的伉俪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依然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读自己的书，干自己的事。
　　钱钟书先生与黄永玉谈到他的表叔沈从文时曾说：“你别看从文这个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不折不从，亦慈亦让”，不仅是对沈从文性格的概括，更是对那个时代那些纯粹知识分子的写照。他们是谦和的，不争功，不争利；他们又是倔强的，不愿言不由衷，不愿颠倒黑白。真正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应该像水，乍看平静淡然，但却是世间最自由最不受拘束的事物，是最柔的，却也是最钢的。
　　有坚持，不盲从，学术上充满激情，生活中从容平和，这就是钱钟书夫妇用自己的一生诠释出的文人风骨。
　　最初接触汪曾祺，是由于他的小说《受戒》。如诗的风光，如画的人物，就连在传统观念中包受清规戒律之苦的和尚都可以从容过着尘世生活，这该是种多么令人向往的自由愉快呀。
　　汪曾祺的父亲爱好广泛而又颇有生活情趣，很具有民主意识。宽松和谐的生活氛围，使得汪曾祺对人情世物透着淡泊与达观，也使他的作品中有种说不出的旷达和潇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如其人”吧。
　　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但即便如此，他也能从艰苦与枯燥中发现些“趣味”，品出些“滋味”。在工人们唱山西梆子时帮她们用戏剧油彩化妆，在地区农展会上用土农药堆古香古色的松鹤图，用圆规蘸白粉画同心圆表现“超声波”……就连被派去画马铃薯图谱，在他看来也是过上了“神仙过的日子”。汪曾祺用略带调侃和得意的语调记叙自己的改造日子，在他看来，这种生活，也是很好玩的。“对坐一丛花，眸子炯如虎。”逆境中不忘欣赏身边之美，目光炯炯，精神头倍足，多么坦荡自在！
　　汪曾祺的散文总喜欢从日常琐事入手，即兴偶感，随兴而发，在别人视而不见之处写出些风情韵致。这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倾心晚明张岱的文章，坚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实践是分不开的。汪曾祺爱吃，会吃，更会写吃。最美不过家乡菜。无论是可以用来应急的炒米、焦屑，用细、嫩、脆、甜咸菜制成的咸菜汤，晶亮透明的花生糖，还是加小虾米、葱花、蒜泥等作料的豆腐脑，拌洋糖的绿豆粥，“筷子头一扎下去”就冒红油的高邮咸鸭蛋……在汪曾祺的笔下，都被写得活色生香。当然，他也并非一个“地方保护主义者”，他很诚挚地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因为“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来了”。
　　自然，这吃出来的“味”并不仅是食物的“味”，更有生活的“味”，人情的“味”。汪曾祺写民俗与冯骥才不同。冯骥才的作品“奇、绝、怪”，故事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叫人读起来心总是悬着。汪曾祺写来总是如冬日之水，表面波澜俱无，冰下却别有洞天。汪曾祺颇善绘画，正因如此，他的笔下少有大奸大恶之人，因为他更愿意发现并记录生活中真、善、美。就连提到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汪曾祺也更愿意相信他是身不由已很有苦衷的。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评价《诗经》的这句话用在汪曾祺的作品上想来也是合适的。
　　苏曼殊是个奇怪的出家人，人们对他的称呼很多：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等等。他对佛的态度比一般人要潇洒得多。在他看来，佛家门槛并非高不可攀，只得匍匐脚下与香火缭绕中顶礼膜拜。他眼中，佛的座前只是一处真正心灵庇护所。漂泊尘世，沾染一身伤痛时便自然回归舔舐自省，待到痊愈便又可挥挥衣袖飘然离开，这大概就是他恋爱无数，三次出家的原因吧。青山古刹，是苏曼殊的另一个“家”。
　　苏曼殊仿佛站在出世与入世的分界点，左脚在佛门清净地，右脚在万丈红尘中。只需轻轻侧身，便可从容完成角色的转变，不矫情，不突兀。
　　苏曼殊，这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俗世佛家人，总让人想起《水浒传》中那个身长八尺，将六十二斤水磨禅杖舞得虎虎生风的鲁智深。相比苏曼殊的主动皈依，鲁智深出家，说到底是个“美丽的错误”，因打死镇关西，才被迫到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寻个安身之所。因此虽名为出家，鲁智深却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饮酒吃肉，大闹山寺，连山门前金刚看不顺眼亦可推倒砸坏。苏曼殊虽为僧人，但却身着西装留恋青楼烟花之地，与歌伎伶人把酒言欢，抽烟吃糖，大吃大喝，毫不隐藏口腹之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两位与道济禅师何其相似。
　　与其说鲁智深是一位未跳出三界的和尚，还不如说他更像一位热心的侠士。大闹桃花村、野猪林救林冲、单打二龙山、征方腊，真可谓“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谗臣”。苏曼殊生于异乡，孑然一身到处流浪，但他创办报纸，翻译名著，反袁斗争中留下他的身影。纷乱的年代中，苏曼殊从未置身事外，他的画笔，他的文字，都成为警醒世人的佛家偈子。正如郭靖所说的那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两人，都是佛家侠者。
　　鲁智深，因有着一身好花绣，所以绰号“花和尚”。而苏曼殊也被世人称为“惊才绝艳花和尚”。但这两个“花和尚”一直保持着赤子之心，一个“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于月白风清之夜从容坐化；另一个虽万花丛中过，但却“发乎情,止乎礼”。“恨不相逢未剃时”，佛，为苏曼殊代言。
　　鲁智深是天孤星，孤身一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苏曼殊私生子的身份也让他一生纠结，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只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两人都是有些孤独落寞的。
　　如果有轮回，鲁智深，苏曼殊，两人冥冥中会有些关系吧。两个最不像出家人的出家人，却是佛前静观红尘男女爱恨歌哭的青莲，在呢喃的梵音中绽放又枯萎。
　　苏曼殊的好朋友柳亚子曾评价说，苏曼殊在中国“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是的，这样的出家人，多少年才会有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