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角力开始

　　苟步仁秘书一九六九年从师院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洮河二中政治教研组沈占河手下教政治。他表达能力差，同学不愿听他课。有一次只有七个同学听课，他仍然按部就班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直到下课。沈占河发现后不但不批评，反而向上反映他坚守岗位。不过他也觉得他不适合当教员，如果从事秘书之类的行政职务，写写批判文章发言稿什么的还绰绰有余。
　　沈、苟两家还有一层只有张宏震知道的关系。沈占河当小学教员时，和实习的师范学校女生关系暧昧，晚上在教室里缠缠绵绵正要入港时，被值班更夫堵个正着。按规定有伤师道尊严、有伤风化，乱搞男女关系的必须劝退或除名。苟步仁父亲当时是校长，经不住沈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苟校长也觉得如果处理太重，把事闹大，对学校名声不利，便网开一面，将大事化小，轻描淡写地给沈占河一个警告处分，调到偏僻艰苦山村小学平平民愤了事，保住了沈占河的饭碗，他才有了今天。
　　沈占河不忘旧恩，再加上苟步仁父亲退休前是县革委常委、组织组组长，位置不在威还在，沈占河升任教育局长后便把苟步仁调县教育局做秘书。苟步仁并不知父辈之间关系来龙去脉，对调到教育局感激不尽。他知道秘书是升官捷径，把领导伺候好，事事按领导意见办，不能公开的事守口如瓶，提拔是早晚的事。不久沈占河又突击发展苟步仁为共产党员，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党委会讨论苟步仁入党时，只有张宏震以他在大学造反时武斗老师致死的事应查清为由投了反对票。
　　
　　张宏震没想到苟步仁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队长身份进驻一中，更没想到沈占河宣布的党委任命书中，苟步仁还兼任一中党支部副书记。他突然明白过来，宣传队不仅仅只处理马明老师的大字报问题。大字报恐不过是敲门砖而已，他和沈占河并没有个人恩怨呀？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悔昨天没参加党委会。他至少可以对苟步仁任一中党支部副书记提出反对。他感到沈占河权术玩的实在高明，洮河一中恐怕没有安静日子了，以至于沈局长请他表态的话竟没听到。当苟步仁讲话对党委信任感谢，对能和教育界老前辈张校长一起工作学习感到荣幸、请多多指教时，张宏震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他迅速清醒了一下头脑，不无反击地告诉大家他和苟步仁的任命毫无关系，不必感谢他。他说：“教育局党委开会没通知到我本人，我没能参加，但既然党委会决定已经宣布，我不反对。”他和沈占河对了一下目光，意思说“我给足了你面子，别太过分。”然后环视了一下面无表情的校委会成员和各教研组正副组长，说：“把年轻人派到学校任副书记，是对一中支部工作的支持，我欢迎。希望大家以后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说完脸上竟浮现少有的笑容，提高声音说：“大家鼓掌欢迎吧。”
　　掌声响起来了。杨光知道这是风暴前的雷鸣。一场角力已不可避免。
　　
　　张宏震意识到显然又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革命。难道正如毛泽东主席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张宏震百思不得其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反刘少奇邓小平邓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去年开始的批林批孔、紧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间隔也就七八年。每次斗争从上到下都反革命一批，走资派一批，倒下去一批，死一批。张宏震心里对这种革命已经厌倦，但他不能不拥护。他不愿因抗争在运动中倒下去，更不愿看到普通教员马明成为运动的祭品，让那些靠运动革别人命的人弹冠相庆，他必须战斗。不知怎么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呓语，竟涌上他的脑际，铁青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运动经验使他知道被动必然挨打，应当乘苟步仁还没坐在一中办公桌前，找马明谈话，核实大字报揭发的内容是否真实，掌握发言权和主动权，顺便安慰一下马明，帮助他找到宣传队询问时最佳回答方案。他知道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他已不盲从，为了生存，已不能按常规出牌，必须不得已而为之。他当天晚上约杨光副校长一起找马明谈话。
　　他把荧光灯都打开了，办公室显得更加洁白透明。门两边百年榆树已披上一抹嫩绿，树冠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呜呜叫着，不知被谁撕掉的大字报残页随风哗啦响着，令人心烦。旋风也肆虐起来，卷起沙尘，直扑屋里，张宏震心里更烦，让杨光关上所有窗户。
　　
　　马明来了，穿一身青色西装。北方的夜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不到跟前不知青衣夜行人是谁。进了办公室，那笔挺的西装，灰色毛坎肩，白衬衫，红领带，格外精神耀眼。张宏震竟看愣了。马明笑着说：“不认识啊，你们也真是，下班还不让休息，打扑克还是麻将？”
　　“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都三十四五岁了还不知愁。穿那么漂亮，给谁看呢，跳舞啊？”马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校长尽开玩笑，没有舞厅，上哪跳舞啊。”
　　杨光也很奇怪，大字报说他是右倾翻案风急先锋，眼瞅成了批判对象却一点不在意，也不着急，便问：“你没看大字报？”
　　“看了。”
　　“现在我俩代表学校正式找你谈话，希望你实事求是回答问题。”杨光书归正传，直白地问。
　　“啥问题？”
　　“大字报说你反对教育革命，说中学开门办学是走形式，瞎胡闹，这事有吗？”
　　“我拒绝回答。”
　　“说你反对文艺革命，说电影‘春苗’赤脚医生针灸治好老贫农二十年腰腿痛是吹牛，你说过吗？”
　　“我拒绝回答。”
　　“揭发你主张分数挂帅，说电影‘决裂’宣传的手上有老茧是劳动模范资格，不是上大学资格，还鼓吹师道尊严，怎么回事？”
　　“我拒绝回答。”
　　杨光又问了几个问题，马明都笑咪咪轻轻摇头回答，很洒脱。张宏震知道马明认准的事八个大牛也拉不回来，但他如此洒脱，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问：“宣传队找你谈话，你也拒绝回答？”
　　“当然。怎么还要来宣传队？这么快？”马明有些意外。
　　“是专门为解决大字报问题成立的，教育局派的。”张宏震严肃地说。
　　“非要让师生相斗一场吗？”马明反问。
　　“那倒不是。”张宏震说：“上面提到的那些言论都不合时宜，上纲上线可以说是反动的。你不能拒绝回答，没有就是没有，肯定些。有的话，是在什么场合讲的，用意是什么，赞扬还是批判，你想好再说。或许是同学误解，或许同学根本听错了。这关系到未来前途，要慎重对待。”
　　马明知道校长暗示他怎样替自己辩护，非常感激。但他没表示什么。他内心不赞同张宏震的主意。运动经验告诉他，你只要承认说过，再解释也没用，宣传队为了宣示胜利，必定穷追猛打，不给你辩解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上纲上线和又一茬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你窒息。
　　“你光沉默不行，这些言论到底有没有？”张宏震问。
　　“你还信不过我？我对教育事业忠心苍天可鉴。”马明所答非所问，戏谑地说：“我可是运动油子，五年前还挨过大字报，知道该咋办。这些都装在你心里。我要知道你们问这些内容，不会来校的。我可是来打扑克的，我啥也没听见，你们啥也没说。现在三缺一，我这就走，别让别人说开黑会，搞串联。”说完站起来要走。
　　张宏震见马明态度如此洒脱，轻描淡写即将到来的风雨，还巧妙地统一了三人见面的口径，说明不管风吹浪打，他都会保护自己，不会屈服。但张宏震仍不放心，说：“别糊涂到瞎乱承认，争取宽大处理地步。当然要实事求是，是自己错误一定承认，没有的别往自己头上扣。”
　　马明知道这是校长找他的真正用意，不是官话。
　　风小了，和熙的春风吹拂着面颊，他心里一阵温暖。周围静极了，伸手可摘的满天星斗眨着眼睛，俯瞰着充满诡异的世界，使夜更加深沉。
　　
　　马明并不是妄称是运动油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是高一学生，见到昨天还讲课的语文老师常克被五花大绑成了极右派，十分错愕，忘了和同学一起举手喊口号，在班级受了批评，不得已在检查中给自己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辞去了班长职务，还给常老师提了两条意见，表示划清界限，才过了关，高考时盖上了“一般专业可以录取”的戳子。高考前他听说老师死在劳教队，后悔不迭，恨死自己不该给老师意见。虽然意见是皮毛，不起大作用，但总觉得心中有愧对老师，狠劲打了自己两个耳光。后来知道号召‘大鸣大放’，鼓励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帮助整风原来是阳谋，许多老师响应帮助整风号召，给党支部提意见，结果被认为向党进攻，定成右派。他很反感，知道了阴谋害人，阳谋也害人。他提醒自己今后决不上“阳谋”的当。然而三年困难时期，他怀着赤诚之心响应大学系党总支号召，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对形势看法，说寒假亲眼见到社员饿得走不动道，说话没力气，邻居表哥就是饿死的，主张包产到户，发挥农民积极性，渡过灾难。虽因此只做了检查未公开批判，但毕业鉴定难免受影响，从大城市分配到大兴安岭南麓草原做了中学教员。与分配到中联部、二机部等重要部门的同学相比，他再次后悔不迭，恨自己上了阳谋的当，忘了阳谋也害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从四清工作队分配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牢记过去教训，怕造反有理是“阳谋”，没参加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行动。他甚至觉得好笑，窃想：怎么啦，一九五七年把别人打成右派受重用坐了革命官椅的人，现在被革命、被揪斗戴高帽游大街，这回是阳谋、阴谋还是阴阳轮回？但爱打抱不平的秉性驱使他为被武斗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说几句“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话，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被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直到林彪父子摔死温都尔汗，在他们的纲领中提到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是变相劳改，才回到城里。一句话，以前只要来运动，稍有风吹草动，禀性难移的他都因言获罪。虽都挺过去了，也无大碍，但棱角磨没了，成了久经考验的运动油子。大字报出来后他并没看得严重，认为是班上没入团的女同学发发气愤而已，何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学生知道使用言论自由权利，不管对错，都是一种进步，想到这心里反倒有种轻松感。他警惕自己谨言慎行，不轻易表态。
　　然而他判断错了，不知道沈占河和苟步仁设计的阴谋正在向他靠近。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疯狂已经过去，靠几篇文章、几句口号、几个砸烂行动造反起家的左派，无论炮轰共和国主席叱咤全国的，还是打倒领导名噪地方的，都相继倒台，使沈占河变得聪明了。他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紧跟上级发动的运动升迁就没有希望，甚至有可能被别人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但风向一转，上级变脸，出头露面冲锋在前的，难免成为替罪羊和众矢之的。他已经四十五岁，要想升到县处级，得到更大权力，必须得到上级赏识，否则以后再也没有提拔机会了。因此必须抓住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机会，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做出成绩，引起上级重视才能达到目的。当洮河一中把马明先进事迹报到局里评选模范时，凭他灵敏的政治嗅觉，认定马明的先进事迹恰恰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复辟内容。真是天赐良机。他面授机宜，让苟步仁把马明的材料上纲上线写成材料，报请盟教育局批示，这样即便张宏震知道了也无话可说。另一方面让苟步仁以调查研究补充材料为名找五班学生了解情况，悄悄发动学生，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沈占河毫不隐晦地给苟步仁布置任务，来源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和了解。他知道苟步仁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并且对张宏震在他入党时投反对票耿耿于怀。沈占河暗示苟步仁到一中把学生发动起来，把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一定做出成绩。苟步仁感到了沈局长提拔他的意思，马上表示不辱使命，一定把一中运动尽快搞起来。苟步仁不苟言笑但不傻，如果没有自己的预期利益，他并不愿意冒风险充当沈占河的马前卒。他表现得诚惶诚恐，竟瞒过了沈占河。
　　一张阴谋之网，不知不觉中在洮河一中逐渐撒开，而且网中有网，像文革刚开始一样，把一些人抛到了风口浪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