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村的女孩二十一 机床厂家属院

二十一机床厂家属院
机床厂家属院是一块200平方米的所在。原来，这里居住着几百户职工，虽然都是平房，但是却干干净净，像一个美丽的村庄。人与人之间是阶级弟兄和阶级姊妹，虽然也曾经分过派，但那是观点上的暂时分歧，因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很快就联合了。
那时代，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经济上，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劳保福利都很好。工人没有过多的奢侈品，但是吃穿用度不用愁。孩子上学，不用花钱。一家有难，大家帮忙。他们大都养成了出门办事不锁门的习惯，而这样竟然没听说谁家失盗。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这里渐渐地变了。卫生没人打扫，院子里肮脏不堪。这里有多家捡破烂的，到处堆着垃圾一样的废纸、旧塑料、饮料瓶等等，使人走路都很困难。有下岗后开三轮车拉客的，三轮车随便地放着，挡住出入的道路。公厕也没人管理，里面蛆虫滚成蛋蛋，臭气熏天。破旧的房子无人修缮，夏日屋漏，人们就放一个塑料盆张着雨水。地上潮湿得长出青苔来，蛤蟆从门坎底下的缝隙里钻到屋里，红着眼睛大胆地爬着，在寻找潮虫子吃。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之间的和睦。工人们为了生计，有的在自己的家门前种了蔬菜。而这又会因为一棵葱的丢失吵吵闹闹。女人经常埋怨男的没有本事，说要是有本事也早就富了。下岗后的工人大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眼前的吃饭小打小闹做点生意。男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职工，时刻担心被离婚；也真有离婚的，甚至被遗弃后自杀了。孩子上不起学，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女孩子有的被迫走上了那条备受蹂躏的道路。
这里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继续当工人，没白没黑地干，拿着那微薄的工资。下岗的也来了个自动分流。有留下来居住的，这是因为他们老家没有房子了，或者为了做生意的方便。有一些回老家或者到别处去了，空出的房子租给外来人。这些外来人好多身份不明，他们有的是小偷，有的是人贩子，也有的是贩卖假药的，也有的是开赌局的，还有穿着廉价的漂亮衣裳留着蹩脚的洋发型的奇怪女子，时常被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挽着胳膊从大门出入。
工人们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自信和自豪。上班的在厂长和监工的斥骂声中流血流汗，为吴先锋创造利润，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人翁了。麻木的下岗工人到外面小摊上买一块油腻腻的猪头肉，再买两瓶最低廉的白酒，在宿舍里跟酒友们狂饮胡侃。他们借助酒力，高声地说着下带有刺激性的话语，暂时忘却了被赶出工厂的苦恼，乐一霎时一霎。当然他们也时时谈起自己旧日的辉煌，但这让他们更加悲哀。有的放声大哭，然后大笑一通，就像神经病患者一样，而这都使人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国企改革后工人家属院的现状。
李刚就住在家属院的最后排。
现在我们走进他的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间十五平方米的破旧房子，一个纸糊的帐子将它隔开，分成南北两部分。里外两张文革时代留下的旧式木床。不用说，里间是李刚夫妻的卧室，外间是客厅兼李慧芳的卧室。厨房是门口的一间小棚。这样简陋的居住条件，在精英们控诉的文革时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没有享受的条件，也没人讲究享受。但历史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经济法了，这一现象就不好理解了。当今城镇的楼房鳞次栉比，县城的官员们往往占有四五套优惠的楼房，地位稍高一点的还购买了别墅。有不少人还到北京和沿海城市买了房子。连贫穷落后的农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暴发户都盖起了二层的将军楼。然而而工人居住区甚至比不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富人和穷人，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冯子路下岗后回家居住去了；李刚为了贩卖青菜的方便下岗后一直住在这里；昨天李刚在文化广场上见到的那个照相的杜洪烈有时候也住在这里，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住在老家。
此时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就被“释放”回家的李慧芳正坐在外间的床上哭泣。她已经哭了整整一天了。她的母亲——一个因公致残的妇女，正在旁边安慰女儿。她是90年在上班时因为疲劳将左手伸进机器，左手前臂、左掌背被刀片割伤的。
“孩子，咱就忍了吧，只要人家能把你爸爸放出来，咱就心满意足了。”母亲含着泪，用受伤的手抚摸着女儿的头说。
“我就是觉得委屈。”李慧芳本来雪白的脸现在变成灰色，她抹着泪说。“当官的其实是些畜生，她们糟蹋我不觉得可耻，还诬陷我是卖淫的，到底还讲不讲道理？”
门口响起插自行车的声音。娘儿俩往外一望，是冯雪莲和一位相貌英武的青年。
冯雪莲向慧芳姑娘介绍了齐珊松。
没有过多的寒暄。
看到慧芳的眼睛都哭肿了，冯雪莲掉下泪来。
齐珊松心情也很沉重。
冯雪莲安慰李慧芳和她的妈妈说：“我了解了一下，李大爷和我爸爸问题不大，顶多拘留几天算完。”
“冯叔叔为了我打了那个坏蛋，才被拘留的……”李慧芳十分抱歉地说。
慧芳她妈说：“是呀，慧芳她爸爸为了自己的闺女叫他们拘留了，这是应该的，可是老冯全是为了慧芳呀。这叫我们过意不去。”
“不能这么说，大娘。人不能光为了自己，我爸爸救慧芳姐姐，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不受侵犯，为了所有的女孩子不受侵犯。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敢说我以后怎么样。流氓遍地是，我们女孩子太难了。”最后这句话，冯雪莲的声调很低沉。
齐珊松一直沉默着，脸色变成铁青色，眼里喷着怒火，拳头攥得紧紧的。他简直像一座蓄满力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喷发出汹涌的岩浆。曾经有的老师也说他有异端倾向和暴力倾向，应该出家，避免遭官司。但实际上他只为冯雪莲的事情打过汤改革。现在，他真想按照人们的预测，干一件轰动网络的事情。他说：“这件事决不能算完。慧芳姐姐，你能不能把真实情况说一说，我现在很需要了解事实真相，以便发到网上。现在好多贪官和坏人都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我要救出两位老人，叫真正的坏人进监狱！”
能歌善舞但性情相对温顺的李慧芳觉得这种做法未必很好，她自然有她的隐衷。齐珊松鼓励她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说他会在文字上掌握分寸的。
于是慧芳姑娘向客人讲了她所经历的全过程，特别讲了今天早上治安科一个人对她的交代。那人是这样讲的；
“今天放你回去。本来还要你5000块钱的，考虑你家庭困难，也就免了。你要知道，现在上面扫黄打非正强调得厉害，对于嫖娼卖淫者有严厉的处罚条例。你年纪轻轻，不好好干活，却干起了卖淫的不正当职业，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考虑你是初犯，经研究对你免于处罚，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你回去老老实实地干活，通过劳动挣钱养活自己，不要继续犯罪了。”
当时李慧芳一肚子委屈，说明自己只是去度假村舞厅打工，当时她心情很激动，觉得大学毕业找不到职业，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收入较高的工作，太高兴了，没想到就上了他们的圈套，没仔细看合同，草率地签了字。
可公安局治安科的那个人不原谅，他说：“你这话是不足信的，大学生了，难道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李慧芳没再为自己辩护，只是追悔莫及。
“合同上是怎么写的？”齐珊松问，这时他已经由愤怒变得冷静了。
“我也想不清了，现在只后悔我太无知，太粗心。今天早上那人说合同上明确写着，舞厅工作工资三千，外加特殊服务，可以增加到四千到四千五。我怎么就那么没有心眼儿呢？什么是特殊服务？还不就是那样的事？我当时为什么就不好好好琢磨一下呢？我心里想的只是替爸爸还我上学欠的债，觉得工资不低，很合算，没想到他们会干出那么卑鄙的勾当。这件事我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因为我已经在合同上签了字。”李慧芳说，她痛苦地低下头，两手按着胸部，两眼泪汪汪的，眼圈都肿了。
冯雪莲安慰她说：“别后悔了，慧芳姐姐，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都这么年轻，社会又这么复杂，上当也不奇怪。只要接受教训就好了。”
“慧芳姐姐，签字的事就这样了，我们可以告他们个欺骗。我还问你一件事，不，这件事你不方便跟我说，就跟雪莲说说吧，我先出去一会儿。”齐珊松说，然后去了院子。
“你好好跟雪莲说说，叫他们两人帮着想想办法，看怎么办。”慧芳的母亲说。
冯雪莲小声问慧芳：“那件事到底成事实没有？你一定跟我说实话，我好有数。”
“没成事实。”慧芳坚决地否认道。但是她又解释说，“那个人非常恶劣，弄了一瓶不好的药液放在茶几上；当时我是害咳了，喝了一口。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恶毒，就是想叫我上钩。他就像发疯一样，拼命地撕我的衣裳，胡乱摸我的身子。因为我拼命地反抗，拼命地喊叫，我爸爸和冯叔叔才听到我的声音，把我救了出来，事情才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可是我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侮辱。”
“只要没被他们糟蹋成功就很好。”雪莲说，她为慧芳庆幸。她同时表示：“我觉得，我们遇到这种事，就算拼命也要保护自己。要是我，也许就把那坏蛋杀掉了。”
“可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武器。我学那舞蹈有什么用！”李慧芳沮丧地低下头。
“我爸爸早就说过，女孩子学文不如学武。就算不会武术，平时身上也要带点防身的工具。”冯雪莲说。她的言谈举止跟她的年纪不相称，比李慧芳成熟得多。
齐珊松回来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齐珊松又问惠芳说：“那个侮辱你的是什么人？”
惠芳回忆道：“当时我朦胧中听冯叔叔一边揍他一边数落他，我听出好像就是机床厂的厂长。下午跳舞的时候，有人也称他厂长。我好像平时也见过这个人，又矮又黑，肚子很大。”
“那一定是吴先锋了。这个坏蛋，就是她打掉了我们的饭碗的。现在又欺负我的女儿，伤天害理的东西，不得好死！”惠芳的妈妈——一个善意隐忍的劳动妇女此时也忍不住骂起来。
“好，我们回去找蒋老师商量一下，看怎么办。慧芳姐姐，你沉住气，我们会让那些家伙难看的。”齐珊松攥着拳头用坚定的语气说。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齐珊松和冯雪莲告别了李慧芳和她的母亲，他俩边谈边往学校走去。冯雪莲告诉齐珊松，李慧芳很干净，坏人没有得逞。他们很高兴。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刚进学校的大门就被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