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九十回 陕回起义杀张芾 抗盐保路自办油

　　第九十回陕回起义杀张芾抗盐保路自办油
　　
　　回民军围攻西、同、凤三府城
　　同治元年（1862年）爆发的陕西回民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起义一开始，回民军即向府、州、县城发动进攻，严惩地方官吏，矛头指向地方封建政权。
　　同州府（今大荔县）是省城以东地区的重镇，东临黄河与山西毗邻，是通往山西、河北的要道，府属潼关是省城的东大门，东西交通的孔道。回民起义爆发后，首先向同州府城发动进攻。六月十七日，数万回民军在同州府城外，连营结寨，团团围住府城。回民军多次发动攻城，族旗遍野，刀枪林立，喊杀声震天。官绅惊恐万状，知府朱元庆日夜巡历城上，须臾不敢离开。回民军连续攻扑八昼夜，后来为了阻击华州知州濮尧对羌白、王阁村的围剿，才主动撒围。
　　西安不仅是府城，而且又是省会所在。张芾被杀后，咸长县官绅已贴出对回民“格杀勿论”告示。地主团练头目梅锦堂、石仓大肆烧杀城郊回民，浮河以西回村，被柏景伟、梁翼之团练烧杀净尽。西安城戒严，东、北两门早已堵封，西、南两门，城外由团练守御，城内由提督马德昭、孔广顺、总兵阎丕敏分兵把守。回民军在西安城郊同清军及地主团练进行了激烈战斗。六月三十日，回民军声东击西，分股先攻东关，待清军主力集结东关，又以主力迅速包围西关梅锦堂团练的巢穴金胜寺，全部歼灭了梅团。七月初，回民军在北关与清兵马德昭、孔广顺、阎丕敏部激战12小时，清军死伤惨重。孔广顺受挫后，紧闭南门不出战，时人讥讽他“老孔雀不出巢”。七月十六日，回民军又向六村堡发动围攻。六村堡在城西北20里，城厚壕深，壁垒坚固，省城内官绅富户多避居此处。回民军将六村堡层层围困，日夜环攻，二十一日攻破。回民军占领六村堡后，完全控制了西安城郊区，省城四面被严密封锁，邮政不通，粮食柴炭断绝供给，瘟疫流行，官绅慌慌不可终日。直到次年多隆阿进驻西安后，省城才告解严。
　　凤翔府城是省城以西地区的重镇。同州府和西安府回民起义后，凤翔府地主团练阴谋洗杀凤翔回民。八月二十七日，城外回民齐集麻家崖，推崔伟为领袖，宣布起义。二十八日，回民军包围凤翔府城。知府张兆栋怕城内回民响应，先将城内回民全部洗杀。九月二日，张兆栋率清军和地主团练2万多人，围剿麻家崖，清军大败，地主团练四处逃散。张兆栋逃入城内，困守孤城。回民军围困凤翔府城is个月之久。
　　在围攻西、同、凤三府城的同时，关中数十州县先后都遭到回民军的围攻，回民军还攻克了渭南、华州、泾阳、高陵等县城，大大动摇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
　　
　　回民军处死团练大臣张芾
　　1862年五月华州、大荔、渭南回民起义爆发后，陕西地方清军已调往陕南、商洛防剿李蓝起义军和太平军，省城防守空虚。巡抚瑛栗惊慌失措，一时无法扑灭起义的熊熊烈火，不得不暂时采取安抚政策，派官绅到各县进行宣抚，张贴“劝谕”告示，进行欺骗宣传，企图制止这场起义斗争。团练大臣张芾亲往省东诸县“抚谕”。
　　张芾，字小浦，陕西径阳县人，道光时进士，官至都察院副都御使，曾任江西巡抚，因太平军占领九江，被清廷革职留任。1861年丁忧回籍，清廷任命他为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回民采取剿抚兼施政策，一方面，指挥各地地主团练大肆屠杀回民，另一方面，又进行安抚欺骗。六月二日，张芾自省城出发，由临潼县新丰镇渡过渭河，至油坊街。与张芾同行者有：同知吕绅、知州陈煦、知县马毓华、朱双之，乡绅有知府马百龄、知县蒋若泊、临潼县知县缪树本、侄孙张涛及团练20多人。张芾到了油坊街后，当晚召开附近回民首领进行“劝谕”。回民首领向张芾说，团练“凌逼太甚，所以拒之者，缓死也，非敢为逆也”，要求解散地主团练。张芾“汝等皆良民，惟欲得造衅者任老五一人而已。”任武恰在当场，他气愤至极，立即回到仓头镇集合了数千回民、包围油坊街。知府马百龄因系回民，事前已得到事变的消息，急告张芾，催促他快点逃走。张芾非常傲慢，自以为他是朝廷大臣，又依仗着地主团练势力，料回民不敢对他采取行动，故意要吃过早饭再走，吃了饼，又要吃粥。待饭毕刚走出大门，回民队伍已至。同时，回民又在张芾轿内发现了剿灭回民的反动传单，暴露了他假安抚真剿洗的面目。回民立即逮捕了张芾及其随员，押往仓头镇。六月九日，回民首领任武等对张芾审讯后，将他处死在渭河滩上，同时又处死了临潼县知县缪树本、候补知县蒋若钠等。
　　回民起义爆发后，瑛栗粉饰太平，以汉回械斗上奏朝廷，清朝统治阶级中有些人也认为是回汉仇杀，主张弹压息事。张芾被杀，震动清廷，清廷认为杀死大臣，已是叛逆行为，遂决定立即派大军入陕镇压。
　　处死张芾后，大快人心，起义斗争很快出现高涨，临潼、高陵、三原、泾阳、蒲城、朝邑、咸阳、长安、咸宁等县回民也纷纷起义，起义斗争席卷了省城以东地区。同时，起义军分别向同州府城和泾阳、高陵等县城发动进攻，省城也处在危急之中。
　　
　　圣山砍竹事件
　　1862年（同治元年）春，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苏浙地区殊死战斗之际，一直被清廷视为平静的大后方陕西地区，突然沸腾起来了。李蓝起义军邓天王、蓝大顺等部先后由川陕、鄂陕边境进入陕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率太平军远征陕西，五月十二日，翻越秦岭到达尹家卫。长期遭受清朝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回民大众这时乘机掀起了反清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是由回勇发端。这支回勇最初是由严树森召募的。严树森是渭南孝义镇人，咸丰十年，擢升为河南巡抚，河南为太平军和捻军往来要冲，于是严树森派人到渭南、泾阳、三原等地招募了600回勇，开赴开封，以资防御。同治元年，严树森调任湖北巡抚，他把回勇带回陕西，交给陕西团练大臣张芾，编入团伍。张芾又令总管渭南、大荔一带团练的赵权中统率。赵权中曾任朝邑训导，与严树森同乡，并有姻亲关系。严树森原想借“回俗强而乐效死”的特点，把这支回勇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然而事与愿违，却成为这次起义的最初发动者。
　　当太平军出子午谷时，赵权中奉命率600回勇赴刘峪口堵截。回勇不愿同太平军作战，途中杀死赵权中，自行散归。回勇数十人行至华州圣山下的小张村，购买汉民竹杆，制造武器，与汉民发生冲突。地主豪绅便鸣锣集众，残酷殴打回勇，当场打死两人，其余回勇逃回秦家滩一带回村。回勇赴州衙告状，华州知州淡尧袒汉抑回，不捕拿杀人凶犯，反斥回勇是“越界砍竹”，当堂宣谕：“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将回勇哄出州衙。州衙快班头秦英系回民，见此情景，忿忿不平，奔走相告。秦家滩一带回民闻讯，人人气愤，欲结队赴州衙抗议申辩。时值太平军逼近州城，在此危急之际，濮尧先向回民开刀，他说：“回民将作捻匪（指太平军）内应，必除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五月二十二日，他指使华州、华阴地主团练，开赴秦家滩屠杀回民，地主团练到了秦家滩后，疯狂叫嚣“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见回即杀，放火烧毁了秦家滩一带回民村庄。又四处飞递鸡毛传帖，宣称“陕不留回”，“天意灭回”，要于三日内将华州回民斩尽杀绝。华州、华阴渭河以南的回民，纷纷挚家北渡，向大荔的羌白镇、王阁村等地集结。五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抵达赤水、濮尧率民团堵防，渭北回民揭竿起义。
　　渭南地主团练头目冯元佐，勾结本县大地主赵姓、大荔李姓，潜行传帖，声言奉旨杀回，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有幸免者。仓头镇回民任武反抗地主团练血腥屠杀率众起义。二十七日，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等处回民也起来响应，数日之间，起义军连克孝义镇、羌自镇、八女井地主团练
　　据点，取得了初步胜利。
　　
　　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
　　白彦虎，陕西泾阳县人，回族农民。同治元年（1862）五月，泾阳县官申屠杀城内回民，杨文治、毕大才领导泾阳、三原两县回民进行自卫斗争。白彦虎参加了杨文治领导的围攻泾阳县城战斗，后来又参加了西安金胜寺、六村堡战役。1863年十一月渭城决战失败后，回民军西撤，白彦虎、马振和、马生彦率领一部分回民军经礼泉、乾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到达长武县的白吉原。白彦虎在白吉原设伏打败了清军雷正绾部，后撤至董志原，是董志原十八大营元帅之一。
　　白彦虎在董志原屯扎时期，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多次发动返陕斗争，特别是西捻军入陕后，配合西捻军，再次掀起抗清高潮。同治八年春，左宗堂镇压了陕西境内的起义斗争后，便集中兵力进攻董志原。在清兵进逼下，为了保存实力，陕酉回民军决定将十八大营改编为四大营，由白彦虎、马振和、禹得彦、崔伟分别担任元帅，并撤往宁灵。陕西回民军向驿马关、三汉河北进，分别由环县、固原，经下马关、萧河城、预旺城、半角城，进入金积堡地区。
　　白彦虎等同清军在金积堡西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杨文治、马振和牺牲，马化龙向左宗棠乞降，白彦虎和禹得彦率部经盐茶厅与马生彦、崔伟、陈林等部会合，由长流水、打拉城，出会宁、安定，撤向河州，准备联合当地回民、撒拉族等继续抗清。
　　河州马占鳌降清后，白彦虎等又撤退至西宁。白彦虎联合马桂源、马本源共同抗清。1872年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在大小峡至大小南川一线，白彦虎身先士卒，在冰天雪地里同清军进行了50余场恶战，身被弹伤。1873年初，崔伟、禹得彦、毕大才、陈林等降敌。白彦虎率部2000余人，出大通，经甘州，向陕甘回民军最后一个据点肃州撤退。在肃州城下，从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与清军打了一月，清军凭借长壕和炮火优势，回民军无法取胜。白彦虎率部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敦煌，进入新疆。经哈密、吐鲁番，进入玛纳斯河流域，在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一线，联合当地回民军展开游击战。1876年七月、白彦虎在古牧地战败后，清军追剿，走投无路，他想利用阿古柏势力“藉为声援自固”，然后再“伺机逃脱”，便投奔盘踞南路的阿古柏。阿古柏对白彦虎也非真诚相助，阿古柏军事失利时，他的部下“愿缚送自彦虎以表归顺之诚，且愿回南八城再求恩肴”。阿古柏死后，清军追剿白彦虎，经库车、拜城、乌什，到达喀什，十一月，率5000军眷，由喀什西北，渡过纳林河，进入俄境，至托克玛克一带。白彦虎最初是想买路
　　去麦加，吉尔吉斯的哈萨克穆斯林仰慕他的英雄行为把他们留下，他们就在土壤肥沃，水草丰茂的托克玛克一带，垦耕牧养，建立家园。现在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内的东干族（“东干”为突厥语“住下来的人”），就是白彦虎带去的陕甘回民军的后裔。但仍然保留着陕甘方言和习俗。
　　
　　反对盐斤加价的斗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陕西巡抚升允听取候补知府王荣绶的建议，奏准朝廷将花盐（即今宁夏花马池盐）改为官商并运，但开办后，严禁私商贩运，只准官运。在省城内设督销局，汉中、凤翔二府分别设立官盐总局，下属各县、镇设立分局、候补直隶州李显诚为凤翔盐局委员，总司盐务。
　　花盐官运是官方对食盐的一种专卖政策。官盐局垄断了花盐的运销。盐局设专供运盐的驼队，也雇民间驮伏运输，严禁商贾贩运。官盐局还垄断盐的销售。地方官吏勾结土豪劣绅，包揽销售，任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官运前每斤盐约34文，官运后官盐总局定价70文。各县按里加价，边远镇村加到一百数十文，是当时面价的五六倍甚至10倍（面价12文），劣绅为牟取暴利，又暗里在盐中掺沙，并用小秤出售，任意坑害群众。官盐局还豢养了大批盐勇，借端勒索，横行乡里，这样就激起群众义愤。1903年，凤翔、岐山、宝鸡等县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盐斤加价和官运的斗争。
　　农民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不堪忍受官盐局的勒索，密议发动反官盐局斗争。他们分头串联，并发出鸡毛传贴，附近农民蜂拥而至，一二日内就汇集了2000多人。他们先捣毁眉县齐家寨官盐局，又转头西上，捣毁岐山县境内益店、蔡家坡、高店及宝鸡县的虢镇、阳平等地的官盐局，运走了盐局内的存盐。十二月十四日夜，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率领群众到达凤翔东关，火把通明包围了官盐总局。“交出李显诚来！”喊声震天。盐勇开枪，当场打死群众一人，打伤数十人。群众更加愤怒，一齐冲入盐局。李显诚早已闻风逃走，群众打死了刘司事，放火烧毁盐局及骆驼厂的房屋。
　　烧毁凤翔官盐总局后，陕西巡抚派副将刘琦带兵赴凤翔镇压。晁黑狗、王摇摇不幸被捕入狱，后来被杀死在凤翔县城西门外。李猪娃逃到甘肃庄浪县，因好人告密而被捕。凤翔县知县不敢公开宣判，在城内桑园里偷偷地杀死了他。
　　凤翔、岐山、宝鸡等县群众反盐斤加价和官运斗争，虽然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斗争对清朝封建统治是一次打击，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宣布取消花盐官运，并将凤翔盐局委员李显诚、凤翔知府、及凤翔、眉县、岐山知县一律撤职。
　　
　　抗捐风潮
　　1906-1907年，陕西扶风、渭南、华阴、华州、同州、蒲城、富平等州县，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捐风潮。
　　这次风潮是由征派路捐引起来的。1906年，陕西巡抚曹鸿勋、藩司樊增样筹集修筑西潼铁路款项，规定食盐每斤原加价外，再加收2文，作为铁路专款；征收谷捐，将原来每亩征收3升的义仓积谷，改为路捐；另外还加收土税，每两鸦片烟再加12文。以上三项约计年收入在66万两以上。州县官吏和地方豪绅借征收路捐，巧立名目，敲榨勒索，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陕西自庚子以来，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征收路捐更加重人民负担，因而激起了大规模的反路捐斗争。
　　190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扶风县1000多农民在武生张化龙率领下，扛着锄头、撅头等农具，赴县城“交农”，要求知县谭绍裘取消盐斤加价和路捐，要求严惩劣绅。谭绍裘派书院山长马弊明出城当面答应群众要求，群众队伍解散。但事后盐价不仅未减，相反每斤又加4文。于是张化龙又率领群众，先到岩家咀
　　烧毁了劣绅马林太酒坊，后率众驻扎太白山的九阳宫，继续坚持斗争。
　　扶风县抗捐斗争发生后，凤翔知府昌龄十分恐慌，他一面派奸细混入群众队伍之中，借春节将至，竭力煽动群众回家团聚，瓦解军心，另一方面派军镇压，四处搜捕参加斗争的群众。不久，逮捕了普化熊、李化虎、帅大旗、帅怀疆、张保等人。张化龙在杏林秦家台也遭逮捕。张化龙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扶风、岐山、眉县等地农民无不气愤，飞递鸡毛传帖，于1907年二月二十三日，10万多农民分路汇集在扶风城下，包围县城，齐声高喊：“还我张化龙”，“杀死马林太”。在一片怒吼声中，凤翔知府昌龄和扶凤县令谭绍裘吓得魂落魄失。昌龄战兢兢地爬上城楼，答应了群众一切要求，骗走了围城群众。当晚，偷偷杀了李化虎等人，第二天又杀了张化龙，扑灭了这场群众斗争烈火。宣统二年，群众为了纪念这位死难英雄，在绛帐镇的大路旁给他立起了一块碑，这块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里。
　　富平县农民先后掀起两次反路捐斗争。第一次约在1906年十月间，富平县东北乡两三千农民，掮着木杈、扫帚、集合在县城北门外桥头，要进城交卸农具。知县李嘉绩在北城上，向群众保证停止征收路捐。群众见知县当面许诺，于是大家散归。但事后路捐照收，群众发现受欺骗后，十二月下旬，传递鸡毛传帖，提出了“反路捐，不过年”的口号，准备再次围县城。一天，县城逢古会，四乡群众赴约纷纷向县城集中，知县闻听，大惊失色，立即与绅士商议，组织人员防守县城。正在此间，差役慌忙闯进县城报告：“四乡农民铺天盖地交农器来了，他们马上要烧毁城门”。知县当场被吓死，一命呜呼了。
　　华阴、华州、同州、蒲城等县农民也掀起了反抗路捐斗争。农民成群结队，涌进县城，捣毁县衙、税局、盐局。
　　这次声势浩大的反路捐斗争，历时五个月之久，遍及关中七个州县，先后参加的农民达十几万人。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反封建剥削斗争。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农民斗争的严重打击下，不得不向农民让步，于1907年底宣布“停收铁路亩捐”，反路捐斗争取得胜利。
　　
　　捍卫西潼铁路和延长石油矿主权的斗争
　　20世纪初，在全国收回路矿主权斗争高涨的形势下，陕西也发生了保卫西潼铁路修筑和延长石油矿开采主权的斗争。
　　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关中平原又很富饶，所以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垂涎已久的事。比利时取得京汉路修筑权时，在筑路合同里规定，汴洛以西的铁路（包括陕甘）修筑由比利时公司承担。清政府出卖陕甘路权遭到两省人民坚决反对。1905年夏秋之交，在京、沪的陕甘两省士绅、商人和学生联名向商部上书，坚决反对外人掠夺路权，主张自修铁路。陕西巡抚曹鸿勋为了取得办“新政”的美名和借办铁路从中渔利，决定官办西潼铁路，并奏委藩司樊增祥为总办。
　　樊增祥借修西潼铁路，大肆勒索，引起了关中七州县农民的抗捐斗争，迫使陕西巡抚停止征收铁路亩捐。路捐停征后，曹鸿勋又勾结帝国主义，阴谋出卖陕西路权。英国瑞记洋行买办徐树德偷偷地溜进西安，同曹鸿勋、樊增祥密商。徐树德代表英国天津瑞记洋行表示，英国愿意承修陕西铁路，25年后再由中国赎回。曹鸿勋答应他的要求。曹鸿助的卖国罪行，引起全陕人民一致抗议。高等、师范、陆军等学堂全体学生上书巡抚衙门，强烈抗议出卖路权。在陕西人民的谴责下，曹鸿勋不敢公开承认出卖路权，他又派亲信郑思贤赴上海招股，准备吸收外国投资。这件事又遭到陕西绅学界同声反对，公推代表张铣（张拜云）赴京，联络在京陕籍人士共同反对，并上书邮传部揭露上海招股出卖主权的真相，痛陈陕西官办铁路的弊端。陕西留日学生在《关陇》、《夏声》杂志上撰文指出：出卖路权，““国破家亡，祸自今始”，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在陕西人民一致反对下，1908年，西潼铁路改为集股商办。
　　1903年，德国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汉纳根，假借旅行之名，窜到陕北进行侦察间谍活动，发现了延长石油矿资源。他回到天津后，立即与德国领事及德商世昌洋行密谋掠夺延长石油矿的开采权。德领事派遣世昌洋行买办于彦彪到延长县活动。于彦彪勾结地方绅士，订立开采合同，呈请延安府，领照开办。于彦彪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声言德洋行已购定机器，聘好了矿师，“几若势在必行，现无中断之理”，进行讹诈威胁。陕西巡抚怕准其开办，“肇生衅端”，拒绝了洋行的无理要求。1905年冬，陕西巡抚奏请试办延长石油矿，购买日本开井、炼油机器，聘请日本技师，设厂开采。1907年九月正式出油，日产原油13000斤。
　　1908年，清政府派员来陕勘查，准备收归部办。美、日、德、俄等国也积极活动，企图插手。陕西绅商学各界600多人在中州会馆集会，强烈反对部办，呈请巡抚恩寿由绅民集资成立公司自办。在舆论压力下，恩寿奏准改为商办。延长石油矿改为商办后，因集资困难，油矿开采一直起色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