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八十九回 宣统退位袁掌权 陕南开发人口减

　　第八十九回宣统退位袁掌权陕南开发人口减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光绪终因长期心情极度忧郁，死在瀛台的涵元殿，立载沣的儿子(光绪帝侄)溥仪为帝。
　　公元1909年宣统皇帝溥仪即位。溥仪出生于公元1906年，至公元1912年逊位，死于公元1967年10月，终年61岁。
　　即位时，年仅3岁。
　　慈禧太后立此幼帝，本意是继续“垂帘听政”，但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年，她也一命呜呼了。?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1月2日，以其足疾为由，叫袁世凯回原籍养病。
　　这时，西太后、光绪皇帝已在三年前相继去世，做皇帝的是六岁的溥议，由他父亲载沣做摄政王。
　　载沣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眼下看到国库空乏，财源枯竭，整天忧心忡仲。
　　他便召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度支部尚书载泽前来议事。
　　载沣满脸愁云结结巴巴地说：“现在国库已空，实行新政的开支也无从着落，如何是好?”
　　宣怀为了迎合载沣，笑着说：“钱倒是有的，不过要办一些手续才能拿到！”
　　“什么手续?”载沣急切地问道。
　　宣怀满有把握地说：“只要利用外资开发实业，钱就有啦！"
　　载沣喜出望外，记起了西太后慈禧“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的遗训，说：“好，好，有钱就好！”
　　盛宣怀便说：“不过，借钱之前，须得订个合同。”
　　“订什么合同呢？”载沣迫不及待地问。
　　盛宣怀不慌不忙地说：“我们不妨开发铁路事业，用铁路经营后得来的钱还给外国，岂不是一本万利吗！”
　　载沣一愣，担忧地说：“现在铁路股东都在私人手里，怎么办呢？”
　　盛宜怀转动一下眼珠，说：“我们可以把铁路收归国有，再与外国订立合同。”
　　载沣转问度支部尚书载泽：“这样办行吗?”
　　载泽点头说：“行呀!”
　　载沣满意地点点头，对盛宣怀说：“这事就交—给你办吧！”
　　三个人当下策划停当，由盛宣怀出面与外商订合同借款。这样，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已经勾结起来。
　　5月份，载沣有恃无恐地突然谕令全国，把铁路收归国有，并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这可激怒了铁路行业的同仁们。
　　6月中旬，铁路收归国有的上谕，终于传到了四川，铁路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有两三百人参加。
　　会场是在公司一带着棚子的天井里，演讲台就是过去的一个戏台，在上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是放着一排太师椅子。
　　台上台下的人都坐满了。
　　铁路公司总理眼看人都到齐，就摇铃宣布道：“现在开会，请发言人上台讲话。”
　　邓孝可首先上台讲话，他说：“铁路归公，这不是夺我们的性命财产吗？”
　　他讲得很激动，会场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接着登台演讲的是一位皮肤白哲的胖子，此人叫罗纶，是谘议局副议长。
　　他先向全场的人行了一个礼，便用宏亮的声音说：“各位股东，各位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都给盛宣怀给卖了！给卖到外国人那儿去了！”
　　说着，他竟放声大哭起来，全场的老少也都跟着大哭起来，哭声中，还夹杂着愤怒叱骂声：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
　　“我们反对，我们誓死反对！”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罗纶拉开了嗓门，连哭带喊：“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要誓死反对呀！”
　　他把拳头“砰”地一声砸在讲台上。台下的人也都学着罗纶的样子，在自己的席上砸了一拳。
　　罗纶接着又说：“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机关，联络省内外同胞，反抗到底！我们如达不到目的，就号召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大家赞成不赞成?"
　　“赞成！”两三百人异口同声。
　　就这样，铁路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
　　罗纶推荐蒲殿俊为会长，大众又推罗纶为副会长。推选刚结束，有人站起来提议说：“我们到会全体人员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
　　大家一致赞成。于是，这支两三百人的队伍，从铁路公司走去。
　　沿街的市民都闻讯而而动，人越来越多，到了藩台衙门的时候，罗纶带人到衙门里找藩台王人文。
　　不一会，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说：“我一定不负众望，请大叔们安心。”
　　这简直是火上加油。
　　大家回去后，广泛宣传，成都的每家商店都搞了宣传牌位，街心上也搭了宣传台，内面有歌唱道：“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那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
　　保路形势的发展，使清朝政府着了慌。
　　藩台王人文被革职，取代的是杀人狂赵尔丰。
　　他从前为了讨功，曾在四川把一村的男女老少都杀死了，所以四川人都叫他“屠户”。
　　赵尔丰到任后，看到保路的声势浩大，不敢轻易动手。
　　8月30日，成都保路同志会散发传单，通告全省罢市，拒绝交纳捐税。
　　运动发展到了省城以外，革命党人也配合活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运动很快发展到全省一百多个州县，声势大大加强了。
　　赵尔丰眼看形势越来越严重，又苦于清政府一再催促，急得团团转，咬牙切齿大骂革命党人和保路会，决心寻找机会进行镇压。
　　9月7日，铁路股东正在开会，商量进一步斗争的办法，一个差官进来，对着股东的负责人说：“北京有消息来，总督有事请你们派代表去衙门商量。”
　　股东们不知是计，罗纶、蒲殿俊等几个代表跟着差官到了衙门，二话没说，都被赵尔丰捉了起来，打入死牢。
　　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对手下说：“赶快把造谣惑众的铁路公司查封。
　　罗纶、蒲殿俊在总督衙门被捕和铁路公司被封的消息一传开，全城震动。
　　第二天上午，成千上万的市民，蜂拥到总督衙门来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
　　赵尔丰早有了准备。总督署门口及附近街口要道，分兵把守，弓上弦，刀出鞘，洋枪子弹上膛，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手无寸铁的市民，密密麻麻地刚走到督署的东辕门，就遭到枪击。
　　为首的几个市民被打死。
　　如潮似涌的群众，跌跌撞撞地向街两侧的铺面里逃避。
　　街上留下三十几具尸体，其中有十二三岁的小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妈。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加紧封锁消息。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改任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兵马。
　　11月1日，袁世凯就职后，立即下令北洋军攻下汉口。
　　正当湖北军政府受到北洋军炮火威胁的时候，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
　　1912年元旦，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了中华民国成立。
　　但是不久，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于1月21日，孙中山被迫表示，如果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自己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袁世凯见夺得革命胜利果实的时机已到，便设法逼大清皇帝退位。
　　他一方面声称进攻革命军实有困难，另一方面密奏隆裕太后(光绪皇后)，以“东西友邦(列强)贸易损失已经不少，若再打下去，他们难免不进行干涉”为由，逼迫皇帝“禅位”，隆裕太后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先后两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
　　袁世凯为了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还草拟了优待皇帝、皇族的条件，革命党为了废除君主制也同意了这些条件。具体内容是；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优待条件：
　　一、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待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给。?
　　三、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的役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的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优待条件：?
　　一、清以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相同。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此外还规定，满、蒙、回、藏王公的世爵与宗教信仰依旧，满、蒙、藏各族与汉族平等。
　　隆裕太后见了这些优待条件，又一次召集御前会议，并叫宣统皇帝溥仪降御座以感谢“袁大臣”在优待皇室、皇族的条件上所做出的努力；袁世凯则又装成一副忠臣义士样子，“惶恐顿首辞谢，伏地泣不能仰视”。
　　公元1912年，即民国元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正式公布“逊位”诏书。
　　诏书说：“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仪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
　　诏书一下，清帝随之宣布退位。
　　至此，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王朝彻底灭亡了，中国2132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到此结束。
　　
　　南巴老林的开发
　　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地处秦岭（南山）与巴山山区，除了沿汉江一线开发较早以外，其他广大地区直到明代还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未开发地带，明代人多称之“南巴老林”。这里在西汉时共有人口30万左右（包括汉江谷地在内），以后长期低于此数，到了宋金对峙时代，这里更是战事频仍，人口剧减，元初仅剩下人口1.9万，直到清初，人口还远不及西汉水平。今宁陕、柞水、岚皋、镇坪、佛坪等县境内当时竟至“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那时的陕南，丛山中既无道路，汉江上罕有舟揖，“以数百里疆域而四乡并无集市”，很少的一些居民过着”内既不出，外亦不入”的封闭式自给自足生活。
　　随着南巴山区周围的川、楚、豫等省及关中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从明代起，越来越多的外地农民开始进入南巴老林，在其中垦荒、伐木、采漆、生产林产品与土特产品。明清统治者为了强化对人民的控制，不许人民随意流动，而实行“禁山”的政策。这激起了“流民”们的反扰。元末、明末农民战争中都有大批农民进入陕南山区，明中叶的荊襄流民起义与商洛流民起义，更使统治者的禁山政策遭到沉重打击。随着移民的增加，明代陕南出现了紫阳、白河、汉阴、镇安、山阳、宁羌等新的州县。到了清代，随着南巴老林周围地区人口与土地问题日益尖锐，“流民潮”势不可挡，“禁山”政策已失去了作用。到1741年（清乾隆六年），陕西当局终于取消山禁，以按律纳税当差为条件，允许外地移民前来开发山区。自此移民陕南的浪潮达到空前规模，来自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地的“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陕南山区的人口因此急剧增长。自1693年至1819年，陕南人口平均密度从每平方公里2.03人增至46.8人"，昔日“古木丛草，茂密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已经“处处俱成村落”了。
　　大批移民的到来使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粮食品种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山区，明代低产的小米到清乾隆以后已逐步为川楚移民引进的高产的玉米所代替，嘉庆年间已是“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在河谷地区，水稻种植也有很大发展。陕南的商品粮不仅满足了当时蓬勃发展的山区工场手工业的需要，而且大批地沿汉江运销至湖北等地市场。烟草、生漆、蓝靛、花生等商品作物也成为重要输出品。山区森林、矿藏资源的开发使陕南地区以木材、造纸、冶铁业为中心的手工业大为兴旺，从秦岭到巴山的穷乡僻壤中到处布满了铁厂、木厂、纸厂、耳厂，乾嘉之际，这里一度成为我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地区”。从事手工业的人员多达数千万。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陕南在清中叶山现了一大批新的行政区：留坝、定远（今镇巴县）、镇坪、砖坪（今岚皋）、宁陕、孝义（今柞水县）、佛坪等厅。社会的发展使阶级对立与斗争也更加活跃，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就以陕南为主战场之一。
　　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明清时代陕南山区的开发有很大局限性。人口膨胀、“老林”消失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使“靠山吃山”的手工业在道光以后逐渐衰落，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垦荒潜力的耗尽，使农业的人均产量和商品率也呈下降趋势。进入近代以后，南巴山区的经济已严重凋蔽，这里又逐渐成为与陕北并列的贫困落后地区。
　　
　　陕南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随着上百万的流民移居和开发南巴老林地区，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利用，因而清前期的陕南尤其是陕南山区，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凤县、略阳、留坝一带的冶铁工场，西乡、定远（今镇巴）一带的造纸作坊，以及佛坪一带的木材工场，都达到相当的规模。他们为市场而生产，内部分工十分发达，主持者拥有巨额资金。特殊的设备，雇佣着大批流移人口作为劳动力。显然，清代前期与中期陕南山区的这种经济在陕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已经具有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萌芽。
　　乾隆、嘉庆年间佛坪一带山中有“大小木厢数百十处”，其中规模最大的“厢”（木材作坊）用人多达三五千，较小的“亦数以百计”，它们多装备有“溜子”（滑道）与“天车”（起吊木材的绞盘），用畜力或人力驱动，伐木、造材、油木、放木排等工序都相当专业化。产品除圆木外还包括板材与木柴。凤县、略阳一带的铁厂常常由炭窑、采矿场、冶炼场组成，有的还“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冶铁所用“铁炉高一丈七八尺，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拽之，日夜不断火”，砍木、装窑、背炭、挖矿、运矿、炉匠、铁匠及搬运工等分工很细，大厂雇人多达二三千，小厂也有数百人乃至千人。留坝一带的铁厂规模也很可观，其产量在嘉庆、道光年间每年达300余万斤。由于这些铁厂的存在，留坝的市镇一度非常繁荣，当时号称“小汉中”。
　　嘉庆年间西乡县境内有纸厂20余所，定远厅的纸厂则超过百家，“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规模也不小。
　　这些工场大都由“拥厚资求赢者”即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者主持，“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这些一无所有的“工作之人”与“拥厚资”者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显然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它的刺激下，清中叶陕南商业、航运也十分兴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好景不长，由陕南手工业的农业基础仍然是封建性的，由于这些手工业大都建立在对山林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之经上，随着资源的枯竭与封建压迫的增强，道光以后各种工场都日趋衰落。到清末，除了外国资本影响下的商品经济外，土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消失殆尽。我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却始终无法长大，陕南的工场手工业也终于没能避免这种结局。
　　
　　清代陕西人口问题
　　清代陕西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膨胀。
　　在清代以前近2000年间，陕西人口增长总的来说是停滞的。早在秦汉时代，今陕西境内的人口便达到了300多万，以后长期低于这一水平，在汉末至南北朝间甚至降到只有六七十万。隋唐盛世，陕西人口才恢复到秦汉水平。盛唐时且有所突破，天宝年间达到430万的高峰。但此后随着京畿地位的丧失，人口又降到秦汉水平以下。明代由于西北屯田的发展，陕西人口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数高1倍左右。但今省界内的人口仍未超过西汉。直到清初的1685年，陕西人口才不过224万。到了清中叶，由于东南过剩人口重新流向西北，清廷对流民政策的改变，以及废除人头税等原因，陕西人口出现了空前的大幅度增长，从1685年的224万猛增到1835年的1200万，一个半世纪里增长了5倍多！其中仅1753-1757年的4年间就增加了80％以上。这个时期总的来说陕西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比全国平均数快，但由于陕西是个已开发了数千年的老经济区，潜力相对枯竭，因此人口压力显得特别沉重。
　　在陕南山区，清前期大量移民的涌入对南巴老林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但不久事情便走向反面。到乾隆末年，这里已是“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尺水可灌”。此后垦殖活动进一步向深山老林延伸，到道光初年“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甚至秦岭、巴山最深处的佛坪、砖坪一带，也到了“虽深山密菁有土之处，皆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人偏及”的地步，出现了“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的危局，原有生态环境完全破坏。随着老林的消失，一度繁荣的手工业急剧衰落，农业生产条件也严重恶化，大片地区“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在陕北地区，明代已出现的生态危机到清代在人口压力下更加加剧，许多地方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中，源地变铆，铆成沟壑。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导致人均占有粮食减少，粮价大涨，商品率严重下降，其他各种农林产品的商品量也越来越少。加之水土流失引起江河淤塞，“老林开空，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乱岩险滩，多昔无而今有”，交通航运脉络日益萎缩，使自然经济的闭塞状况日益严重。商品粮的减少与涨价、交通的恶化与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了手工业的萧条，而大批手工业者被迫归农，反过来会使农业人口的压力更加沉重，生态破坏的速度更快。
　　此外，大量的过剩人口还导致了租佃、雇佣关系中的剧烈竞争，使地主与雇主可以趁机提高地租、压低工价，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残酷。在陕南一样地区，从康熙年间到嘉庆年间地租剥削率竞然增加了10倍之多！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交相催化，使嘉庆、道光之后的陕西社会动荡不宁，战争与灾荒频仍，在极端悲惨的状况下中断了清中期陕西人口高速增长的过程，从道光年间到清末，陕西人口又从1200多万锐减为800多万。
　　
　　古代陕西的刻书事业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首先发明的就是雕板印刷。雕板印刷的起源，可追溯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石碑→拓片和战国以来的印章→蘸色。但发明出雕板印刷的技术，印制出最初的印刷品，已到了唐代末期。唐以后的五代，开始大量刻印书籍。至北宋，相继出现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刻书中心；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山西平水（临汾）。宋末眉山刻书事业衰落，其余三个地方仍是元代的刻书中心。明清两代，刻书事业远比从前发达，全国各地文化较发达地区都能刻出较好较精美的书籍。陕西的刻书事业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早在公元11世纪（北宋），陕西就能用雕板印刷技术印制纸币。12世纪末（金朝中期），陕西出现了最早的刻书，即华阴刊印的《西岳华山志》。元代京兆府（西安）也刻过不少书籍。平水与陕西仅一河之隔，可能那里的刻书风气也影响到陕西。进入明代，陕西雕板印书事业大大兴盛，刻书地方遍及西安、咸阳、朝邑、同州（大荔）、三原、彬县、泾阳、乾县、凤翔、汉中和延安等三四十处。与这时的全国各地一样，不仅官署刻书，藩府、书院、书坊、私人也都刻书。官刻本如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刊刻的《十七史详节》、西安府刊印的有关长安的几种著名志书《长安志》、《长安志图》和《雍录》；藩府本如明秦王府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和根据唐代陕西名医孙思邈的名著择要编成的《千金宝要》；书院刻本如西安正学书院所刻“国语”，坊刻本如合阳书堂合刻的《长安志》和《长安志图》，私人刻书如长安大藏书家、刻书家许宗鲁用古体字（即把小篆楷写）刻梓的《韵补》、《吕氏春秋》等等，都是明代陕西版刻佳品。此外，明末陕西科学家王征还刻过自已撰写的多种科技和其他著作,可惜仅《奇器图说》和《两理》流传下来。
　　清代陕西刻书事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形成西安、三原、朝邑、华县、安康等刻书中心。像《康熙陕西通志》、《雍正陕西通志》等，都是清代西安官刻志书，但这时西安官制书籍最多的还是理学著作。西安坊刻书这时已达十余处。三原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关中地区文化较发达的地方，《借阴轩丛书》就是清代三原藏书家李锡龄辑、三原宏道书院刻梓的综合类大型丛书。三原东里堡刘家在清末还刻过《传经堂丛书》，后来，清麓书院又刊刻了《清麓丛书》，都是以理学著作为主的大型丛书。在清末“西学东渐”的风气之下，还刻印大量理学著作，不能算是有眼光之举，只是它对研究关学尚有一定价值。三原的九畹书屋等也搞过一些私人刻书。其他如朝邑还刊刻过《青照堂丛书》，华县、安康的刻书业也很发达，泾阳柏氏、蒲城味经堂等也都是清代陕西刻书事业较兴盛的地方。刻书技术比明代又有很大进步。
　　清末，石印、影印等新的印刷技术从西方传入，刻印书籍已不再局限于雕板印刷，至民国初年又传入了铅字排印的新方法，对传统雕板印刷冲击更大。此后，随着我国传统的雕板印刷业在全国范围内历史性地下衰，持续数百年的陕西刻书事业也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