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七十三回 张载关学山河堰 岳飞天祥抗金亡

　　第七十三回张载关学山河堰岳飞天祥抗金亡
　　
　　张载与关学
　　1040年（宋康定元年）的一天，经略西北的范仲淹在延安任所接见了一位20岁的小伙子，他侃侃而谈，纵论军事，并自请结客以取洮西之地。范仲淹很赏识这个年轻人，“你是个能成大器的人，应该在儒学上下功夫”，范仲淹这样开导他。
　　16年后，当年的小伙子以名儒身份出现在首都汴京的讲坛上。他就是宋代理学四派（关、闽、濂、洛）之一的“关学”的创始人张载。
　　张载(1020年一1077年），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随父侨寓于郿县横渠镇，成名后即在横渠讲学，人称横渠先生。自受范仲淹启发后，他发愤研究儒、佛、道诸家学说，要“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深入比较，他采取了祟儒而排斥佛、道的立场。1056年，他在开封与理学另一派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会见，互相切磋。次年中进士后，他开始了13年的仕途生涯。王安石变法时，他主张渐变，反对王安石的“顿革”，对熙宁新政持批评态度，终于在1070年（宋熙宁三年）辞官回到横渠，潜心著书、讲学，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体系。
　　在自然观上，张载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予以发展。他认为世界由物质性的“气”构成，肯定天地为本，人心为末。而“气”这一宇宙本源处于永恒运动之中，由“气”构成的任何事物中都包含着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即所谓“一物两体”，这样，张载就以他建立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认识论上，张载是个二元论者，一方面他肯定“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认为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主体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认为理性认识来自先验的德性而不依赖于感性经验。这体现了他的认识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
　　张载的伦理观完全继承了儒家的性善论，他认为人和万物皆“气”之所聚，而气本来的“天地之性”是纯洁的，人应当修身养性，节欲兼爱，以保存和恢复先天的善性。为此他发挥儒家传统的仁义孝锑观念，认为社会应当象一个大家庭，君是天的长子，其余人应对“天”尽孝，对君主尽忠，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而君主则应教民知仁义，首先是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为此张载在他的社会政治主张中贯穿了浓厚的复古主义精神，他不仅象许多儒家学者那样狂热推崇井田制，而且还认为它应当并能够行之于世。他甚至与他的学生计划“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把井田制付诸实施，结果以失败告终。
　　1077年，张载又被朝廷起用为同知太常礼院，任职不久即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又有病，而辞职回家，途中在临潼病逝，终年58岁。当时他家“贫无以殓，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
　　宋代的理学是我国儒家思想经受了魏晋以来佛、道宗教思想强烈冲击与挑战并融合了佛、道思想中的若干成份而获得空前发展的结果。张载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即所谓“关学”，是理学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主要派别。“关学”中的唯物主成份曾对以后王夫之等人的进步思想起了积极的影响。但其中的唯心主义糟粕与宗法伦理观念则被朱熹等人所接受并演变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南宋高宗赵构，在北宋徽宗时封康王，因曾奉命北赴金军议和，中途被主战派将领宗泽劝阻而留在磁州，才幸免为金军所俘。北宋灭亡后，他于1127年5月在南京应天府即皇帝位，成为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南宋高宗即位后，由于金兵武力的威胁，所以从当皇帝的一开始，就奉行投降政策，表现了他的软弱无能和苟且偷安的本质。
　　宗泽曾先后26次上书朝廷，要求高宗不要躲在扬州，赶快回开封，率军渡河北伐金兵。宗泽抗金卫国的热情受到了无情打击，终于1128年(建炎二年)的冬天，忧愤成疾，郁郁而死。
　　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3月，浙西制置使(负责边防军事的官职)韩世忠领导的部队，在镇江大败完颜宗弼领导的金兵。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亲自击鼓助阵，使金兵渡不过长江，企图贿赂，便把掠夺的财物送给韩世忠，被韩世忠严词拒绝。
　　金兵没有办法，只好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成连接江口的大渠，狼狈逃往建康，
　　时年41岁的韩世忠，又以8000名士兵，驾着大船，截击10万金兵，使金兵遭到从未有过的挫折。同年5月，金兵逃往建康后，又遭到都统制(屯驻外地禁军将官)岳飞的两次袭击。岳飞从宜兴出发，直抵建康，把金兵杀得尸横遍野，其中包括金朝大小将领170余人，缴获马甲近2000副，弓箭、刀旗、金鼓等3500多件。岳飞收复了建康。在江南人民的痛击下，金兵为形势所迫，只好退出江南。
　　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5月，完颜宗弼再次兴兵4路南下，战线东起淮河下游，西到陕西。宋将岳飞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领兵北上，抗击金兵。岳飞和完颜宗弼大战于郾城。完颜宗弼的主力部队，人人披铠甲，戴铁兜，号称“铁浮图”(铁塔)，两翼是万余名号称“拐子马”的骑兵，浩浩荡荡列阵进攻；岳飞则指挥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腿；其中，战将杨再兴单骑深入，杀死敌人多人，自己身上也受伤10多处，但仍坚持战斗，威震金兵。战斗结果，岳飞大胜，金兵惨败。完颜宗弼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飞抗金节节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却害怕起来。他担心岳飞兵力的扩大，危及他的皇位，就和投降派秦桧密谋策划，停战求和。公元1140年7月，秦桧以高宗的名义，一天连下了12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愤怒交集地叹息道：“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从前线撤离了，百姓们号啕大哭。当岳家军退到鄂州(今湖北武昌)的时候，前方已经收复的城市，又沦入金人手中。
　　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4月，高宗和秦桧一伙，用阴险狡猾的手段，剥夺了岳飞等人的兵权；7月，赵构和秦桧按照完颜宗弼的“必杀岳飞，方可言和”的要求，罢免了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10月，便诬告岳飞谋反，连同他的养子岳云、部将张宪一起逮捕入狱。韩世忠为其不平，去质问秦桧有没有证据。秦桧回答说：“莫须有。”意思是“也许有吧”。1142年(绍兴十二年)1月27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杀害了岳飞、岳云和张宪。39岁的岳飞就这样含冤而死。
　　正是在岳飞被诬陷下狱的同时，即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11月，南宋同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和约”，其主要内容是：1.宋向金称臣；2.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3.宋、金疆界东以淮水，西至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北归金朝，宋割唐、邓两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2州之半予金。又因为这个和议是在绍兴年间签定的，所以又叫做“绍兴和议”。
　　宋代山河堰
　　山河堰即石门水库，原是刘邦从汉中初起兵时萧何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建堰用来灌溉农田，所以最初人称“萧何堰”，日久年深，后来就成了山河堰。山河堰最初的灌溉面积高达4万余顷，这与战国时秦国在关中兴修的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相当，为刘邦取得天下起了很大作用。但以后却被毁弃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北宋才重被修复利用。
　　北宋真宗时许逖出知兴元府，首次修复了汉代的旧堰。许逖修复后山河堰的灌溉面积多少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山河堰修厦后粮食当即获得丰收，许逖并由此得以升迁，因此它的功效也应当是很显著的。其后北宋朝廷一直很重视山河堰的修护，仁宗时曾在堰上立石刻写上堰法，当时已把修堰护堤作为一项重要日常事务。
　　宋室南迁以后，山河堰又一度毁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宋金战事的发展，汉中盆地的军事地位也日益重要，南宋的大批军队驻入汉中盆地及其迤北一带，军粮供给虽不必专仰赖于汉中，但巴蜀诸地运粮北上，则显然不如汉中便捷。因此，发展汉中盆地的农田水利灌概事业以提高粮食产量，也就成了关系南宋秦岭防线成毁存亡的重大问题。
　　南宋首次重修山河堰，是在高宗绍兴七年，是由守将吴玠等主持修建的。其后未久，山河堰又被夏季洪水冲溃，至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又由守将杨庚倡议重修。山河堰水利工程的主要水源出并流经秦岭山中，至山河堰方将出山口，其诸干支流的水量都只能经山河堰出山渲泻，一遇较大山洪，这种木石构筑的堤堰自然难以抵御。所以以后山河堰又频频决毁，屡次重修。
　　山河堰的主体工程自古就是由六个主要堰水和分水堤坝即所谓“六堰”组成，灌溉渠道在宋代有大小六七十条，构成一片密集的水网，在宋代灌溉农田二三千顷，虽然这已远不足以与汉初的4万顷相比，但它的兴废对于汉中盆地的农业仍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宋人才会屡毁屡修。特别是南宋时汉中成为对金抗战前线以后，为确保抗金军兵的给养，就必须保证充分发挥山河堰的作用，以发展农田水利灌溉业，提高粮食产量。南宋山河堰首次复修就是由当地抗金主帅吴玠所主持，其后吴玠的弟弟名将吴璘也曾主持修复工程，都可以说明山河堰对保障抗金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一年)6月，金朝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宣告了高宗、秦桧投降路线的破产。在军民一片抗敌声中，高宗感到统治地位难以维持，便于公元1162年6月，宣布禅让，由太子春(shèn，读慎)即位。
　　南宋孝宗赵眘出生于公元1127年，孝宗为了鼓励抗战，在即位的一个多月后，便下诏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原官爵，依官礼改葬，并查访岳飞的子孙后代，其中有六人被授以官位；然后，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
　　公元1163年(隆兴元年)正月，孝宗又晋升张浚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落20余年的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把被秦桧以“妄议和好”罪排斥出朝的胡铨也重诏入朝；追随秦桧一伙的投降派被驱逐出朝。从此，在南宋朝廷，主战派占了上风。
　　宋廷符离战败后，妥协派乘机对张浚围攻，孝宗也为此动摇，并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准备议和。不久，张浚也被排挤出朝。公元1164年(隆兴二年)冬，孝宗派主忭(biàn，读便)到金朝求和。结果，南宋除割让海、泗、唐、邓4州外，又割让商、秦两州；南宋不称臣，只称侄皇帝；把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虽然每年减少10万，但仍交20万。因为这个和议是在隆兴年间订立的，故史称“隆兴和议”。
　　公元1167年(乾道三年)，孝宗派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对此，朝中妥协派又纷纷的反对，说这要让金朝知道了，又要引起麻烦。孝宗没有理睬他们。以后，孝宗又下令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进行防御的准备工作。宰相虞允文还在民间建立抗金武装，由官员训练。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虞允文去后，训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
　　公元1179年(淳熙六年)封桩库只剩现钱530万贯，到公元1183年(淳熙十年)，仅4年的时间，就增加到3000多万贯，加上地方积的钱，共达4700多万贯。
　　公元1187年(淳熙十四年)10月，太上皇宋高宗病死。由于孝宗服丧，把朝中大事交于太子赵惇(dun，读敦)办理。公元1189年的2月，孝宗退作太上皇，太子赵惇即位。
　　宋光宗赵惇出生于公元1147年。即位后，李后把持内宫。太上皇听说后，很是不满，再加上宦官从中离间，更加深了太上皇孝宗与光宗、李后之间的矛盾。有一次，李后请皇帝立她的新生儿子嘉王扩为皇太子。太上皇因为光宗即位1年，便立太子，未免太早，拒不同意。李后很不满意，在向光宗述说此事的时候，并加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光宗信以为真。对父皇更为不满。从此，他长期不往重华宫太上皇处问安。朝中大臣感到光宗这样着实不妥，曾多次上书请谏，但光宗却很不耐听。
　　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6月，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病；孝宗死后，光宗不去服丧；孝宗葬礼，光宗称病，也不去主持。后经枢密院事赵汝愚和知閤(ge，同阁)门事韩侘(tuo，读托)胄奏请太皇太后批准下诏，让光宗退位作太上皇，令光宗的第二子赵扩即皇帝位。
　　宋宁宗赵扩出生于公元1168年，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不孝皇帝；也不去太上皇住处问安。宁宗即位后，以留正和赵汝愚为左右相，以朱熹为待制兼侍讲。赵汝愚是主和派。他任右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通过为宁宗讲道学，和朱熹结成死党，协力排挤主战派韩佗胄，阴谋控制朝中军政大权。然而，宋宁宗还是明智的，他不听信赵、朱的谗言，很信任韩佗胄，并支持以韩佗胄为首的主战派。如主战派的有力人物参政事京镗(tang,读汤)曾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当场叱退全副武装的金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孝宗为之称赞说：“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许，但在关键时刻，能做到临危不惧，象京镗这样吗?”朱熹初次见宁宗，就大讲其“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并借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谏，干预朝政，弹劾韩佗胄，说宁宗已被韩佗胄等人窃取权柄。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2月，右正言李沐上书，指出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对社稷不利。”宁宗认为有道理，也借机罢免了赵汝愚的相位，令其出朝。不久，京镗任右相，韩佗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
　　公元1195年，右正言刘德香上书，揭露朱熹的道学是伪学，“说的是先王话，实际做得连一般人都不如”，要求宁宗恢复孝宗时期抗战反金的路线。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朱熹的言行不一。他揭露说：“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作官都要带着；家里大儿媳妇死了丈夫，却怀了孩子；几个儿子偷了人家的牛杀肉吃；他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管理漳州(今福建省漳浦)时，专门搜罗古书归自己；他作浙东提举时，曾向朝廷要去大量赈济钱米，分给门徒，不给百姓；他霸占别家的产业，自己盖房子，还把主人治罪；他发掘崇安弓的坟墓，埋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收富家的子弟，多要束脩(学费)，加上收受各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用《中庸》、《大学》的话来欺骗世人的。他说的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岂不是使人感到这个奸臣可恶了吗?”宁宗听了，连降朱熹两级官职，把他的门徒蔡元定等人送地方管束，并下令禁止道学。
　　孝宗即位时，就追复岳飞原来的官职；公元1179年，加谥号武穆；公元1204年(嘉泰4年)，宁宗在韩佗胄的进谏下，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对于秦桧，在他死后，高宗曾加封他为申王，谥号忠献；孝宗时，虽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没有改变爵谥。公元1206年(开禧2年)，宁宗即位后，削去了秦桧的王爵，把谥号改为谬丑(荒谬、丑恶)，并在贬秦桧的制词上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公元1204年，辛弃疾到临安见宁宗，力言再“坚持和金，全国必乱必亡的道理”，请求宁宗委付元老大臣(指韩佗胄)出兵北征。
　　公元1205年(开禧元年)7月宋宁宗加封韩佗胄为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令各军秘密作行军准备；拿出万两黄金作军需；命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北上抗金。第四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出兵，夺取泗州。毕再遇提前1天出兵，到达泗州城下，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是大宋毕将军，中原的遗民赶快投降吧!”城中汉官军民听见后，纷纷出城投降。宋军收复泗州；陈孝庆乘胜攻下虹县。宋出兵得胜，形势大好。这一年的5月，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北伐诏下，群起振奋，上下沸腾；不仅辛弃疾作词赞颂，就连号称“小李白”、年已82岁的诗人陆游也高兴万分，作诗志曰：“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由于吴曦的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之东线的丘崇积极主张求和，致使韩佗胄日益陷入了孤立。公元1207年(开禧三年)正月，宁宗罢丘崇，改任张岩督视江淮兵马；伐金钱粮不足，韩佗胄从自家拿出20万，补助军需。这时的金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已无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不和，部署失宜，使宋军失败，金兵得以再度浸入淮南。于是宋宁宗便派方信孺到金求和。方信孺带回金主完颜宗浩给南宋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韩佗胄头献金，增加岁币，拿出犒劳兵士的银两方可议和。”韩佗胄听到后大怒，决意再度出兵伐金。宁宗下诏，招募新兵，也准备再度伐金。但这时，朝中主降派，也乘机大肆活动，礼部侍郎史弥远则是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韩皇后死，宁宗欲立杨氏为后，因韩佗胄提出反对，杨后对韩佗胄怀恨在心。因此，在韩佗胄再次决定北伐的时候，史弥远便建议杨后杀掉韩佗胄。于是杨后指使皇子赵询上书，说韩佗胄再起兵端，对国家不利，但宁宗置之不理。于是杨后和史弥远密谋勾结，乘韩佗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把他截到王津园的夹墙内害死。韩佗胄被暗杀后，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他们按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佗胄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木冉(nan，读南)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了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30万，犒师银300万两。于是，“和议”又一次达成，金军北撤。
　　公元1224年(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宁宗病死。由于他的8个儿子都早早的死了，就立燕王德昭9世孙赵贵和为太子，改名为赵竑(hong，读宏)。赵竑对史弥远这伙专权祸国之徒深为愤恨，平日便常在杨后和史弥远的桌上书写史弥远的罪恶，说“史弥远应当发配八千里”。为此，史弥远竭力反对立越竑为太子。但杨后因赵竑是先帝宁宗立的，始终不同意废掉。史弥远又托杨后的侄儿谷石去做杨后的工作，一夜之间往返7次，也没有说服杨后。为了陷害太子，史弥远又投太子赵竑所好，挑选了一个善于弹琴的妙龄女郎，献给太子，殷勤侍假，暗地监视太子的动息。赵竑既得佳丽，虽知史弥远不怀好意，但由于这女郎含情脉脉，又善于谈情说爱，使得太子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并且枕席间无话不谈，甚至把“他日得志，当把史弥远发配边地”的话儿也说给这个美女听。那美女将此话转告史弥远后，史弥远不觉大惊失色。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在民间找到一个叫赵与莒的，年17岁，系太祖10世孙。史弥远把他召到临安，改名贵诚，企图拥立为太子，废掉太子赵竑；史弥远又召回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授儒学，并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入进你的耳，如果有一句泄露，我和你都要被诛。”一切准备完毕，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就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改名为昀(yun，读云)。太子赵竑被废为济阴郡王，出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后被史弥远派人逼济阴王赵竑自缢。
　　宋理宗赵昀(原名赵贵诚)出生于公元1205年，在位长达40年中，嗜欲即多，又怠于政事，虚谈经筵性命，以致境地日蹙，国事垂危。
　　公元1259年9月，忽必烈再次率军南下攻击宋军，渡过长江，进转鄂州。南宋王朝听说后，一时大乱。宦官董宋臣主张宋理宗迁都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左相吴潜、军器大监何子举等反对迁都，主张援鄂抗蒙。在主战派的强烈要求下，宋理宗派右相兼枢密史贾似道(贾贵妃的弟弟)，出兵汉阳，声援鄂州。12月，贾似道背着理宗，私自派使者到蒙古军中求和。这时，蒙古诸王正在漠北策划立阿里不哥即王位，忽必烈听说后，急于撤兵北归，便同意贾似道的请求，答应议和，规定蒙古和南宋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奉献银20万两，绢25万匹。
　　忽必烈退兵后，贾似道隐瞒了他私自签订的卖国条约，并对宋理宗说：“我们这回打了个大胜仗。你看蒙古不是退兵了吗?”宋理宗信以为真，认为他立了大功，便加封为太师、卫国公；并听信贾似道的诬陷，罢了吴潜的左丞相职务。
　　公元1264年(景定五年)10月，宋理宗病重，下诏广求名医，并说谁能治好皇帝的病，除封节度使外，还赐钱10万，田5万亩。但因没人应求，宋理宗不久死去。宋理宗无子，贾似道便拥立宋理宗弟弟荣王赵与芮(rui，读锐)的儿子赵禥(qi，读奇)即位，是为度宗。
　　赵禥也是一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在位10年中，把全国大政，全部托于贾似道。而他自己，则是美女不离怀，日夜放纵淫乐；即使在大敌当前，兵虚财空的情况下，他仍纵情挥霍，从而导致了襄、樊二城的失守，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公元1260年(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即位后，立即派遣使者郝经到南宋要求履行和议的条款。贾似道做贼心虚，竟将来使扣留，成为蒙古再次向南宋用兵的借口。
　　公元1267年(咸淳三年)，蒙古根据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忽必烈以刘整为元帅，随同南征的都元帅阿术进攻襄阳。但元军要取襄阳，必先破樊城。从公元1267年到1273年，元军包围襄、樊二城达6年之久，但城内军民仍不屈服，顽强固守。他们即拆屋木作柴烧，缝纸币作衣穿，也毫不动摇。制置使李庭芝兵屯郢州、召募民兵3000人，乘船去援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乘船领先，顺流而下，但由于蒙军封锁江口，使其无机可入。张顺等便斩断蒙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120里，在黎明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军见援军到来，勇气倍增。但此时，张顺已经在作战中牺牲了。几天后，他的尸体从水游漂来，仍然着甲胄，执弓矢，身中六箭，面带怒气。张贵由汉水向郢州进发时，和蒙军展开激战。张贵身受数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公元1273年(咸淳九年)，蒙军将领张弘范向阿术建议，截江而出，断绝襄阳和樊城的联系，水陆夹攻樊城。由于樊城孤立无援，被蒙军攻破。守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自谥而死。守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死蒙兵甚多，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自焚。樊城被破后，驻守襄阳的吕文焕叛变投降。襄樊二城失陷，蒙军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取临安。
　　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7月，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全后所生年仅4岁的幼子赵显做皇帝。
　　宋恭帝赵显出生于公元1271年，即位后，皇太后谢氏临朝称制，贾似道仍独揽朝政。恭帝即位2个月后，忽必烈命令左丞相伯颜率领20万兵马东下攻宋，直指临安。
　　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3月，伯颜攻入建康。公元1276年(德祐二年)3月，元丞相伯颜率军进入临安，荣王赵与芮投降；全后(度宗后)和恭帝赵显等被俘虏北去；谢后因病暂留临安，随后也被押到燕京(即北京，元大都)。同年5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拥立9岁的益王(原封吉王)赵罡作小皇帝。
　　宋端宗赵昰出生于公元1268年。
　　当元世祖忽必烈大举南侵直逼临安时，文天祥正在赣州任知州。为了挽救危局，他号召人民抵抗，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公元1276年，文天祥任右相，奉命去元营谈判被扣留。10多天后，文天祥在被押北上途中，得到一名船工的帮助，才脱险逃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协力抗元。由于当时兵力缺乏，文天祥决定再招募一批新兵。第二年正月，文天祥率大军进攻江西，收复了好几处州县，抗元形势有所好转。元军看到宋军的威力，又重新布置攻势，便调集大军进入江西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由于兵力太弱，抵御不住，只好退到潮阳(今广东潮州)，后又转到海丰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不幸被元军追上，文天祥被俘，服毒自杀未成。文天祥被捕后，元兵把他押送到潮阳，去见元军统帅张弘范，要他跪拜，文天祥宁死不屈。公元1279年10月，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囚禁3年，拒绝元主威胁利诱，于公元1283年(至元十九年)1月9日，在柴市(今北京府学胡同)从容就义。
　　公元1278年(景炎三年)4月，端宗赵罡在广州湾病死，立8岁的卫王赵昺即皇帝位。
　　卫王赵昺出生于公元1271年，他即位后，左相陈宜中见南宋亡国在即，乘机溜走，逃往占城(今越南中部)。同年六月间，帝昺在张世杰、陆秀夫的保护下，迁到大海中的崖山。公元1279年(祥兴二年)正月，元朝的水陆大军进攻崖山。帝昺〖、杨后及其南宋的全部官员上船死守。元兵用火攻，多被宋军击退。当时，张弘范所统领的元朝水军，共有战船500艘；但仅到达300艘；南宋张世杰共有战船1000艘，兵民20多万。二月六日晨，元朝的水军用炮石、火箭作掩护发起猛攻，突破宋军阵角，跳上宋船，短兵接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见无法挽回，先令妻子投海，然后对皇帝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应为国而死!”说着背起帝昺跳入海中。杨太后见了抚胸大哭，随之也赴海而死；其它南宋官员、后宫嫔妃大部分相继投海殉国。几天后，从海上陆续飘起的尸体计有10余万具。张世杰乘小船突围，召集残部，图谋再举，然而终未如愿。4天后，狂风发作，海船覆没，张世杰等死在海里。南宋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