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七十二回 安石变法光反对 李纲抗金二帝亡

　　第七十二回安石变法光反对李纲抗金二帝亡
　　
　　公元1063年(嘉祐八年)3月，宋仁宗死于福宁殿，由濮王赵允让的第三十二子宋仁宗的养子赵曙即位。宋英宗赵曙出生于公元1032年，治平二年(1065年)，朝中发生一件“濮仪”之争。就是英宗位前，其亲生父濮王已死，继位后，尚书右仆射韩琦卡议尊崇其生父。英宗遂召集礼官讨论如何尊崇濮王的问题。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认为，应尊其为“皇考”；但是天章阁侍司马光和谏官吕诲、薛纯仁、吕大方等主张尊其为“皇伯”。两派意见，各引经据典，争持不下，英宗回到宫，同高后一起去请示曹太后。曹太后听完英宗的禀报，紧锁眉头，想了半天才说：“官家过继仁宗先皇是一事实，濮王是官家的生父也是事实，不能因过继就不认生父。礼本之于情，废情而议礼，不足为法。”接着太后果断的说：“要官家称生父为‘皇伯’，我不赞成，还是称‘皇考’切合情理，就宣我的懿旨吧!”太后决定，仍没说服持反对意见的朝官。最后，英宗不顾众议，罢黜吕海、吕大防、薛纯仁等，流放远地州县。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死于福宁殿，由他的长子，20岁的赵顼(xu,读须)即位。
　　宋神宗赵顼出生于公元1048年。宋神宗对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时政的万言书，早有所闻，而且听说此人很有学识，任地方官时政绩也很突出。于是，便把王安石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接着封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当然，他的这种作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太皇太后听说后，就不太赞成。她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虽有才，但树敌太多，还是让他暂时在外地做官为好。”神宗回答说：“就现在的文武大臣而言，只有王安石才是真正能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神宗的弟弟怕太皇太后生气，就对哥哥说：“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之。”神宗听了怒道：“且我败坏天下也?汝自为之。”
　　王安石新法主要的内容有青苗法，即由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钱给农民，谷熟后还官，以防止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农田水利法，派员分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垦荒废，修沟渠，酌量升科，吏民同役，不准隐瞒逃避；这是一种以钱代役的制度，无壮丁的户也要出钱助役，从而减轻了农民壮丁过多，徭役过重的负担；市易法均输法，即主要是调节物价，防止富有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法令；方田均税法，即丈量土地，整顿赋税，防止隐瞒地产。这主要是针对大地主漏税而讲的；还有保甲法、保马法等，共计9条；前6条称为富国之法，后3条称为强兵之法。宋神宗看了新法内容，大为称赞，深信不疑，便颁布天下。新法实施后，打击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和偷税、漏税的弊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发展了农田水利设施1万多处，使数万顷田地得到灌溉之利。到元丰年间，年谷屡登，积粟寨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
　　当时反对变法最顽固的大臣就是谏议大夫司马光。司马光从私人关系讲，是王安石的朋友，但在政治与王安石是劲敌。司马光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他说：“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不是大坏，就不要另造新的，他曾一连给王安石写了3封信，指责王安石“生事”(惹事生非)、“征利”(与民争利)、“拒谏”(拒绝劝告)、“执拗”(王安石“拗相公”的绰号由此而来)；司马光还攻击新法“使人人愁苦不堪，父子、兄弟、夫妻离散”。王安石则回信反驳说：“推行先王的制度，兴利除弊，不能说是惹事生非；为国家理财，不能说是与民争利；批驳错误的言论，斥责妖诈邪恶的坏人，不能说是拒绝劝谏。“(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反对变法的另一个大官僚，就是三朝元老韩琦。他曾气势汹汹地指责推行青苗法不仅有害于富户，而且一遇到天灾就会影响政府收入。起初，宋神宗并不听信这一套，而且罢免了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但是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呼声日增，神宗皇帝也渐渐产生了动摇。为此，王安石气得要求辞职，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12月，宋神宗又提任王安石为宰相，继续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司马光见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在实行变法的第二年春天，朝廷拟举行考试招纳人才，司马光便乘此机会，将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等思想，作为奇谈怪论列入考题中，让考生批驳。试题送给神宗审批时，神宗便将这一道题删掉了，不仅下令重新命题，而且于这一年的9月，贬降司马光到永庆军(今陕西西安)当地方官；过了两年后，司马光便辞官不做，退居洛阳，绝口不谈政事，专心编纂《资治通鉴》这部宏伟的历史巨著。
　　反对变法的人物除司马光以外，还有文彦博、吕诲、苏轼等人。后来，宫廷中的许多人物，也卷入了反对变法的行列。他们说新法扰乱了天下，弄得人心惶惶，连华山山崩、彗星出现，以及天旱不下雨等自然现象，也都说成是新法的罪过。其中有个叫郑侠的大臣，还要以头颅担保，说：“罢去新法，赶走王安石，10天之内，准会下雨；如不灵验，情愿受斩。”在一片对新法的舆论声中，宋神宗又有些惶恐动摇了。从此，王安石又分别于公元1074年至公元1076年(熙宁七年至九年)被罢相，最后退居到江宁的“半山园”(钟山西南)，去过休闲的晚年生活。
　　公元1078年至1085年(元丰年间)，宋神宗对造成冗员众多的旧官制作了如下的改革：一是三省仿《唐六典》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复审，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相参知政事改称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二是尚书省六部和所属机构的官员都实际任事。凡是只领空名而不干事的官职，一概撤销；撤销的官员按规定的“阶”(级)领取俸禄，称“寄禄官”。三是合并机构。如三司并入户部，审刑院并入刑部，礼议院并入礼部等等。
　　宋神宗规定乡村民户以10户组成一保，50户为一大保，500户为一都保，由地方大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并规定主户(占有土地户)和客户(佃户)有两个丁以上的，都要抽1人为保丁。保丁在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平时负责巡逻、放哨，遇有“盗贼”，知情不报，同保人都要连坐治罪。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3月，宋神宗病死在福中殿，由其第六子赵煦即位，
　　宋哲宗赵煦出生于公元1077年，公元1085年5月司马光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东京开封，被封为门下侍郎，第二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左丞相)；吕公著为尚书左丞，第二年升为右仆射(右丞相)。高太、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保马，接着罢市易、青苗，停止助役钱，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等。仅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把推行了16年的新法几乎全部废止了。
　　公元1093年9月，高太后死去，10月，17岁的哲宗开始亲政。12月，礼部侍郎杨畏上书，请哲宗继承神宗的法制，称赞王安石改革的成就，并建议召回变法派章惇、吕惠卿、李清臣、邓润甫等人回朝执政。哲宗很以为然。于是，在第二年2月，宋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3月，在考试进士策问的时候，李清臣出题指责罢除新法，苏辙曾上书攻击。哲宗听后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任汝州知府。随后，宋哲宗又罢免了左相吕大防，除知永兴军，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张商英为右正言；接着，张商英奏请哲宗恢复神宗政事，并建议改年号。4月，哲宗下诏，改元惇九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7月，御吏中丞黄履、张商英等上书，指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实属叛道逆理，哲宗便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拆毁所立的碑志。第二年8月，哲宗又下诏：“吕大防等永远不得引用及恩赦。”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宋哲宗贬司马光、吕公著等死人的官职，把吕大防、刘挚、苏辙、梁寿等贬官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降为太子少保。保守派先后被贬官的达30余人。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病死，由宋神宗第八子端王赵佶即位。
　　宋徽宗赵佶，出生于公元1082年，改年号为崇宁，意思是崇法熙宁；先后罢去了韩忠彦、曾布的相位，起用蔡京入朝为右相。蔡京任宰相后，既打击保守派，又打击变法派。他首先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苏辙、范祖禹、龚夬、任伯雨以及曾布等120人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年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官僚，分为正邪两类，其中定出邪类500多人，都予以指责。后来他又将元祐等党人合为一籍，共309人，刻石朝堂。他还指责章惇黄履、吕嘉问等10余人为“党人”、“为臣不忠”，也和元祐党人一样对待，予以贬逐。张商英曾被徽宗起用为尚书左丞，但因与蔡京议论不合，被指责写过《嘉禾颂》称颂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降职出朝。蔡卞被起用为枢密院事，因主张坚持王安石新法与蔡京不合，也被排挤出朝。
　　仁宗时，孔丘后裔孔道辅任兖州知府时，曾在邹县东北处建立孟庙；徽宗时，赐钱300万重修孟庙，并设举事官一员管理孟庙孟林，全仿孔庙制；公元1122年(宣和4年)，又用钱200万在邹县南门处，新建孟庙。孟庙的规模，仅次于孔庙。孟轲的地位也被抬高，仅次于孔丘。
　　温州道士林灵素入朝对徽宗说：“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号为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下凡”。徽宗听后大喜，便在其出生的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宫。从此，林灵素就在宫中聚道士讲道，徽宗在旁设帐听讲。此后，这些道士又给徽宗上号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还根据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编成道史，并在科举制中设立道学，道士可以考试做道官。根据这一规定，全国各地都要修道观。徽宗规定，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顷，道士领取俸禄。
　　前面已经提到，徽宗崇法熙宁，好象是继续推行新法，其实，有的被自行废除，有的却变成了他们敲诈勒索民众的手段。如免役法的恢复，起初，基本还是依据哲宗绍圣年间的作法。可是不久名存实亡，利用不断增加各种名目雇役钱的方法，任意勒索。如巩州（29）的役钱，元丰时每年400贯，后增加到近3万贯。官僚的土地，可以舍入寺庙或作坟地为名，免交役钱，又如在“方田均税”的名义下，地主的土地霸占“方”越少，农民的税越“均”越多。虔州的王瑞金，把方田200亩改为方田20亩；虔州的会昌把租税从27文增加到1450文。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宋徽宗下令在杭州设置造作局，命童贯主管，每天要几千名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3年后，又下令苏州设应奉局，命朱面力(miǎn，读免)主管，搜集各种花石、树木用船只运至京师。这些运送花石的船队，每10船组成一队为一纲，称“花石纲”。有的一只船用的役夫就达几千人；一块石头，从开采到运到京师，需费用达30万贯钱。两广、两湖、福建、四川等地的官员，也仿照苏、杭的做法，收集奇花异竹及各种果木。为使这些尽快运至京师，使其色质不变，他们征派大量民夫，毁桥梁、凿城郭，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役夫快步运输。徽宗为了享受，又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堂殿)，说是复三代之制。明堂建筑规模相当宏大。修建中，每天使役工匠上万人建朱九成宫；又用铜22万斤铸造九鼎，黄金镶边。九鼎铸成后，徽宗又作《九鼎记》，演奏新制的乐曲祝贺。尔后，徽宗还下令用花石纲运来的花石树木在皇宫北建廷福五位(区)。为了取悦徽宗，这5位官员各以豪华、宏大、宽广竟展才能，互不效仿，内设殿阁亭台，凿池修泉，满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珍禽异兽。稍后，徽宗又下令延福第六位，在城外修濠建桥，名景龙江，夹江植奇花珍木。在龙江以南，还仿照余抗凤凰山式样，用人工筑大土山，名万寿山，最高一峰高90尺，山周第10余里，用数万石块堆积，全是由各地限期运来的。在山上建造亭馆楼台，穷极奢丽。每逢节日，宋徽宗便聚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尽情享乐。蔡京府第，园内本已树木如云，最为宽广，又在宅西毁民房数百间，建造西园。居民被迫起离，悲愁泪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据说，当时蔡京享用很是过分，做一碗羹要杀鹌鹑数百只。一次，他留讲义司官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多贯；有客在蔡京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黄盹(zhū，读谆)10瓶，尚存80瓶。其家姬妾成群，佣人上千；在厨房，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钱。宦官童贯和蔡京一样，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有“私家所藏，多于府库”之称。蔡京、童贯还都占有大量田地，残酷地剥削农民。当时有民谣说：“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充分反映出广大群众对宋王朝统治集团的仇恨。
　　公元1120年(宣和二年)11月，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爆发了起义，一举攻下清溪县。12月，起义军乘胜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第二年的二月，又攻下了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处州(今浙江丽水)，共6州52县。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于公元1121年3月，宋徽宗派童贯率领15万大军，分兵两路南下浙江，镇压起义。经过激烈战斗，最后起义军首领方腊等30余人被俘。屠杀起义军百余万屠杀平民200万。在山东还有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等36人聚众起义。他们就是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梁山泊108条好汉故事的来源。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10月，金军分兵两路南下攻宋。西路军由金国大臣完颜宗翰统帅。从西京(今山西大同)直攻太原。这一路金兵在太原遭到宋军的痛击，一时无力向南推进；东路金兵在金国大臣完颜宗望的统帅，由平州(今河北邢台)、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向南推进。黄河北岸的宋军不战而逃，守河的士兵慌忙放火烧毁桥梁，弃甲逃奔，使北宋朝廷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宋徽宗十分惊慌。徽宗苏醒后，见大宋江山危在旦夕，无可挽回，便根据李纲的建议，急忙索要纸笔写道：“太子可即位，余(我)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12月，太子赵桓即位。
　　宋钦宗赵桓出生于公元1100年，即位后，广大军民纷纷起来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领导人陈东等人上书，蔡京、王黼(fǔ，读斧)、童贯、梁师成、李彦、朱面力、蔡攸等人流放；在流放中被杀掉。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又一次南侵，逼近黄河北岸。此时朝廷主战、主逃争论不休。有的认为钦宗应南流大江，或西奔关中；有的认为应采取进攻政策，钦宗应该亲征。最后主战派占了优势，宋钦宗在广大官兵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下诏亲征。他命李纲为兵部侍郎，兼亲征行营使；命吴敏负责枢密院呈，为亲征行营副使；以开封府尹聂昌为行军参谋官。正在这时，投降派又一次策动钦宗弃城南逃避敌。主战派李纲听说后，便上殿当着投降派的面对钦宗说；“今日之计，莫如整顿士兵，声言出战，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问：“谁能领兵?”李纲说：“这是白时中、李邦彦的职责。”白时中厉声说：“难道李纲不能出战吗?”李纲说：“倘若让我治理军队，愿以死相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副宰相)，领兵守城。李纲受命后，第二天早晨入朝，忽见到皇帝乘舆都已陈列，禁卫六军也已准备出发，是一种准备逃跑的阵势，就大声对军士说：“你们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护从出巡(逃跑)!”将士齐声说：“愿意死守!”李纲遂入见钦宗，说：“六军父母妻子都在城中，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皇帝的乘舆还没有走出多远，如加以快马急追，如何抵御?”钦宗听说，不敢再走。于是，李纲便传旨说：“皇帝已经决定不走，再有敢言走者斩!”随后，钦宗在李纲的陪同下，登上宣德门，向楼门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决策固守，不让金兵攻入城内。”将士们听了无不感激流涕，高呼万岁。随后，钦宗罢免了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李纲受命后，急组织军民进行防守的准备：京城四壁，用百步分兵法备御，每壁用正兵1200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4万人，中军8000人，分别由将官统领；又派前军守卫城外的粮仓，装备了各种防守的武器、工具。这时完颜宗望的大兵已到达东京城下，其中一支金兵用小船数10只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队2000人，布列城下，用长勾搭敌船，投石攻打，又在中流排置杈木，搬运蔡京家的山石，堵塞门道。宋军在水中斩杀金兵百余人。金兵攻城不下，无奈退去。
　　就在李纲和北宋军民奋勇抗金，情绪日高的时候，宋钦宗却答应了求和的要求，派李梲、郑望之去金营议和。宋钦宗答应给金军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头，缎百万匹；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山川土地；还派康王赵构，丞相张邦昌出使金营作人质；末了，还答应大宋皇帝尊称大金皇帝为伯父。这时，北宋老将钟师道率领河北、河东两路兵马也来援救东京。金兵畏惧李纲、钟师道。钦宗为讨好金军，罢免了李纲的相位。钦宗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京都的朝野百姓。太学生1000多人在陈东领导下，又赶到宫门上书请愿，要求钦宗罢免奸臣李邦彦、张邦昌，重用李纲、钟师道，由他们分别防守京地内外。京都百姓得息后，也积极声援，集众数万包围了皇宫。正当群情激愤的时候，恰好李邦彦来上朝，被百姓拦住，历数其罪，痛加责问，并用砖瓦投打。李邦彦吓得抱头鼠窜。众百姓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不肯散去，“登闻鼓”(有急事奏闻用的)都被敲破了，还打死了几十名宦官，口号震天，京师殿宇几乎都为之颤动。钦宗害怕惹出事来，被迫答应再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吏。军民又要求见钟师道，钦宗又立即召见钟师道与百姓见面，百姓方才退走。李纲复职后，即日下令，能杀敌者赏，军士奋跃。金军惧怕北宋军民，眼看割地赔款之利，又见北宋援军不断来到，便乘势退军。这样经过宋朝军民的一再斗争。终于挫败了投降派逃跑的阴谋，北宋首都东京暂时得到了保全。
　　公元1126(靖康元年)2月，金军东路统帅完颜宗望刚刚北返，进攻太原的金军西路统帅完颜宗翰又撕毁和约，进兵南侵。这对宋朝廷内的投降派是一个迎头痛击。因此，钦宗又被迫免去了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的职位，用吴敏和反对割让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做宰相，用李纲作知枢密院事，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同年8月，金朝太宗帝再度发兵南侵，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宗颜宗望为右副元帅，仍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完颜宗翰猛攻太原，太原被围8个多月，城中粮绝，军民先食牛马，后食草根、树皮、弓弦，坚持抵抗。九月初，太原城破，军民在副总管王禀率领下进行巷战，后兵败，投汾水自尽。通判方笈(jí，读及)等36人被杀，知府张孝纯被迫降金。
　　金军攻破太原后，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在九月下旬联合出兵，继续南下侵入中山(今河北正定)钦宗闻讯惊慌失措，急派康王赵构作使臣，王云为副使，到完颜宗望军中求和。11月中旬，赵构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磁州知州宗泽正在修筑城防，加强战备，准备抗金。城中百姓抗敌情绪高涨，听说赵构和王云去金求和，便大骂王云是卖国贼，一气之下把他打死；对赵构，百姓还算客气些，告诉他金军已经渡河，劝其不要再往前走，赵构只好留下。金军渡过黄河后，金将完颜宗望派使臣到宋朝，提出以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全部归金。钦宗表示“一一听命”，并立即派耿南仲到完颜宗望处割让河东地，派聂昌到完颜宗翰处割让河北地。河北、河东人民听到割地的信息后，气愤异常，立即掀起反投降反割地的怒潮。结果，聂昌被杀死，耿南仲被吓跑。11月下旬，金军先头部队到达东京。宋朝廷乱成一团，钦宗赶忙派何粟到金营求和。何粟胆战心惊，吓得连马都上不去。当何粟到达金营后，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对他说：“我们不想灭宋，只要赵佶(徽宗)亲自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何粟唯唯听命，回报钦宗。11月末，宋钦宗来到金营，跪倒在完颜宗翰、完颜宗望面前，双手献上投降表，降表中有这样几句：“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关之请”，“上皇(徽宗)负罪以播迁，微臣(钦宗)捐躯而听命”。12月初，金营放回钦宗。接着，金军入城，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把92个内藏库中积攒170余年的金银财宝全部查封，又索取出黄金100万锭、白银500万锭、帛缎1000万匹，犒赏金兵。宋钦宗按照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命令各州县开城降金。但是，各州县人民坚守乡园，不肯出降。由于人民的反抗，金军凭着钦宗的命令，仅仅得到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城。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又要钦宗再到金营，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钦宗去后被拘留，遂下诏朝廷增派大员24人，进行根括(彻底搜括)，挖掘宗室、国戚、内侍、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等家藏金。8天中，共得金20.8万两，银600万两，帛100万匹。宗颜宗翰、完颜宗望嫌数量太少，杀死根括官梅执礼等4人；其余官吏，背上各打50皮鞭。金军除索取金银财帛之外，又拿走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等不计其数，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3000多人，连徽宗、钦宗一起被押送金营。此后，金朝下令废掉徽宗、钦宗二帝，并随军掳走当奴隶。当徽、钦二帝被带到会宁府参拜金主后，徽宗改封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至此，北宋灭亡。
　　北宋灭亡后，1127年的5月，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又称应天府)即位，重建赵宋王朝；不久，又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