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七十一回真陈抟宗法王庙 寇范张升包公疏

　　第七十一回真陈抟宗法王庙寇范张升包公疏
　　
　　先观赵匡胤与陈抟下棋。
　　今天华山上有个“下棋亭”，据说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与陈抟下棋之处。这个从皇帝那里赢了一座华山的陈抟，是道教史上罕见的思想家。
　　我国历史上流行的大多数宗教如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外来的，只有道教是完全产生于中国土壤中的宗教。但道教由于保留了过多的巫术色彩而缺乏严密的宗教哲理，而在满足人们的终极关怀方面作用有限。中国历代名道士大都是以方术而不是以思想成名，在他们中间，给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体系留下了最重要遗产的，大概要数五代至宋初的华山道士、道教北宗的“陈抟老祖”了。宋代的理学是以儒学融合佛、道而产生的思想体系，而理学中取自道教的成份，主要是这个传奇式的、被理学家神化了的陈抟老祖所传授的。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毫州真源人，生于唐末，死于989年（北宋端拱二年）。他早年读经史百家之言，有展翅青云之志，后来举进士不第，遂出家为道士，先隐居武当山九掌岩，后移居华山。宋代理学家说他服气、辟谷20余年，每日只饮酒数杯，每寝处，百余日不起，因而名气渐大，华阴隐士李琪、关西逸人吕岳（即吕洞宾）、终南道士谭峭等神秘人物与他在一起。据说《无极图》便是神仙河上公传给吕洞宾，再由吕授与陈抟的。
　　其实，拨开这些故弄玄虚之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唐宋之际形成的关中道教宗教哲学流派。据历史记载，吕嵒曾改革道教理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路径，改丹铅、黄白之术（炼石成金银之术）为内功，改剑术为断除贪嗔、爱欲和烦恼的智慧。因此他的地位也特别突出。据说周世宗曾征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干。宋太宗对他也恭敬有加，赐号曰“希夷先生”。理学家对他就更加尊崇。他的天人相通说，创立了对理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先天象数学的思想基础。他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先天图》、《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等。
　　
　　再观看宋太宗游龙门。
　　相传，宋太宗赵匡义应辽太后肖银宗之约，由杨家将保驾，带领500将校来到龙门。宋太宗登上宏伟的“禹王庙”，观望着五丈高的汉白玉对联：
　　长长长长长长长
　　朝朝朝朝朝朝朝
　　太宗不解其义，询问众臣。
　　一文臣解释道：“这幅对联，采取一字双音的奥妙：上联‘长’字，即唸‘常’又唸‘涨’，读为‘长（常）长（涨）长（常）长（涨）长（常）长（常）长（涨）’；下联读为‘朝（招）朝（潮）朝（招）朝（潮）朝（招）朝（招）朝（潮）’。”
　　这一解释，太宗高兴地说：“我明白了。这幅对联的意思是：黄河水不断地常常向上涨，善男信女天天像朝皇上那样朝见大禹。大禹功劳最大，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采用疏导之法，将黃河这匹野马驯服了。”
　　宋太宗顿生敬仰之情，便与众文臣武将向大禹像下跪叩头。
　　随后，宋太宗游览了“莲花仙洞、悬崖挂月、春鳞吸浪、云洞凌空、晴岚骤雨、飞阁流舟、冰桥飞渡、空谷惊雷”等龙门八景。
　　
　　公元997年(至道三年)3月，宋太宗死，由他的第三个儿子赵恒即位，宋真宗赵恒出生于公元968年，即位后，尊重孔学，重视儒术。早在北宋建国初期，孔丘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因考进士未中，就直接上书宋太祖要官，太祖就给了他一个曲阜县的主簿；太宗继位后，封他为文宣公；到了真宗时，孔宜的儿子孔延世袭文宣公，并封为曲阜县令。公元1108年(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对孔氏家族再加赏赐，以表示对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封建王朝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邢丙等人校定《周祀》、《礼仪》等书的“正义”(注解)，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真宗去国子监看书时，问书有多少?邢丙回答说“开国之初不到4000，现在已有10余万部。”邢丙还说：“我少时学儒，因为传写不齐，常见学生们读不到经书，现在大量印制，士庶家皆有，真是儒者逢时之幸。”真宗还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丘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他还撰写了《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所有这些，一再表明，儒学是北宋王朝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如在选拔官吏时，河阳节度使张知白奏报说：“现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进入的人甚多，把儒吏改作学习法治；进士科只考诗赋策论，不去探论‘五常’和‘六经’的主旨。为上，应该正‘儒术’，要明令规定考试应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者不采用。”对于张知白的建议，宋真宗大为嘉许。
　　在真宗统洁时期，全国僧徒增至40余万，尼姑达6万多，成为北宋时期佛学最盛的时期。太宗召华山道士陈抟(tuan，读团)，并赐给封号，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真宗则直接对臣下说：“释(佛)、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公元1009年，真宗下令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修建道观。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秋，辽圣宗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直奔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威胁北宋都城东京。宋真宗不顾寇准等人的反对，又派曹利用去辽营谈判。曹利用出发前，问真宗：“每年给辽朝金帛多少?”真宗说：“迫不得已，虽百万亦可!”曹利用出来后，寇准立即召见他到营内说：“这次你去议和，虽有圣旨答应百万也可，但如果越过30万，我就杀你。”曹利用不敢反对，便立即出发到辽营谈判。结果，以每年给辽国绢20万两作为“岁币”，双方达成了协议。历史上把它叫“澶渊之盟”。辽国得到金帛，遂回师北方。宋朝以屈辱妥协的办法，取得了暂时荀安。
　　
　　观察法王房寅治病。
　　房寅是韩城西庄镇井溢村人，生于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他的祖先是屈原，遭到楚国奸臣的陷害，屈原的第三个儿子逃到龙门，代代行医治病。房寅的医术高超，如华陀再世。
　　四川发生瘟疫（虎列拉病），此病上吐下泻，一两个小时便致人死亡！在死人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地方官向朝廷上表告急。辽景宗（耶律贤）出了皇榜，广招天下名医，能消灭瘟疫者，赏千金，封万户侯。房寅正在合阳为山区百姓治病，看到皇榜，他不顾70高龄，立即奔赴四川降瘟救人。
　　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但由于“瘟魔”作乱，满山遍野的庄稼，无人管理。房寅知道“瘟疫之后必有荒年”，这如何了得？他急民之所急，立即将配好的物效药粉发到千家万户，凡喝了此药的人，病马上好转。房寅走完一州又一县，舍药救人，不取分文。经过半年，他跑遍了四川各州各县，消灭了瘟疫。地方官和民众，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立碑铸像纪念。辽景宗宣他进京，赐金牌一面，上书“国医之首”，封他“皇医总理”。
　　传说房寅110岁死后成仙，时常下凡治病救人。韩城有人得了不治之病，梦中会见他，经在病人脸上喷“法水”，惊醒后病愈身爽，恢复健康。
　　有一年，宋太宗赵匡义的正宫娘娘难产，痛得死去活来，闹得皇后肚子如猫抓。皇医诊断为“小儿抓心症”，用尽百方，婴儿仍然不落草，急得太宗焚香祷告。说来也巧，半夜时分，娘娘忽听仙乐阵阵，有一神仙，面貌古朴，胯下一条银灰白蛇，在一个手执宝剑的紫衣童子引领下，凌空而至，对着娘娘玉容，连喷“法水”三口，婴儿（即宋真宗）立即呱呱落地，神仙化作清风消失了。
　　娘娘起来，发现神仙遗下手帕一个，上边书写着：
　　婴儿神童千两价，他年雄武振中华。
　　若用老道解危困，槐柏相抱乃吾家。
　　
　　参观宋真宗建立的法王庙。
　　话说宋真宗登基之后，不忘神仙救命之恩。他根据母后保存的诗文手帕，派遣钦差，四处寻找神医家乡地址。
　　钦差经过十年走访，终于在韩城西庄镇井溢村南，发现了一颗粗大的古槐，古槐躯干中生出一颗苍翠柏树，乡民叫它“槐柏相抱”，与神仙手帕上“槐柏相抱乃吾家”吻合。钦差又打问清楚，井溢村在唐代出过一位有名的神医房寅，活了110岁，曾坐在“槐柏相抱”土堆上死去，化烟升天而去。钦差还了解到，神医房寅“惊梦”为韩民治病。
　　钦差返京复旨，宋真宗认定房寅是他的救命神仙，便封房寅为“法王”，派遣丞相王強到韩城西庄镇，在“槐柏相抱”处督建“法王庙”。
　　从此，祈神医房寅治病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韩城法王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韩城市北十公里的西庄镇。法王庙是一座木结构古建筑，飞檐凌空，斗拱交错，雕刻精致，殿顶富丽堂皇的藻井，屋顶正脊部分的彩色琉璃制品装饰，龙吻、仙人走曾变异多姿，形态生动，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浏览名相寇准。
　　汉唐之际，关中人物鼎盛，名臣良相，不乏其人。宋元以后关中地位衰落，除了军事人材之外，著名政治家很少出自陕西。北宋名相寇准，是这少数人中的皎皎者。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邦（今渭南、富平间）人，出身官僚家庭。他性格豪奢直爽。19岁中进士，有人劝他说：太宗取人，喜用老成，年少者往往被罢斥，你应该多报几岁。寇准答道，“我正求上进，岂能说谎？”太宗偏偏器重他的梗直。入仕后摧升很快，由知县、州判、三司度支推官直至枢密院直学士，以敢讲真话闻名，往往奏对中惹得太宗发怒，拍案而起，寇准却毫无惧色，拉着皇帝的衣袖请他坐下，非要把事情解决才罢休。公元991年大旱，太宗召近臣问时政得失，大家都说是天意，而寇准独说是刑罚不平、社会不公所致，并历数高官显贵贪污受贿、询私枉法的弊端。皇帝恼他揭短，拂袖而去。但事后一调查，果如寇准所言，太宗于是感叹道：“我得寇准，就象唐太宗之得魏征一样啊1”就这样，寇准虽几次因触怒皇帝而被贬官，但很快都被重新起用并予摆升，不久便做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到了太宗晚年，终于对寇准的直言不耐烦了。一次因寇准破格提升一些官员引起朝中元老不满，太宗责问寇准时又发生争论。皇帝大怒说：“鼠雀尚知人意，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于是把寇准贬出京城去当知州。
　　真宗即位后，又召用寇准，并委以同平章事（丞相）重任。为相不久，辽军大举入侵，真宗害怕了，朝臣们也纷纷主张迁都南方。寇准力排众议，不顾真宗的动摇，以他特有的执拗坚请皇上亲征。真宗拗不过他，只得在他与众臣陪同下亲临澶洲前线。宋朝军民人心大振，挫败了辽军的进犯，在此基础上宋辽双方订立．“澶渊之盟”。从此宋辽边境上基本维持了和平局面。寇准一方面主张抗辽，另一方面他却反对欺负弱小民族，妄开边功。当时关中地区有大批蕃人自唐末与汉人杂居，地方官对他们百般歧视，把他们驱至渭北，并立栅以限制其行动。寇准以唐代宋壕不赏边功为例，斥责这种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并亲自出使关中，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起民族纠纷。
　　由于澶渊之功，宋真宗在一个时期内对寇准的信任达于极点，把用人大权都交给了他。寇准历来坚持唯才是举。他常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才，退不肖。如果论资格来给官，我岂不成了按例办事的书吏了？”由于他破格用人，提拔了不少能干的政治家，如以“大事不糊涂”著称的吕端以及张泊、李昌龄等。他因此得罪了许多资深元老，他们制造了不少诽谤他的舆论，同时寇准以伯乐自居，也往往错用一些小人，这导致了他的垮台。在澶渊之役中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嫉恨寇准，向真宗进谗，说寇准劝真宗赴澶州是为求自己扬名而拿皇帝作“孤注一掷”。于是真宗开始疏远寇准，派他到地方去做节度使。
　　1019年，真宗中风，刘太后参政。一些出自寇准门下的朝臣谋划请太子监国、寇准复相。其中有个因自称能识天书而为寇准荐用的周怀政甚至企图发动政变，谋杀大臣，废太后预政。结果事泄被杀。这些纯属争权夺利的阴谋也牵连到寇准，他因此被连贬数级，放逐到南方边地去当地方小吏。1023年，寇准在失势中死于雷州司户参军任上。在归葬陕西途中，许多县人民设祭哭迎于道，并立庙享祭。这对于死时十分潦倒的寇准来说确实反映了民心所系。寇准死后11年，宋仁宗为他平反，赠莱国公。后人称他“寇莱公”。
　　
　　公元1022年(乾兴元年)二月，宋真宗死于延庆殿，它的第六子赵祯即位。宋仁宗赵祯出生于1010年，公元1040年(康定元年)正月，西夏主元昊率领西夏兵侵延州(今陕西延安)，攻下保安军，自土门路进攻金明寨。宋延州知州范雍大为恐惧，急忙调驻庆州的副都部署刘平、石元合兵救援上门。结果，宋兵溃败，刘、石二将被俘。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宋仁宗得知元昊领夏兵又向渭州(今甘肃平凉)进攻，便令任福率兵8000迎敌。结果，任福战死，宋兵又大败而回。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再度入侵。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曹英等，会合泾原各路兵出击。在路经长城壕时，宋兵被夏兵包围。怀敏、曹英等16名将官战死，宋兵9000余人，马600多匹，全被夏兵掳去。就这样，夏兵多次入侵宋军连接取绩，常年不断。由于战争破坏了两国人民的生活，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西夏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西夏统治者向北宋王朝提出和好的要求，连吃败仗的北宋仁宗皇帝当然立即同意。于是双方约定：元昊取消帝号，由北宋王朝封为夏国主；北宋政府每年送给夏统治者7200两白银，153000匹绢和3万斤茶叶。从此以后，宋、夏两国罢兵。
　　
　　范仲淹被贬陕西。
　　范仲淹经欧阳修等大臣推荐，在公元1042年，被仁宗提命为参知政事，并任命富弼、韩琦为枢密院副使。同年9月，宋仁宗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范仲淹等人讨论时政，改革弊端。范仲淹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其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仁宗皇帝采纳后，下诏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又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的“庆历新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改革方案。但由于它侵犯到贵族官员的政治利益，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一些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他们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把一切捏造的罪名统统加在范仲淹的身上，并诬陷范仲淹要废黜皇帝。昏庸的仁宗，听信了这些谗言，第二年就罢去了范仲淹的副宰相职务，让其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仅公元1047年(庆历7年)的一年内，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1000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家族可以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的家族亲属，可以恩荫授官，小到郎中、员外郎，也可以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如遇灾荒，地主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朝廷也可以公开卖官。如出钱6000钱贯给予簿尉官，出钱万贯给予殿直官等等。除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更是“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计约万余人。这只是指朝中而言，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的地步。公元1049年12月，户部副使包拯上书指出：“臣伏见景德、大中祥符(真宗年号)，文武总计9785员，今内官属总计17300余员。”后宫藏女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为祭祀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1万多人，据记载，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1200万贯。
　　有一年，杭、越(今浙江绍兴)、苏、秀(今浙江嘉兴)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仁宗命淮南转运使魏兼去安抚饥民。魏兼到苏州，不但不加抚慰，反倒昼夜歌舞娱游，过起花天酒地生活来；而对饥民，不仅不闻不问，甚至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不给饭吃，三天中饿死人很多。魏兼所到各州，其州官都须遣送歌妓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声优美，久久不忘)歌妓唱，动地饥民哭”。尚书左丞、知州蒲宗孟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10只，燃烛300。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吗?”又如翰学士宋祁，华灯初上，歌妓醉饮，他的哥哥宋庠觉得有些太过分了，便叫人对宋祁说；“听说你咋晚烧灯夜宴，穷奢极欲，难道不记得某年同在学内吃薤(ji，读记，咸菜)饭时的情景了吗?”宋祁听了哈哈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薤饭为了什么?”意思是，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为了后来的做官享福。梁适任宰相是，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正是为了后来的做官享福。梁适任宰相时，张掞(yan，读砚)向梁适行贿，做了三司副使。王钦若做贡举的主考官，举人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350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的妻子李氏。李氏命家奴把任懿的名字写在手臂上，把银子数密报王钦若。结果任懿得中进士。
　　
　　张升如何感动天子？
　　张升，字臬卿，韩城芝川镇人，北宋仁宗年间考中进士，由楚邱主薄，拔为京西转运使、御史、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直至宰相。有“治国安邦之能，决胜千里之策”。
　　张升在任东台御史时，仁宗宠爱张贵妃，朝有大事，必请贵妃同议，一般势利小人，欲求高官厚禄，便暗中摸贵妃的门子。宰相刘沆，作恶多端，被西台御史范师道揭发，刘沆便给张贵妃暗送千两黄金，央求贵妃向皇上进言：“范师道诬告宰相，罪应反坐。”仁宗信以为真，遂下旨将范师道削官为民。
　　张升闻讯，刚直不阿，冒死向仁宗奏本：“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范师道忠于职守，不畏宰相高官一品压死人，揭发刘沆结党营私、破坏纲纪等罪过，从整理吏政、兴国安民出发，此乃国家之幸也。窃闻张贵妃暗受刘沆贿赂，助纣为虐，圣上岂能听妇人之言？自古亲小人，远贤臣，人心渙散，危及社稷，妇人之见，鼠目寸光，误国殃民，圣上不以国事为重，造成亡国之忧！将何以对宗庙？将何以对先皇？臣冒死直谏。今后，张贵妃不得参与朝政，宰相刘沆罪恶，昭然若揭，应即罢官。范师道正直可风，应官复原职。”
　　宋仁宗看了张升奏章，觉得他对贵妃有失君臣之礼，左一个“妇人”，右一个“妇人”，未免言词偏激，心中很不高兴，况且要将赫赫有名的宰相罢官，也非轻而易举之事。犹豫不决，遂召吏部尚书陈升到内宫议事，再作定夺。陈升回言说：“张升直言不讳，得主擢拔再三，感主之恩，竭尽全力，不避艰险，忠言直告，若不激切，则不能回圣上之意。我主雄才大略，素有识人之明，岂可因此堵塞言路，贻误国家？”
　　宋仁宗听后，顿消不快，夸赞张升道：“臬卿勤劳国事，真乃社稷之臣。”
　　仁宗复召张升至内宫说：“寡人素重爱卿，言老不听，计无不从，然有所虑，爱卿每每谏议朝事，多为独见，附和者少。今日无人，卿可为寡人解释一下？”
　　张升回答道：“臣仰托圣主，以治国安民为本，不敢有失职守，直言不讳，才能报主上知遇之恩。臣为万民代言，不考虑生死，并不感到孤立。今陛下之臣，持禄养尊者多，赤心谋国者少，臣以为真正孤立者，乃是圣上，并非为臣。”
　　宋仁宗听后，大受感动，依张升奏本，罢了刘沆宰相职，恢复范师道官衔，不许张贵妃参政，提拔张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即宰相），代替了刘沆。
　　
　　包公为何上“冶铁疏”？
　　包拯（999—1062），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
　　清乾隆《韩城县志》有宋代包拯一篇《请罢同州韩城冶户疏》：
　　“臣近闻，同州韩城县铁冶务，自来定占七百余户。内二百余户，厚有物力，比见充里正，人户并各高强，只以冶户为名。经今五十余年，影占州县诸般差役。其冶户内系第一等者，每户逐年共给冶务诸般所出钱不过三贯文，外更别无所费。况官中所得铁货，只及十余万斤，仍官支买炭并工匠钱三百余贯，更差专监使臣一员。兼体问得本县人户以冶务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户，差役频并，供应不前。若将上件铁数，据等第均在本县人户上，每约纳官铁岁不过十斤至二、三十斤，况本处见卖每斤价钱二十四、五文，每户岁纳官铁约费三、五百文。虽自来官禁烹炼，彼中私卖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炼，必然铁价转下，兼令赴本县送纳，于民至便。又减省得监官一员，只令本县令佐专管给纳。仍得二百余户，兼充重难役次，颇甚均济。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属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转运司，选差清干官员，往往彳生彼相度施行。”
　　包拯给皇帝上《请罢同州韩城县冶户疏》的折子，提议改革韩城官营冶铁事务。指出，韩城铁务成本太高；而且冶铁人家七百余户，其中二百余户“只以冶户为名”，他们“人户并各高强”，一个个“现充里正”，做了冶户中的小吏，不承担差役；这样，占去大量强壮劳力，致使其他人家“差役频并”，难以承受。请求朝廷改官营为私营，“令百姓取便烹炼，必然铁价转下”，还能多得“二百余户”人家承担国家赋税，于国于民都有利。由奏章既见包相忧国忧民之心，也可看到韩城冶铁历史的悠久，规模的宏大。
　　司马迁五世祖司马昌曾任秦国铁官，虽不敢说那时韩城即有铁务，但韩城冶铁史最迟可上溯西汉。《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专卖，夏阳就设有铁官。《韩城市文物志》载，今芝川镇芝西村北，发现有总面积四万余平方米的铸铁作坊，即韩城人称做“炉院”的遗址。仅仅陶范堆积区面积就有数百平方米之大。在这里，采集到“不少铸造铁器的陶范，所有陶范都用经过选择和淘洗过的细泥掺细沙制成”，“大部分陶范内留有浇铸痕迹”，“其遗址年代属西汉时期”。秦改少梁为夏阳，而政府所在地仍在少梁旧址，即现在芝川镇一带。至西汉末年，才移至澽水南岸夏阳村，东汉时又移至澽水北岸今金城区。这一遗址正好位于当年少梁城的西门之内。
　　炉院设在城中，铁锭来自哪里？韩城人把流经林源、王峰、桑树坪，全长近百里的凿开河谷叫“冶户川”，原因是河谷下游煤铁储量丰富，古代川口居民长期以冶铁为生。记录南北朝时西魏、北周历史的《周书?薛善传》说，薛善担任西魏司农少卿，朝廷“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亲自督课，兼加慰抚，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劳焉”。文中的“夏阳诸山”就指冶户川下游的山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