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六＋五回 景袄摩尼和回教 法门宝藏和太学

　　第六＋五回景袄摩尼和回教法门宝藏和太学
　　
　　先说唐代关中的景教、袄教、摩尼教和回教。
　　景教是东罗马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创始人名叫聂斯脱里。景教教义与基督教无别，只不过更重耶稣为人之道。东罗马帝国判定景教为异端，驱遂出境，于是景教便盛行于波斯。传说景教很早就传入中国。根据西安碑林珍藏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代天启年间在西安发掘），可知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人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欢迎，特意在城内义宁坊为他建立了“波斯寺”。
　　745年（玄宗天宝年间）改为“大秦寺”。大秦是指罗马，表明景教的发源地。肃宗时重建景教寺，并委任景教僧人伊斯为光禄大夫。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景教僧人景净撰文，刻立此碑，详细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碑文共1780字，还刻有古叙利亚文字，保留有希腊纪元。碑上僧人名字有65人，可见景教教士在关中为数不少。景教教士有的精通医术，他们往往靠行医治病传教。有意思的是，唐朝重佛、道，关中的景教也因此受到影响。如碑文撰者景净身为景教教士，却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他还处处摹仿佛教，对景教教士一概称“僧”，在景教碑上也雕刻佛教的象征-莲花。景教还从关中向关东传播，唐玄宗时期福建泉州就有景教圣架碑。上面十字和莲花并刻。景教在关中的灭亡是在唐武宗毁佛时期。《旧唐书》及《唐会要》记载，朝廷勒令大秦穆护袄（即景教信徒之意）二三千人还俗。
　　袄教又叫拜火教、火袄教或波斯教，出自波斯。唐太宗时期传入长安，在城内崇化坊建有袄神寺。唐高宗时，波斯王卑路斯曾奏请于长安礼泉坊置波斯寺。据《两京新记》和《长安志》，长安城内布政坊、普宁坊、靖恭坊都建有袄寺，可见信徒不少。1955年在西安土门出土唐懿宗时期长安人苏谅妻马氏墓志，上刻袄历，并以袄教之神为死者祝愿，表明苏氏夫妇均为袄教徒。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三世纪创立，混合拜火教、印度教、基督教教义而成，是波斯教的一种，主张“二宗三际”说。二宗指明与暗的斗争，三际指斗争三阶段，最后光明总要战胜黑暗。因此又叫明教。唐朝时摩尼教在关中很兴盛。唐代宗就曾给摩尼教寺题字“大云光明”，又令各州建立光明寺，即明教寺。
　　关中摩尼教与景教同毁于唐武宗时期，但关东民间有秘密流传。北宋末年著名的浙江方腊起义，就与摩尼教（又称“食菜事魔教”）密切相关。摩尼教成为宣传组织起义、团结群众的思想武器。
　　回教又称天方教（指阿拉伯）、清真教（指教义）、伊斯兰教（指译音），创始人是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后来成为阿拉伯国教。回教在隋文帝时期从海路经广州传入中国，唐太宗初年曾立有回教教士墓碑纪事。回教又有别派于651年（唐高宗泳徽二年）从西北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并在城中建有礼拜寺。唐玄宗时，户部员外郎王文共曾撰写回教碑。唐朝与大食国（阿拉伯）官方往来频繁，从初唐到中唐148年间，有史书记载达37次。此外，民间往来更多，仅玄宗时期长安的阿拉伯商人就多达4000人。因此，回教在唐朝十分流行，在都城长安更为兴盛。回教在传播中逐渐与中国社会和汉民族同化，特别是回教尊儒，儒回思想合一，因而能扎根中国，久盛不衰，后来对回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再说法门寺及其地宫宝藏。
　　1987年4月初，在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内，人们关注和探索了千年之久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唐代诸帝为其安奉所赐无数珍贵文物，被发现了，这一发现震动了考古界、学术界和佛教界，是建国以来佛教与唐代考古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1988年11月，已修复的法门寺包括重建的法门寺砖塔，及专门陈列、展出和研究法门寺地宫出土瑰宝的法门寺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镇，原先寺内耸立着释迦牟尼真身宝塔。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公元前325年一前188年）为弘扬佛教，建8.4万座塔重瘞舍利，在中国建有19座，法门寺塔即是其一。此说带有神话色彩，难以尽信，但至少说明法门寺及佛舍利塔建造年代久远，而且因藏有印度传来的佛指舍利，地位不同一般。北魏和隋文帝末年，曾两次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唐代太宗、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和懿宗共7次奉迎佛舍利到长安或洛阳。迎送仪式非常隆重，耗资巨大，热闹非凡，而且每次都要赏赐法门寺大量皇宫珍贵宝物器皿。特别是唐末最后一次懿宗奉迎、信宗还送，广造浮屠、宝帐、恬花、幢盖，从长安到法门寺300里间，车水马龙，昼夜不绝。皇室和王公贵族赐给法门寺大量金银法器、琉璃、丝织物品和宝函，这些宝物均随同佛指舍利送入地宫，沉睡了千年之久。
　　法门寺在历代都有过修葺，明清两代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修复，现存法门寺主要建筑及原未坍塌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就是明代所建。民国时期，又对法门寺及塔进行过最后一次维修。1981年8月，法门寺塔开始裂崩，两次清理出大批珍贵佛像和经卷。1985年，陕西省人民政府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的文物，进行再次清理。1987年，为重建砖塔，省、市、县三级组成考古队，配合拆除法门寺残塔工程，对塔基进行考古发掘，意外地发现了埋藏千年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及其大量宝藏。
　　这批地宫出土文物，首推保存完好的4枚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经鉴定，其中1枚是“真骨”，3枚为“影骨”。它们都是唐代诸帝迎送的原物，是世界上仅存的佛指舍利。发现之前，它们被分别安放在地宫前室、中室、后室和后室地下的一个小完中，每一枚都被精心重重包裹。特别是置放在地宫后室的那枚，贮于唐懿宗所赐用红锦袋盛放的八重宝函之内。最外层为银棱盝顶黑漆宝函，然后由外及里的七重宝函是：婆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素面银盝顶宝函、婆金如来说法多盝顶银宝函、纯金六臂观音盝顶宝函、珍珠镖锢纯金宝函、珍珠斌块镖锢石函、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佛指舍利即套在金塔象基的银柱上。八重宝函一字排开，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被安置在地宫后室地下小完内的那枚佛指舍利，盛在一个铁函里，外用金锦包裹，铁函内依次为鎏金45尊造像盝顶银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撑子、壶门座玉棺。佛指舍利置于玉棺中。在鎏金45尊造像盝顶银函上，鉴有“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字样。这枚才是佛的真骨。
　　这批出土宝物还包括：金光耀眼的金银供具121件，全是唐代皇室所有，稀世罕见的瓷器16件；晶莹透明的玻璃器皿17件；五彩缤纷的大量丝织品。还有石质器皿12件，铁质器皿16件，漆木杂器19件；珠宝玉器约400件（粒）。其数量之多、制作技术之精湛、品格之高贵，在国内考古发现中皆属罕见，绝大多数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盛放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鎏金银薰炉、纯金钵、秘色瓷净水瓶、鎏金银龟盒、金银丝结条笼子更是稀世珍宝。对研究我国古代工艺史、陶瓷史、纺织史都有极重要的价值。比如秘色瓷究竟是什么颜色？它的制作是什么时代？中国是否在唐代已生产玻璃器？这些问题在这次发现中都得到了解答。
　　在地宫甬道处还发现了极重要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人身志文》、《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两通石碑。石碑记载地宫沿革和懿宗、禧宗迎送佛指舍利的盛况，及地宫所藏宝藏的名称、数量、赐予者的姓名。经与物帐勘对，这次考古发掘出的珍宝，经历了1000多年未被扰动，完整无缺。
　　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是陕西省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也是人类文化奇迹的新发现。这次发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它给陕西带来新的光彩。
　　
　　又说长安太学及“省试”：
　　太学是中央政府在都城设立的最高官学，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倡议者是儒学大师董仲舒。
　　西汉长安太学规模不大，最初只有50名学生，以后成为培养和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迅速发展，到西汉末年已达万人。学校教师是俸禄为600石的博士官，亦官亦教，多用精通经学的名师大儒，年龄在50岁以上。教材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学生称“博士弟子”，由地方官根据年龄、品行推荐选送，穷人也可上学。太学以自学为主，无一定年限。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通过考试即可毕业，并按成绩授官。汉武帝时优等生可当郎中官。
　　隋唐以科举考试选官，更注重考前教育，因此太学发达完备。隋朝大兴城（即长安）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律学五校，称为“五学”，有学生70人。唐长安城设立国子监为最高教育机构，属于朝廷“九寺五监”之一。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辖六学：(1)国子学-有300名学生，都是三品以上高官子弟。（2)太学-有500名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3)四门学-有1300名学生，其中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占500人，庶民子弟占800人。前三学学习儒家经典，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传》5个专业，兼学“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及时务策论。(4)律学-学律令。(5)书学-学书法及《说文解字》等文字学。(6)算学-学《九章》、《缀术》等算术。后三学学生较少。
　　还有二馆：门下省设弘文馆，收30名学生，东宫设崇文馆，收20名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另外太医署、太仆寺等朝廷机构也设专业学校，为自身培养人才，各收百名学生。上述长安各校合计约有数千名学生，唐太宗时接近万名（包括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的留学生）。当时四方儒生多云集长安。学生年龄一般为14至19岁，学制为6至9年。也有例外，如萧颖士10岁即补太学生，而李则之50岁还赴太学听课。
　　唐玄宗时，把国家教育法制及学校体制正式编入行政法典《大唐六典》，对学校制度、教学内容、教师和学生待遇都有详细规定。如每年放假两次，分别在5月和9月，各为1个月。学生超假过多、或3次不及格以及品行不佳者，都要勒令退学。又如教师是国子博士，为五品官，亦官亦教。韩愈最初当朝官就是国子博士。博士以下还有七品助教和直讲数人。太学学规很严，规定必修课程，每10天一小考，称“旬考”，每年一大考，称“岁考”。最后有毕业考试。学生通过毕业考试称为生徒，可以直接参加尚书省礼部在长安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科举考试“省试”。唐朝参加科举的士人一般都要经过学校教育，因此太学与科举是不可分的，教育与选官紧密联系在一起。
　　长安的“省试”可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定期举行，科目较多，但主要是明经和进士两种。明经科要考试帖（类似填空）、经义和时策文章，进士科还要加考诗赋，均分三场考试。考场有军队守卫，时间为一天。考生自备食品、蜡烛，晚上燃尽3支蜡就必须交卷。每年应试者多达数千人，但进士及第只有数十人，明经及第也只有上百人。进士是百里挑一，明经是十里挑一，虽然都很难考，但进士更难，考中者号为“登龙门”。民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即30岁考中明经就算年老的，50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的。唐代进士前三名已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称。科举及第者都要在曲江被朝廷宴请，然后骑马游街，最后到慈恩寺塔（即大雁塔）登高题名，称作“雁塔题名”，极尽荣耀。这时长安城最热闹，如过佳节。大家争看新科进士，万人空巷。不少权贵乘机挑选女婿。诗人孟郊中进士后写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制科是根据皇帝特诏举行，选拔特殊能人，科目五花八门，不定期，但录取者极少，每次只取一、二名。
　　武则天开始在省试之外，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考，同时首创试卷糊名制度。但她是在洛阳首开殿试的，以后各朝才在长安实行。
　　唐代省试还允许考前找名人推荐，这成了一种时风。考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名臣权贵，美其名曰“纳卷”或“求知己”。如一次不成，二次再送，就叫“温卷”。请托之风既有好处，可以让名士对考生增加一次面试，也有坏处，导致权贵循私舞弊，公开干预选士。
　　唐代省试及第者只取得任官资格，不能直接授官，还需再参加吏部考试，通过者才能被委任官职。例如韩愈四次参加省试终于及第，但以后三次都没有通过吏部考试，仍不得任用。他感叹地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不成。”’只好另谋出路。科举考试成为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途径，但也成为封建政治控制知识分子的有效工具。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指弓箭射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