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三秦演义》第六＋四回 长安佛教寺院多 佛道之争很激烈

　　第六＋四回长安佛教寺院多佛道之争很激烈
　　
　　细表唐代长安佛教宗派及其著名寺院。
　　隋唐佛教盛极一时，成为佛教在我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宗派，号称“九宗”或“十宗”。多数宗派创立于唐都长安。当时长安有寺院140座，僧尼多达数万，不少寺院成为佛教各宗的圣地。
　　一是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出于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宗，由玄奘在长安创立。教义主张用“依他起相”（万法皆依他种种因缘而起）、“遍计所执相”（凡夫普遍妄计所迷执为有）和“圆成实相”（圆满成就的真实体相），来解释宇宙万有的性相，故称“法相宗”，同时又强调“万法唯识，心外无物”，因此亦称“唯识宗”。玄奘赴印度西游以前，在国内受学于13名僧，偏于法相之学。以后赴印度第一佛寺那烂陀寺，受学于15名僧，涉及广博，无所不精。他对印度佛教瑜伽宗、般若说、唯识法相学等均有深入研究。但他所阐弘的教义主体则为法相学，因而回国后在长安创立法相宗，成为法相祖师。当时在长安和洛阳两京风靡一时。玄奘的弟子中知名者极多，影响最大的是窥基（尉迟敬德之侄）和圆测（新罗国王之孙）。法相宗的圣地为玄奘译经讲经的主要场所慈恩寺和死后葬所兴教寺。
　　慈恩寺是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为纪念母亲文德皇后，于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修建，故名“慈恩”。玄奘及其弟子长居寺内。四年后，玄奘亲自设计建造了有名的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初为5层，贮藏由印度带回的佛经。因此法相宗又称“慈恩宗”。701年，武则天又将塔加高至10层。因遭兵火，现今只保存7层，高64米。玄奘在此译经1335卷，历时19年，死后初葬长安东郊白鹿原，后迁葬于长安城南兴教寺。这是唐朝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专为迁葬玄奘遗骨而建。现寺内除有玄奘舍利塔外，还有窥基和圆测舍利塔。唐肃宗在舍利塔上题“兴教”二字，寺名由此而来。法相宗是比较纯正的印度佛教，教义烦琐、深奥，富有哲理，但也因此过于艰深，难以普及，因此兴盛三四十年后，逐渐衰落。日僧道昭在653年来长安，从师于玄奘，回国后创立日本的法相宗。以后又有日僧智通、智达、智凤、智鸾、智雄等人来长安学习法相宗。唐玄宗时，日僧玄昉来长安学法相宗18年，回国后使日本法相之学盛极一时。
　　二是净土宗。又称莲宗。初祖有二人，一为南北朝时的昙峦，著《礼净土十二倡》；一为唐初的道绰，著《净土论》。净土宗崇信西方净土是极乐世界，提倡口念佛号，即可往生净土。如果念一遍“阿弥陀佛”，就能除却80亿劫生死之罪。如日念7万遍佛号，就可以延年转寿，长命安乐，消灾解难，永无病痛。这一宗派法简易行，教义俗浅，在民间最易流行。净土二世祖善导从师道绰，在长安传教30年，奠定了净土宗的形成。他曾写《阿弥陀经》数万卷，信奉者无数。武则天时期一位名叫慧日的高僧，航海赴印度18年，勤修净土之学，于开元年间由西域返抵长安，成为净土宗又一大师。有唐一代，净土宗深入民间，也染及士大夫阶层，越来越盛，与禅宗并列，几乎垄断了中国佛教信徒。善导大师传教的寺院为光明寺，位于今长安县香积村。后人把善导比作香积佛，故寺名改为香积寺。现寺内保存有纪念善导大师的砖塔。塔高13层，现塔仅存11级，高33米。塔旁的一座小塔，据传为善导墓。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过香积寺》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日本留学僧圆仁曾学净土回国传播，以后日僧法然依善导经书，创立日本净土宗，成为日本佛教第一大宗派，信徒过2000万。1980年，在善导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日时，日本净土宗高僧150人来西安，在香积寺举行了隆重法会。近十几年来，每年都有数批日本净土宗访华团来香积寺朝圣。
　　三是华严宗。因《华严经》而得名。南北朝时，已有极少数僧人开始研究《华严经》，但形成华严宗是起于关中终南山。北周武帝在关中灭佛时，长安僧人多避难山中。有位叫普安的法师（京兆泾阳人），栖隐于终南山西坡，苦研《华严经》，又秘密安置长安名僧30人。以后武功人赵彭渊在此建寺，名至相寺，成为华严宗中心。华严宗教义主要为“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强调“理为性”，“事为相”。唐初，雍州万年人杜顺是长安有名的神僧，尊号法顺，从禅学转为华严，影响很大，成为华严宗祖师。另外两个华严祖师是智正和智俨，都在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经》数十年。智俨的弟子为法藏，是华严宗第三代祖师。法藏之时，在武则天提倡下，华严宗极盛。武则天曾赐号法藏为“贤首大师”，并令在长安城玄武门以北，建华严高座八会道场，让数千华严僧尼在此斋会。武则天还亲制《听华严诗》并序，可惜失传。法藏著《华严探玄记》等数十部经书，传世23部。
　　当时有新罗人朴义湘，慕名来长安终南山学华严宗，与法藏同为智俨弟子。归国后，成为新罗华严宗创始人。以后，日僧审祥至长安从师于法藏，归国传教。中唐时，日僧道璿又携《华严经》返国，使华严宗大行于日本。
　　西安南郊少陵原现存有华严寺遗址。华严寺建于803年（唐贞元十九年），遗址尚存华严宗初祖杜顺禅师塔和华严宗四代祖清凉国师塔。杜顺塔高13米，7层，上层石刻“严主”二字，第三层石刻“无垢净光宝塔”。塔下原有852年唐大中年间刻立的《杜顺和尚行记碑》，现移至碑林。
　　四是密宗。又名真言宗，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重诵咒祈祷，以求利益，小可消灾治病，大可成佛。祈祷方法为全密：一日身密，即以手指结式表示种种意义，谓之“结印”；二日语密，即念咒。口诵真言，象征各种神相，一字即代表一神，平常人不能了解咒语内涵；三日意密，以心观实相。所以密宗特重佛教仪式，规则严密，不能混乱。密宗虽有教理，但秘不易懂。在祈佛过程中，信徒加入个人意念，在隆重的仪式影响下，往往能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作用，富有神秘色彩。
　　密宗于唐初直接由印僧达摩岌多传入中国。以后印僧善无畏与金刚智又来华译《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等，称作“密宗三经”。开元年间，汉人名僧一行（原名张遂）受学密宗。他精通天文历算，与密宗有大因缘。由于达摩岌多和一行和尚都曾居住在长安大兴善寺（在西安南郊小寨，1956年改建为西安新风公园），因此这里便被看作密宗发祥地。
　　密宗的兴盛，要归功于不空和尚。不空原是师子国（斯里兰卡）人，为金刚智弟子，随来中国，以后自成一派，号为“不空派”。他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是密宗实际创始人。不空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被封为国师，位列国公。再传弟子5人，其中有名的是惠果。惠果居青龙寺（原名灵感寺，位于西安南郊铁炉庙村），这里成为不空派的圣地。密宗自此到唐末走向极盛。不少日本留学僧前来求学。著名的最澄学善无畏派，结合天台宗，回国后创立“台密”。空海在青龙寺师从惠果学不空派，回国后创立真言宗，又称“东密”。日本留学僧最著名的共有8人，称为“入唐八家”，其中六家到长安后都曾在青龙寺“受法”。唐末，著名日僧圆仁和圆珍来中国学密宗，携带回大批密宗经典，归国后成为一代宗师。此外，新罗留学僧玄超和惠日也学密宗，亦分二派。唐朝以后，密宗在中国衰落，在日本、朝鲜反倒盛行。1973年青龙寺塔址和殿堂遗址被发掘，1982年以来得到重建，并修建了空海纪念碑和纪念堂，成为日僧朝拜的佛教圣地之一。
　　五是三论宗。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主要经典，因此得名。同时也强调阐扬诸法性空的理论，故又称“法性宗”。印度始祖是文殊师利。中国始祖应为鸿摩罗什。后秦时期，鸿摩罗什在长安圭峰之下的草堂寺讲经、译经，最早译介三论，这里是三论宗最早的圣地。隋朝及唐初，三论宗大盛，在长安的名僧有法澄、道庄、智矩和吉藏。特别是唐初的吉藏，是三论宗的元匠，被视作实际创宗者。他本是安息（伊朗）人，隋时来长安，居住在日严寺，声震关中。唐初李渊在长安置十大德，吉藏即是其一。齐王李元吉特奉他居住延兴寺。他在长安亲讲三论达百遍，弟子有800多人。大弟子慧远在长安也倾动一时。高丽僧慧灌从师于吉藏，以后赴日本传播三论，被称为日本三论宗始祖。贞观以后，三论宗渐衰，但不时也出名僧。如中唐代宗时有道液大师，武宗、宣宗时有定慧禅师。855年在草堂寺刻立“定慧禅师传法碑”，由大书法家裴休撰书，柳公权篆额。可见这时三论宗又复兴过一阵。
　　六是律宗。特重戒律，因此得名。律宗是揉合了印度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教义的一种中国佛教宗派。最早的律学大师是北朝的慧光，他从师道覆，草创《四分律》。其弟子道云的再传弟子洪遵，开始在关中传《四分律》。隋末唐初，后传弟子智首在长安传《四分律》达30年。到智首弟子道宣时，戒律盛行，终于成为新的佛教宗派。道宣声名广被中国，受业弟子多达千人。他在关中立戒坛，四方诸州，大河南北，长江上下，都依坛受戒。从慧光算起，他虽为第五代，却是律宗实际创始人。他从小跟随戒律大师智首习律，曾居长安日严寺。后来长居终南山白泉寺，苦心钻研戒律。在此以大乘佛教教义融会贯通本属小乘佛教的《四分律》，撰写《四分律合注戒本疏》等三部经书，称为“南山三大部”，因此律宗又称“南山宗”或“南山律宗”。他还在终南山创立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制。
　　与道宣同时，长安还有同出于慧光门下的另一支六代弟子满意，居长安崇福寺（又名太原寺），也独树一帜，成为律宗大师，号为西塔律师，建立律宗之西塔宗。此外，唐朝著名书法家、高僧怀素也是这一时期的律学大师，建立东塔宗。怀素曾居长安崇福寺，后住恒济寺。以后扬州律宗大师鉴真率弟子24人，出生入死，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传戒，并在奈良建立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初祖，号为“东征和上”。
　　除上述诸宗及名寺之外，唐长安还有一些著名寺院，虽非宗派圣地，却也不同寻常。一个是荐福寺，位于西安南郊南稍门。这里原为唐太宗女儿襄城公主的住宅，中宗时改为献福寺，武则天时改叫荐福寺。高宗时从海路赴印度取经的义净，历25年，取经400部，回长安后就在这里译经。现存寺塔即著名的小雁塔。原有15层（现存13层），高45米，秀丽玲珑。内有金代铸造的巨大铁钟。唐以后历代，每天清晨，小雁塔清脆的钟声响起，穿过晨曦，唤醒了睡梦中的人们。这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雁塔晨钟”。另一个著名寺院是弘福寺，又名木塔寺，位于西安南郊丈八沟，是唐太宗为太穆皇后所建。玄奘初曾在这里译经。寺内原有330尺高的木塔，今已无存。
　　
　　马家骏大师《佛教文化漫谈》
　　长安，在唐代是世界上最大的都会，佛教也最繁盛。唐诗说：萧梁时代“南朝四百八十寺”；唐朝时长安有多少寺院呢？真希望看到详细介绍西安寺院的书。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它们的祖庭有六个在西安。八个中，我拜谒过六个，只有西安的两个没去过。外省的，一是达摩创建的禅宗的祖庭河南登封少林寺，第一次我在登封住了一夜，由于天气和交通，没去成。五年后，圆了去少林寺的夙愿。另一座是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是智者大师创建。鉴真和尚和日本僧人最澄带去东瀛。我拜谒后在报上写道:“参天古树遮庭院，漫处香烟颂佛声。隋纪伽兰拥智者，天台宗脉传最澄。五峰华顶绕环翠，双涧飞流荡落英。难睹仙居济颠面，却看姜尚赐神行。”寒山常去国清寺找拾得，雍正封他二人为“和合二仙”。寒山与苏州的寒山寺关系待考。我写过评寒山诗的文章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发表，表达了我的虔诚。
　　长安的六大宗的祖庭，首推户县的草堂寺。姚秦时代，鸠摩罗什在此翻译了《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创立了法性宗，又叫三论宗。草堂烟雾是长安八景之一，我去看了，原是井里的水蒸气。后写道：“鸠摩罗什笔，夜译响晨钟。烟雾草堂寺，巍峨圭笏峰。红楼笼石塔，绿竹映青松。遥望馨香里，比丘早课浓。”表达了我的敬仰。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是法相宗的祖庭，因其所在而亦称慈恩宗。玄奘大师与此不可分。我多次朝拜，写过诗和文章。因为篇幅长，就不引了。大雁塔东的青龙寺是密宗（又叫“真言宗”）的祖庭，日本僧人空海在此留学多年，后传入日本。青龙寺早已毁坏，不几年前，日本友人出资新建。那里樱花繁茂，我两次去都在春天，看了赏心悦目。你们大弥陀寺的祖庭是香积寺，净土宗发源于此。唐代诗人王维《过香积寺》说：“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我去过小村旁的香积寺，离山很远，没有水泉，大殿里塑像空了，用画像代替，于是写道：“平原香积寺，翘首远秦峰。丛绿隐村角，落红飘晚钟。临风高矗塔，细雨翠流松。难觅潭泉影，图禅岂制龙。”我没有去过的两个：一是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前几天去祥峪森林公园，过一小村，路旁牌子上写：“华严宗祖庭至明寺在此”，但没下车。再一个是南山律宗的祖庭丰德寺，在沣峪口，据说，早毁坏多年，废墟也难找了。
　　
　　话说“唐代佛、道之争”
　　俗话说：“佛高一尺，道高一丈。”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与道教的第一次传播高潮时期。特别是佛教，拥有数百万僧尼，数万座寺院。当时外来的佛教依仗哲理的优势，有贬低道教的倾向，而土生土长的道教反感佛教，利用帝王权威大肆攻击佛教，于是产生佛道之争。如北魏太武帝崇信道教，自号太平真君。道教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寇谦之便乘机劝灭佛教，致使佛教遭殃。但北周武帝同时禁断佛、道，佛道之争也随之销声匿迹。隋文帝重兴佛、道二教，尤重佛教，把佛教定为三教之首，自称“我兴由佛法”。但炀帝偏又重道教，以方术得幸的道士很多。于是佛道之争复起。
　　到了唐代，佛教与道教都出现第二次传播高潮，进入空前繁盛时期，佛道之争也愈演愈烈。唐高祖李渊崇道，因与老子同姓，自称是老子的后裔，把老子尊为唐皇室的“圣祖”，规定道教居三教之首，佛教居末。唐太宗则明确下诏：道教功德大于佛教，“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但太宗也很重视佛教，热烈欢迎从印度取经回国的玄奘大师，把他安置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大力支持玄奘译佛经，并亲自为他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更加崇道，册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下令臣下都要研习《老子》，道教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高宗也不抑佛，对从印度取经回国的义净很支持，先安置在东都洛阳，后移至长安大荐福寺译经。高宗还让玄奘大师为自己的儿子中宗题名为佛光王。玄奘圆寂，高宗亲自为他的葬所题字“兴教寺”。武则天称帝后，出于取代李唐的政治需要，主张祟佛，把道先佛后改作佛先道后。佛教也乘机迎合，称武则天为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为人世之主。当时李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手段之一，就是崇道抑佛，而武氏打击李唐的手段之一，则是祟佛抑道。佛道之争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就更加势同水火。
　　中宗复辟后，重新崇道。玄宗即位，就更加重视道教，尊老子为“万教之祖”，称《老子》为百家之首，认为老子是孔子和释迎牟尼之师。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消除武则天崇佛带来的政治影响。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颁行全国，在科举中还增设庄子、老子科目。后来玄宗又热衷神仙方药之事，求长生不死药。他改“开元”为“天宝”年号，就与老子“显圣”有关。当时全国出现一股崇道狂热。唐玄宗宠信的道士张果、叶法善等，乘机排挤佛法，玄宗便裁汰僧尼3万人。中晚唐诸帝有的崇道有的崇佛。武宗“志学神仙”，宠幸道士赵归真，禁断佛教和其他宗教，只留道教。但宣宗正相反，崇信佛教，恢复被废的佛寺，杀死道士赵归真。宪宗和尧宗崇佛，先后组织从法门寺到长安盛况空前的奉迎佛骨活动。
　　尽管李唐皇室极力崇奉道教，但道教由于自身的弱点（如教义杂乱、哲理不强，炼丹及剑术又需要有钱和有闲），并未能在全国普及，在最盛的玄宗时代，都城长安的道观仅30所，道士女冠才1700人。佛教虽然未如道教得宠，但由于玄奘、义净两次取经、译经，影响深远，再加上佛教分宗后趋向中国化，各宗派十分活跃，佛教哲理更加深刻和富有吸引力，所以佛教势力相当大，走向登峰造极的时代，远非道教可比。比如初唐玄奘有弟子3000，连新罗王子和名臣尉迟敬德的侄子都是他的徒弟。中唐武宗毁佛时，佛寺多达4万座，僧尼多达26万，虽遭摧残但仍能很快复苏，流传不衰。甚至连唐代大诗人王维、元载、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崇信佛教。晚唐僖宗送佛骨于法门寺时，长安士女如醉如狂。
　　总之，唐代佛道之争既是政治因素在推波助澜，也是佛道共同繁盛、竞相传播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