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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1---10)

作品名称:苦难碾压下的童年(散文故事)      作者:傅冬      发布时间:2013-05-12 21:00:44      字数:27607

    1944年的夏天,鬼子和伪军彻底的从我们这里滚蛋,我的家乡终于安定了。内战虽然腥风血雨,但是在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对我童年的心灵影响较大,但是对我童年的生活并没有大的伤害。我童年的这一段故事主要就发生在1944年夏至1948年深秋;战前和战乱中也有一小部分。
  
  一、收花生的辛苦
  
  40多年前在乡下搞四清运动,有一个同事,吃着花生,问农民:“老乡,长花生的树在哪里呀?”那一位同事大概吃着手里的不过瘾,还想着到树上去摘。我当年就差一点被喷饭,花生是长在地下的呀,哪里那么容易摘到手啊。那么,花生又是怎么收上来的呢?我不说现代化的方法,在这里说一说60年以前我收花生的故事。
  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阳光明媚,吹着微风,温暖宜人。妈妈在前面快步地走着,我在后面急匆匆地、吃力地赶着。几天前有人带来口信,要我们去帮外婆收花生。临近中午,我们母子二人才匆匆上路,直奔外婆家来。
  去外婆家的路,我走过不知多少次,已经很熟悉了。
  弯弯的但还算平坦的小道,窄窄的但还算结实的桥;路旁的沟里,芦苇已开始枯黄,不时地被秋风吹弯了腰,有时会伸向路的中央,好像要拦着人们去路;远处和近处有几户人家已冒起了炊烟,还此起彼落的传来鸡的打鸣声。
  走出了大成庄,我就开始盘算着还要走多远就可以到外婆家了。早晨吃的那点稀饭,还没有到大成庄,肚子就开始闹革命,饥肠辘辘,饿得慌了。此时,我巴不得飞到外婆家去。
  我随手拔了几根芦花,拿着它向左右,向前方无聊地扑打着,想借此驱赶饥饿和疲劳;还不时地跑步,以赶上妈妈。
  过了郑庄,我又盼着下一个目标。妈妈很是焦急,走得很快,几乎不和我说话。在闷闷地走了一段以后,我突然听到“咯哒,咯哒”的响声。我精神为之一振:沙岗子到了。
  沙岗子是我们那里产花生的地方,那声音就是收花生的机械发出的。到了沙岗子,离外婆家就不远了。妈妈此时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我也来了精神,紧紧地赶上。那一架架收花生的机械,那一堆堆花生藤和三、五成群的、忙碌着的人们,出现在我的面前。
  妈妈对他们毫无兴趣,只是向他们斜斜地看了一眼,接着就向我喊了一声:“快点,跟上来。”原来我正看着那机械出神,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脚步。这样热闹而忙碌的场景,我虽然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但是每一次总是感到很新奇。妈妈一声喊,我又匆匆地赶上。这一兴奋,使我忘了疲劳,追上去紧紧地跟在妈妈的后面,匆匆地往前赶……
  在我们走出一户人家的山墙之后,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一条我走过多次、记得很牢的那条笔直的小道,小道的尽头便是我等待的第二个目标:一排车棚。
  此时我已看到那一排车棚了;那是一排灌溉用的水车车棚。它是一个四周没有围墙、只有圆锥形草顶的建筑,直径可能有六、七米。顶子是尖的,周围用六根木柱支撑着草顶,中间便是用牛或人力来推动的水车了。从外表上看去,它们就像一个个被架起来的金字塔,成一字形地排在一条小道的旁边。
  每次到这里,妈妈和我总是要坐在水车的大转轮上休息一会儿,这一次当然也是这样。
  “外婆家快到了!”我高兴地喊了起来。
  “是的,快到了。”妈妈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我们到了外婆家的时候,多数人家已吃过午饭了。外婆的家就在那一排车棚中最后一个的旁边。
  这一天中午我们吃的是米和大麦糁子混合起来煮的干饭,还在饭锅里蒸了一碗鸡蛋,外加一个青菜汤。在一年里,外婆难得有一次这样的午餐,对我们母子来说,也是难得的一顿午饭。
  午饭后我和妈妈就为外婆收花生了。
  花生地离外婆的家比较远,大约有半里多路。那是一个不大的沙岗子,延绵不过二、三里,宽只有半里左右;又分别属于很多人家所有,每户人家一两亩、三四亩不等。
  这是一个孤立的沙岗子,他的周围全是稻田或麦田。
  这里的人家很少用机械收花生的,因为花生地太少了。购一台收花生的机械是要花很多钱的,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所以多数人家用手工来收花生,就像我们一样。不过,今年却有一户人家用机械来收,那可能是借人家的机械。
  到了花生地,我立刻跑到那机械的旁边,想看个清楚。但是,我还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妈妈就喊我去收花生了。
  妈妈用大锹把带着花生的藤,连同沙土,成大块大块地挖起出了许多,堆放在那里。
  我从那机械的旁边回到妈妈这里,随即抓起花生藤发力一抖,那些沙土就全部脱落了,只剩下藤和花生,再把它放在一边,接着再抖第二棵,……很快,妈妈赶不上我了。因为挖花生是很费力气的,要挖得很深;要不然,漏掉的花生会很多。这个时候,我便坐下来,从藤上把花生一个个地摘下来放在笆斗里。待到我把一堆藤上的花生摘完,妈妈那里又积了一大堆;我又回过头来,抓起那些带着沙土的花生藤,……
  不久,外婆也来了,她已50多岁,身体一直就很不好。她跟在我们的后面,坐在沙地上,用小锹把收过花生的沙地再一锹一锹的,认真、仔细地翻一遍,把遗漏在沙土里的花生一个个地找出来。因为无论怎么认真地收花生,总是还有漏掉的。外婆的工作也不轻,腰会很酸痛,还必须要有耐心。
  妈妈的活儿最重;我的活儿最轻,却是最脏的,颈项里、袖子里都灌进了沙土。干了一会,妈妈就叫我休息一下。我用这个机会,跑到那个用机械收花生的现场看一会。妈妈也丢下挖沙土的重活,坐下来抖花生藤,或者摘花生,因为这个工作比挖沙土要轻松得多了;妈妈也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
  一个下午的辛劳,妈妈和外婆都已经很累了。我不但很累,而且发腻;那样重复而单调的活儿,使我很厌烦。不过,我们都坚持干了一个下午,直到天完全黑了才收工。
  那个用机械收花生的人家有四、五个人在现场劳作。有一个人用锋利的大锹对准花生藤的根,“嚓,嚓,嚓”的平铲过去,那些藤便被铲得脱离了沙地,留下花生在沙土里。铲了一段以后,他就把铲下的藤集中地放在一个地方,堆了起来。紧跟在他后面的一个人,用大锹把沙土连同花生一起铲将起来,放进那个不停地摆动和撞击着的长方形筛子里,沙土就被筛子抖漏下去,花生留在了筛子里。
  最吸引我的是那个驱动筛子的人;只见那个人用双脚不停的踩着一个翘板,扭动着屁股,晃动着身子;脸上淌汗不止,我想,那一定是很费力气的。另外一个人就比较轻松了,在一旁把筛子里的杂物拣出来,用手拨弄着沙土,使沙土能更快地漏出来。当筛子里花生够多的时候,便停下来,把它们扒进笆斗里。
  当筛子下面的沙土堆得太多的时候,离那个铲沙土的地方也远了,大家就合力把筛子往前挪动一个适当的距离,重新开始。
  那收过花生的地里,一眼望去,一堆堆的小沙丘就象小小的金字塔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着。
  我正看得出神,那个铲花生藤的人忽然冲着我说道:
  “喂!小家伙!看什么呢?好玩吗?”
  我吃了一惊,意识到我已看了很久了,什么话也没说,赶紧回到我们的花生地里,做我那抖藤、摘花生的活儿。
  外婆的花生地大约只有一亩左右;第一天下午只收了四分之一。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腰酸背痛,双腿发麻;即使妈妈不叫我,也会停下来休息,站起来走动。妈妈休息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外婆已经不能再做了。
  那天下午,花生已收完,只剩下待翻找剩余花生的活儿。翻找花生这事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比抖落沙土、摘花生困难多了。我已非常累了,不愿意、也不能再做下去;妈妈叫我停下来,多休息一会儿。我不但停了下来,而且还躺在了花生藤上。
  “真舒服啊,妈妈!”
  那一躺,真是有说不出的惬意啊,一天的疲劳好像就此消除了。
  妈妈还在那里一锹一锹的倒翻着沙土,寻找那些遗漏下来的花生。直到天黑,我们也没有能够把那块沙地翻完。
  大概妈妈也吃不消了,第四天她没有继续倒翻沙土。他说,不去翻了,留给外婆慢慢地去翻吧。
  一年一度的我们为外婆收花生的辛苦,就这么结束了。这一年我刚刚九岁。
  大多数人家的花生收获季节结束了,但是花生季节并没有过去,且看下回。
  
  二、拾花生的
  
  腰酸,背痛,手腕酥软,腿脚发麻。哦,简直比插秧还痛苦啊。
  “妈妈,我吃不住了,让我歇一歇吧!”说罢,我就原地躺在了沙地上。
  妈妈没有做声,任由我躺下。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为外婆收花生了。当然,不管是第几次,我都还小;每一次吃的苦也都差不多。
  这一次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翻找那些遗漏的血汗。
  妈妈还在那里一锹一锹地翻着,倒着,寻找那些遗漏的花生。
  “啊呀,妈妈,怎么那么难受啊!”我躺在那里,就地翻了一个身,几乎是带着哭腔呻吟着对妈妈说。
  “坚持下去就好了,明天就好了。”妈妈说,“你看,那几个比你还小呢!”
  是的,我早就看到了。有一群人,散落在那花生地里,翻着沙土。其中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他们,就是这个季节的特殊人群,当地人叫他们为“拾花生的”那些人。
  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妇女和儿童。在最初的阶段,他们是不会出现的。所以,那一次我在沙岗上看到的是花生地的主人,是收花生的,而不是他们。只有花生地的主人把花生收完了,允许他们来翻的时候,他们才能来。
  他们几乎都是赤贫者,文盲。没有任何技能;没有土地;只有那一双粗糙的手和不畏艰难不怕吃苦的意志。这些从沙地里寻求生存的无产者,大多不是本地人。到了这个季节,他们往往成群结伙地出来,就像现在的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一样。当然,他们只是早出晚归,没有行囊;只有一个破旧的篮子和一把被沙土磨得锃亮的小锹。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出来了,一直要到天黑才回到那个很不像样的家里。他们在沙地里不停地翻哪,倒啊,即使在刚收过花生的地里,让他们第一遍去翻,两三锹之内也是很难有花生的。那已经翻过一遍、两遍的沙地,不知道要翻多少次才可能出现一粒花生。哦,那差不多就像在沙里淘金一样了。一天下来,运气好的,身体好的,精明一点的,手脚快的,可以淘到二斤多花生,相当于现在十二三元吧。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可以勉强活命了。那些命运不好的弱者,只能盼着第二天和第三天,第N天,用他们的汗水和不屈的意志,从强者那里再挣一点过来。
  我躺在沙地上,让秋风吹拂我沾着沙土的脸和裸露的双臂,让它尽情地带走我的疲劳,享受着短暂的轻松。
  那一群淘“金”者,就在我们的旁边,他们没有像我那样躺下来,那几个小孩也没有躺下来;因为他们要活命,这是一年里唯一的机会。我看着他们右手飞快地挥舞着小锹,沙土被他们一小撮一小撮地扬起来。很快,那个因翻和倒而形成的断面,离他们的身体远了,每一锹下去,身体就要前倾一次,像是在磕头。那样的场面,就像是众多的人在一起拜佛祈祷,祈求菩萨能帮他们多拾到一点花生,使日子能好过一点。有时候,他们突然地停一停,那是找到了一个花生;有时候,我又会看到他们用双手撑着地,把自己的身体向前挪一挪,接着又挥起了右手……他们开始于同一个起跑线,大家整齐划一,到了后来就七零八落了。
  从我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看到他们停过;好像有无限的精力,永远不知疲倦似地翻哪,倒啊。秋天的微风,扬起了她们的头发;那一身破旧的衣裳,在沙土的浇拂下,早已不见了原来的面貌。我躺在那里,已有一丝凉意;她们的太阳穴上却沁出了汗珠。看那几个小孩,篮子里的花生,希希落落,没有多少;他们已经很累了——动作已经慢了下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脸上滴着汗珠,仍然坚持一锹一锹地翻着,倒着,期待着会出现一粒花生。
  哦,他们怎么不怕腰酸背痛啊,我怎么就那么经不住累呀,真没出息!我咬牙一拗而起,又拿起了小锹……第二天,我的腰酸和背痛就好多了。
  初冬季节,当我再一次地到外婆家去的时候,天已经冷了;我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坐在沙地里,在寒风中,一锹一锹的翻着。她们也许是那群人里的弱者,用自己的汗水对沙地进行最后地淘洗,直到掏出最后一粒残存的花生为止。
  到了冬天,再到第二年的夏天,从小镇到县城的街上,可以看到一个个老人、妇女和小孩,提着一篮子炒熟了的花生,篮子里放着一个带有盘子的杆子秤。他们走街串巷,“卖花生哩,卖花生哩!”地吆喝着。他们叫卖的,就是在那个季节里用血汗淘翻出来的花生。
  我的妈妈和婶婶也曾几度外出拾过花生,当然不是去卖而是把我们吃了;因为我们毕竟还不是最穷的。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妈妈拿出炒花生给我和弟妹们吃。我刚吃了几个,妈妈说,这是二婶子在老家拾的花生,是她特地送给我们的。妈妈说的本无意,我听后就不再吃了。
  这花生是怎么来的,我可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是二婶子的血汗呀,我吃不下去!
  
  三、战皇虫
  
  这是一个夏天。
  稻穗子已经抽齐了,正是稻子扬花的季节。那一年稻子长的旺盛喜人,一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那细小的稻花点缀其间,像一粒粒珍珠挂在稻穗上。禾苗颗颗茁壮,看着叫人高兴,今年必定是一个丰收年。
  在一个晴朗的、刚吃过午饭的下午,有着灿烂的阳光,还不时地刮来一阵阵轻风。那些稻穗子在风中摇晃着,似乎是在高兴地跳着舞;这样的阳光和暖风,是他们最好的午餐。这也是我们相对清闲的时候,离收稻子的日子还早着呢。我们全家人当然不会白白地让宝贵的时光淌走。妹妹、小姑和我在纺纱;二叔家传来了“哒哒”的机械声,那是二叔在织布;……哦,这是一个美好而又忙碌的下午。
  我和妹妹一边纺纱一边谈笑着;说话间,忽然听到一阵吵闹声。
  “咯哦,咯哦——,唏,唏——!”声音由远方传来,像是人们在驱赶着什么。
  “噹,噹,噹——,”紧接着,我们又听到了说锣不像锣的声音,像是有很多古怪的乐器在敲打,但是没有节奏,急促而杂乱无章。
  “啊呀,不得了!”小姑妈首先跑了出来,紧接着发出了震人心魄的一声大喊。这一声喊叫,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震了出来。
  “什么事啊这么大惊——”奶奶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惊呆在小姑妈的身边了。但是她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快!快!快把铜盆子拿出来敲!快!”
  这时候,我看见了西南方向有一大片黑压压的蝗虫,向我家滚滚而来。它们的先头部队已经飞过我家的天顶,向着东北和东方翻滚而去。我顿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真个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险恶。头顶上蝗虫的翅膀发出怪声,令人不寒而栗。蝗虫我是见过的,但是这么多的蝗虫却是我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全家人立刻拿出铜盆和所有能敲的东西,没有人指挥,胡乱地敲着和呐喊着。
  所有的人家,不约而同地都擂起了所有能敲打的器具,高声吆喝,如果那一家稍有懈怠,蝗虫就会全部落到他家的田里面。
  一时间,乒乒乓乓,响声四起;那特有的“咯哦,咯哦”的驱赶号子响彻乡野。那喊声与当年“和平军”来了人们的喊打声可有一比。
  一场人蝗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它们的“大部队”虽然继续前进,一部分却不顾一切地落了下来,活像当年“和平军”下来大规模扫荡一般。它们疯狂而又贪婪地啃着稻叶子,发出撕心裂肺的“沙沙”声。很快,落下来的蝗虫越来越多,形势非常严峻。眼看着快要到嘴的庄稼被它们无情的啃去,全家人一个个心急如火。
  “赶快下田去赶哪!”奶奶跺着脚,近于歇斯底里的嘶喊着下命令。
  爷爷和爸爸都不在家,奶奶和妈妈都是小脚,下不得田。我、妹妹、小姑、二叔和二婶全都拿上竹竿,分散到各个田里去驱赶。奶奶和妈妈继续敲打和吆喝。
  那些饥饿的蝗虫,到了后来,对于敲打声和呐喊声已经适应,不在乎了;毫无顾忌地落下来,无情地撕咬着稻子。我们用竹竿子横扫稻穗来躯赶它们;开始还是很有效果的,竹竿子扫到,它们即刻飞走。可是不久,大概是饥饿使它们什么都不怕了,任你竹竿子扫去,它们也不飞走。我顾忌稻子正在扬花,怕扫落了稻花,不敢全力以赴,投鼠忌器啊。怎么办?我不得已只好稍稍加大横扫的力度,同时提高嘶喊的分贝,那简直就是声嘶力竭;全家人个个都是如此。再到后来,我用左手拿着竹竿子驱赶;右手大把地抓了蝗虫就往泥淤里埋;嘴里还不停的高分贝地喊着。
  只见那些蝗虫成片地落在了稻子上,尽管我用手去抓,它们也不逃跑,只顾拼命地啃着。看上去它们已饥饿难忍了;那样子好像是在对我说,你抓吧,我死,也要做个饱死鬼不当饿死鬼!哼!做饱死鬼?你们做饱死鬼我可要当饿死鬼了!想起我平日里每天三顿稀饭还吃不饱,不由得怒火中烧。
  在紧急关头,人的动作往往能惊人地异乎寻常迅猛的。有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母亲为了救火车轮下的女儿,她只用了0?18秒的时间就把女儿拖进了安全地区!
  我当年当然比不得这位母亲那么快。但是在这生死关头,我必须超常发挥,拼命的加大、加快驱赶和抓杀的力度。我一把抓下去,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个;不管多少,抓到后立刻就飞快地埋入泥里,充当肥料;那动作就如插秧一般。而当年我插秧的速度也远远没有这么快,那简直就像是疯了一样啊。
  这是一场生死搏斗。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心中虽然着急,但是除了拼命搏杀,没有别的办法。
  然而,我很快就累了,有点不支了,我挺起腰稍歇片刻。
  就在我抬起头来之后,看见二叔祖父那边,只有发三叔一人在孤军奋战。原来他们一家今天去了大成庄了,家中只有发三叔一人。我不等命令,不顾疲劳,当即决定去支援他。
  我快速地走上田埂,来到三叔那里。
  “三叔,我来了。”我对三叔说了一声,就下到田里开始驱赶和抓杀。
  三叔向我笑了笑,点了点头;直到天黑,我一直就和三叔奋战在一起。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持续了整个下午,直到天完全黑了才结束战斗。
  那一年,由于我们拼命地搏杀,没有绝收;但是,还是严重地减产了。
  那大概是1944——1946年之间,我大约十岁左右。
  
  四、放牛
  
  爸爸去了南京以后,我就辍学了。十岁多的孩子了,是不能闲着的,根据爷爷的要求,我当了放牛娃。
  我知道放牛可不是一件好差事。整天和牛打交道,牵着它到处吃草,一点也不好玩。听到爷爷叫我放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一下完了,我不能再到处玩了!爷爷是很严厉的,他的话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天我就牵着牛到我家北边的荒地里放牛了。
  那牛是买的大姑父家的,脾气非常坏,对我很不友好。它见到我总是虎视眈眈的,每次我接近它或是去解绳子时,都是小心翼翼的,提心吊胆,深怕被它用角顶了我。我就听说过,有的牛用角把人的肚子刺破,扯出了肠子。
  第一天放牛还算顺利,牛也还老实,没有给我带来麻烦。我牵着绳子,跟着它走,任由它在沟埂和田埂上自由地吃草,倒也不觉得怎么样。
  到了中午,奶奶在屋后的厕所旁喊我:
  “冬冬呀,回来吃中饭啦!”
  于是我牵着牛,由原路返回家里,把牛拴在桩上,才去吃饭。这时候我已经饥肠辘辘了,然而等待我的却是稀饭和咸菜。饥不择食,我也只好就那么吃了。吃过饭之后,我玩了一会儿,爷爷又催着我把牛牵出去。到了晚上,奶奶又会在老地方喊我回家吃饭。奶奶不喊,我绝对不会自己回来的。
  没有几日,我就感到难受难熬了。每天手牵着绳子,看着牛吃草,从一条田埂到另一条田埂。头顶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茵茵(它已被牛啃得不那么美妙了),景色是很怡人的。还不时地刮来一阵阵凉爽的风,蛮惬意的。可是,天天如此能不发腻吗!再说了,哪里有那么多的好天气啊,多数是烈日当空,热不可当。还有,就是大雨倾盆或是中雨连绵,衣服被淋透了,人还多了几分惆怅。
  人家邻居的小孩子可以把绳子绕在牛角上,自己可以去玩,只要看着一点就行了。而我却不能,因为牛不给我绕;我也不放心,怕牛会跑了,不敢这么做。我只能在无奈和寂寞中等待,等奶奶在那老地方喊我回去吃饭。至于牛吃的什么草,吃饱了没有,我是根本不管的。
  没有多久,我又增加了一个牧友,是往日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大概在我放牛的几天以后,在一个早晨,我已来了很久了;只见他骑在牛背上,唱着歌儿,悠悠然地向我走来。
  “傅冬,我来陪陪你!”
  说话间,我家的牛突然地停止吃草,向那牛跑去。牧友比我大一两岁,是一个放牛的老手了。他见状立刻从牛背上滑了下来,折了一根芦苇来驱赶我家那条牛。
  “你家的牛没有阉掉吗?”他似乎不解地问我。
  “阉掉?什么叫阉掉啊?”我倒过来问他。
  “就是把牛的大卵蛋割掉啊!”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天大姑父和爷爷的谈话,于是我就对他说:
  “阉掉了啊,我听爷爷说的。”
  “肯定没有阉!要是阉了就不会爬牛了!”他说。
  果然,我家那牛总是不时地停止吃草,往那头母牛的身上爬。我那牧友只好离我远远的,以逃避我家那头淘气牛的“性搔扰”。这样一来,我们谈话的时间就少了,我唯一的解闷机会也被牛给剥夺了。
  回到家里,我对爷爷说:
  “爷爷,我家的牛没有阉掉!”
  “瞎说,阉掉了。”爷爷朝牛看了一看,“你怎么知道没有阉掉啊?”
  “是人家说的。我还看到它爬牛的呢!”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阉掉是什么意思,也不懂爬牛是什么一回事。
  爷爷听我这么一说,笑了起来;但是,他还是说阉掉了。
  自那以后,我和牧友只能离得远远地互相说话,当然也不能在一起玩。我家的牛在那次被我和牧友狠狠地用芦苇抽打了一顿,老实了一段时间。
  “你不能骑到牛背上去吗?”牧友看到牛老实了一些,就提了这个建议。
  “我上不去,我也不敢骑。”
  “没关系,我来教你。”他从牛背上一骨碌溜了下来,“你看好了,就这样,”他把左脚搭在牛前腿的拐子上,用力一跃,右腿迅速跨过牛背,就骑了上去。“怎么样?会了吧?很容易的。”
  我学着他的样子,把左脚搭上了牛的前腿拐;那知我刚刚发力,它的脑袋突然“呼”的一声打了过来,我迅速抽回了左脚,险些被它打着。
  “你家这牛真坏,肯定没有阉掉!没有阉掉的牛就坏。”他说,“这样吧,你把它牵到田埂旁边,你站在田埂上,你就变高了,用力一跃,先爬上去再分开腿,就骑上去了。要不要我做给你看?”
  “不要,不要,我自己会来。”就这样,我还真的就骑上去了。
  不料,那牛大概从来没有被人骑过,我骑上去之后,它很不乐意。它用脑袋“呼”的一声打过来,又用尾巴抽我;两只大眼睛凶狠地瞪着我;停止吃草,在原地打着转转。我非常害怕,“哎!哎!”地向牧友呼喊着;想下来,却又不敢,真个是“骑牛难下”了。
  “不要下来!不要下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两腿夹紧了!”牧友鼓励着我。
  我夹紧了双腿,身子前倾,双手扶着牛脊梁,闭着眼睛,听天由命地坚持着。
  牛的脑袋打不到我,尾巴也抽不着我;折腾了一会儿,自觉无奈,只好罢休,自顾吃草了。
  我虽然会骑了,牛也让我骑了,却总是骑不好;感到牛皮是活动的,很容易掉下来似的。牛跨着大步,有时在田里往埂上爬,或由埂上走到田里,牛背上下起伏的幅度很大。我有好几回差一点掉下来,骑着它实在是提心掉胆的。但是不骑又不甘心,就那么小心翼翼地骑着,丝毫也不敢麻痹大意。
  后来,我突然想起,曾经看见过八路军骑马,记得骑马的人脚下有一个铁套子。有一天我问妈妈:
  “妈妈,骑马人那个套在脚上的是什么东西啊?”
  “叫脚蹬子。”
  “哪个干什么用的?”
  “人骑上去更稳,不会掉下来。”
  噢,原来是这样。骑牛和骑马不是一样吗,我也来做一个脚蹬,骑在牛身上,把脚套起来,不就很稳了吗?我这样想。
  我找来一根较粗的绳子,大概量了一下长度,再把两端各做一个圈子,以代替脚蹬。在放牛的时候,我就开始试验了。哪里晓得,那绳子把牛给勒得痛了,跑了起来;我仍坚持着,然而那牛皮和骨头之间是滑动的,绳子也跟着左右滑动了起来,结果反而更加不稳,差一点被掀下来。
  真是异想天开,用一根绳子就想代替鞍子和脚蹬了!原来,我只看到了脚蹬,却忽略了主体马鞍。
  后来我当了技术员和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仍然有因陋就简的特性,不过这时成功的多,失败的少,毕竟不一样了嘛。
  有一天,我正在牛背上暇想着什么,几天没有来的牧友,又骑着牛慢腾腾地来了。我正待高兴;哪知那牛更高兴,几天未见“情牛”,突然向那母牛狂奔而去。我猝不及防,从牛背上掀了下来,甩在了水沟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我大声哭喊起来;哭声很大,惊动了二叔。二叔以为出了大事,很快跑了过来,把牛捉住。
  “牛把我摔到沟里了!”我向二叔哭诉。
  “摔到沟里,爬起来就是了,还哭什么?”二叔没好气地说。
  “我家的牛没有阉掉!”我对二叔也提了这事。
  “你摔下沟跟牛阉没阉有什么关系?”
  “它突然往人家的母牛那里跑把我摔下沟的!”我很不服气地和二叔辩。
  二叔也看了看牛,还是和爷爷一样说是阉了的。
  也许大姑父在撒慌,那牛根本就没阉;因为我还没在影视里和小说中听说太监还能谈恋爱的。
  不过那牛倒是很听爷爷和二叔的话的,偏偏对我就很坏。畜牲也欺负我小孩子么?还是我真的就无能?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骑它了,就那么牵着它度过了一个夏秋。我的放牛生涯也仅仅半年就结束了。
  
  五、割草
  
  第二年,爷爷不要我放牛了。说牛吃不饱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大概是那块荒地已被人家种上稻子,不好再放牧了。但是牛是要吃草的,爷爷就叫妈妈和我外出割牛草。不管我们母子到哪里割,一定要保证把牛吃饱了。
  开始,我和妈妈在我们自己家的田埂和沟埂上割,是地道的吃“窝边草”。吃“窝边草”还是比较轻松的,割了就随手丢下,然后集中起来运回家。然而窝边草毕竟有限,很快就割完了。邻居家的田埂和沟埂上的草我们是不能去割的,因为他们家都有牛啊,那里的草,要给他们自家的牛吃。
  远征割草就不那么简单和轻松了。妈妈是小脚,我也仅十来岁,大成庄离我家虽然只有一里多路,每天往返至少两次,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短的距离了,何况我们还要到处跑着找草割呢,那就不知道要跑多少里了。
  第一天出发前,我们还做了一点准备工作。
  奶奶特地为我编了一个小“淮篮”;那是我们这里揹在身后屁股上专门用来拾东西或割草用的篮子,是用芦苇篾子编的。奶奶为我编的篮子大小刚合适,和我是很般配的。我背在身上试了试,很精美结实,英姿飒爽。我很高兴,也很心酸;我知道今后装进篮子的不只是草,不知要装进多少汗水和艰辛。她还为妈妈编了一个大而结实的新篮子。
  妈妈还提醒我要多编几双草鞋,因为要走很多路。早在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学会了编草鞋。开始我兴趣很高,我自己整个夏秋穿的草鞋全是我自己编的,还为爷爷和叔叔也编了几双。但是,没多久我就没兴趣了,再也不愿编了。这一次妈妈叫我多编几双,我也只是编了两双而已。小姑妈为我们编了新的斗蓬,那也是用芦苇蔑子编的。割草用的镰刀照例是爷爷为我们磨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如此。
  大成庄在那时是附近比较闻名的小集镇,庄上的人家相对比较富有。他们也有土地,但是不多;没有水田,不长稻子。如果他们要耕地,可能是请人家代耕的。因此他们没有水牛,那些野草自然就不要了。
  第一天的收获很不错。我和妈妈母子二人寻得一处地方,野草非常丰富,仅仅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当然,那是整整割了一整天才完成的。到了傍晚时分,母子二人装满了各自的篮子,揹在身上,带着一天的劳累和丰收的喜悦,回到了家里。爷爷见到我们回来了,立刻就拿起了扁担和绳子,妈妈就告诉他青草所在的地方。不久,就看见爷爷流着满头大汗,出着大气,压着沉沉的一担青草回来了。那牛就开始大口地吃着青草,美美的享受着一顿丰美的晚餐,那可都是嫩嫩绿绿的草啊,是妈妈和我挑选着割的——并不是所有的野草都能给牛吃的。
  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尚是初夏,天还不太热;大成庄四周的草还不少,我们母子两人还不太辛苦。早出晚归,虽然劳累,倒也有些乐趣。可是到了盛夏,烈日当空,仅仅走那一段路我们就大汗淋漓了。偏偏这时大成庄四周的草又少了,我们不得不钻进人家的庄稼地里边,一棵一棵地割,等于在帮人家除草。大成庄就那么一点大,它的四周,野草也是有限的;哪里经得起我们母子二人每天不停的割啊,何况还有别人也在割呢。
  在人家的玉米地和大豆地里割草是个什么滋味啊,四周密不通风,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我看见妈妈脸上的汗株不停地往庄稼地里滴,她顾不得揩,仍然不停地割。我的汗水当然也不少,又闷又热,很是难受。但是我看到妈妈那么辛苦仍在坚持着,我有什么理由要求停下来呢。我决心咬牙坚持下去,不向妈妈叫苦。妈妈一定知道,现在草源少了,又很分散,必须加快地割,才能完成任务。
  如此辛苦还是割不到多少草,妈妈不得不带着我在大成庄四周奔走。有时候在一处还没有割几许,草就没有了;不得不又直起疼痛的腰杆,迈起沉重的双腿,再去寻找新的草源。
  有一天,我们偶尔找到一处丰盛的草源,刚开始割,就有人喊话了:
  “大嫂,请你不要割了,我们家的牛要吃呢。”语音还是很温和的。
  那一定是离大成庄比较远的地方了,人家有牛了。妈妈说了一声“对不起”,我们就拔腿走了。像这样的事,我们后来遇到过很多次;有的人家就不那么客气了,挨骂那是常有的事。我们只能悻悻地离开那里。到了后来,我和妈妈曾经远征到郑庄和串场河边,被人家驱赶和挨人家骂就更多了。在这个阶段,当我们篮子里装满青草的时候,就必须把草放在堂叔家的门口。如此这般,我们就会多跑很多的路,也就更加辛苦了。
  虽然如此的辛苦,我们吃的却很差,一天三顿全是稀的;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菜,只能是腌萝卜苗或腌青菜。那时候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日子。那稀饭也是很稀的,上午很快就饥肠辘辘了,饥饿难忍。难忍也得忍,因没有东西可以吃。我也不能向妈妈说我很饿,因为妈妈也很饿啊。但是,在那个夏秋,我还是吃过两次东西的。妈妈曾经买大饼给我吃,只有一小块,和我的小手差不多大;饥饿使我顾不得品尝大饼的美味,几口就把它吃了。妈妈自然是不吃的,因为钱太少,她舍不得买啊。
  很多时候,因为太热,出汗太多,口渴了,在我们把草送到到堂叔家的同时,就顺便要点水喝,也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午还是回去吃饭的,很快我们就感到不行了。一来是太累,因为来回毕竟有将近四里路呢;再就是草源分散,奔跑太多,时间不够了。所以后来是在亲友家吃饭,我想一定是在堂叔家吃的了。是“代饭”呢,还是“混饭”,如今已不可能知道了。无论是什么饭,吃的都是很不像样的。因为堂叔也是长年在外,无固定收入,不比我们好多少;中午也只能是吃稀饭。
  由于不停地奔波,又都是在草丛里跋涉,我那两双备份的草鞋很快就完蛋了,一双新草鞋穿不了几天。开始我还继续编新的,后来实在太劳累,不愿意再编,也没有精力编了。就把已经穿坏的再重新收拾一下,继续穿。再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我才会编新的。一个夏秋,我真不知道穿坏了多少草鞋。
  我已经是多次地被弄破手了,就在那一个夏秋,我又一次被割破一次手指。以前在我家的田埂上曾多次割草给牛吃——牛在耕地时就给它吃青草,割破手也远不止一次。这一次破的也不轻,可能是在慌乱中发生的,也可能是在饥饿中偏了刀。当时流了很多血,妈妈把我带到堂叔家,用布条包扎一下,又继续割草。那个时候,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破了就破了,没有任何消炎和消毒的措施。当然是很疼的,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幸运的是手指没有发炎,过了几天也就好了,想起来也真是幸运呢。
  第二年,妈妈不再和我割草了,可能是她的身体不好的原因;那几年她是常常生病的。于是我那英年早逝的霞妹就和我一起割草了。
  在我家的田埂和沟埂上,上一年被我和妈妈割光了的野草,今年终于“春风吹又生”了,草长得又多又肥。我和妹妹就先吃起窝边草来;妹妹割草的速度比我还要快,她那时也有十多岁了,我比她大两岁。然而毕竟人还小,一天下来,割不了多少。但是这一年二叔祖父家的牛没有了,和我们家共用一条牛,所以牛草也由他们家分担一半。这一半牛草是由发三婶来完成的,我们兄妹二人的负担因此就小得多了。虽然这样,我们一天下来还是很累的。
  窝边草割完了,我就和妈妈一样,带着妹妹远征到大成庄去割草。那里的草当然也都长了起来,我们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我们无须割那么多——因为三婶承担了大部分。所以我们每天出去的迟,而回来得却比较早,每人每天割两大篮子草。我和妹妹每天上午每人一大篮子,下午也是一大篮子,中午回来吃饭。——当然还是没有什么好吃的,稀饭,腌咸菜;虽然早就吃腻了,还是不得不吃。
  妹妹虽然比我小,却很坚强,很能吃苦耐劳,一点也不比我差;在我面前从不喊累,或者喊饿。在挥汗如雨的大热天,只要我不停下来,她也决不歇手。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路过大成庄的那个广场,看见那里人山人海,原来是在搭台唱戏呢。那台上的男男女女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敲锣打鼓,唱着动听的曲子——现在我知道那是淮戏。哦,好不热闹啊!我非常想看戏,就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妹妹就站在我的旁边,也全神贯注地看着,大概也很喜欢看的。然而不能看啊,还有那么多的草没有割呢,我们只好走了。
  我心有不甘,在那天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于是我就对妹妹说:
  “霞霞,想不想看戏啊?”
  “想看!”她回答的非常干脆,但她接着却又说:“可是,我们要割草啊!”
  “有办法,”我说,“我们加点劲,一天割两天的草,第二天不就可以去看戏了吗?”
  “好的。不知道奶奶把不把去啊?”是啊,奶奶同不同意这么做呢?妹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奶奶很可能会不同意我们去看戏的。
  当天我们回到家里,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由我出面小心翼翼地对奶奶说:
  “奶奶,我们明天一天割两天的草,后天去看戏行吗?”
  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奶奶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好的,好的,你们去看吧!”
  一天割两天的草,谈何容易。没有固定的大块草源,要到处奔波寻找那些分散的小块块。奶奶答应我们之后,我沉思了一会儿,就对妹妹说:
  “霞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早早地起来,晚上再迟回来。白天还要拼命地割,一点也不能休息和懈怠。”
  妹妹非常爽快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和妹妹在天只是麻麻亮的时候,就起床了。
  我们决定,先在就近的地方割,再往远处割。
  我和妹妹为了完成两天的任务,飞快地挥舞着镰刀,一处割完了又跑步到另外的一处。时已进入秋天,太阳公公已经不那么凶狠了,然而手不停脚不住的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的脸上汗流如注,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一想到明天就可以看戏了,就不觉得苦,反而很高兴;割草的速度一点也没有降下来。
  挨到天黑,我们割完最后一篮草回到家里。哦,好大一堆青草啊,足够我们的牛吃两天的了!
  第二天,我和妹妹如愿以赏,一路蹦跳着去看戏了。
  就这样,我和妹妹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孟丽君》,那是个淮剧连续剧呢。
  到了最后,我们的双腿几乎要提不起来了,手颈发酸发麻。我们似乎并不感到辛苦,却感到很满足,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毕竟能够看到戏了。后来,戏演完了,我们也不割草了,也从此结束了割草生涯。
  那一年是1948年,我已13岁,妹妹11岁。
  没有多久,我又远征草滩,干起了另一场关于草的苦活(请看《划草》)。
  
  六、纺纱
  
  在不知不觉中,春天终于来了,太阳公公爬过了我家对面那棵大树的树梢。我和妹妹把纺车搬了出来,开始了一天的纺纱。
  我们的纺车,是爷爷仿照人家的纺车给我们定做的,我们兄妹二人每人一辆。爷爷是附近闻名的土木匠,他做的纺车很好用,纺起纱来得心应手。那纺车上的纺针是铁匠打的,也有得卖。用芦苇剪成的空心管子,套在纺针上,纺好的纱,就绕在管子上面。饶在管子上的纱,还要倒过来饶在倒纱车上,再取下来,绞成一条麻花状的纱卷,就算成功,可以卖了。那倒纱车比纺纱车小得多,没有纺针。当然也是爷爷做的,我们和小姑妈合用一辆。
  这样的纺车是很古老的,可能有两千年的历史了。非常先进的纺机那时早已有了,中国的大城市里也是有的。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催残;使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上百年,以至于在我们那里不得不仍然使用两千年前的东西!
  手工纺纱,不是随便能纺得出来的,要有一定的技能。和骑自行车、游泳一样,理论是没有用的,只能靠实践摸索和练习。头脑和手脚灵活的人,掌握得就会快一些。这方面妹妹比我强得多,她很快就学会了。她纺纱又快又好,我根本就赶不上她。
  教我们学纺纱的师傅就是我们的妈妈和小姑妈,她们很早就开始纺纱了。尤其是小姑妈,资格最老,也很会教人。然而尽管有这么好的师傅,我学的还是很艰难。小姑妈怎么指点也没有用,就是开不了窍。妹妹已经开始纺纱了,我还在那里摸索。抽出来的纱,有时候和筷子差不多粗,有时候又细若发丝,比妹妹落后了一大步。
  最后,我当然还是学会了,比妹妹多付出一点辛劳就是了。
  用工程师的思维来分析,那纺纱的技术,就是右手摇的快慢(也就是纺纱针的转速)和左手拉的速度有一个最佳的配合。当然还与棉花的质量和棉球的形状有关。我想现代的纺纱机恐怕也遵守这个道理,只不过是事先调好罢了。现在更先进的机器必定是用电脑控制的,机器更复杂了,操作起来却更简单了。这也是一个规律;在那么简单落后的纺车上,全靠人的大脑和一双手的感觉来控制,这种技术就非常难掌握,不付出一定的汗水和时间是学不会的。
  棉花也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如果仅仅简单地随便拿一个棉球来,就很不好纺;质量不稳定,也快不了。我们把棉花先剥成薄片,再用一根筷子把它捲成一根长约二十多厘米的棉花管子,粗细和松紧由各人的习惯决定。这件事情往往由妈妈给我们做。有时候我们会事先做好一大批放在那里,可以用好几天。
  刚学会不久的时候,纺纱还是很新鲜的活儿,我们把纺纱当做了游戏。就像许多小孩那样,兴趣是很浓烈的,几乎整天都在纺纱。然而,没过两天,我们就又累又腻,不愿意再纺纱了。任何一种单调重复的劳动,都会使人发腻,兴趣只能是暂时的。
  而纺纱不仅仅单调重复,也很不轻松。纺纱的时候,全身都要动。右手要不停地摇,使纺纱针产生高速旋转;左手要不停地抽纱和绕纱。身子还要随着左手的绕纱而上下摆动,好像磕头一般。身子不仅要上下摆,还要随着左手抽纱而转动着。因为纱越抽越长,眼睛要瞄着出纱点,随时调整抽纱的速度,以保证抽出的纱基本上均匀一致。开始的那一段日子,一天下来,手酸腰酸背疼,浑身的骨头就像要散了一样。
  可怜我们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这样的活每天要干上十几个小时,一天三顿吃的还是稀的。然而,我们知道,不做是不行的。为了生存,我们只能选择吃苦。再苦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到了后来,手和腰也都不酸了,锻炼出来了。
  有一天,我和妹妹进行纺纱比赛,看谁纺的又多又好。结果,我比不过妹妹,输了。比不过我就不比了,哥哥输给妹妹,丢人。妹妹大概也不愿再使我难堪,也决定不比了,默默地各自纺纱。
  此时,那纺锤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是在痛苦地呻吟;摇柄那里发出“咯吱、咯吱”刺耳的响声,像是支持不住了,又像是在提抗议(我们加不起滑润油啊);两个声音合起来是很不美妙的。屋后面的树上,七姑鸟在“七姑姑,苦!”凄惨地叫着,它好像是在配着我们这里凄厉的响声而唱着悲歌,向我们哭诉七姑的悲惨遭遇。
  听到这悲凄的哀鸣,我想起了妈妈给我讲的童养媳七姑的故事,心里很不舒服,有点心不在焉。
  我抬头看我的妹妹,她面带着微笑;右手飞快地摇着纺车,左手快而恰当地抽着纱。她微张着口,眼睛盯着左手;刹那间,三尺多长的纱抽成了。右手微微倒车,纱就脱离了纺针的裸部;然后,在一瞬间就把纱绕到管子上去了。她身上那件破旧不堪而又短小的棉袄,有节奏地翘起,又服下;她那一头的乌发也随着那棉袄不停地摆动,有时还会遮盖了眼睛;于是她把头一甩,头发又回归原处。哦,多么美好的纺姿!多么可爱的妹妹啊!在我离家到小姑奶奶家的十几天里,我除了想妈妈之外,就想我的妹妹和她的那个纺姿。如此娇小瘦弱的妹妹却和我一起受这等的苦!还好,她还不是童养媳,比七姑姑好多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妈妈曾经是童养媳,要是知道了,那该是多么的伤心啊!
  “大哥,你相呆了!”我忽然听到了妹妹的喊声,立刻惊醒过来。妹妹说过这话后又继续纺纱;我精神为之一振,摇柄的叽咕声和纺锤的嗡嗡声,在我的意念下急速地响了起来,暗暗地和她较劲。比赛输了,知耻而后勇,我那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我们默默的纺着;那七姑鸟还在悲苦地叫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小姑那边纺车声没有了,可能已停了很久了。
  “咦,小姑呢?怎么没有声音了?”我似乎在自语。
  “噢,真的,哪儿去了?”妹妹也停下来听了一会儿。
  小姑是纺纱的高手,纺的又快又好,此刻却不在家了,纺车停在那里。我们正在纳闷,忽然听见小姑在外面喊道:
  “冬冬霞霞,你们看!”
  “啊,罗狗子!”我们欢呼起来,立刻停下纺车,向小姑围去。
  原来是一串罗狗鱼,被一个个地穿在一根狗尾巴草上,足足有半斤呢。妹妹高兴得又拍手又跳跃,那鱼好像就是她逮的一样。噢,小姑原来去逮罗狗鱼的啊,她可真会玩会吃啊!
  是的,小姑是乐观而开朗的,乱世和贫困她不曾悲观失望,捕鱼就是她的最大的乐趣。纺纱腻了累了,就去捕鱼,既可以调节一下身心,又饱了口福,多高超的招啊!
  不久,我们又听到了小姑那边的纺纱声;我们也和她合奏,两个纺车又响了起来。
  “冬冬,我们明天戽鱼好吗?”过了一会儿,小姑又发话过来。
  “好哇!”我跳了起来,我纺纱正发腻呢,巴不得去捕鱼。
  “那就快纺纱,多纺点,要不然,你妈会不让你们戽鱼的。”小姑说。
  听了小姑这话,我克制着厌倦和劳累,再也不敢放松;三台车又发出不和谐的合奏;那七姑鸟还在和着纺车凄苦的呻吟,唱着那悲歌。
  第二天我们真的去戽鱼了(请看《渔的艰辛和乐趣》)。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妹妹纺纱纺腻了累了的时候,就去逮“罗狗子”。不过我们逮“罗狗子”的技术比小姑差远了,一次只能逮几个。我们就把它们腌起来,几次以后我们就可以享一次口福了。这样,我们在艰苦的纺纱中,就有了别样的休闲,使我们不觉得太累。
  我和妹妹很关心我们的劳动成果,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看看有多少纱管了;如果估计有一斤左右,我们就开始倒纱。倒出来以后再扎成一捆,称一称。然后,由小姑和二叔帮我们卖。这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丰收的喜悦,有一种满足感。虽然这样,我们从不向妈妈要一文钱。
  
  七、种烟
  
  大概在我十岁左右,我们在大成庄的西南边租了一亩多地种植烟草。
  长烟草获利比较丰。这种丰利,不像现在的投机倒把,更比不得如今的以权谋私;那是要用无数的汗水来浇灌的。种植烟草的艰辛,如今吸烟的朋友是想像不到的。
  先要把种子种下去,让它们长成苗。从出苗开始就要浇水、施肥、捉虫,天天如此,直到它们长成2—3寸高。到了这个时候,就把它们拔出来重新移栽到大块的地里。
  仅仅是把它们栽下去,我和妈妈就花了两天时间。因为不仅是把它们栽下去就完事了,离开娘胎的烟苗是脆弱的,必须要及时浇水。我和妈妈用木桶抬水,来回要走一百多米的路,还要一棵一棵地浇下去。一桶水有七、八十斤重,要抬十几桶到二十桶水。那扁担沉沉地压在我的肩上,我用双手托着扁担以减轻肩上的疼痛。我摇摆着走路,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每一桶水都是咬着牙硬撑过去的。
  把它们全栽下去以后,我和妈妈每天早晨还要来抬水,一棵一棵的来浇灌它们,直到它们成活。此后,如果长时间不下雨,还要不时地来抬水浇灌。
  辛勤的汗水浇来的果实是宝贵的。无须妈妈的吩咐,我每天主动地跑到那块地里去看看。如果有虫子或者要浇水了,我就立刻回来告诉妈妈;如果一切正常,我就在那里呆呆地看上一会儿才回来。
  我们就这样伴着它们,服侍着它们,就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当它们长到五、六寸高的时候,就要施肥了。
  大成庄上的有机肥还是有的,我们就近在一户人家的粪坈里取大粪。在每一棵烟草的旁边二寸的地方,挖一个小坑,把粪灌在坑里,最后用土把它们盖上。虽然抬粪的次数不多,但是比浇水还要辛苦。因为这时候,天已经很热,还要蹲下来挖坑,有那么多的烟草要挖啊。
  炎炎的太阳像个火球,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毒辣的阳光倾洗在我们的身上;汗水和粪水一起流到了坑里边。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要长时间地蹲着,我的腰又酸又疼,几乎站不起来。我看到妈妈每次站起来都要用双手撑着膝盖,咧着嘴,咬紧牙关,紧皱着双眉;看上去是在忍着极大的痛苦。
  那一次施肥我们母子二人整整苦撑了两天,到了最后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得不跪在地上挖坑或盖土。我知道叫苦是没有用的,只能咬牙坚持了去。那两天都是熬到告别了太阳公公以后才回家。
  此后,仍然不轻松,每天要去捉虫子。而这个时候正是最热的时候,我和妈妈一棵一棵地从上到下寻找虫子。
  到了后来,那烟草长的比我人还要高,烟草丛里密不透风;上面有毒太阳晒,下面有热气往上蒸;就像是蒸笼一般。脸上,豆子大的汗珠直往下滴,衣服也湿透了;又闷又热,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到田边的位置才能透一口气;在中间一但出去,就会找不到原来的位置。那虫是怎么也捉不完的,如果不及时地捉,它们会把烟草的主要部分叶子啃上很多洞,不仅减产而且质量也会受很大影响;那是万万松懈不得的。
  到了初秋,就开始逐渐收获了。当叶子上出现深黄色的斑点时,就可以扳下来晒。这个时候,我和妈妈每人揹一个“淮篮”,到烟草丛里依次扳下成熟的叶子。第一天的时候,妈妈对我说:
  “一定要黄点子又多又深的才能扳哦!点子少颜色又不深的不打秤又没人要。”
  事关成果,不能不特别小心。在我拿不准的时候,我就把叶子给妈妈看了再扳。
  第一天的收获还不错,母子二人各装满了一整篮的叶子。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更多了,往往一次揹不完,要分几次;那是到了成熟的高峰了。再往后,收获就越来越少,而且叶子也越来越小了。最后就连根拔起,由爷爷把它们挑回来晒干。烟草杆子晒干了也是可以卖的。
  这中间的辛苦,一点也不比捉虫的时候好些。虽然已经是秋天,太阳仍然还是火辣辣的。当太阳公公下山的时候,虽然凉爽了一些,我们却已经筋疲力尽了。母子二人背着烟叶,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地回到家里。
  这以后晒叶子的事情,大多数就由我来做了。晒叶子的事还是很繁的,不过,早在我们自家地里种烟草的时候,我就向二叔学会了。
  首先要把芦苇每4—5支用稻草把它们扎在一起,做成一根长长的棒子。一次要扎3—4根;选择一块空地,把它们平行地排在地上,相距约1?5—2尺。然后在它们的垂直方向再平行地排列一些单根芦苇,它们的距离由烟叶的长短决定。这一切做好之后,就可以在上面摆放烟叶了。烟叶摆多厚才好呢?这就和天气有关了;太阳光强的时候就可以厚一点,太阳光差的时候就薄一点。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全凭人们的直觉,当然是很不准的。烟叶摆好之后,在叶子上面还要在相应的位置上放上单根芦苇,再用稻草扎起来,把烟叶夹紧。
  这一切做好之后,就把它对着太阳斜靠在墙上,让太阳晒,每天要翻转两次以上。晒干以后,还要在夜里让露水浸透一次,这样烟叶就不脆,也就不会被弄碎了。然后再把它们取下来,扎成一捆一捆地拿出去卖。
  在高峰的时候我一天要做二到三个这样的晒烟排,每排可收一斤左右的干叶子;太阳光好的时候要二到三天可以晒干。这项劳动虽然不重,但是同样会使我腰杆子酸痛,因为多数时间是蹲着的。不同的是,现在有了收获,可以卖到钱了,心里有一种快感;有一种收获的喜悦。所以,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了。
  
  八、插秧
  
  这一天我纺纱纺腻了,就对妹妹说:
  “霞霞,我们出去逮罗狗子吧,我纺够了。”
  妹妹欣然同意;我们二人从厕所沿着田埂向东走去,很快就到了育秧的秧池边。这里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这里罗狗子多,又容易逮。但是这一次我们落空了,已经没有罗狗子可逮。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茁壮的秧苗,在初夏的轻风吹拂下,激起层层绿浪,它提醒和催促着人们,该拔苗栽秧了。
  “大哥,没有罗狗子了,快要栽秧了。”妹妹对我说。
  哦,是的,已经是夏天了,我想起爷爷前几天已经开始准备栽秧的东西了。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爷爷把稻草用刀切成约一尺多长,再扎成一把一把的,那就是为了捆扎秧苗用的。奶奶和妈妈准备吃的东西,小姑和叔叔把门板取了下来,准备运送秧把。
  一年最忙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今年决定要参加栽秧,因为大堂兄也来了,他也要栽秧。
  插秧的那一天,天才朦朦亮,太阳公公还没有露脸,我就和爷爷、二叔他们一道起床了,所有帮我们插秧的亲友门也早早的就到了。
  吃完了早点,还没见太阳出来;我也学着爷爷他们的样子,把一小札稻草别在腰上,戴上斗笠,拿了凳子,像模像样的和一群亲友们一道来到了秧池边。哦,那正是我两天前想逮罗狗子的地方。
  这时正是初夏季节,下到田里,那淤泥还是刺骨凉呢。虽然很痛苦,但是亲友们一个个毫不在乎,我也就咬牙忍了。过了一会儿,两腿麻木了也就好了。
  这是插秧的第一步,那时叫“起秧”,就是把秧苗拔起来,洗掉淤泥,然后才栽。这个工作看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下到田里学着亲友们的样子拔秧,结果把秧苗拔断了,根还在泥里。
  “拔秧用力不能猛,要悠悠的用力。你看,就像这样。”在我旁边的一个亲友给我指点,做示范动作。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边拔边看那亲友的动作,那亲友又指点了一次,我才慢慢的有了感觉,终于拔起来了;但是不时的还会拔断秧苗。别的人都是两只手同时拔,我也能的,但是断的就会多了起来,只好一只手拔;这样,速度就慢了。好在爷爷们并不指望我这个劳力,只要求我学会了就行。当双手都拔满了秧苗时,就把秧苗在水里快速的上下抖动,淤泥就被清洗干净了。
  把两手的秧苗捆扎在一起,也不是那么简单,也是有技巧的。
  “先把左右手交叉,再把秧根子搭在一起,然后双手抓紧,扭动秧把使双手还原,两手的秧把子就被扭成‘紖’,就不会搅在一起了。”还是那位亲友,边说边做着示范,“最后用右手抓紧秧把,左手抽一根稻草,一头用姆指压住,再用左手用力绕两圈,草尾用左手向下拉紧,右手姆指把两圈稻草往前一推,压住草尾,就行了。你看,不就行了吗?”这位亲友说得清楚,动作利索;我看得明白,也会做了,就是形成不了“紖”。特别是捆秧把子,我根本做不出那样的动作,做了好几回,总是做不好,有时偶尔也能捆好一两个;多数是由左手指硬插进去的,既慢又捆不紧。不过我的手小,一把只有他们的半把大,他们插秧时不分开就行了,拿起来就插。
  这样,我第一天勉强学会了起秧。第二天我就没参加这项劳动,直到我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干过这个活儿。
  天亮以后,起秧就结束了。此时小姑和二叔早已将秧把运到了大块的田里,并把它们均匀地散布了开来。众人吃过早饭以后,也不休息,就立刻下田插秧了,最辛苦的时刻也就开始了。
  堂兄这时也来了——他没有参加起秧,根据我们的意愿,一同下田学插秧。
  插秧要比起秧辛苦得多,最痛苦的是腰酸痛。因为插秧时移动的很快,不可能像起秧那样带着凳子坐着。而插秧的技巧比起秧更难学。我看众亲友插的很快,以为很容易,待到插的时候才发现学问还不少。插一株要取多少根秧苗呢?怎样才能保证每一株都差不多呢?不用说亲友们都给我们讲了,也做给我们看了。至于株距和行距,我们照着他们的样子就行了。
  立竿见影,学过就做,我们立刻就试着插了;还好,会插。然而我很快发现,我插的苗株多少不一,相差太多;苗株东倒西歪,苗株的行距和株距也相差太多。
  “遇到脚塘怎么办呢?”我在自语,又是在问众人。
  “遇到脚塘就把秧贴在边上。”回答我问话的,正是那位在草滩里故意给我留下很多草的亲友(参见本集《划草》)。他是二叔祖父的亲戚。
  我偏偏总是遇到脚塘,而且往往在两株秧苗位置的中间,我如果把秧苗贴在边上,位置就偏了很多。
  “你不能随便迈步子,更不能乱走动;你看他们,往后退都是很有规矩的。”另外一个亲友指出我的问题。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这位亲友说的果然不错,然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再看堂兄,他比我好得多,没有我那么多的问题,速度也比我快。虽然我早就知道他比我机灵得多,但是此时我仍然感到很难过,说不上是羡慕还是妒嫉,自尊心又一次的受到了伤害。虽然我是最后一个“趟子”,但是还是被亲友们包了“粽子”,一趟没有栽到头就下来了。所谓“包粽子”,就是插得快的人如果不留情面,会逐步把插得慢的人的范围缩小,最后变成一个三角形,很像一个粽子,这就叫被人包了粽子。被人家包粽子那是相当丢脸面的事,那是拼命也不能让人包的;而栽得快的人一般也不会这么做,除非是有意和他过不去。至于包了我的粽子,双方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还太小,又是第一次插秧。第二趟我正好在田埂边,我和陈晔就慢慢的一直插到底了。虽然很不理想,毕竟还是初步学会了插秧。
  下午我和堂兄就不插秧,专门给他们递秧把。这个工作应该很简单了吧,可我就是做不好。笨到不知所措,不知道把秧把往谁的面前丢,只好手提几个秧把站在某一个人的身旁,看到他没有了就递给他。
  “我这里有秧把你站在我这里做什么呢?”这位亲友莫名其妙的对我说。
  这时我才看到他的旁边还真的有秧把。那我该给谁呢?我茫然了。此时我再看堂兄,他却站在稍远处张望着,身边有一大堆秧把,看见谁没有秧把就甩一个过去。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愿意请教堂兄,该向谁甩秧把。终于非常伤心的离开了那里,去帮助小姑运秧把。
  运秧把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劳动。我记得往年要把木船抬到水田里,将秧把先装在船里,然后再用牛拉到所需要的地方去,再一个个的散开。工程十分浩大,实际上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大概也就在这一年吧,改成用门板来运送了,这就简单得多了。效率也比船运的高,因为它可以运到每一个小的角落,然而船运根本就办不到,因为它太大了。
  今年运送秧把是由小姑一个人先做的。她几乎和起秧苗的人同时到达秧苗池边,一但有秧把出来,他立刻就把它们装到门板上。当然不是随便装的,必须非常整齐的把秧把排在门板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堆得高高的。这样,门板的一头会翘起,就作为前进端;另一端下沉,作为发力端。然后,她一只脚踏在门板的后端(即发力端),双手扶着秧把堆,另一只脚奋力蹬着淤泥,利用反作用力使堆满秧把的门板前进。只见她逐步加大蹬的频率,那门板朝着最远的、在东北角方向的那一块田飞驰而去。
  我边起秧边看小姑渐渐远去;嗨,真好玩!我也要运秧把!我在想。不久,小姑驾着空空的门板以更快的速度,像摩托艇似的破浪来到我们起秧的地方,开始了下一趟的装秧。就这样,打从我们起秧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来回不停的忙着,直到我们回来吃过早饭下田插秧时,她才回来吃早饭。这时候二叔(或爷爷)也从田里回来了,他的工作是将秧把一个个散开去。这个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因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秧把甩出去,有些秧把要甩得很远。
  我来到小姑这里之后,就把妹妹又叫来和我一起运,她自己去插秧或散秧把了。小姑简单的教了我们一下就走了;从此我和妹妹就担起运秧把的任务了。
  由于人毕竟太小,又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开头的几次还遇到了一些麻烦。我那时只知道小姑把秧把累得很高,却没有注意在码秧把的时候,应该越到上层越少,结果在半路上垮了下来。在过那几个田埂(此时它的水面部分已被挖去,但剩下的部分却很硬)时受阻。本来我们二人双双并排用脚蹬的,就像小姑那样,效果还不错。这一下我们不得不下来,奋力把门板推了过去。
  “你们少装一点,要下面多上面少,不然就会垮下来。”小姑在远处对我们说,“过田埂的时候两个人要一起用力冲过去,不能停!”
  以后我们每一次过田埂的时候,两人就全力向前冲,果然就冲过去了。返回来的时候,妹妹就蹲在门板上,我也像小姑那样,踏的飞快;嗨,那可真够刺激的,兄妹俩甭提有多高兴了!
  在那一年的整个插秧季节,我们就一直运送秧把。有时候接不上,小姑就会过来帮忙,那可能是在每天的早晨。
  运送秧把虽然腰不酸痛,但是要花大力气,人还是很累的。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就会歇息或者慢一点。插秧的季节虽然吃的好也吃的饱,但是我们毕竟还太小啊。
  
  九、收稻
  
  相比之下,收稻要比插秧轻松一些。插秧要抢时间,不能过时;收稻只要老天不捣蛋,可以拖一些时日。另外,我家还有一大块田的麦子也必须在插秧时节收割,这就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显得格外忙碌。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收稻时天公总是不作美。
  收稻时往往不请亲友帮忙,而是请外地人认工给酬(待稻子收好后给他们稻子,这些人往往是不产稻子地区的人。)有时侯也会请亲友来割的。无论请谁,人是不多的,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再加上爷爷和叔叔就够了。
  我也曾经参加割稻的,那是在我稍大一点的1948年。然而这唯一一次参加割稻子的时间并不长,只是象征性的割了半天时间就不再割了。因为我毕竟还太小,爷爷们并不指望我这个劳力,先学会了再说。虽然仅仅是半天,我却非常辛苦,那就是腰酸背痛,热不可当。
  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以及农业习惯都是很落后的。不仅仅是产量很低,而且只长一季。田里永远有水沤着,割稻的时候也不放掉。割稻时必须在淤泥里拔涉,这就增加了割稻子的辛苦。我因为人小腿短,挪动脚步都有困难。我每一次只能割四、五棵稻子,因为我的手太小;又因为我没有“小拖子”(一种本地收稻子专用的农具),不得不频繁的来回走动,以便把稻子丢在爷爷的“小拖子”上。因此,这又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劳苦。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耕作方法就改了。人们在收割前就早早的就把田里的水放光了,因为下一季接着就要种麦子了。这样,粮食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收割稻子也轻松的多。这样简单的道理,在四十年代却没有人想到。现在更好了,很多地方都用收割机了,人们更轻松了。
  那时候最辛苦的还是爷爷和二叔。割稻和插秧相反,不像插秧那样从最远的地方插起,而是从最近的地方割起。当割到远的地方的时候,爷爷和二叔爷爷等人就把木船从河里抬到田里,用牛将稻把子从远处拉到晒场。
  这样的笨方法(那时也只能如此)不仅牛极其劳苦,所有参加运输的人也非常劳累。在远处要把一捆捆稻把子先搬到船上,在毒辣的阳光下,把几十斤重的稻把子扛着,还要拔涉膝盖深的淤泥,其艰难和痛苦的程度,我的笨指拙笔今天已无法形容。而干这件事情最多的竟是我那年已五十多岁的爷爷!
  有时候我会跟随木船到田里去玩,然后再跟着船回来;爷爷的那番辛苦我看的清清楚楚,心里也明明白白,至今不能忘怀。在那整个收稻季节里,爷爷的衣服被汗水弄湿了又被晒干,晒干了又被浸湿……啊,爷爷,我现在也当爷爷了,我还在怀念你呀!你在天堂里知道吗?(写到这里我已止不住眼泪)
  船到了晒场边,还要用铁叉子插入稻把子里,然后再奋力把它甩到晒场边。而干这个工作的,往往还是爷爷!一船卸完了,跟着又去装下一船。在最紧张的时候,爷爷和二叔一个下午都顶着烈日运稻把子。每次运回来,我都要在船里寻找黄鳝,因为有些黄鳝会钻进稻把里,每次我都能找到一两条。
  到了傍晚,妈妈、小姑和奶奶把前一天晒的稻子和稻草都收了起来堆在一旁。紧接着,她们就和爷爷等一干人马用铁叉把稻把一个个甩到晒场中间,再拆开;然后用铁叉把稻子均匀的散在晒场上,形成一个直径约十余米的大圆。下面的工作就是“打场”了:一个直径大约为50厘米长约为80厘米、带有横向槽子的青石磙子(它的两侧有嵌进的木桩,可以套上两个木环,就可以拉它衮动了),和耕田的方法一样,用牛来拉它作衮动运动。在那个大圆圈子里,爷爷指挥着牛做圆周运动,依次而有规律的、均匀的运动,稻粒子就被慢慢的碾得掉了下来。
  到了傍晚,劳动号子声四起,一时间像是人们在进行着大合唱,没有人指挥的、很不协调的大合唱。唱歌的人在为那可怜而又忠诚的老牛驱赶疲劳,也为自己一天的辛劳而歌唱。那单调而重复的曲调听起来并不十分美妙悦耳,然而却能使人振奋。一天的疲劳就会被驱赶了不少,也表达了人们对收获的喜悦。
  那曲调虽然有一个简单的基本旋律,但是各人的唱法还是不同的。它不像川江号子有歌词,只有“噢”和“唻”两个象声词,所以本地人唱这种劳动号子叫做“打唻唻”,还是很形象的。无论耕田还是打场,只要用牛,一般都要“打唻唻”。而我的爷爷和叔叔偏偏就不会唱这种劳动号子;二叔爷爷唱的却非常好,他的三儿子(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堂叔)却又不会了,说来也真怪呢。
  打场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打的,因为那磙子的衮动是有规律的,既要把稻粒子都碾下来,又不能碾过头了,要恰到好处。否则,人和牛都白白的多花了力气。在我们那个墩子上只有爷爷和二叔爷爷才能做得到,所以,打场几乎全是他们二人包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二位老人家有多么辛苦。
  在整个打场过程的中间要停一次,此时爷爷可以抽几袋烟,喝几口茶;牛也可以吃点草喝点水。而妈妈、小姑和奶奶以及二叔等人就开始忙了起来,他们把那些碾过的稻子用铁叉依次翻过来,再斗动几下,把它们弄松;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快的,按现在的估计约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虽然已没有了太阳,但是空气非常潮湿,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翻过之后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接着,爷爷牵着牛又上场继续碾下去,直到结束。
  最后,妈妈她们一帮人又登场,用铁叉又一次把稻子狠狠地抖上几遍,把稻粒子尽可能的都抖下来。然后把草推向晒场的四边和其他的地方;而稻子就地把它们堆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可以松一口气,喝点水,洗个澡;再熏起稻草烟驱蚊子,就可以睡觉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是12点钟以后了。
  第二天,天还朦朦亮的时候,全家人就都起来了。爷爷重复着昨天的事情,妈妈等一帮人就开始把稻草用铁叉分散开来,把它们分布在各个角落,面积尽可能的大。再把稻子在晒场的中间用木制的“摊耙”和木制的“大刮”(这两样家伙都是收稻专用的农具)把它们分散开来,均匀的形成和昨天晚上打场时差不多大小的圆圈,就等太阳出来把它们和稻草一起晒干。
  在整个白天里,人们还要顶着烈日对稻子和稻草翻上三、四遍。这中间的间隙,虽然可以歇息,但是精神却很紧张,随时准备应付天气的变化。在这个阶段,老天爷常不作美,青天之下会突然飘来乌云,此时全家老小丢掉手中所有的事情,一起上阵,抢收稻子和稻草——它给牛吃的,同样珍贵。十岁以前我虽然没有参加那些劳动,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会听妈妈的吩咐,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雨来得太快,来不接收起,通通被雨淋了,一天的劳累就白费了,要等到太阳出来又得重晒。有一年因雨天太长,稻子出了芽,稻草霉烂,这一年就很难过了。
  十岁以后,我就参加了上面说的大部分的劳动了。
  有一年的一天,我顶着烈日在河边钓鱼,突然看到北方有一大片乌云,它的下方呈白色。不好!要下雨!我立刻往家里跑,边跑边喊:
  “妈妈,起天晌(注1)了,快收场啊!”
  听到我的喊声,全家人立刻飞快的动了起来,爷爷他们丢掉手中的镰刀跑着回来,时间就是粮食,就是生命,一点也不能迟疑。我到了家里立刻和妈妈拿起“大刮”,妈妈扶着它,我拉起绳子,以最快的速度把稻子拉向晒场的中间,堆成一堆,小姑也用“摊耙”奋力把稻子向中间推。外围的爷爷、奶奶、二叔飞舞着铁叉把稻草向场边堆拢。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四周的邻居们的呐喊声,听那声音就像是大祸临头的一般。这是和老天争夺粮食的生死搏斗啊!就在我们快要结束时,已经听到大雨将至的呼呼声,妈妈刚刚把稻堆用席子盖上,豆大的雨点子就落了下来,刹那间就变成了倾盆大雨。这样的大雨过后,要等晒场先晒干了,才能继续晒稻子和稻草,割稻也只好暂时停止。
  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玩的时候居多。钓鱼,捉青蜓,在稻草上打滚;有时候还到爷爷割稻的地方去玩……哦,那真是自由自在啊。
  稻子收完了,爷爷却停不下来,他紧接着又去耕田了,直到把第一道耕完了他才能休息几天。然而他有干不完的活,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在等着他呢。
  至于我,就该和妹妹纺纱或者做别的什么副业了。
  (注1:“起天晌”是本地语,大雨要来的意思。“天晌”是我现在的拼音,原字暂无考。)
  
  十、划草
  
  浑天,远树,狼烟。
  那金黄色的麦浪已不复存在,它们变做了小麦进了仓库;再有就是我眼前的一根根烟柱。它们带着怨恨和怒气,直冲霄汉,久久不肯散去。太阳公公赐给我们的麦秆,被人们无情地付之一炬。我走在乡间的大道上,放眼望着眼前的情景。那一根根黒柱,像是利剑刺痛着我的心;燃烧麦秆的烈火化作了我心中悲愤的怒火。那吱吱作响的燃烧声撕裂着我的心肺;在风中飘忽的红色火焰里,映出了我童年时一段艰苦的往事……
  一个面容憔悴的少年,身后拖着一个和他差不多高的大耙子,在一块红草滩里来回奔跑,贪婪地划着地上残存的红草。虽然已经进入晚秋初冬季节,他的脸上还是沁出了一粒粒的汗珠……他就是63年前的我,一个第一次来到红草滩的穷苦孩子。
  早在几天以前,二叔祖父就建议,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草滩划草。爷爷回答有些吱吱唔唔,犹豫不决。我在一旁听了,知道爷爷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去年我在小姑奶奶家,因为想家而哭泣,闹得他们狼狈不堪。他担心我在滩里又会想家,不知会给亲友们增加多少麻烦;家里人也将很没有面子。
  但是,在这关键的一年里,爷爷并不知道,我突然地长大了,懂得了许多。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好像看见年迈的奶奶在一步一弯腰地在田埂上拾草;看见虚弱的妈妈在后沟上冒着凛冽的寒风划草;看见年届花甲的爷爷挑着沉重的草捆走几十里路,满头大汗,到了天黑才到家;想起了我和小姑在呼啸的北风里,不顾寒风刺骨,爬上树梢,折取枯枝……哦,在那个饥馑的年代,锅里面严重缺吃的,锅下面同样没烧的啊。
  我毫不犹豫地走到爷爷的面前,说道:
  “我去!爷爷,我去!今年我不会再想家了!”是啊,我还能再叫爷爷去吃苦吗?
  爷爷听了顿时就笑了起来,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脚上穿了一双布鞋,我自己又编了两双草鞋,就这么简单的准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和二叔祖父一行人就出发了。目标是是三姨奶奶家——就是二叔祖父的连襟家,他家就在草滩里。
  到了那里,太阳已经西下,我的双腿已经不由我做主了。大家也很早就睡了;我就和二叔祖父们挤在一起睡,睡在地上,下面铺上稻草。早晚吃的都是玉米渣加山芋干子稀饭,用腌咸菜下饭,和我们家一样;中午是大麦糁子和大米混合煮的干饭,一个菜汤,一个很简单的菜。第一天可能有一个蒸蛋,以后也就没有了。
  第二天我背着大耙子,和二叔祖父来到滩里,到了一处地方。我还有点兴奋,因为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我四顾一望,呵,好大的草滩,简直一望无边;好多的草,长得密密麻麻。那红叶子茅草长的比我人还要高!草杆子比那烧的香还要粗。
  这块地很大,草已经被割完了。哦,这块地上的残留的草真多啊!比我们家田埂上的草多的多了!嗨,我这一次一定要划很多草回去,叫妈妈不再发愁!我套上背带,耙齿落地,再加点压力——我那时候的力量已足够了。接着我就快步地奔跑;很快,耙齿杆上已爬满了草。我停下来,提起耙子用力一抖,那些草就落下来了。我一耙挨着一耙地划着,直到把一个地方的草划得干干净净。
  和在家放牛一样,吃饭的时候都是他们喊我的,不喊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回去的。
  一天下来,很累。我不知道跑了有多少路,划了多少草。一双新的草鞋挨不到两天,我带来的草鞋很快就穿坏了。晚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编织草鞋,每天至少要编一双。到了后来,人越来越累,晚饭后只想睡觉,不想编草鞋。我又和那几年割草一样,把坏的草鞋收拾一下再穿;等到草鞋彻底完蛋了,才又编新的。
  过了几天,二叔祖父在稍远的地方,喊我到他那里去划。
  我就带着耙子跑了过去,那地上的草比我原来的那块地又多的多了。
  “啊呀,这么多的草,人家给我划吗?我能划吗?”我不敢相信这草是给我划的。因为我知道这草是人家的,被人家看到了怎么得了!我想起了那些拾花生的,只有得到主家的允许,她们才能去翻倒花生。
  “不要紧,不要紧!这是我们故意留给你划的,你大胆地划吧!”一个亲戚对我说。
  我将信将疑,很快就划了一大堆。有的地方,地上就是成堆的乱草,只要我稍稍划拢一下就可以了。照这样划下去,我划一天就可以烧一个月了!在我小小的心灵里,这是不可思义的事情。
  我没敢长时间在那里划,还是老老实实地到了原来的地方。不过,有时候我还会到那个地方去划一会儿或者是半天,划过之后我又赶紧回到原来的地方。
  “冬冬呀,你划划也要息息啦!”二叔祖父常这样提醒我。
  是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休息,似乎也不觉得怎么累;后来,划草的速度慢了下来,大概就是累的一种表现吧。当然不是我不想躺下歇一会儿,而是看到这么多的草眼红啊!面对这样的好机会,我不愿意松懈。在家里的沟埂上划了半天也不够一顿烧的,那些往事使我刻骨铭心。
  “我家冬冬真不错,到现在还没有玩过!”好几天以后,我的二叔祖父这样夸我。
  “是的,是的,这小的真不错!我们还从来没看见他息过!”在座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听到这样的夸奖话,我什么也没有说。一来我很不善言辞;二来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就应该这样。早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了,何况现在呢。
  每天划的草,我都要用草绳子把它捆起来,然后由二叔祖父在他们收工之后给我挑回来。我已记不得每天挑几担,每一次担子都是很沉重的。虽然天已比较冷了,他挑的还是满头大汗。他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了,我看了很心疼。
  我每天都到三姨奶奶家的山墙那里去看我划了多少草,我划的草都堆在那里。十几天下来,山墙那里已经堆成了小山。我总是想,我再也不用发愁了;不用在冬天里顶着凛冽的寒风到沟埂上划草了!喜悦冲掉了劳累,也冲淡了思家之情。我再也没有想家,实现了对爷爷的承诺;也不觉辛苦,只知道拼命地划草。
  然而这次竟然未能划到底。大概二十天左右,正在每天欣赏我战果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来人通知,我们全家人要到南京爸爸那里去了,叫我立刻回去。
  得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惊喜,没有脱离苦海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我今后的命运会怎么样。从记事的时候起,苦难的生活使我麻木,对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从来没有憧景未来会有什么好日子或者使自己过得好一点。我只想到一天一天地过着苦日子,眼前的这份差事也不错,虽然苦一点,我似乎也很满意;突然而至的变故使我觉得好象失去了什么。
  然而我毕竟还是走了,回家了,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以后我们全家人就到南京去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表。
  真没有想到我竟是这样离家的。这一走就是二十四年,直到1972年才又回到故乡。然而我至今也没能再去草滩,我离开故乡起步的地方。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永远看不到它了。
  从我离开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勤劳而善良的二叔祖父,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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