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豆燃豆萁——动乱中的童年之五

　　气势汹汹的日伪军无情的搅浑了我的生日之后，没有多少时日，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里，滚得老远老远的。我们终于迎来了和平和安定的日子，我还上了小学二年级读书。然而，这样的日子，大约只有二年的时间，另一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祸又发生了。
　　
　　一、战云飘飘
　　
　　小学二年级读完，我就辍学了，做我力所能及的农活（见《短暂平静的日子》），过起了和平宁静快乐的童年生活。
　　在大约两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我看到了当时不以为然的一些事件……
　　这是春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明媚，温暖宜人。我在晒场上心不在焉地做着什么，再也不害怕以前荼毒我们的那些“和平军”，我差不多快要把他们忘记了。
　　突然，我发现东边来了一股黑压压的部队。我吃了一惊，难道和平军又来了？不是说和平军被消灭了么？怎么又来了呢？我赶紧从晒场边跑了回来。
　　咦，不对呀，怎么是灰色的衣服不是黄色的？人们怎么不逃跑反而站到路边来看啊，他们不要命了？
　　小姑看我慌张的样子，笑了笑，对我说：
　　“冬冬不要怕，那不是和平军是新四军哦。”
　　“噢，原来是十纵队啊，乖乖，这么多啊，怪不得和平军被消灭了！”
　　“嗨，恐怕还不止是十纵队呢！”小姑说罢，拉着我来到大路边站着，看着这些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民子弟兵，一个个神色凝重，肩上扛着枪，默默地在我们的面前急速地走过。
　　队伍走了很久，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兵在我们的路上走过。
　　下午，这批队伍终于走完了，我目送着他们在大成庄的方向消失了。
　　过后没有多久，从大成庄方向跑来一个骑马的士兵，速度不快，马蹄“嘚嘚嘚”地快跑，并没有四蹄腾空，大概相当于800米赛跑那么快。我惊奇地望着他，直到他在东边邻居的风车后面消失。待到近黄昏的时候，我又看到他回来了，但是他却是牵着马没有骑，慢悠悠地走着。走到一户人家的屋后，他和站在那里的一个人说了一些话，大概是打听什么事情的；听他的口音，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侉子”。
　　晚上二叔回来，我告诉他，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么多十纵队的人。二叔笑了笑，很认真地对我说：
　　“哪里是十纵队哟，是八路军！”
　　“八路军？八路军不也就是十纵队吗？”
　　“瞎说！八路军不是十纵队的。这部分的八路军可能有一个团呢。”二叔不再笑，神色很焦虑的又说，“唉，恐怕又要打仗了！”
　　“怎么还要打仗？和平军和鬼子不是被消灭了吗？”想起前些年的战祸，我的心又沉重起来。
　　“唉，你不懂！”二叔皱起眉头，不再和我说话。
　　嗯？怎么和妈妈那年的口气一样啊？难道又有土匪来了？
　　这事过后，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又有一小股部队从大成庄向我们走来。这次还是灰色衣服的，枪是杠在肩上的，很平静地走了过来。他们一共有几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扛着一挺机枪，他的后面有一个人挑着一副沉重的、不大不小的铁箱子，据小姑说，那就是机枪子弹。
　　“这才是真正的十纵队呢，他们前几天才走过去，又回来了。”小姑说。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在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曾两次看到他们在我们面前的马路上走过；也是这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当然，他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已经牺牲了，又增加了新人。他们就是活跃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新四军十纵队的一部，和当地的民兵一起和日伪军周旋。
　　几天后，他们又从东边来，经过我们前面的马路，向大成庄方向走去。走到叔祖家那块麦田（土匪和伪军就是从这里抄着进路来到我家的）那里，河对面的一位大婶和领头的一位（大概是头头）打招呼，要他们到她家去休息一会儿，他婉拒地说，不能休息了，要赶路呢。
　　从此以后，直到我离开故乡，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
　　差不多也就是那几天，马路上的陌生人多了。一两个的，三五个的，来去匆匆。
　　一个傍晚，从东边走来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们操着外地i的口音，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的爷爷奶奶要求吃饭和住宿，我们全家都非常热心地接待了他们。
　　言谈中发现有一个上海籍的人，大概有30岁左右。奶奶很关心地问他：
　　“想家吗？想父母吗？”
　　“哦，很想哦。”我看到他的神情很忧郁，简单地回答了奶奶的问话以后就再也不做声。
　　过了一会儿，奶奶似乎很关心他，接着又问：
　　“这次是回家吗？”
　　这也是我关心的。看来奶奶那时对时局的了解也不比我好多少。
　　“不是的，这次不能回家。”他还是那个表情，勉强地回答了奶奶的问话。
　　奶奶仍然不甘心，也许是作为一个母亲所特有的感情，她继续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他犹豫了一会，脸色趋于平和，很自信地对奶奶说：
　　“要等我们胜利了才能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他们就走了。
　　我们接待的第二批客人，是在一天的中午。这时候天已经比较暖和了，在东边走过来三个人，从小路上拐进了我的家。为首的一个穿着便衣，中等的个儿。另两个是穿灰色军装的年轻人，背着盒子枪；其中一个还背着一个钢丝琴（后来到了南京才知道那叫“凤凰琴”，大概是因为凤凰牌而得名的吧；这是一个低档的乐器，早已淘汰）。
　　为首那个穿便衣的，到了我的家门口，就对我的奶奶说：
　　“请为我们煮一点干饭，炒一个韭菜，烧一个青菜汤。”
　　他们虽然不是本地人，但是，一定是在本地住了很久了，他们很可能就是我们东边那个根据地的人，否则他们不可能点出这样的饭菜。
　　奶奶、妈妈和小姑立刻就忙开了。
　　那个中年男人和上次的上海人不同，非常健谈。在等待中饭的期间，他和我的爷爷谈的很投机，也很热烈。可惜我完全没有入耳；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钢丝琴上了。
　　那个青年军人一到我家，就把琴拿出来，当啷当啷的调着琴弦。之后，他就开始演奏乐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乐器，真是好不稀罕；也是第一次听到音乐，简直乐不可支。虽然那只是一个低档的乐器，演奏的水平又是那么低。但是，我却痴迷了，觉得好听极了！世界上原来还有如此美妙的声音啊。
　　午饭菜当然不只是一个韭菜，而是有好几个，有荤有素。
　　饭后，那个当官的（这是我现在的猜想）掏出了餐劵给我爷爷——那是可以到当地政府去换粮食和钱的，爷爷很礼貌地拒绝了。
　　我想，那穿便衣的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干部，也可能是个团政委，否则，不可能有两个警卫员；他一定是奉命调出那个根据地了。
　　
　　天气越来越暖，秧苗已经长得很高，在微风中被激起了绿色的层层波浪；麦子已经是绿色夹着黄色，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色彩。我家的秧苗田和麦田，仅有一沟之隔，它们将是爷爷和叔叔们忙碌的对象，也是我们一年希望的所在。
　　这一天，我有和往常一样，在这条沟里捕鱼。
　　刚刚脱了鞋子，还没有下沟，又听到了这几天常常听到的飞机声。那声音轰然而至；和往常不同，不仅那声音震耳欲聋，听起来也怪怪的。虽然如此，我仍然没有兴趣，我自管埋头捉那些快速游动的小鱼。但是妹妹在一旁喊道：
　　“大哥快看飞机！”
　　我正注视着那些不大的鱼，没有理会她。妹妹急了，跺着脚大声地说道：
　　“稀奇！稀奇！飞机妈妈带着两个飞机儿子！再不看就飞走了！”
　　嗯？有这样的飞机？我把鱼抓在手里，抬头仰望。果然，有一架三个脑袋的黑色的大飞机，两旁真的有一对小小的飞机儿子。嗨，还真的见所未见的新鲜玩意儿。在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它们在瞪着眼睛在看我们。然而很快，它们就窜了过去，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这以后虽然没有再看见飞机母子，但是每天总是会看到那些小的和不大不小的家伙在我们的头顶上哼哼着懒洋洋的淌过去。
　　见到它们，我们总是兴高采烈的欢呼雀跃，因为对我们来说，那都是从来没见过的。
　　“你们还跳，还高兴，又要打仗了，还跳！跳！”二叔鼓着嘴，气鼓鼓的对着我们二人喊着，还跺着脚。
　　我和妹妹望着远去的飞机，立刻止声。又要打仗了？和平军还要来？这可是要命的事啊，我那刚刚热起来的心，刹那间降到了冰点。
　　天终于热起来了。
　　秧苗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绿油油的光；麦子也一片金黄。它们告诉我们，最繁忙最艰苦的时刻来到了。
　　不仅要收麦子和插秧，还要破路，把宽宽的马路在中间挖一条深深的沟。这样，路就变窄了，不仅马不能走，连人走也很困难；如此就可以阻止敌人进军的速度和次数。
　　又开始打狗了，这次打得很彻底，一只也不准留，我家的狗也被打死了。这件事，使我一下子心情沉重了起来，我真的相信又要打仗了。
　　全家的议论，小姑又向我解释，我终于知道是要和谁打仗了，虽然还是似懂非懂的。
　　爷爷奶奶他们虽然脸上布满愁云，似乎还不太紧张；也许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插秧和割麦，已经使他们直不起腰，喘不过气了。
　　飞机的光临，一直就没有断过。最近一段时间飞来的全是小飞机，我和妹妹叫它“独头机”，只有一个头（一个发动机），飞的却很快。每次来，都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县城“轰”的下一个弹，哗哗地撒一泡尿（机枪扫射）；然后，翅膀一歪就飞走了。这一下，它就不再是我们想看的稀罕物了，变成了瘟神，听到它在远处哼哼地飞来，我们就赶紧躲进屋里。
　　噢，这次就是这样的打仗啊？好像并不怎么可怕嘛。
　　
　　二、机下余生
　　
　　“吃了端午粽，才把寒衣送，”还没有到端午节，我们还没有吃到粽子，我和妹妹早早地就脱去了棉衣，下田戽鱼了（见《短暂平静的日子》）。那种快乐的劲儿啊，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
　　这正是插秧季节，爷爷叔叔和小姑都忙着准备割麦插秧了。没有几天，爷爷就不准我们戽鱼了，他要最后一次的犁田。于是，我和妹妹，也和他们一起，准备参加割麦插秧，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妈妈和奶奶、小姑正在挥汗如雨地割麦子，我们就跟在她们的后面拾那些遗落下来的麦穗。有时候我们也会帮着整理麦捆，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下手活。
　　每天下午，总有两架“中央军”（这是小姑告诉我的）的独头机在那个不祥的西边，哼哼着由南向北快速地飞来。然后又是在县城的上空盘旋一圈之后，俯冲下来，接着又抬头向上，“哗啦啦”一阵扫射之后，就返回南方。奶奶她们用手遮着阳光，目睹着全过程。
　　“唉，天天来扫，不晓得扫没扫死人啊。”奶奶神色悲悯地望着县城那个方向，担心地说道。
　　“让我们把麦子收了秧栽下去再来吧，菩萨老爷阿弥陀佛呀。”妈妈想的是另外的一件心事。
　　小姑似乎比较乐观，她相信“中央军”不是“和平军”，会好一点。“和平军”和小鬼子是一伙的，“中央军”就不一样喽。但是，她又说不出再深的道理。
　　我看不出爷爷叔叔在想些什么，他们几乎是黑起黑归，白天没有一丝的空闲。吃饭的时候也很少说话，吃过饭，碗筷一扔就走。
　　偏偏就在这个最繁忙的节骨眼上，那独头机不仅仅天天来，而且每天还来几次；不但飞到县城，而且还飞到了乡下，也飞到了我家的附近。一段时间里，几乎整天有飞机在我家那一带上空飞来飞去；走了一架又来一架。以往把它当做稀罕物来欣赏的，现在它变成了魔鬼；我一听到那像猪一般嚎叫的哼哼声就拼命往家跑，就怕它在我的头上“下蛋”或“撒尿”；如果来不及跑回家，那就在原地躺下来不动。
　　这是奶奶和小姑一再教导我的，可是我总是做不到。有时候在水田里，我不能躺在水和淤泥里呀，再说了，躺下来它就不下蛋撒尿了么？孩童想法的天真，使我在飞机来到时候，不管到了哪里，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家里跑。
　　那独头机像个黑乌鸦似地，在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忙碌的人们和我这个孩子，并没有想得更多，既然它不下蛋撒尿，那就随它飞去罢。
　　不错，它是为“中央军”打前哨的，“中央军”要向我们这里进攻了。他们占领了县城，还要向我们东边的根据地进攻；那里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后方。而我家面前的一条大道正是通往根据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是他们进攻的必经之路。
　　插秧是集体行动，亲朋邻里互相帮助。所以每一家插秧的人都有十个人以上。我家有将近20人，一字排开后在飞机上看很象军队。飞机又不停地在天上飞，如果把我们当做军队用机枪扫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该不该插秧呢？不插吧，时光老人和自然规律不留情，季节不等人，过了那几天再插就会减产；插吧，危险是明摆着的。
　　爷爷和亲友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进退维谷。周围的邻居也莫不如此。
　　吃午饭的时候，爷爷和亲友们议论开了。
　　“飞机来了我们跑不跑？”有人问。
　　“跑？你跑得过飞机吗？你一跑就认为你是八路军，不扫机关枪才怪呢！”
　　最后大家一致商定，如果飞机来了，来不及跑就不跑，也不要乱动，在原地正常插秧；等他飞低了看见我们不是部队就不会扫机关枪。这样的决定，那是他们认定“中央军”不是“和平军”，更不是日本鬼子，不会滥杀无辜。
　　当然，这也实在是个无奈的、冒险的赌注。
　　现在我想，只是在那个时侯才可能是这样的。国共合作，同仇敌忾，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有一些兄弟之情的。现在虽然反目，矛盾暂时还没有激化；尤其是两军之间，开战之前，也只是奉命行动，不会那么残忍的屠杀。但是到了后来，杀红了眼，尤其是有阶级仇恨的还乡团回来之后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后话慢表。
　　插秧的第一天，那独头鹰没有飞临我们的顶空，按照往常一样，转了一圈就走，并没有发现我们；或者发现了并没有注意。
　　但是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家东北角的田里有十几个人在插秧。此时，一架独头机突然从正南方窜了过来。飞机飞得很低，直冲着我家飞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我立刻紧张了起来。我躲在北山墙的草堆旁，眼睛死死地盯着它。只见它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了一圈，然后向插秧的人俯冲了下去。
　　我的心提到了嗓门上，立刻屏住呼吸；俯冲下去以后会干什么，我看过多少次了。
　　不得了啦！他把我们当成八路军，要扫机关枪了！我极端惊恐的想着，两条腿酥软的瘫在了草堆的旁边，闭上眼睛等着那可怕的撕心的机枪声。
　　但是，过了一会，我并没有听到那可怕的声音，待我睁开眼睛看的时候，飞机已经向南方飞回去了。原来没有扫机关枪，真是阿弥陀佛，万幸啊！
　　我在北山墙呆了好一会，没有见到独头机再来。我想，它不会再来了；因为它没有扫机关枪，说明他知道我们是老百姓，不是八路军。对，不会再来了。
　　我站了起来，看见插秧的亲友们仍然呈一排的很镇静地在插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离开了草堆，来到风车的车墩上，想在秧苗田和麦田之间的沟里抓鱼。
　　在沟埂上没有走多远，只听见爷爷在插秧的人群里，用手做成喇叭，大声地对我喊道：
　　“冬冬！快过来给我们甩秧把子！”
　　我很不愿意地回过头来，走过风车墩子，沿一条田埂向东北方走去。
　　不料，我还没有走多远，那架独头机突然又返回到我家的上空盘旋了一圈，插秧的人们丝毫没有动，镇静自若地插秧；而我却沉不住气了，就在飞机盘旋一圈后，我出于恐惧和逃命的本能，突然莫名其妙的向前奔跑起来。
　　这一跑果然坏了。那独头机突然又转到我的上空盘旋。我想这下没命啦，独头机要扫机关枪了！由恐惧到绝望，再加上田埂滑溜，我一下子摔了个狗啃泥。正在跌倒之际，那独头机向我俯冲了下来；我听到飞机声音在刹那间轰然大响，震耳欲聋，大地都在震颤；我感到有一阵风浪在向我袭来。我虽然没有看到飞机冲下来，但我已感觉到了。我闭着眼睛等死，随即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没有死？飞机没有向我扫机关枪？我拉拉耳朵，敲敲脑袋，哦，真的，没有死。
　　我爬了起来，惊魂不定的站在那里。看见插秧的人们悠然的还在插秧，他们根本没有在意刚才那惊险的一幕。
　　片刻，我猛想起爷爷要我去甩秧把呢，于是立刻到风车的水槽口那里，把我的额头、鼻子、下巴的泥洗掉，衣服脏了就不在话下了。
　　那飞机的飞行员一定怀疑插秧的人是军队，俯冲后发现是农民，所以未按揿钮。第二次看见一个人在跑；你为什么跑？是不是共军？于是他又俯冲下来，飞得很低很低，来看个究竟。结果，看到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哦，原来是个小孩啊，大概是害怕了，所以才跑，不是共军。
　　于是他的手又从揿钮上移开了；这正是我昏厥的那一瞬间。是这个飞行员的理智和良心，使我在机下逃得一命。
　　这是我现在的想象；但又何尝不是真的呢？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解释那两次惊险的场景呢？
　　
　　三、又起战端
　　
　　直到我们把秧全插了，麦子不但收好了，也都全埋藏起来了，国民党“中央军”还没有来。
　　“妈妈那天的祷告还真灵，菩萨真的保佑我们了。”我笑着高兴地对妈妈说。
　　“到头菩萨！从来就没有灵过！这次是大嫂祷告凑巧了，他们是怕新四军和民兵，走的慢了。”小姑笑着说，“不要高兴，他们很快就到了。”
　　小姑的预言也真灵——那是她在外面听邻居们说的，休息灵通；不两天，气氛就紧张了起来，爷爷奶奶把鸡鸭都送到后沟去了；很多人家都准备全家逃难。
　　我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这不是和逃避“和平军”一样的么？小姑怎么说比“和平军”好一点呢。
　　到底像不像“和平军”，这一天终于揭晓了。
　　爷爷和叔叔都逃跑了，到一个远离马路的朋友家去暂避一时。
　　飞机来的更频繁，也更猖狂了。不过，这一天不到我们的上空来了，在大成庄的西边（大概是在公路的上空），在那里飞过来飞过去。有时候突然俯冲下来，几乎是贴着地面飞了一大段距离以后，就抬起头来飞走了。过了一会儿，又会再来一次……奇怪的是，它就是不下“蛋”，不“撒尿”；这就奇了，难道还有人在插秧么？也许他是在查看他们自己的人吧？
　　第二天，在我家的正北方，有一架三头的飞机，由西向东哼哼哼的慢慢地飞着，还不时地左右摇摆着翅膀；过一会，他又从东向西哼着回到西边，并没有撒尿下蛋。哦，那个方向，那个位置，正是我们的母亲河所在啊。
　　小姑说，那是他们在找新四军呢。他们怀疑河边浓密的芦苇丛里藏有新四军和民兵。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有一架三个头的飞机来到我们的西南方，已经快到我们的顶上了。这种飞机是从来不下蛋撒尿的，这次我又把它当着稀罕来看；我正喊了声“奶奶快看”，还没有来得及说后面的话，只听到它“咯咯咯”地撒了一泡尿；奶奶大喊：“还不快到屋里去！”
　　这一下我受了意外的惊吓，很不是味道。三个头的飞机怎么也扫射了呢？他不俯冲就突然扫射了起来，难道在西南方发现新四军了吗？这个疑问，进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更加糊涂了。因为“中央军”正是从那个方向来到我们这里的，在西南方的地面上根本就没有交火的枪炮声，新四军早就转移了。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发现了可疑的人群；如果是这样，又不知有多少机枪扫射下的冤魂进了阎王殿。
　　山雨欲来风满楼，前一阵风刮的够紧够大了，山雨终于来了。——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
　　就在那三头机扫射后的第二天，刚吃过午饭不一会儿，我还没有想好如何打发时间，突然又听到奶奶的那一声警报：
　　“他们来了！”
　　我被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习惯性的跑回屋里，在门缝里向西边偷窥。只见西边大成庄方向，一支密密的队伍在浓密的树桠间翻滚而来。不同是，他们不像黄色的蛆虫，却如一团灰色的雾霾在缓慢地向前游动。
　　先头部队到达我们的右邻，有两个士兵拐了进去，进到他们的屋里。我的心一下子又紧了起来，“和平军”抢他家鸡子那悲惨的一幕立刻在我的脑子里显现。天哪，可不能再把他家的鸡子抢去啊。不一会，那两个士兵出来了，手里没有鸡子！一定是他家也把鸡子藏起来了。
　　到了我们这里的时候，拐进了四个人，子弹都推上了堂。我虽然紧张害怕，但是我不再恐惧，因为这样的场面我看过多次了。其中两个站在晒场边上，双手握着枪；另外两个装上刺刀到我们墩子上每一个角落里搜查。他们都死板着脸，冷落冰霜；我们被吓得都站到了外面，任由他们去翻找。然后，又到我们的屋子后面，草堆那里，像黄鼠狼找鸡似地找了一个彻底，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
　　“妈妈，他们在找什么？是鸡子和牛吗？”他们走了之后，我好奇地问妈妈。
　　“那里哟，是找新四军八路军和民兵的！”小姑说，“他们这次来，就是要围剿新四军八路军和民兵的。”
　　又是和新四军八路军打仗，不就是“和平军”么？看上去，他们比“和平军”强大得多啊，不光是人多，机关枪也多。新四军和八路军怎么打得过他们啊？新四军的十纵队只有几十个人（呵呵，我那时候就那么一点眼光哦），八路军也就一个团（听二叔说的），比眼前的这一批“中央军”少得多；机关枪也差得远了。再看看眼前的这支军队，服装整齐威武，头戴蓬蓬帽（就是大沿帽），好奇怪的帽子；他们气势汹汹的，好不吓人啊。唉，看样子，好人打不过坏人了。
　　第二天，我们以为要听到枪炮声了，奇怪的是，两三天了，悄无声息。我们正在纳闷，小姑把腿一拍道：“十纵队和八路军不是早就走了吗？民兵早就藏起来了，他们还找谁打呀！”可不是！去年就看着那一大队八路军和十纵队向西去了，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啊。
　　他们气势汹汹地直捣新四军八路军的根据地，当然什么仗也没有打；他们干了些什么，我当时就没有听说，现在当然就不能瞎说。
　　在几个月（现在算起来最多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来回的折腾着，在我们前面的马路上，大部队小部队的过来过去；又在大成庄驻扎了一支很大的部队。
　　有一天，在我们的南方，我听到了一些并不紧密的枪声。枪声我听的多了，我知道那不是在打仗，是在追人。果然，没有多久，一支军队从南方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又从马路上向西走去。当走到叔祖父的那块麦田的位置（唉，又是那个晦气的地方！）的时候，每个人到那里就端起枪向着南方盲目的“噹”的就是一枪，然后，枪上肩，走路。这一队百多个人，个个如此。我看了先是觉得奇怪，继而感到好玩，他们打枪打着玩儿呢。
　　“他们哪里是打着玩，是抓不到民兵在生气呢。”妈妈板着脸说道。
　　“鬼哟，疑神疑鬼！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民兵在这里！”小姑似乎是讥讽地说道，“不知道在南边的荒地里看见什么东西就当做民兵来打了！”
　　小姑说的不错，他们确实比“和平军”要好一点。他们不抢粮食，也不到处找“模范班的”的乱抓人。虽然不会像“和平军”那样到处翻找鸡鸭，但是如果被他们看见，就会毫不客气的“借去”或者用废纸一般的钞票“买去”。
　　这支“中央军”在我们那里没有多少日子，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无功而返。他自身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害；然而接着他们而来并在他们支持之下的还乡团，却给我们送演了一场残酷的生与死的惨剧。
　　
　　四、自相残杀
　　
　　“中央军”终于从我们那里走了，但是并不是撤退，是收缩到县城里和一两个军事要镇上去了。当然也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在全国节节失利的结果，我们那里不是主战场，我又年幼不懂事，对这一切也就茫然不知。
　　当最后一批离开我们那里的时候，他们终于露出了本质，把自己与“和平军”摆在一起媲美了。
　　队伍里，有挑担子的，有扛包的，还有大篮子小篮子，当然还有鸡鸭。全是老百姓但当，他们拿枪在后面压着。走一路抢一路，也一路抓夫。到了我家，把所有的鸡都抢走，那种贪婪和凶狠，比之“和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临走的时候扔下一把废纸，算是“买的”。
　　就在我们东边不远的地方，一个士兵太贪婪，抢了很多的东西，又抓不到人替他揹和拿，结果和大部队拉下很大一截，一个隐藏的民兵只用一个手榴弹，他就乖乖地当了俘虏。
　　第二天，一切归于平静，我终于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在田野里驰骋了。
　　但是，好景不长，没两天，还乡团还乡了。“还乡团”这名称是我在电影电视里借来用的，那时根本就不叫这名字，我们也没有给他们起一个什么歪号。那些人也并不全是影视里的地主老财恶霸，有不少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投降变节分子，也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当然，我那时是不懂这些的。
　　前几年日本鬼子走了，“和平军”来了；现在，“中央军”走了，还乡团来了。看起来何其相似。他们的武器精良，子弹充足，又有“中央军”做强大的后盾，气势汹汹，十分嚣张。
　　第一天，他们没有抓到民兵，连家属也没抓到。就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抢走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牵走了他们的耕牛。最后，他们还不解恨，在这些人家的风车的中轴下面点上火，还把风车推着转起来，硬是活生生地把种田人的命根子烧得瘫了下去，彻底没用了。一时间，四面火光冲天，黑烟随风飘散；一片恐怖景象。
　　接着，我就看到他们牵着一条条耕牛，大包小包的东西揹着挑着，回到他们的老巢里去了。
　　有几个老头老太回来看看被烧毁的房子，不幸被他们抓住。但是民兵追了上来，引发了一场殊死的战斗。这场战斗一直发展到我家的门前，我在南山墙的窗户口目睹了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个老太，我吓得瘫了下来，再也不敢张望。后来听小姑说，由于力量悬殊，就在我们东边不远的地方，被打死了好几个民兵。
　　有一个曾经教我二叔织布的师傅，用影视剧的话说，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县城附近潜伏着。有一天，他的爸爸来到我家，哭诉他的儿子被还乡团杀害了。起因是在配合民兵的一次秘密惩罚行动中，不幸暴露了目标，被当场杀害……
　　隔三差五的他们就下来进行所谓的扫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想一举把民兵剿灭。但是，收效甚微，每一次我都看见他们无功而返。
　　没有多少日子，他们的嚣张气焰就焉下去了，民兵壮大了起来，也有一部分新四军返回了根据地，双方开始进入拉锯战。
　　越是垂死的时候越是凶狠，大概是所有的反动派的共同特点。这一次，他们纠合了好几个乡的还乡团，又来一次围剿。这一次民兵损失惨重，据我的小姑说，被打死了十几个民兵。
　　不几天，他们自以为得计，又故伎重演。
　　吃一堑长一智，民兵也集合了大量部队，配合新四军一部，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被新四军一直追到老巢，死伤惨重。
　　从此他们一蹶不振；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他们也树倒猢狲散。他们的下场也是很凄惨的，一部分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从此妻离子散，最后客死他乡；一部分没有逃脱的，统统被抓了回来，大部分被枪毙。
　　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们确实该死。但是在枪毙他们的时候，拍手称快的人并不多。
　　“唉，又杀人了！”有一次，我就听到了这样怨恨的声音。
　　而以前，抓到一个“和平军”，说枪毙都感到不高兴，要用大刀砍头才解恨。鲜明的对比，令人深思。
　　在我们这里，两军的最后一战是在一个军事重镇上打响的，是双方在这里的最后决战，打的非常惨烈；死伤的数量远非还乡团和民兵可比的。由于离我家比较远，我没有目睹。但是我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响了好几天，我们那里动员了很多担架队去了前线。
　　我的二妻兄（他的家离战场较近）当年曾经亲眼见到了那些伤员，一个个血流如注惨不忍睹，叫喊声和呻吟声撕心裂肺。
　　那一段历史使我的大脑迷茫，心情忧伤，我勉强写完了这一小段沉重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