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农转非》第二十章《第一次大会发言》第二十章《我如水

　　19. 农转非
　　81年底，我在江苏农学院为期一年的进修很快结束了。
　　我带着二大包的书回到惠和鸡场，收藏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结业证书》，整理着我视为宝贝的教课书和课堂笔记本。此时，我仍然是崇明来到启东的养鸡师傅，户口仍在崇明的生产队里，随时都有被解聘回崇明种田的可能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妇女。从表面上看，我还是一年前的曹钟菊。然而内涵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我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不再是见病治病，而是有预见、有规划、有措施、更是有能力，已经成为可以力挽狂澜的技术骨干。
　　这时，县内有些鸡场鸡生病后就来找我帮助，有电话联系的，有上门求助的。外地的养鸡同行，也有写信要求解决难题的。我整天忙得团团转，电话也来不及接。有时刚从一个鸡场回家，还没有做好消毒工作，又有人来找了。陆企良说：“这样越来越多的事，你怎么对付得了呢？”我想想也是事实。可别人遇到了困难，相信我才找上门的，我能伸手拉一把，就能让他们的鸡场少死很多的鸡，那些刚开始养鸡的农民，赚得起亏不起呀！
　　有一天，我发着高热，动弹不得，几顿饭都吃不下。这时有个养鸡户徐士高哭丧着脸来找我。场长说：“曹师傅生病了。”徐无可奈何地推着自行车正要离去时，我听见声音出来看看。他惊喜万分，竟一脱手把自行车摔跌在地上，两行热泪淌了下来，焦急地说：“曹师傅，救救我！我把全部家当都压上了，要是这批鸡都死脱，我们全家以后可怎么过呀？”我十分同情他，就带病到他家去给他的鸡治病。10天后，徐士高带着18岁的儿子徐明辉来到我的鸡场，说：“曹师傅，我这批鸡得救了，我现在有信心要继续养下去。请你收下我的儿子，让他在你这里学半年。”
　　我想这样忙碌总不是个办法，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直这样奔来忙去，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于是我提出办一个养鸡沙龙，规定每个月集中一次，一方面我有重点地传授一些养鸡知识，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相互交流。假如有个鸡场的鸡发病了，先请距离最近的沙龙成员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再上交到我这里。这样一来，我同行的养鸡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找我的人也减少了许多。我可以把笑回从崇明接回来，天天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
　　我们这伙自发的乌合之众，人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致惊动了政府部门。县委书记谢丕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问：“是不是当年拿3600元奖金的曹钟菊？”秘书说：“就是她。”“请她来我的办公室，我要当面见见她。”谢书记对秘书说。
　　我胆怯地跨进谢书记的办公室，谢书记给我倒了杯茶说：“来、来，小曹请坐。”我轻轻地坐在秘书搬来的椅子上，虽然有点口渴，但不敢去碰茶杯，十分拘谨地观察着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幅世界地图，二张写字台，东北角一只书橱，前面的窗下放着一张课桌，上面有几把热水瓶和一些杯子，最西南角放着副洗脸盆架子，看上去这个办公有点简陋。谢书记说：“小曹，听说你办了个养鸡沙龙？”我说：“是的。”谢书记又说：“小曹啊！你对我们启东的养鸡事业作出了贡献，我要谢谢你！”我一惊，连忙说：“我没有啊！我是崇明派过来的啊！我是为挣钱才来养鸡的，谈不上贡献。”谢书记说：“不！不！你帮许多鸡场治病，还办了个养鸡沙龙，传授养鸡知识。又带了一大批的徒弟，我都听到了。”我根本不曾想过，我所做的一切会得到县委书记如此高的褒奖，心想无非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就上升到对启东养鸡事业的贡献，真有点受之有愧。我急忙解释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罢了。”谢书记笑着说：“你崇明带过来的朋友？这些人都是你的亲戚？”我说：“我来启东养鸡后认识的。”谢书记站起来，哈哈一笑，对秘书说：“叫顾静珍过来。”
　　一会儿，顾静珍副县长来了，高高大大的像个男人，讲起话来嗓音特响，走起路来干净利落，看上去年龄刚过不惑，进门时朝我点点头。我傻傻地坐着，连站起来打个招呼都忘了。谢书记说：“顾县长，以后曹钟菊那边的事就交给你了。”这个顾县长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养鸡事业中，一直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帮助着我，无私无悔地扶持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上级领导给了我许多荣誉，说我对养鸡事业有贡献。其实，我是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做点事，特别由于得到顾书记全力以赴的扶持，我才能从无数次的险境中得以脱身。
　　过了几天，大队党支部书记茅建芳从县里开会回来，连家都来不及回就直奔鸡场。我正在鸡舍里喂鸡，听到茅书记在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窗口探出头问：“茅书记，我在这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曹师傅，我刚从县里开会回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谢书记在大会上宣布说：‘我们要把曹钟菊的户口调到启东来，给她农转非。’他还说：‘像她这样默默地为启东的养鸡事业作贡献的人，我们要把她树起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她给别人的鸡场义务治病，治好了多少家她说不清，因为做得多了，而且没有想过需要回报，所以记不清，其实根本没有记。她还带了那么多的徒弟，都是义务的。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她上学可是自费的……’”
　　我半信半疑地听着，想想这是不可能的，农转非是件大事，只有部队转业干部，国家计划内的大学生才能农转非，就是在政府机关里已经工作多年的一些部门干部，仍然是以农代干。我是横竖都沾不着边的人，这只桃子怎么会砸到我的头上呢？于是我说：“这只是领导的一种提议，离实现还很远很远呢！”
　　又过了几天，县里来了两个人，跟我谈了一些情况，说是要迁移我的户口。此时，我才相信茅书记说的确有其事。
　　后来县里叫我去参加农宣会，这是我到启东以后第一次参加县里召开的会议，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的有一定档次的大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还要我发言介绍先进事迹。从此，我的会议不断，从乡里、县里、省里直至中央。
　　然而，我的农转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然，其中的曲折、麻烦是不用我自己去解决的。县里把报告送上去后，南通市觉得够不上哪条政策，所以不能批。谢书记叫顾县长到南通去争取。顾县长一次又一次跟南通市交涉下来，最后南通市从别的方面调剂了一个指标。
　　1983年3月7日，当我正式成为启东人时，已经不再是个农民了。我非常激动，想想这等好事怎么就轮到我这个无名之辈呢？从1966年起，十几年了，我所遇到的都是些让我失望、悲观和痛苦的事。我总是低着头、夹着尾巴默默地苦干，从来不曾抬起头向上观望过。多少年来的边缘、寄居的身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吃统销粮的启东人。
　　顾县长找我谈话说：“你的户口落在畜牧局，工资按新毕业的大学生定：每月工资42.2元。你暂时到畜牧局上班。”我回家跟茅书记讲了，她也为我高兴，她说：“你去县里上班，不要忘了我们惠和肉鸡场，有什么好的政策请多多关照。”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不适合去县里上班，我不懂那些机关里世故、圆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那里既没有我的发展空间，又只有工资收入，我家六个老人、二个孩子，这一大家子怎么安排得过来呢？”她不无焦急地说：“哪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这个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丢掉！”我想茅书记的话很有道理。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陆企良说：“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到了你这里怎么就成了为难事呢？”第二天，我去找顾县长，我把我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她想了想说：“那么把你的户口放在兽医站，将来年纪大了可以办个退休，你还是到下边去养鸡。”听了顾县长这么说，我当然高兴啦，但没有先例不好办。顾县长向谢书记汇报后，谢书记倒是赞成的，他说：“县政府办公室少一个人办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下边多一个养鸡骨干，对养鸡事业倒是有好处的。”于是由顾县长牵头，召集县委、县政府、财政局、农业局、畜牧局等部门一起开了个协调会。最后定下来，同意我到下边去养鸡，并保持我的公职人员性质。我不正式上班时，单位不发给工资，我另外要向单位交22元/月的管理费。
　　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茅书记，她开心得跳了起来，说：“这样最好，我正为我的鸡场接班人的事担心呢！，可是我又不能妨碍你的前途。现在可好了，你既有保障，又能继续为我们的鸡场效力，真是两全其美！”
　　就这样，我虽然改变了户口的性质，但仍然从事我原来熟悉的工作，发挥着我的专业特长，追寻着我的一个又一个梦想！
　　
　　 20、第一次大会发言
　　82年10月，大队里茅书记对我说：“曹师傅，县里决定邀请你参加今年的农宣会。谢书记说，一定要你在大会上作个发言，介绍一下你的先进事迹。你抓紧时间先起草个发言稿，过几天县里派人来拿。”我说：“我一直拿煤锹柄的，一下子去握笔恐怕写不好，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先进事迹可以介绍。”“嗳！没关系的，你只要把基本情况写出来，然后由县政府的秘书去修改。”
　　我不知从何处下笔，也不懂写那些方面，就乱七八糟地罗列了一张纸。县政府的秘书来跟我面谈了好几次，发言稿才定下来。但这稿子已经不是我的口气，而是一个先进分子的“报告”。
　　农宣会要开好几天，天天大点可以放在家里，笑回还小，家里没人照看，我就带着她去开会。这样重要的会议是没有人带着小孩去参加的，我算特殊，因为这个会议我非参加不可。
　　我抱着笑回来到县政府第二招待所，这里彩旗招展，人声鼎沸，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各种优美、激扬的旋律；秘书们忙里忙外，会务组一边分发文件，一边安排各路人马的住宿。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多，估计要有几千人。与会者都是各乡、大队的主要领导，全县农口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还有县属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南通市和省里的有关领导。我第一次参加启东的会议（这时我的户口还在崇明），见到的全是陌生面孔。别人都不认识我，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大概在想：来开会还带个小孩？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见了面，相互招呼着，然后三五成群地谈笑起来，我带着笑回游离在人群之外，感到有些孤独。
　　大会就要开幕了，我抱着女儿踩着音乐跟着大家进入会场，根据签到证上的号码找到了座位。我被安排在第一排。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主席台背景上，八面鲜艳的红旗整齐地排列在毛主席画像两边。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是省里和南通市以及县里的主要领导，会场气氛热烈而隆重
　　笑回还算老气，我们开会，她自己寻着玩。开完会我就抱着她一起去吃饭，晚上背着她一起去看戏。要轮到我发言了，我只能把她带到主席台上，托给旁边的叔叔阿姨照看一会儿。当我第一次坐到发言席，从台上向下望去，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感到非常紧张。我拿出早已念熟了的稿子，不敢再向下看听众一眼，就开始照本宣读。会场里鸦雀无声，我觉得大家都在认真地听我发言，原先绷紧的神经渐渐松弛了许多。当我把稿子读完时，忽然觉得余兴未尽，即兴又说：“我们的养鸡水平虽然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一定要努力攀登，力争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要让老百姓都能吃到便宜的鸡肉。将来大家到小菜场买菜时，一定会说：‘今天节省点，就买些鸡肉回家吧！’这不是天方夜谭。”谢书记拍着手说：“说得好！小曹，我们等着吃便宜的鸡肉。”会场里一片哗然，然后是特别热烈的掌声，有人甚至还大声说：“曹钟菊，你做得到吗？”
　　中午开饭时，我简直成了“明星”，这个过来问问，那个走来谈谈。大家第一次听到（其实我们在农学院进修时听得多了）鸡肉要比其他肉类便宜了，而且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在发言稿之外即兴乱吹的，我顿时成了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我是第一次参加大会，实在是个无名之辈，所以人们更喜欢围着我问这问那。问得最多的不是生产上的事，而是我的人生经历：“听说你是崇明人?你怎么到启东来的?”“你家里几个人？今年几岁？”“你怎么认识谢书记的？你还打算搞些什么新花样？”“你这么年轻，小孩那么大了？几岁结的婚？”“你一年挣的钱比我们几十年还多！”
　　我无可奈何地一边又一边地回答着，这样的回答一直延续了几年。我每到一个新地方，人们都要问这样的问题。我像祥林嫂那样重复着同样的话，实在厌烦得就想躲起来。人们像看到一只刚出壳的苗鸡，围着、看着、议论着，感到新鲜，喜欢猎奇。有时我到朋友家去，他们的邻居听说我是曹钟菊，也要过来问上几句，我说：“能不能让我说些别的话题，要不，我就成了录音机。”人们对我的感觉好像是：问到几句话，就能致富，又好像认识我就能发财。
　　有次我乘公共汽车，听到有人说：“我是曹钟菊的朋友。”我问他：“你认识她？”他十分自信地说：“我当然认识啦，你认识她吗？你要是想养鸡，叫她带一带真能发财！”我说：“养鸡是个细活，得靠自己细心照料，别人带一带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并不是一带就可以发财的。”他们不要听我的话，在我的面前继续谈论着我的事，却不知道我就是曹钟菊。
　　会场前边的门厅里陈列着我们几个发言者的照片。我的照片被放大了，而且就放在门口的旁边，我感到非常的不自在。于是我不敢从大门进出，就从边门走，也常常觉得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我知道他们正在议论着自己。然而，被人指着、围着、议论着总感到很不舒服。
　　大会闭幕前，谢书记在总结报告中又对我反复褒奖一番。各路新闻记者的跟踪报道连篇累牍、热辣鼓舞。我从73年刚来启东时的呆木头，一下子被吹到天上的云端里，仿佛成了神仙。电台、广播、报纸三管齐下，各显神通。我就像战斗英雄一样，刚被这家电台说道了一下，又被那张报纸吹捧一下。全国各地的来信纷至沓来，别说回信了，连全部看一边都来不及，我的生活全被打乱。
　　自从这次会议之后，我的鸡场仿佛成了县里的一个景点，三天两头有人来参观、学习。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在乡党委书记、乡长的陪同下来考察，茅书记、周书记（乡党委书记），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这是某某书记、这是某某部长、这是……”其实我一个也没有记住，因为来的人太多，像走马灯似的，而且我也不敢正眼直盯着那些大干部看。由于我的疏忽、胆怯加上确确实实的坏记性，据说有的干部来了二三次，我仍然记不住，在别的地方再次遇见时，不主动地上前打招呼，以致后来个别人收罗我的“罪状”时又多了一个实例。
　　我在惠丰渔场时的炼狱生活，大家都是看得到的，虽然艰辛但还能得到同情；我在云端里的标兵生活，让人羡慕、使人妒忌，我在掌声和光环中的无奈却无人知晓！
　　我的会议越来越多，发言稿也越约越多，连新华书店开张，也要我去参加并发个言。有时我实在太忙了，轮到我发言读完稿子就回鸡场，不再陪干部们吃饭、聊天，也成为人们指责我目空一切的“罪状”。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上的变数很大。可是我非常幼稚，不能与时俱进，只知道怎样养鸡，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既无法理解这次会议后社会对我的热捧，更无法解读和接受后来某些领导对我的评价。
　　
　　 21.我如水，水无色
　　我一会儿红得发紫，一会儿灰得要命。有时自己觉得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毫无私心杂念，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仍然是个黑子女、呆木头。有时自己觉得平平淡淡，没做出什么成绩，却不知不觉成了标兵，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我还未弄清楚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值得大家学习时，批评声已经把我包围得找不到方向了。我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我该怎么办？
　　６８年底我从学校回到农村时，虽然非常失落和茫然，可是我仍然十分自觉、努力地改造着自己。我甚至还在幼稚地等待着，总有一天母校会招我们回去的，因为高二和高三阶段的功课尚未学完；我更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能和贫下中农子女平起平坐。
　　我努力着，那些十分难懂的马列著作，我到图书馆一借就是几本。我把雷锋日记当作行动的指南。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一买就是几套，在床头放一套，厨房放一套，身边带一套。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问问自己是否有私心？每做一件事，都要想一想，如果雷锋同志在，他该怎么做？
　　我和高关祥以及其他红专小组的成员，每天都要寻着、争着去做好人好事。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不管有无报酬，不管工作多难、多苦，都是不折不扣地去完成。每次雨过天晴，在我们视线范围里的泥泞道路，我们总是毫不迟疑地去刨平。夏天，我们挨家挨户去帮助社员灭蚊。中午，我们顶着烈日义务去粪坑喷洒灭虫药水。可是，我的积极表现领导们视而不见。我连上党课的机会也没有，民兵训练时我和少数几个青年发不到枪，原因就是当权者认为我们这几个人出身不好，不可靠。在疯狂的年代里，我的积极努力是得不到认可的。即使这样，我仍然天真地想：家庭烙印么，是很难铲除的，我必须继续努力改造自己，依然无怨无悔。
　　我在畜牧场埋头苦干将近一年时，大队党支部书记来说，为了加强生产队的力量，要调我回生产队。尽管生产队里劳动强度比养鸡大得多，收入要少三分之一，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可是，生产队里自从黄建龙回来当队长后，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一改前几年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会计也不缺，根本用不着我。文革期间田间劳动休息时，都要组织社员政治学习，读读报纸或红头文件。我想在我们的生产队里，我的文化程度最高，于是拿过报纸就读。造反派头头说：“你们队的政治宣传员是曹宗娟。”我一惊，我这个堂妹不太识字，怎么会读报纸呢？堂妹也说：“我一直读得很吃力，还是让永芳来吧。”许多社员也说：“这个行当永芳最适合。”可是造反派头头说：“这是政治学习，一定要挑选像曹宗娟那样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子女。”我含着泪水听堂妹像猜谜语似的一字一顿地读着报纸，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估计别人也不会听明白。
　　离开畜牧场半年后，我正在南横引河工地挑泥，畜牧场的王场长来找我说：“你走后，畜牧场里一批鸡也没有养好过，眼看半年过去了，像这样亏下去，今年拿什么分配。我跟大队里讲了，一定要调你回去挑大梁。”
　　于是，我又回到畜牧场去加强力量。我尽心尽力地喂养着已经发病的鸡，尽管离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也不敢离开半步。王场长说：“曹钟菊回来后，我就放心了。”可是在那个毫无道理的年代，我在畜牧场尽心尽责地干了二年。大队支部书记为了让给他送礼的人来养鸡，借政治口号又把我清除了出来，而且没有了上次那样的客气，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现在全国一遍红，我们畜牧场也要紧跟形势，不能留你。王场长没能留住我。我实在想不通，差一点寻了短见。
　　八个月后，我和一批生产过剩的苗鸡一起来到了启东。我被派到启东养鸡属于临时性质，户口仍在崇明，从此政治也就远离了我，除了养鸡上的事，其它都与我无缘。我失去了继续努力争取入党的机会。同时，也没有人在意我的出身成分。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养好鸡。任何政治活动都没有我的份，我这个活跃的政治积极分子，一开始真有点不习惯。
　　后来，我连回崇明进社办厂的希望也破灭了。我是个活泼好动的人，三十来岁，还算年轻、朝气，圈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海边鸡场，已经忘记了政治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渐渐淡忘了。我的枕边已经没有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放的全是养鸡的专业书籍。
　　然而，我虽失去了许多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却得到了让我欣慰的尊严。由于我的善良和努力，我不但在惠丰渔场帮他们养好鸡赚了钱，而且还帮助旁边的一些小鸡场赚了钱，所以人们都非常崇拜我，有什么时令水果、蔬菜都要给我送一点过来。老老少少都称我曹师傅，有些人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没有了在崇明时的那些排斥、歧视、压抑，我不再是被人扔来扔去的杂草，而是受人尊重的养鸡老师傅。
　　我从一个狂热的学《毛选》、学雷锋积极分子，落实到一个不问政治，只管养鸡赚钱，自己多拿报酬，经营好自己小家庭的农妇。
　　就在我一头扎进自己的行业里，埋头做我能够做的事情时，我在启东县农宣会上的一次发言，使我身不由己地成了标兵，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然而，榜样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应该如何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不懂，也不想搞懂。在一阵热捧过后，有些领导干部渐渐地发现了我的很多缺点。例如，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不够谦虚谨慎，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不够尊重，接触了大干部，对于地方和部门的干部就不理不睬，非常骄傲自满、目空一切；那些帮助别人的事迹，有些不符合事实，自费上学也是假的……对于这些说法，我不太理解，更是无从改正。
　　于是，有些好心的干部来帮助我。先是乡党委书记来找我谈，周书记十分关切地说：“曹钟菊，你现在是标兵，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你应该珍惜这样的荣誉，要再接再厉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认真地听着，听得一头露水。我说：“让我攀登什么样的高峰呢？”周书记说：“首先，有了荣誉，不要骄傲，成绩是大家干出来的，要归功于集体。不要个人沾沾自喜。”我更不懂了，说：“我一直很忙，哪有功夫去沾沾自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评我为劳模？当标兵又不是我自己要当的，如果评错了，也是领导的责任，我个人有什么责任啊？”周书记继续说：“曹钟菊，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这样讲的，你听听外边对你的评价，你的缺点、错误太多了。你不能光顾养鸡，应该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不断完善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说：“入党是我梦寐已久的理想，那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周说：“比你现在的先进分子的要求肯定高得多！”我想我只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再高的要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肯定做不到的，于是说：“那我就不敢高攀了，评我先进是领导的事，入不入党是我自己的事，既然我不合格，我就不入党了，等到合格了再说。”说着我就委屈地哭了。
　　过了几天，一直非常关心我的陈坚主任来了，还是周书记的那个调子。他十分认真地拿出个小本子说：“曹钟菊，这上面都是外边对你的评价，第一……第二……”他讲了足有十来条我的“罪状”。我忍无可忍地又哭了。我说：“我本是山上的一块普通石头，不经意间被人踢到了，人们就既好奇又好心地想把我雕刻成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品，但我不是玉石，也不是大理石，你们这样一敲打，我不但成不了让人观赏的艺术品，反而碎石为砂。”陈的好心被我将得气愤之极。我也真是的，当时说话为什么要那么直呢？伤害了一个好心人，把一个原来非常关心我的人，推到了后来极力反对我的阵营。陈主任气得直发抖，说：“曹钟菊，你真是不可救药。你一个先进分子，不爱护自己的荣誉。你简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乌娘子’。”我仍然毫不理智地说：“我本来就是个农村妇女，我没有打报告要当什么标兵。”我就这样毫无顾忌地与陈主任结下了怨。当时我还认为很解气，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后悔得很。即使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也不必去将人家，人家毕竟是为了我好。只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世界观存在差异，我却无故伤害了一个关心我的人。
　　不久，在外贸公司的极力推荐下，启东又竖起了一个新的标兵——赵选家。这个标兵比我好多了，听话、虔诚，对干部热情、尊敬有余，不管干部大小，只要光顾他的鸡场，都要热情款待，而我从来没有招待过。有人跟我说：“现在赵红得不得了，去他鸡场参观的人比当时来参观你鸡场的人还要多。”
　　我始终生活在我自己的梦里，并不关心谁当标兵，哪个人名气比我响亮。我只想着心中的一个又一个计划，努力把梦景变成现实。我和我的沙龙朋友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想着养鸡的料肉比，盼着鸡场能发展壮大。
　　83年春天，茅书记带了二个人来，说：“曹师傅，你在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南通市的人大代表，所以县里要来做个材料。”她还告诉我，县里派了调查组，把前些日子关系你的那些流言蜚语都调查澄清了。赵选家的鸡场被他们搞得倒闭了。我说：“赵选家本是一个厚道的农民，怎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呢？养鸡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养好的。”县里来的同志说：“你帮助农民养好鸡，给很多鸡场治病的事，已有许多鸡场联名证实，你自费上学，那更是铁的事实；说你目空一切是某些领导的自恋……”我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调查毫无意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行我素，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改变不了我的形状。”
　　在一片争议声中，我被选举为南通市的人大代表。这时谢书记已经退休，顾县长被提升为启东县委书记。顾书记依然非常关心我，向茅书记交待，一定要解决好我的入党问题。我也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于是重新找来党章学习，也去听过党课。可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在崇明梦寐已久而不能实现的事，如今已成了唾手可得的桃子，就因为几次党组织派人来谈话时，他们都要带几只鸡回去，对于我这个几万羽的鸡场，几只鸡算不了什么，要是在平时，我根本不在乎的。可是为了入党，我感到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尊严受到了损害。我偷偷地跟茅书记说了，她说：“这很正常，他们是找上门的。要是别人遇到这种好事，还主动去送礼呢！”
　　经过前阵子的风波后，我的锋芒也软了很多。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茅书记说：“我已经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入党的事以后再说吧。”她说：“你总是这样顶真，你要适应社会呀！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生活在其中，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我当时虽然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几十年以后，我还是被时间和环境磨去了很多棱角。
　　我究竟是红色的、黑色的、灰色的？还是绿色的？我被热捧成名之后一直争议很大。
　　其实，我想我本如水，水本无色，因为我的心灵始终是善良、透明的。我在别人眼里的所谓颜色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主观臆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