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求学》第十七章《一家四口夜宿二通港》第十八章《先生

　　16 求学
　　我拿着刊有江苏农学院办班信息的杂志，面对着只有七岁和五岁的二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对企良说：“我该说的都已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困难是不少，但机会只有一次。”企良说：“你总是做些异想天开的事，即使家里的困难能想办法去克服，可是人家大学会收你吗？”“去尝试一下吧！”说完我就去整理行李。
　　81年3月，我终于跨进了位于扬州的江苏农学院的校门，这时这所大学仍然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兴奋地东张张西望望，漫步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忘记了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三两两的学生与我擦肩而过，我想，我要是他们的同学该多好呀！可是我已经青春不再，时代的列车早已把我扔了下来。今天，我只能去家禽班进修，然而还不知道人家收不收我呢？
　　想到这些，刚才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暗淡下来：这里并不属于我，我现在仍是局外人。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68年我就理所当然地和我的同龄人一起，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自豪地跨进拉着“欢迎新生入学”横幅的大学校门，而今天，我什么也没有，这所大学也不知道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小鸟在高大茂密的梧桐树上飞来飞去，不时地“啾！啾！啾”叫上几声，我想它们不是说：“欢迎！欢迎！”而是在问：“你从哪里来？”
　　我顺利地找到了畜牧系的家禽进修班，这里才是我有希望挤进去的地方。我在教室窗口看着里边的学生，他们是多么的年轻、朝气。说是进修班，其实学员也是一些二十来岁的小青年。一个老师走过来问清楚了我的来意，把我带到教务处办公室。系主任说：“这个班是赵万里负责的，得先问问他。”这时进来一个有点谢顶的老师（后来教我们禽病的李金宝老师）说：“家禽班是计划外招生，来培训的都是各大城市菜篮子工程系统的骨干。国家没有给学校任何经费，费用都由系统出的，来培训的学生都由系统发工资，属于委培性质，定向分配……”
　　几个老师正在向我介绍家禽班的情况，赵万里老师来了。我已经了解到了家禽班的性质，见赵老师进来，既高兴又紧张。赵老师是我入学的希望所在，然而又怕赵老师说：“不行！”我就抢在前头一口气说了许多：“赵老师，我有钱，我是决定自费来进修的。我不要分配，只要能坐进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已经养了十多年鸡，有一点实践经验，但一直是非常茫然，十分被动地摸索着养鸡，我到学校来学习，就是想学到科学养鸡的知识。”赵老师一直笑眯眯地听着，十分慈祥地说：“我们家禽班，国家没有给经费，全部自费，一人一年需要1500元学费，加上生活费，一年需要2000元左右。”我说：“赵老师，我是老三届高中生，恢复高考时，一是家里要靠我挣钱养家糊口，二是有个孩子还在哺乳。去年我得到了3600元奖金，现在孩子也可上幼儿园，我有精力和财力上学了。”办公室里的老师听了都很激动，有个女老师还流了泪。老师们一致同意收下我这位特殊的学生。
　　我兴冲冲地飞出办公室。小鸟还在“啾、啾、啾”地叫，我高兴地对小鸟说：“你们刚才问我从哪里来，现在该说‘欢迎、欢迎’了，对吗？”看到梧桐树下的学生，我情不自禁地要上去打个招呼，仿佛我已成了他们的同学。
　　我回到家里迅速做好了三件事：第一，通过县委书记把陆企良从工厂借出来，接我的合同。他通过几年来的耳濡目染，对养鸡的要领有所领会，可以先顶一下，我总不能把养到一半的鸡扔下了去读书。第二，把笑回送到崇明，去大队办的幼儿园将就一年；第三，把家里、场里的一些要紧的事情突击一下。
　　三天后，我又来到了江苏农学院。同学们早已听说有个妈妈学生要来插班。当我拿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教室门口，同学们连忙迎了出来，把我的行李送到宿舍，给我铺好床，打好开水。我连谢谢也来不及说，大家都给我安顿好了。
　　一个女同学走过来说：“我叫李娜，走，我带你买饭菜票去。”又过来一个说：“我叫甘广平，我们一起去吧。听老师说有个劳动模范要来插班，我以为是个又高又大的大嫂呢！想不到你那么年轻、娇小”（那时我35岁，体重只有90来斤）。我说：“我只是得了笔奖金，并非劳动模范。”李娜兴奋地说：“听说你有两个孩子，是真的吗？”我说：“是的，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甘广平说：“看不出来，就像跟我们差不多岁数。”我非常开心，倒不是因为她们说我年轻才兴奋，而是觉得，如果我与她们的差距小一点，以后相处时心理压力也会轻一点。
　　我终于坐到了梦寐已久的教室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然而，由于已经开学快二个月了，前面的课程我没有学到，因此第一堂课，我听得一头露水，一点头绪也没有。老师讲的葡萄糖氧化分解：什么乙酰辅酶A、草莓酸、柠檬酸、氧化图表、葡萄糖的分子式等像上海地图一样横七竖八划来划去，弄得我眼花缭乱。我傻了。一堂课下来，我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只是傻傻地盯着黑板。
　　第二节课是数学，还好一点。虽然已经离开学校13年，可毕竟似仍相识，虽然也有不太理解的地方，但还能听懂一些，最起码能做做笔记，下课后可以去问问别人。下午是实验课，同学们都熟练地调节着显微镜，而我连取样本都不会，阳性细菌、阴性细菌各用的药水都找不到。
　　晚上我躺在床上，寻思着该怎么办呢？打退堂鼓回家吧！自己不能不自量力，毕竟青春不再，理解和记忆力衰退，学习上有困难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如果这次回家了，就没有下次，而我是多么需要这种学习呀！想想以前在中学上课时从来不曾有过听不懂的地方，通过老师循序渐进的引导，我总能跟上去的。现在突然中途插班，就像中途入场看戏一样没头没脑。
　　听着同学们均匀的鼾声，我千思百量辗展反侧，不知道路在何方，沉重的压力早已替代了刚来时的新鲜和欣喜。
　　第二天我决定先放弃一些实在听不懂的课，向同学借来课堂笔记本，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学。这样的学习方法，逐渐有了效果，使我增强了信心。经过十来天的追赶，我能搞得清楚当堂课的内容。我就这样一门一门功课进行攻克。终于在一个月后，我把由于晚到而脱了的课程全补上了，也能正常地去上课，课后能顺利完成作业。期中考试时，我还考了个优。这时我想起来，我到校一个月，还没去参加过体育和文娱活动呢，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补课上。
　　当我一头扎进久违的操场，好像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在一次中长跑比赛中，我得了第一名，我一下子觉得年轻了。我对自己说：“我还不老，我还有潜力。幸亏没有打退堂鼓！”
　　我们班里一共有47名同学，都是各个大城市里派来的，有上海、北京、福建、天津的……总之全国各地都有。像我这样家里有孩子的，也有几个，不过都是男生，有几个男同学也是老三届的。女同学都是未婚，一般都在23岁左右，最小的几个只有18岁，她们没有像我这样既要牵挂孩子，又要担心鸡场上的鸡。
　　我们的班长——李明星是福建省三明市的，他特别善解人意，有特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待人接物让人觉得特别好相处，对于班级里的每一个同学，都具有不一般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我是自费挤进去的，而且还迟到了近二个月，是个妈妈学生，学习上困难重重，又是从农村来的，自我感觉与班里的同学有距离，因此不管做什么事，或者班级里开展什么活动，总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
　　然而，我们的李班长不希望出现边缘化的同学，连我这个插班的妈妈学生也被鼓动起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女生正在跑步，李明星突然追上来要和我们比赛。我一向好胜，于是竭尽全力地跑，甩开了所有的女同学，和班长跑了两圈。班长说：“曹钟菊跑得快，下次篮球赛就打后卫，这样可以加快回防速度。”我听了非常兴奋。第二天，我们家禽班挑战农学系一班时，就派我上场当主力，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城市同学之间的距离。
　　班里开会，我很少发言，班长就巧妙地说：“现在请曹钟菊汇报一下今天收到几封来信。”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不能不回答。同学们立即拍手叫好。我不再胆怯了，站起来回答说：“今天收到五封。”于是班长说：“我看这样吧，这些来信无非是请教养鸡技术，我们大家分摊回信好吗？”
　　我自费上学的消息被《光明日报》刊登后，全国二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新闻，所以全国各地给我的来信特别多。生活委员徐妙华说：“我去取信时，传达室的阿姨说：‘你们班的曹钟菊，是来读书的还是来谈恋爱的，这么多的来信。’我说：‘人家是劳动模范，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班长趁机说：“曹钟菊，你再谈谈你的养鸡经历吧。”这时我已经找到了自信，能轻松地慢慢讲起来。
　　老师们对我也特别照顾，每个老师上课时都要走过来问问我有什么困难。上课时只要我提问，每个老师都能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他们十分同情我，有的老师还说：“我们和曹钟菊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她来晚了，脱了的功课，我们应该尽力帮助她补上去。”
　　李晓倩老师的这堂课刚结束，就走过来问我：“曹钟菊，我的课你听得懂吗？”我高兴地说：“听得懂，一方面上课时老师已经关照了我，另一方面《营养学》开课的晚，我基本上是从头开始学的。谢谢老师的关心！”
　　“曹钟菊，快走吧！”这时陈铭珍来叫我去学打拳。陈22岁，是个上海人，能歌善舞，青春活泼，是班里的文娱委员。张丽英马上过来接过我手里的书本，说：“快去吧！”张丽英25岁，是个常熟姑娘。我们两人在学校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我们的饭菜票放在一起，零食放在一起，生活用品也放在一起。她小我10岁，可是生活上一直是她在照顾我。
　　下课后，我学打拳、学跳舞、练体育项目。她是个特别文静的姑娘，不喜欢这些活动，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分开一会儿。一般情况下别人要是见我一个人，就要问：“张丽英呢？”张丽英单独时，别人也会问：“曹钟菊去打拳啦？”。当我满身大汗回到宿舍时，她总是把我的衣服收好，开水打好，晚饭也领回来了。
　　我们吃过晚饭，就去图书馆做当天的作业。家禽班的学生，都是二三个人自由结合成小组，找个地方开始自习。我和张丽英一直是最早回宿舍的，我们的作业做得比别人快一点。我在家禽班进入正常学习后，我们几个老三届的老家伙，在学习上好像比别的同学轻松点。那些20来岁小同学的学习基础比较差。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学到的书本知识不全面、不扎实。
　　学打拳是项特别开心的活动，我们有时早晨学，有时傍晚学，主要看老师的安排。陈铭珍拉着我就走，因为要是去晚了，通往小操场的门就关了，我们要从门上爬过去。或者绕好长的路，从大门口转过去。
　　练打拳，踢腿最重要，右腿一定要踢到高出自己的头顶一尺多，才能完成打手打脚这个动作，低了就来不及完成，而且也达不到健身的效果。我的体育基础好，所以学起来也不难。可是学跳舞就不行了，我的乐感基础差，老是踩不到点。陈铭珍是属于会唱歌的那种，我爱唱歌但唱不好，所以差距很大，但作为课余娱乐活动很让人清馨，我也乐意参加。
　　班长经常在星期天组织大家去平山堂、瘦西湖散散心、放松放松。我们一上路，就大声地唱着歌，像小学生一样叫着喊着来到公园。我们爬山、拍照、划船，玩累了就坐在五亭桥上吃零食，然后去逛商店。女同学都喜欢买衣服，上海的同学又特别会挑选。每次去商店我们都要买一些衣服和小饰品，有时也去小菜场逛一逛，买点蟹呀、菜呀回来放在煤油炉子上烧烧，搞个小聚餐。
　　有一次，班长说：“我们干脆来一个全班聚餐。”大家开心得立刻蹦了起来。挑了个晴朗的星期天，到实验室借了好几个电炉，在教室里忙开了。我们烧了好多的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地的同学都露一手。最后一个环节是包饺子、馄饨。南方的同学学包饺子，北方的同学学包馄饨，一边烧一边吃，品味着异乡的菜肴，大家开心极了。
　　正当我乐不思蜀的时候，家里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家。我知道一定有十万火急的事，不然不会打电话叫我回去的。我匆匆赶到鸡场，看见鸡场里一大堆的死鸡，企良垂头丧气地蹬在旁边。
　　真的出事了。我急忙找来剪刀，解剖了十几只死鸡，肠子上、腺胃的乳头都出血，我确定是急性新城疫。这时死亡数已达到30％，剩下的病鸡都歪着头、撑着翅膀、叹着粗气、喉咙里发出“嘎、嘎”的罗音。我就吩咐大家紧急接种新城疫疫苗。第二天还是有死鸡，第三天死亡少了些，病鸡也开始吃食了，第四天基本上稳定。这批鸡死亡达半数。稳定下来后，我跟陆企良商量说：“现在事已至此，学校里后面的课对我很实用，特别是药理学、解剖学、禽病学等都很重要。”他很理解地说：“去吧！难得的机会，不要半途而废了。”我把一些课堂笔记交给企良，让他在实际操作时参考。
　　当我再次出现在家禽班时，同学们都站起来为我热烈鼓掌。我激动地说：“我是田野里的小草，同学们是花坛中的鲜花。我们本来存在很大差异，今天受到大家的热烈祝贺，我这棵小草受宠若惊。在这里我就谢谢大家了！”班长大声说：“同学们！我们都要向曹钟菊这棵顽强的小草学习！单位里给我们出学费、发工资、报销车旅费。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回去后好好地回报单位。”同学们又是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课本知识快教完了，接下来就是实习。元旦前是边课堂教育边实习，就到近边的江苏省家禽研究所实习。方谨、张德高、王荣根是家禽研究所选派的学生，所以每次去实习时，都是他们在跑前跑后地为同学们服务。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都是他们想尽办法帮助解决。王荣根是个非常热心、善良、随意的同学。当我知道他已经37岁，丧偶，并且还有两个孩子时，我就有意帮他物色对象。
　　我告诉方谨，我有个同学加好友郭美菊非常贤惠，情商很高，是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但由于家庭出身成分不好，35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想他们俩蛮般配，在方谨的竭力支持下，我当起了红娘。由于郭对我的绝对信任和王对我人品的放心，他们俩仅仅听了我的介绍，就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婚后，夫妻俩相敬如宾、恩爱有加。郭把王前妻生的两个儿子视同已出，小家庭充满温馨。后来连郭的父母都一直夸我的眼力好。
　　元旦后，我们就到养鸡比较发达的上海实习。实习时分成三个小组，我们小组被安排在宝山实习，张丽英和我分在一个组。和我同桌的陶惠民也分在我们组，陶正好是个宝山人。他的父亲是乡长，所以我们实习时得到陶乡长许多帮助。基本上要到哪个场取样前，陶乡长都给安排好了，一次也没有白跑过，因此我们有很多实验的机会。我们不但学病例分析、细菌培养、病毒分离等，还要学杀鸡、分割、解剖。
　　空下来我们也会去上海市区游玩，看看城隍庙，逛逛大商场。北方的同学乘机买点上海货，因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毕业，可以带点上海货回家让家里人高兴。
　　实习结束，返校后就进入一系列毕业程序，总结、写毕业论文、拍毕业照、制通信录，忙得不亦乐乎。
　　要结业了，大家即将劳燕分飞，免不了有点难分难舍。班长说：“大家回家后保持联系，互相帮助。同时欢迎大家到三明市来……”说着说着已经泣不成声。
　　我跟张丽英说：“我们俩离得近，常熟到启东有直通车，可以经常来往。”可是回家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她也只来过一次。大家都有事业在身，我一直很忙。她结婚时我想好了一定要去的，后来也没有去成。我一直忙到09年9月，总算能有点空闲。可是想想她还年轻，一定还在忙，所以也就放弃了去常熟看望她的念头。
　　家禽班的学习虽然只有一年，但给我留下了许多愉快的回忆。更重要的是不仅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养鸡知识，还结识了那么多在日后给我许多帮助的同学。同学们的帮助对我的事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7. 一家四口夜宿二通港
　　崇明与启东隔江相望、近在咫尺，属于距离很近的毗邻县。在江面较窄的地方，能清清楚楚地看得到对面大堤上的行人，甚至能相闻鸡犬之声。然而，一条长江把在风土人情、说话方言、生活习惯极其相似的两个县隔开了。
　　崇明与启东之间的交通工具，在21世纪初之前，只有一、二个渡口和二、三艘小型摆渡船，而且还要候潮汛一天只能开一班。我几十年往来崇明与启东之间，全靠乘船摆渡。崇明与启东交通的不便，不仅仅水上的交通不方便，陆上交通的衔接也极不便利。一开始只有一些载人自行车，后来才有一些小三轮车。开船时间虽然有时刻表的规定，但是，主要还是取决于潮水。潮汛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它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较大。有时潮水涨得快了，船就早开，潮水涨得慢了，乘客只好耐心地等待。这就叫做“船底下没有水，行事不开。”
　　渡船每天的开船时间都是不同的，随着潮汛有规律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向后延迟50分钟左右。所以每次乘这种船，都要提前几个小时等待。极大部分的乘客都是自己骑自行车来的，我通常也是骑自行车。回一次崇明都要掉一身皮，所花的时间比坐飞机到北京、广州花的时间还要多。即使你有再要紧的事、再有本事，都得服从潮水和天气的安排，别无选择。
　　好不容易等到涨潮了，船工们先把几十辆自行车，一辆一辆地通过跳板推到摆渡船的顶棚上，把大件物品也驮到顶棚上。然后放乘客上船。乘客们个个背着、提着大袋小包，从20多厘米宽的长长的、有点颤抖的跳板上到船上。有时我带了几千羽苗鸡，就要来来回回地跑好几趟。船工们分别站在两边，给那些胆小的乘客扶一把。遇到下雨天，自行车不管新旧，统统要洗个淋浴。跳板上又增加了一层危险——湿滑。
　　79年农历12月初七，寒风凛冽，正值小潮汛。我们一家四口准备回启东，当时天天6岁，笑回4岁。先生陆企良骑一辆自行车，另外又在村里请了二个男青年，骑着自行车送我们。我妈给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大袋小袋的装在三辆自行车上，装得像小坦克似的。
　　我们直接来到二通港码头，大包小包、大袋小袋，在码头旁边堆了一大推。说是码头，其实什么建筑也没有，就是一条港漕在涨潮时可以进小一点的船，渡船可以从长江里通过港漕航到黄岸附近。渡船停靠在比较平坦、地势稍高的地方，能把跳板搁在岸上，客人可以上下船，我们就称它为码头了。离码头500米左右的黄岸里边有一个简易候船室，西边开个窗口，乘客们就在这里排队买票。然后可以在候船室里休息。等渡船快要来了，再到码头边去候船。
　　因为我们带的东西多，又是请人送的，两个青年送到了码头就回去了，我们只好在露天码头等候。除了这块几十平方米的高地外，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丝草和芦苇塘。
　　陆企良到候船室去买票。我带着天天和笑回在无遮无挡的高地候船。天天和笑回不怕冷，在港漕边跑来跑去，爬上爬下，衣服上全是烂泥和草青。一会儿抓只螃蟹来，一会儿拾个螺蛳玩，小脸被西北风吹得彤彤红，小手也冻得红红的。兄妹俩这样奔呀跳呀，玩得满脸是汗。我拿了个行李袋子坐下，西北风刮来，觉得好冷好冷，用一条厚厚的围巾把头和脸都捂起来，还是觉得冷。
　　太阳渐渐地西沉。这时旅客们陆陆续续地或推着自行车，或挑着行李，或背着包裹拖家带口地从候船室来到高地。高地上顿时热闹起来，这块高地大概就在这时才有人跟它亲近。这里每天因土质里过多的盐分留下白白的“盐封”，然后每天又被过往的旅客踩去。
　　等啊等，潮水还是涨不起来。嘻嘻哈哈的旅客渐渐地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有人开始发牢骚了，不断有人大声地喊：“老大，什么时候开船啊？”船老大有时不作声，有时从船舱里探出半个头回答一声：“我有什么办法啊，潮水不来，行事不开啊！”其实问的人是心里焦急瞎嚷嚷，谁都知道，开船要等涨潮。
　　太阳落山了，夜幕开始向高地围过来。可是还不见涨潮，西北风越刮越烈，把高地上的灰尘卷起来，再洒到无可奈何、心烦意乱的旅客身上。天天和笑回也玩累了，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什么时候上船呀！”我和企良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快了，快了。”天气越来越冷，时间溜得很快，潮水却一动不动。大家不再吵闹，也不再谈三海经了，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一个不祥的念头掠过人们的心头：今天走不掉了。
　　我正在盯着一大堆的行李发愁。天色全黑了，船老大站在船舷旁大声宣布：“今天西北风太大，潮水又太小，进不了港漕。请大家回去吧，明天早晨5点钟开船。”“哗”的一下，这个决定在我们这群难民般的旅客中炸开了。有的开始骂娘，有的唉声叹气，还有的伸长了脖子向长江望去。其实这群人中应该算我们一家子最艰难了，两个孩子虽能自己走路，却仍然随时需要大人照顾，还有一大堆足足装满三辆自行车的行李。
　　陆企良开始用自行车把行李搬运到候船室。天天在候船室里照看行李。我抱着玩累了的笑回，在高地等陆企良运完最后一车行李，然后一起回到候船室。部分离家近的行李又不多旅客，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极大部分旅客只好无奈地留下。一是已经太晚了，找不到回家的各种载人工具；二是大都是拖家带口，加上一大堆的行李；三是明天早晨5点之前还要赶过来。
　　我们一家四口是无论如何走不了的，我希望留下来的人多一些，这样热闹一点，就不感到凄凉了。不管怎样还有个候船室，大家能有个地方躲一下。可是在这个不毛之地的长江边，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
　　我们带着干粮，很多人没有带任何食品，打算到了启东吃晚饭。极大多数的人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大家商量着到十几里外的农场场部去买点饼干和面包。陆企良也跟着他们摸黑去场部给孩子买点吃的东西。刚才怨声载道的人们，这时又开始说笑起来了。天天还感到很新鲜，高兴地说：“我在这里住过一夜，那次是小姨夫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的。我没有哭，小妹说肚子疼，她哭了。”
　　晚上10点以后，奔波了一天的旅客，渐渐地安静下来，候船室里开始听到熟睡的鼾声。天天和笑回玩了一个下午，兴奋了一个黄昏，现在也没有了精神。笑回偎在我的怀里睡了，天天靠着我也开始不停地点头。夜深人静，越来越觉得寒冷，二个孩子这样睡着肯定要着凉的。我的两只脚已觉得冻麻木了。企良在我们的行李袋中，找出几件棉大衣给孩子盖上。那些到崇明打工的启东人，大多带着棉被，这时正好派上用场。几个启东姑娘特别友善，见我们的小孩睡了，就主动提出来让天天和笑回睡到她们本来就非常挤的被窝里，并让我把脚放到她们的被角里。
　　小孩有了睡的地方，棉衣就给我们大人披。我的脚又能温在被角里，身上就不再瑟瑟发抖。西北风呼呼地一阵紧一阵，我祈祷着明天早晨不要有大风或大雾，好让我们顺利过江回家。
　　候船室里安静得很，人们随遇而安地息下了。我听着鼾声的合奏曲，看着孩子们甜甜地睡着、陆企良靠着行李睡着了，我也开始睡意朦胧。其实，这个候船室里经常有遇到尴尬的旅客留宿。对于我们而言是件灾难性的事，而对于这个候船室来说，实在是个司空见怪的事。
　　近在咫尺的崇明与启东间的交通是何等的艰难。大风要停航，大雾也要停航，没有潮水又要停航。有时虽有要紧之事，还是常常要白跑，车马劳顿地往返于码头，也只能干着急。
　　有一次我们等啊等，好容易等到涨潮了，却由于起雾了又要停航。有个妇女一听到停航，顷刻间哭倒在地。她手里拿着电报，老母亲已病得奄奄一息，哭喊着老母亲千万要挺住，女儿要见老母亲最后一面！
　　还有一次，我们带着几千羽苗鸡要回启东，已经上到了渡船上，摆渡船也已经驶出了港漕，突然船方接到通知，说有九级大风将至，摆渡船只好返航。我只好一筹莫展地把苗鸡搬到岸上。这批苗鸡运到启东是个宝，启东那边早已把吃、喝、住都安排妥当，而滞留在崇明就无家可归，不单是受冻挨饿。
　　一阵骚动，我被企良推醒了，原来大家都在整理东西准备上船。我们摸黑抱起两个孩子，然后又在黑暗里一趟趟把行李运到码头。天天和笑回没有了昨日的兴奋，歪在行李上还想睡觉。其他旅客也把昨天搬回候船室的行李，又重新搬到码头。我们站在西北风里，既没有洗脸，也没有喝到一口热水，都禁不住牙齿要打架，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船舷和船的顶棚上，还有跳板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霜。船老大不停地喊着“走好跳板、小心滑跤。”船工们拿来几只麻袋，铺在跳板上。推好自行车后，开始放客时，船工们分站在跳板的两侧，把我们这群颤颤巍巍的旅客逐个接进船舱。
　　昨天夜潮的水没有能把船浮起来，今天的早潮总算能把摆渡船送出了港漕。看着陆企良搬得汗晶晶的，我感慨地说：“今天我可靠着大树了，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么一大堆的行李，搬进搬出不用我去费劲。”我指着这一大堆的行李又说：“今天还好没有苗鸡，要是还带着苗鸡。不知道要跑多少趟，要是遇到下雨天，把苗鸡和行李全搬好，一身衣服里外全湿了，里面汗水浸湿，外面雨水淋湿。这是我经常碰得到的事。”
　　其实今天的情况还算好的，船浮不起来干脆就不走。有一次从三条港过来的船进不了港，就抛锚在长江里，旅客在船上困了一夜，第二天涨潮后才进得港来。有时船驶不进来了，就靠在外面江滩，大家赤脚跋涉在滩涂的泥浆里，行李和老人由船工驮上来。
　　我又走到二位启东姑娘那里，说：“谢谢你们了，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两个孩子肯定都要冻感冒。”而启东姑娘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啊！小孩子跟我们扎一夜，阿姨还要谢了又谢的。”我说：“启东人真是善良，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带着天天和笑回回启东。我妈把我们送到离家3里多的东平商店车站乘公交车。我们乘到长江农场车站下了车。没有叫到载人自行车，我就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抱着六个多月的笑回，带着不足三周岁的天天，往二通港码头赶路。我知道天天是跑不动的，就叫他坐在路旁，我抱着笑回、背着行李，拼命地往前跑一段，把笑回和行李放在路边，然后回过去背天天，就在我这样艰难地来回搬运两个孩子时，一个启东的农民推着自行车过来，未等我开口央求。就抱起天天放在自行车上，把我的行李用绳子挷在自行车的后书包架上，还欠意地说：‘我这自行车轮胎里气不多了，不然我把你们娘仨一起带到码头。’他又怕我不放心，就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路走到码头。我与他非亲非故的，大热天跟着我们走了二三里路。而对于我来说却少走了九里路。可是我当时只是买了根棒冰谢他，未及问他姓名和住址……”一个启东的小伙子听了说：“这有什么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谁出门在外不会遇到个难处，要是我遇到了，也会这样做的。”是啊，人字的二笔，就是相互依靠吗？我在启东养鸡几十年，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这种不便的交通途中，来来去去几百趟，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的尴尬和困难，然而总有热心的人向我伸出温暖的手。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的摆渡船行驶在金色的波浪中，放眼望去江面上泛起一圈圈耀眼的金光。远处海天连在一处，刚离开水面的太阳，一跳一跳的煞是好看，渐渐地跃上天空，普照着大地。
　　一小时后，我们顺利地抵达了启东的三条港码头。一小时的航程，我们却用了近二十小时的时间来等待。要是有条桥该多好啊！崇明、启东本是一家人，是同根同族的连理树。
　　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崇启大桥正在加紧建设。二年之后，就会实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8. 先生的无奈
　　我在云端里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我对梦想的追求。很多人提醒我利用现在的“热效应”，谋个一官半职。别人没有跟省、市领导接触、套近乎的机会，你有了就别错过了。
　　有个好友非常奇怪地问我：“那天在南京开会，秦淑萍主任叫你，你怎么那样的木讷。”我说：“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一个省妇女主任怎么会叫得出我的名字？”
　　还有好多的好心人劝我，说：“顾静珍县长非常的器重你，你还不赶紧离开农村。”有一次，省长顾秀莲和我们一起吃饭，正好和我坐在一起，也说：“你们县的顾县长对你非常的关心，经常要说起你的事迹，曹钟菊，县长这样重视你真是不简单。”
　　可是我生活在自己的梦里出不来，我要办一个能把现在的生产效益再提高一倍的养鸡场。我朝思暮想着我的计划，并且做着各种各样的规划，当我把预算拿出来时，先生陆企良坚决反对，因为光基建就要投入10万元，他认为风险太大了。
　　我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先生磨破嘴皮的规劝，都无法使我走出我的梦。他阻止不了我的行动，就好人发火地开始摔东西，先是把一碗橱的碗摔碎，然后又把台玻璃敲碎，把压在台玻璃下我的一些弥足珍贵的照片都损坏了。我参加省农宣会时，那种用转子相机拍的60×15公分的大照片，还有那些我20来岁时拍的照片都未能幸免。以致我现在相册里大多是35岁以后的照片，那些20来岁青春年华的照片就很少。
　　先生暴跳如雷，我却无动于衷。他说：“现在生产、生活都很正常、平稳，你为什么放着康庄大道不走，非要去摸索不知方向的小路呢？家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比别人好多了，年年有几千元的收入。”我说：“我也不单单为了钱才这么做的，我只是想实现我心中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我梦到了，就放不下，迫切地想去体验一下。”他气得叹着粗气说：“你能醒醒吗？你也不看看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我无法接受他的意见。他怒不可遏，于是就离家出走。
　　这样我更忙了，就拿点钱给孩子让他们自己买东西吃。我呢，买了很多脆饼和汽水，也不分一日三餐，什么时候饿了就吃一点。
　　三天后，陆企良回来了，烧了几个菜，盛好了四碗饭，他不招呼我吃饭，我坐下来就吃。他说：“你有汽水、脆饼吃的，还吃什么饭菜。”我说：“这就叫做嫁老公、吃老公、穿老公、没油也要煎老公。老公做的饭菜我就是要吃。”他怒气未消说：“那你就不要再坚持盖鸡舍了。”我说：“可是，我也要有自己的自由和空间，请你不要阻止我。”说着我已经忍不住大笑起来了。我知道他心疼我，才想方设法劝阻我。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知道他非常无奈，对我劝也劝不醒，拉又拉不回。我是他的一件湿布衫，穿在身上难受，可是又舍不得脱掉。他没有办法阻止我的盲动，然也不忍心看着我们娘仨个饥一顿饱一顿的，但对我那种心血来潮的办场之事，还是不闻不问。我依然热情奔放地追寻着我的梦，他却没有办法催醒我，只好被我攥着一起辛劳、吃苦。
　　82年要想筹集到10万元资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找知心人商量，找县政府的有关人员咨询，跟茅书记讨论着，怎么说了才能打动谢书记和顾县长。我一次次修改着我的方案，一遍遍地计算着投资的费用。白天到处跑，晚上写信，给各个相关的领导写信求助。老鸡场内的事放在早晚去安排一下，我亢奋得坐立不安，甚至已经梦见到了我的新鸡场。
　　我和茅书记是同盟军，我们两个疯女人并肩作战，开始实施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先找乡党委书记周宏新汇报，周书记当然是支持我们的，但对于贷款之事也是无能为力。这样的大事一定要找谢书记和顾县长才能解决。得到周书记的支持以后，我们就更来劲了，于是胆大包天地去找谢书记。谢书记听了我们的计划，又听了周书记的意见，基本上支持我们的规划，于是就交待给顾县长去办。顾县长是个特别开拓的领导，她非常支持我们的规划，一点折扣也不打。她认为启东应该办一个大一点的鸡场。然而贷款的问题仍然十分棘手，找一些单位商量，表面上都是连连称好，但落实到贷款时就各有难处了。
　　顾县长牵头召开了好几次协调会议，还是迟迟得不到解决。她就亲自逐个单位做工作，银行当然是大头，还有外贸公司、农业局，各个击破。一个县长如果没有事业心和开拓精神，如果例行公事，向下属布置一下就可以了。可是顾县长就是亲自去办，她还多次到鸡场来找我，寻找可以说服有关方面的理由。最后她出面担保，我也立下军令状，一定能在三年内还清10万元的投资。我遇到了一个好书记和一个好县长，这是我的命运所致，也是我一生的福分。
　　资金一到位，乡里、大队里都行动起来了。当年的建材特别紧张，水泥很紧缺，木材料更是寸木寸金，而我们的基建资金又非常有限，做预算时我已经尽量压缩，现在实施时更是精打细算。我到处去找人批条子，批点水泥、木材料来。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抓的基建工程，天天泡在工地上。后来的几十年内几乎年年都要与基建打交道，泥工说，我的门槛比他们的领班还要精，一口气能说出：一个平方米的墙要用多少砖头，砌一只山墙需要多少个工日，多高的墙需要多大的基础等。而那时的我是外行，我小心翼翼，一怕工程质量出问题，所以尽量在现场盯着；二怕工匠们大手大脚造成浪费。天一亮，泥工、木工、电工、钢筋工等都来找我。我俨然是个土建工程的项目经理，把第一天晚上想好的工作安排下去，并且非常严格地控制他们的用料。水泥实在太紧张，在做落地时就先铺上一层窑灰，50平方米的地面，水泥控制在7包之内；屋面的椽子改用毛竹梢；门、窗尽量用钢材（钢窗容易生锈，给后来的养鸡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养鸡的设备，也是以钢材为主。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梦想中的鸡场终于变成了现实。83年1月3日，新鸡场迎来了第一批苗鸡。一下子进了15000羽，全部用保温笼子育雏，而且只需要两个工人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40天以后，把保温笼子里的鸡转移到大棚，由另外四个工人养，保温笼子里又可以引进第二批苗鸡。这样，我和五个工人就可以负责30000羽苗鸡的饲养工作。
　　然而，这种改良的模式与我学到的那些标准化鸡舍差距仍然很大，标准化鸡舍的投资更大，要说服领导、取得支持就更难了。现在只是一种改良性质的鸡舍，我称它为合理化鸡舍，虽然投资省，但很多地方的改良都是凭经验进行的。尽管经过一次又一次改进，可是放到实践中应用时问题仍然不少。例如，育雏笼子，当时考虑头五天用椭圆形的采食孔，以后就改用栅栏采食孔，可是在生产中问题出来了，五天的苗鸡长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生长快的苗鸡第四天头就钻不出了，生长慢的到第七天改成栅栏，仍然有苗鸡逃出来；笼子保温也不均匀，上下温差很大，上边的苗鸡嫌热，下边的苗鸡嫌冷；窗子的进风都是直吹的，开小了通风不够，开大了风直吹到苗鸡身上要生病。苗鸡从育雏室转到青年鸡舍里后，也是问题百出，常常有鸡逃出来，走廊里全是鸡；饮水的位置也不尽合理；工人们又不太适应改良后的操作方式。
　　改良后的鸡舍虽然从理论上讲可以提高一倍的生产效率，可是这么多的问题不解决，如何能提高效率呢？上班时，我跟工人一起劳动。下班了，除了吃饭和稍微睡一会儿之外，我基本上总是蹲在鸡舍里，紧盯着所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想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虽然很劳累，可是我更兴奋，每当解决一个问题时，就觉得又向成功前进了一大步。
　　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加上鸡舍里的空气混浊，有一天晚上，工人们都回家去吃晚饭，陆企良在烧晚饭，我一个人在育雏室里正在考虑怎么改造进风口的问题时，听到茅书记喊我。我答应了一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陆企良正拿着毛巾给我擦虚汗。我马上坐起来，说：“我怎么能躺在家里？育雏室的窗子还没有搞好，要是强风吹到苗鸡身上，苗鸡生病了可不好办。”我十分倔强地要回育雏室。陆企良说：“我去吧，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了。”其实，我那时头疼得天旋地转，站都站不起来。茅书记说：“吓死我了，你跌下来时，头离开保温炉子只有一点点，我拉都来不及。要是头砸在保温炉子上，可没命了。”陆企良去了保温室，我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实在太困顿。
　　陆企良要是娶了个贤妻良母，在工厂辛苦了一天回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饭后一杯清茶，听听音乐，看看报纸。可是，他娶了个追梦之人，不但吃不到现成饭，反而要烧饭给家人吃，还要帮我干活，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但与实现梦想比，还是梦想重要。经过这次惊吓，先生再也放心不下，于是又通过谢书记，到厂里请了三年的假，帮我一起养鸡。我一个人在育雏室时，每过一、二十分钟他就来看一下。
　　从此，先生带着三个工人养青年鸡，我带着一个工人育苗鸡。难为他从工人转为农民，别人都是渴望从农民转为工人，而他却倒过来了。记得当年他探请假结束回四川时，要带点东西，都是我帮他用扁担挑到车站的，他根本挑不动。而如今他却要从事又脏又苦，而且没有休息天的养鸡职业。
　　每当来了一船玉米，总有60——100吨，我们六个人自己缷船。玉米袋都是180斤重，我和工人已经习惯了扛着玉米袋在跳板上跑上跑下，先生不习惯做这种生活，扛着玉米袋摇摇晃晃的，走在跳板上，像小孩学走路，歪歪斜斜的好像随时要摔下去。他的肩膀磨破了，晚上换衣服时，衬衫上都是血。可是为了我的梦，他经受住了考验，切切实实地当起农民来。先生没能劝醒我和他一起过平静安逸的生活，却十分无奈地被我拖下了水！
　　先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解决前面所说的问题时就顺利多了。其实，有许多人是不愿去尝试，真要干起来或许比我做得还好呢！我所经历的事，要是让别人去做说不定要比我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六个人充满信心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肉鸡，工作也是一天比一天顺利。顾县长经常来看看我们的情况，参观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大家都惊叹我们的效率。到年底一结账，真的比旧鸡场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中央农林厅的赫处长来考察时说：“鸡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县政府秘书糜德辉就以这句话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篇报道，全国几十家报纸加以转载。日本友人也来参观过两次。
　　后来有人告诉我：“你们的人均利润和人均产值都是全国第一。”当时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一般都是几千羽到一万羽的小鸡场，即使有几个大型的国型鸡场，也是人浮于事，吃大锅饭，效率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