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出身好才能养鸡吗？》第九章《新家》

　　 出身好的人才能养鸡？
　　1969年3月，我的老家浜东大队的畜牧场准备办养鸡场。场长王才狗到公社的养鸡场考察后，向大队里汇报说：“养鸡不像养猪，要求很高，需要招些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养好。”
　　我们大队初中毕业生很多，但高中毕业生仅有几个，大多在社办厂当会计，或在学校里代课。比较会钻营的当干部去了，只有极个别的仍在务农。到这种又脏又不体面的畜牧场去养鸡，大多数高中生不愿意去。于是，我这个被人瞧不起的“黑五类子女”高中生被意外选上了。
　　23岁的我，正在新村垦区种田，天天在泥里水里打滚。天一凉，关节炎发作时疼痛难忍，常常是白天出工，放工后马上去针灸。想不到在我认为注定要一辈子种田的时候，突然有这等美差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有机会脱离泥土，可以不做这些湿脚的艰苦生活，我真是喜出望外。
　　畜牧场的路南边有二栋猪舍，养着十几头母猪和几十头肥猪。路北是一个被废弃的小窑洞，就在原来窑厂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养保温小鸡，长大一点转移到原来的砖坯房进行育肥。养鸡的工具和设备都十分简陋，用几块纸板钉起来作为保温伞。挑粗一点的毛竹劈开了做料槽。用水果罐头的广口瓶倒扣在盛菜的盆子上当作饮水器。
　　大队里实在找不到愿意来养鸡的其它高中生，于是找了二个初中生：黄雅珍和黄士兰。黄雅珍18岁，黄士兰19岁。我们三人先去公社的第二鸡场学习几天。在那里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技术资料，只是每天跟班劳动，回来后就懵懵懂懂地开始养鸡了。
　　按照二场的做法，隔几天给鸡喂点药。饲料是青菜拌玉米碎屑和鱼汤。长到1.5斤时增加些猪头肉进行催肥。用药的计量、用料的数量、鱼汤的多少，都十分随意。添加猪头肉也是买得多就多喂，买得少了就少喂。
　　我非常迷惘。我想凡事都应该有个依据，这样随随便便的养法，还要有文化的人做什么？于是，我利用空余时间到其它的养鸡场去参观学习。大多也是这样随便，但是，我在浜北养鸡场遇见了袁雪芬老师。她的一句话给我点亮了一盏灯。她是个下放教师，平时因身体不好，一直吃药。她得出的经验是：一个人的用药计量相当于10只鸡。
　　我回家后立即买了几本关系人的用药计量及配伍知识的书，开始认真地学习。我决心从随意逐渐走向规范，以后每次给鸡用药都要先对照一下人的剂量。我又对每天青饲料、玉米和鱼干的用量，订了计划。然后每隔几天称一下小鸡的增重。渐渐地我养的鸡不但用料省，而且长得也快。
　　可是，我的努力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说我学习政治不够。于是我在自学钻研养鸡知识的同时，又去图书馆借了全套毛主席著作和部分马列著作，其中包括十分难懂的《反杜林论》。
　　尽管畜牧场上的人都知道，养鸡挣的钱是我在起主要作用。但是，公社组织养鸡人员去奉贤培训学习时，一次也没有轮到我。我不但一点也不泄气，而且把她们学习时带回的资料，一字不漏地抄下来。我担心她们年纪轻记不全，又去袁老师那里校对补全。
　　然而，不管我怎么努力，不管我为畜牧场做了多少贡献，不管王场长怎么挽留。我还是被莫名其妙地退回到生产队里去“加强力量”。
　　半年后，亏得难于支撑的畜牧场又把我招了回去。我傻傻地以为自己对政治学习不够，越发努力地去背那些政治理论书籍。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与贫下中农的子女平起平坐。
　　听说香港能买到关于养鸡的书，我就通过香港的亲戚买了好多这方面的书籍。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哥也给我寄来一本。
　　我已经结婚了，贫困的婆家给我生活上又增加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于是，我每天利用午休时间，去农场割牛草卖给牛场，晚上看书。越看越觉得对养好鸡有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把握，对养好鸡充满了信心。
　　王场长也对养鸡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干劲，在砖坯房的前面又盖了二栋鸡舍。饲养量一下子增加了三倍。畜牧场的年终分配比生产队里的收入多了一倍。原先谁都不看好的这个又脏又臭的地方，除了我们这几个为养鸡而来的女孩子外，其余基本上是老头子的集中地。鸡场又建在黄坟地带，又是在偏僻的农场旁边，过去人们瞧都不想多瞧一眼，这时却有很多人千方百计地挤进来。
　　大队严书记每天笑容可掬地接待着轻易不上门，上门都不空着手的革命群众。由于要到畜牧场来养鸡的人太多了，虽然饲养量已增加，但是仍然安排不过来。于是严书记就到鸡场来，先是说：“曹钟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嫁到浜北，以后就到浜北去养鸡去吧。”我说：“我家里没有兄弟，我是永久性的村民，永远是严书记领导的社员。”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几个女孩刚喂完鸡，正在食堂吃饭。王才狗场长把我叫出去，难过地说：“大队里说，畜牧场里只能留用贫下中农及子女。我昨天跟他们辩论了几个小时，他们就是要这么做。我看他们是存心不让我们好过。这二年畜牧场的分配收入刚好一点，就要把你赶走，留下来的这几个小姑娘，从来不看书学习，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说：“才狗伯，那么我明天走。用多少鱼干、玉米、青菜，她们从来不过问，都是我配好后她们做现成生活，我得带一下，交代清楚，不然又要回到刚开始养鸡时的懵懂了。”我又把一些笔记本交给黄士兰，黄士兰不要，说：“我一直是跟着做的，不记这些东西的。我也不会算每天的用量。才狗伯你还是让曹钟菊留下吧。她是大姐，我们都听她的。”才狗伯说：“如果我说的话能算数，放谁，我也不会放曹钟菊。”
　　下午，严书记又来了，见我还在鸡场，就问：“王才狗没有跟你说过？”我说：“说了，我把工作交代一下，明天就回家。”严不客气地说：“有几个是和你同时进来的，你不要瞧不起人。好像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我含着泪水奔进自己的宿舍，整理完自己的衣被，在宿舍里坐了好一会儿。不是留恋而是想控制一下情绪，好让自己在离开畜牧场时，挤出一丝笑容来。
　　在严书记的再三催促下，离开了我为之呕心沥血过的鸡场，和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小姐妹，匆匆打过招呼，逃也似地离开了。
　　我推着自行车，走了不到50米，再也抑制不住汹涌的泪水，放声大哭起来。
　　回到家里时，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看得出我非常痛苦，也就不问什么，帮我把衣被搬到屋里。我躺在床上抽泣。妈也不来催我吃饭。等我哭够了，她才给我端来一盆温水，盛了一碗米饭。
　　
　　9. 新垦区
　　72年秋天，我被又一次驱逐出畜牧场时，已经26岁了。我妹妹也已经19岁，也算一个整劳动力了。这样我们姐妹俩加上我妈，正好是三个整劳动力。按照当时队里的做法，我家就得有一个人到新垦区种田。
　　新垦区是我们老家大同公社新围垦的，那里没有固定的居民。管理和耕作人员，都是从每个大队或生产队里抽调去的。因为那里生活条件艰苦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谁也不愿意去。于是生产队里就硬摊派，三个劳动力中必须去一个。
　　我妈是当家人，肯定去不了。妹妹从小娇生惯养，肯定吃不消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只能由我去了。
　　新垦区里大多是些小青年，农忙时忙于收种，农闲时搞农田水利建设。
　　每天都要挑灯夜战。不管干什么活，都搞计件制。插秧规定每人每天完成一亩。种黄豆时，开沟的只管开沟，下种子的只管下种子，盖土的只管盖土。哪个工种慢了，就被追得不敢抬头喘口气。几个人一组，谁的手脚稍微慢一点，大家都推推攘攘的不要他，就怕被拖了后腿。小青年好强，个个如虎一样的勇猛。
　　我刚去时有点跟不上，但是，我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不管做什么都是拼命争第一。而且，我毕竟有点头脑，有些生活也是需要动点脑筋的。例如：插秧时事先估计好秧苗的用量，并且尽量把秧苗抛得均匀一些，如果多余了需要重新运走，缺少了再到远处秧苗田里去拿，浪费时间和精力。种黄豆时，手脚麻利的去开沟，完了回过头来帮助盖土。手脚慢的人一般都是比较仔细的，让他多做些沟边路旁的生活，这样上面来检查时，也好看一点。
　　我被分配在雪才和老胡子这个片里。后来大家见我安排得巧，就推我当副片长，我更有了用武之地。
　　为了让大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有一点活跃气氛，吃过晚饭，我让他们换上清爽的衣服去场部逛逛商店，买一些小东西回来。别以为要买东西才去逛商店，在很劳累时，逛一次商店就好像是一次小旅游，能愉悦心情。下雨天，我就组织大家唱歌。后来大队里干脆让我组织了一个文娱队，把劳动中的一些好人好事，编排成小节目演给大家看。
　　我刚被赶出畜牧场时，心灰意冷得差点儿寻了短见。然而，我在这个高强度的劳动集体里，得到了新的自信和活力。大家都非常喜欢我。有些小青年之间有了矛盾，也愿意找我帮助调解。
　　我在畜牧场时，共事的小姑娘都喜欢做现成生活，我就是她们的大姐，成了她们的核心，大家都听我的，都愿意围着我转。
　　来新垦区后，又找回了这种感觉，尽管每天都很累，生活很苦。一个月才吃一次肉，有时自己想办法摸点鱼改善伙食。但有那么多的朋友需要我，那么多的小青年信任我。在贫瘠的垦区我享受到了纯真的友谊。我足矣！
　　因为是计件的，我就向雪才建议：我们先把每一块田量准确，计算好面积登记在册，以后出工时，翻出来分下去就可以了。雪才很高兴，说：“你就负责吧！”
　　当别的片还在分配田块时，我们片已经做了好多的生活。二片片长黄小荣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见我们每次都比他们先完成，有点想不通，就亲自来看我们做的生活质量。可是，我们在劳动中，一点也没有那种急急忙忙的乱作为。我把我们的做法告诉了他，他恍然大悟，说：“怪不得我常常看到雪才和曹钟菊在田埂上散步。”他又调侃地说：“我以为你们在谈恋爱呢。”我哈哈哈大笑，说：“那就是犯法的事，雪才在破坏别人的家庭了。”
　　新垦区里的房子都是用芦苇和毛竹搭建起来的，屋面是用稻草盖的，四周是芦苇编成的墙，前面是芦苇做的门，后面是芦苇做的窗，用一根竹梢往外一撑，窗就开了。床也不是着地铺，用木棍在地上打四个桩子，上面再架二根小木棍子，放上芦笆门就是一张很舒适的床。这样的宿舍，比围垦时的窝棚还好。
　　每个宿舍里搭建五——六张这样的床。每人一张，一点不像围垦时那样大家挤在一起，连翻个身都不容易。虽然屋里没有桌子和凳子，但是中间有过道，有了可以活动的空间。我们找一些树桩做成凳子，放在过道里坐在上面做针线活。下雨天或下雪天，不用像围垦时那样只能盘腿坐在床上聊天。
　　大雪纷飞，我们到打谷场捡些黄豆，放在烘缸里爆着吃。把从家里带来的年糕也放在烘缸里爆爆，爆到二面发黄了，又香又脆。我们边吃边聊，高兴时扯着嗓门唱几句。虽然每天的劳动非常艰苦，却都无忧无虑、自然纯洁，大家都那么单纯、那么朴实。绝不用担心会有谁来争抢饭碗，也不用为了生存而去讨好别人。
　　大雪从芦芭缝隙里直钻进来，我们觉得越来越寒冷了，就坐到被窝里继续我们的节目。
　　开饭了，大家拿了搪瓷饭碗去食堂把饭菜买回来，一边吃饭一边仍然玩着自己的游戏。因为天晴了，我们就没有机会集中在一起，大家很开心，尽情地畅所欲言，我们不怕说错了什么而丢掉工作。
　　晚上，西北风越来越紧，我穿着毛衣睡，仍然觉得好冷好冷。我把被子对折，半条垫半条盖，再把垫被盖在盖被上，还是冷。
　　芦芭门被推开，一阵寒风送进来一个人，原来是我盛家（亲生父母家）的二哥给我送被子来了。他说他们宿舍里有二个人回家了，大家把他们的被子分了，想到三妹关节炎怕冷，所以送一条被子过来。加了二哥送来的被子，顿觉暖和多了。
　　我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我梦见在温暖的育雏室里喂鸡。
　　第二天雪停了，我们没有去堆雪人。因为有一条开了一半的明沟，乘着停雪的当口，要抓紧时间去开通，才能保证明年春播时田里不积水。
　　我偶然回到浜镇家里时，有人见我黑黑的脸上在一层层地蜕皮，以为我在新垦区天天垂头丧气，眼泪汪汪地过日子。谁能想到我在那里活得有滋有味，得到了让我欣慰的尊重。我天天辛劳着，却天天快乐着。
　　我安安心心在新垦区生活着，认认真真当好我的片长。新垦区坐落在崇明西北角落的江边，就是现在的新村乡，很荒凉，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大家都生活在那里，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我坦然面对。
　　八个月后，我的生活轨迹又一次出现转折，公社里派我到启东去帮教养鸡。
　　我的朋友们得到这个消息，在为我高兴的同时，更多的是依依不舍。雪才哭了，老胡子哭了，刘根也哭了。我宿舍里的姐妹们哭成一团，文娱队里更乱套了。施新说：“不是羡慕曹钟菊去养鸡而哭，因为舍不得她离开才哭的。”
　　当大家把我送到拖拉机上时，小翠兰流着泪水帮我送行李，英丽和品芳嚎啕的哭声，把我的心都哭酸了。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与离开畜牧场时一样哭了。可是，我二次哭的心情却绝然不同。
　　
　　10. 新家
　　我和企良的婚姻，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过程，可也不是那种草率的结合，更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婚姻。我知道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我的择偶标准是不太在意对方家庭的经济状况。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个家居然穷到连饭碗都不齐，打水水桶漏，灶前没有米、灶后没有柴，还欠了债务。结婚第三天，宅上的康妈妈来到我的房间，说：“钟菊，你们床上的这条被单是你婆婆向我借的。”我说：“我们结婚时间太仓促了，多谢你的帮助！”康妈妈说：“不是的，新嫂嫂（我婆婆），一向好吃懒做。她是还不起的，你还给我吧！”我说：“那我还你一个布段，反正我在娘家时织了很多布段，你自己再做一条吧！”她说：“不用，你还是把原物还给我吧！”我说：“都已经用过了。”“没关系，我拿回去洗一下就可以了。”康妈妈高高兴兴地拿着我从被子上拆下来的被单走了。
　　康妈妈刚走，一个卖豆腐的人畏畏缩缩地进来，吞吞吐吐地说：“曹、曹钟菊，我是小本生意，你婆婆欠我的钱……”我明白了，对他说：“说吧，欠你多少？”“不多，就几元”。一会儿又来了个卖柴的，也说欠他的柴钱。一个上午来了一拨的人，都是一些小零小碎的欠款。
　　隔壁郭小林的小老婆，我叫她小婆，幸灾乐祸地对我说：“当处间，我特为这事到你家去过，叫你不要嫁过来的，没听我的话，一头跌进债堆里，往后有你苦的了……”我说：“当时你来我家，我28天换了一个新郎，难道还剩8天了再换一个？”这个宅上的人，不知是为我好呢？还是妒忌我婆婆呢？他们七嘴八舌的，一点也不留情面，见了我就说，你看看这种人家，穷的来浜镇街上有得去，旧墙上提提白的石灰也买不起，用白纸贴贴，二眼头灶只有一只锅子是好的，铁罐也是坏的，烧一顿饭满屋子的烟；连洗脸的面盆也是借的，小石结婚的衣服也是借的；房间里除了一只大衣橱是自己的，其它全是借来的；房子东歪西倒，你再抬头望望屋顶，不但能进风，日头光也能照进来。落起雨来会把你的嫁妆都漏湿；我们都用了电灯，就他们家还没接上。
　　这些人竭尽所能地揭我家的穷处，我再大度也经不住众人的“劝导”。我沉思着该怎么办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起劲地劝我呢？
　　我想，陆企良每个月给家里寄20元，他家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呀！
　　结婚7天后，企良的探亲假到期了，他回四川上班去，把一个穷得千疮百孔的家交给了我。宅上的人天天来找我，看样子他们要把这个闲事管到底了。我婆婆几乎天天跟他们吵架。我在娘家管了十几年的家，现在我结婚了，虽然我没有弟、兄，不是完全嫁出去的，但我结婚前，还是把账交给了父母，现在我手上一点经济能力也没有了。我对企良说：“你去上班吧。你仍旧按老样子，寄20元给父母。我先到畜牧场支一点，把这些小债务还了。其它的债慢慢还。”陆企良哭了。
　　他告诉我，他家之所以这么穷，主要是他母亲没当好这个家，他母亲出身在大户人家，嫁了个很好的丈夫，不到三年丈夫得暴病而死，留下一个儿子养到7岁也生病死去。她无根之后，被赶回娘家，几遭刺激，神经有点不正常。过了好几年才改嫁到郭家，被人瞧不起，说她是个丧门星，克死了前夫，命里注好无子，好好的一个儿子，养到7岁，也被她克死了。四十多岁生个小儿子，铜勺柄接不上幡杆木头，七老八十岁也望不着孙子的。
　　我明白了，原来“劝导”我的人，是想挑拨我与婆婆的关系。我尊敬我的婆婆，同情我的婆婆，面对这么穷的家，年迈的公婆已经无能为力，改变家庭面貌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和企良身上。我在外面拼搏，家里一定要安定，让二老安心。让老人在宅上有地位。于是我放出话：“我们家里的债，不管早晚和多少，我负责还，用不着再向我的公婆讨要。我家如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无须向我的公婆追究。”这样一来，管闲事的人没有兴趣了，债主也放心。公婆的生活安定，我就可以一心一意去挣钱。
　　那时挣钱的机会很少，除了我尽量不缺勤之外，也只能做一些杂活。我利用中午时间帮牛场割草，没有苗鸡保温时，晚上就跟我的小姐妹去捉螃蜞、照蟹，到了冬天帮人家绣绣花等等。
　　我想尽办法多干活，多挣钱，苦撑着这个穷家。可是，因为出身问题，畜牧场呆不下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公社选我去启东养鸡。婆婆听说我要去启东养鸡，哭了。她说：“你一走，宅上的人又要来欺负我们老二口了。”然而，为了尽快摆脱贫穷，我必须到启东养鸡。
　　临走之前，婆家柴也不多，粮也所剩无几。我妈特善良，说先到我家挑一担棉花棋吧！怕被人笑话，在晚上由我妈拎着小方灯照路，我把棉花棋挑到婆家。我父亲说：“再帮他们买个煤球炉子，解决长期的烧柴问题。”我又给公婆买了点米，放在我娘家，叫我妈慢慢给送一点过去。因为家里放得多了，婆婆心里一乱又要去送人。婆家粮食一直很紧张，我帮他们在自留地里种了些小麦，收了几十斤，磨了好多面粉。她做了一藤盘馒头，却放在家门口发给所有路过的人吃。我生气地说：“妈呀！你不知道我在畜牧场多节省，我们几个女孩几个月不买一次荤菜。”婆婆听后，借了20元钱，烧了一桌好菜，放在幢篮里叫一个学生和她一起扛到我的畜牧场来，把我气得鼻子冒烟。20元，企良一个月寄来的工资，我要苦干多少个中午？企良知道后说：“这就是我家特别穷的原因。”
　　最难的是队里分粮草，公婆拿不动，我就去找陆秀芳队长商量，请她帮助找人送一下，工钱和粮、草款都由我来结算。陆说：“你真是个好媳妇，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好了。”我说：“不是什么好不好，我要出去挣钱，如果家里缺这少那的，老给我打电话、写信。我就不能集中精力去养鸡，我在启东的任务很重。因为我公公已经几代单传了，宅上都是远房亲戚，所以务必请你帮这个忙。”陆说：“也真是难为你了，嫩毛竹扁担就要挑这么重的担子，人家新娘子像一朵花，你却要挑弯扁担。”我说：“我只能面对现实，妥善安排才能料理好这个穷家。我不这样做，还能怎么样呢？去跟陆企良闹？还是去跟公婆吵？如果吵吵闹闹能致富的话，我当然也愿意。”女队长笑了。
　　陆企良的姨妈是个十分明事理的人。她对我说：“外甥媳妇，这个家难为你了。我姐心肠是好的，就是有时把握不住自己，过后她自己也很难过，她也说对不起曹钟菊呀。小石是个聪明人，你付出了那么多，他心里是明白的。”我说：“我很同情姆妈，气过之后也觉得她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我也知道她内心很爱我的。有时宅上的人说了我一句不好听的话，她就要去跟人家拼命。”姨妈说：“心宽点，我姐姐的病也会稳一点。”我说：“姨妈，我有信心的，这个家不可能一直这么穷的。不过，我在启东，父母亲经常跟姐姐姐夫吵吵闹闹，我实在不放心。”姨妈说：“小生（陆企良的姐姐）也不容易，男人当代课教师，二十多块钱一个月，家底本来也薄。人又生得老实，有时辨不清事理。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我说：“不是我要跟他们讲究什么，他们母女合不来，当然也不能怨姐姐，主要是姆妈有时候说话不算数，但是，我们都不在家，家里总是吵吵闹闹我也不放心”
　　我想这个家已经穷到不能再穷了，还有什么好争呢？实在是穷吵而已。二位老人既没有收入也没有家财，连养活自己都很难。可是，由于婆婆常常说话颠三倒四的，一会儿说要把姐姐当儿子对待，一会儿说什么什么要给姐姐。然而过了几时她又反悔了。我说：“姆妈，我都不计较什么，你还要反悔什么呢？说过给姐姐就不要反悔了。”婆婆不高兴了，说：“你想让小石做曹家的上门女婿。”我想想好笑，我们已经结婚了，还说这话。就对她说：“那么你说话也得算数，这样跟姐姐出尔反尔也不好啊。”
　　快过年了，陆企良探亲回家，他说，我一直不在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总得为父母做点什么。
　　我因为场里刚进了苗鸡，需要保温就留在启东。他刚回家二天，我父亲打长途电话来说，小石跟他姐夫打起来了。我说他一个文弱书生，怎么能打起架来呢？父亲说：“你马上回来，家里打得一塌糊涂，大衣橱的门被小石敲掉，二只碗缸被他姐夫甩得一地，电话里说不清，你回来就是了。”我抱着还不满六个月的儿子天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先是坐载客自行车，再坐机关船匆匆赶回家。
　　知道我要回家了，看热闹的人已经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一进家门，公公婆婆向我哭诉着，陆企良不太会讲话，气呼呼地靠在灶沿上。我十分难过，想想这么穷还要穷吵，望着一大群围观的邻居，说：“天天饿了，我也饿了，先吃饭吧。”婆婆说：“我已经请好了娘家侄子，等会儿我们打到茅家去，不能便宜了这个脚骨里。”我妈也来了，说不要吓着了孩子，把天天交给我吧。我一边对我妈说：“妈，你凑什么热闹，天天还要吃奶呢！”一边出去叫我婆婆的娘家侄子回家。
　　晚上，我让陆企良把经过情形讲一讲。他说：“我刚回家姐姐就来了，说什么现在男女平等，要来拆房子。我也没有完全反对，只是说要跟曹钟菊商量一下。姐姐就把正在包的馄饨往地上一摔，说：‘你拖延，我不等。’于是叫了一帮人来拆房子，被我从屋顶上赶下来。我说，谁敢拆？我是郭家的儿子。第二天姐姐姐夫又带了一帮人说：‘房子归儿子，衣橱应该归女儿。’母亲不让他们搬就睡在橱里，姐姐把母亲拉出来，母亲就摔倒在床底下，我气急了，就去拉姐姐，姐夫过来就是一拳，把我的眼镜打落。父亲过来帮我，姐夫抱起碗缸就摔，一边砸东西。一边指挥小杨等人去搬衣橱，我就和他扭打在一起……后来，你娘家得到消息，来了一大帮子的人，我一发火把橱门劈了。”听完之后，我平静地说：“要怪也得怪你的母亲，姐姐平白无故也不会来要这要那的。姆妈既然已经说过给姐姐了，就给姐姐好了何必这样吵吵闹闹的。”企良非常委屈地说：“又不是我要阻止，是姆妈要反悔。”
　　我听完以后，一个晚上没睡好，想想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衣橱，而是安定。第二天，对婆婆说：“姆妈，我们都不在家，大衣橱给了姐姐，以后让姐姐过来照顾你们的起居生活，我在启东也放心点。”于是传话给姐姐，我们同意把衣橱给他们。姐姐过来后，婆婆又反悔了，说：“我不放心，要看一段时间。”姐姐更不高兴了，我说我给你写个承诺书吧！如果老人执意不给，等他们千年以后我保证给你，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姐姐说：“那么到公社去写。”从公社回来，我感到很累，而且还惦记着启东的鸡，就把郭家的摊子交给了我妈，我们三人立刻返回启东。
　　我急急忙忙去鸡舍看鸡，就怕出什么问题，一个一个保温伞查过去，然后再看看他们搞的饲料。总算太平了，可是第二天家里又来了电话，公公婆婆大哭小叫地到曹家来，说：“衣橱被他们搬走了。”怎么办呢？衣橱搬走倒是小事，气坏了老人我可没有精力去管啊！我在启东必须步步小心，集中精力去养好鸡，全家的日子才安排得过来。不得不再回崇明。
　　婆婆说：“一定要抢回来，你看他们搬东西时把我的糖缸摔了，这糖都是用糖票买的。”我妈说：“老公公舍不得，拿碗去抄撒在地上的糖，小石的姐夫想把煤油倒在糖里，我去阻止，还踢了我一脚。”父亲拿着一件胸口有一个大脚印的衣服，说：“这件衣服我还放着没洗，一定要去讨个公道。”听了他们的话，我也非常生气，恨不得真的去跟姐姐姐夫评理。可是，他们家多少年的是是非非，我怎么理得清楚呢？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呀?我要回崇明工作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新的目标和希望是：把陆企良调到启东。如果我在启东作出成绩，做好养鸡的带头人，启东就想留我了，我就能提出把陆企良调到启东。这是我的一个重大计划，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目前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于是我压下火气，对公公婆婆说：“小石马上可以从四川调回来了，四川的木材很便宜，他已经在四川做了好多的家具，到时候家里都放不下了，我们不在乎这衣橱。”我说的是事实，我们没钱买木料，先生就用全国粮票换了很多木料，已经在做回来的打算。
　　第二天，我去找姐夫，他在大同中学当代课教师。临走前我父亲说：“找他的领导，出出他的臭。”姐夫看到我去，就迎了出来，把我约出校门，他有点委屈地说：“小生在娘家从17岁做到27岁，娘家剥削了她多少的剩余价值？”我委婉地说：“她们母女之间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一肚子气地说：“曹钟菊，你在娘家做了几年，你的娘家给了你多少？”我难过地说：“家里除了一间房子和这个恼人的大衣橱外，再也没有什么啊！他们姐弟命苦，摊了个穷爷娘，怪不了别人。”姐夫就说：“曹钟菊，你不要搀和到这个矛盾里，我对你是没有意见的。这对老东西，好吃懒做还要骂人，骂得太难听了。”我有点不高兴地说：“我是郭家的媳妇，七老八十的老人单独在家，家里总是吵吵闹闹，我能放心吗？”姐夫说：“那你想怎么办？”我说：“衣橱，我可以不要”“你已经承诺给我们的。”姐夫说。我说：“我今天就是来跟你说这事的，这些东西不过传传代而已，如果我的儿子以后有出息，根本用不上。我今天要说的是，你们和这两个老人合得来就管管他们，谈不拢也不要再跟他们计较了，这样吵吵闹闹，我在启东也不放心”
　　回到家里，我父亲十分惋惜地说：“你怎么不去找他的领导？”我说：“姐姐家也很穷，如果姐夫的饭碗敲掉，那不是更困难了？我只要达到我的安定目标就可以了。今天我把话讲清楚，他们以后也不会再来吵了。如果我把他的饭碗敲掉，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从此，姐姐姐夫跟我的公公婆婆相遇了，像陌路人一样，互相不打招呼。婆婆骂骂咧咧的，说女儿女婿怎么没有良心，从家门口经过都不叫一声。直到我的公公婆婆都去世之后，姐姐姐夫才跟我们的来往多起来。
　　我在启东时，我妈就代替我去照顾我的公公婆婆。无论是种菜地、买煤饼，过年了打粉蒸糕、家里打扫卫生、清洗被头全包了下来。我妈是我在启东养好鸡的坚强后盾。
　　我终于完成了我的重大的计划，实现了预定目标——把陆企良从四川调到了启东。
　　
　　
　　注释脚骨里：崇明骂人的土话，意为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