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低头思故乡》第十一章《花好盼月圆》

　　　十 低头思故乡
　　“呜—”，随着一声汽笛，船老大喊：“靠岸了，三条港到了。”我探出头望了望，船员们正在架设跳板，一头放在船边上，另一头搁在河坡上。有一条斜路通向望不到头的黄岸，在蒙蒙细雨中显得有点凄凉。
　　我把苗鸡一筐筐地搬到跳板上。接鸡的单位——惠丰渔场来了一群小伙子，每人一副麻绳扁担。他们把我的被头、衣服以及随我一起北往的苗鸡，麻利地用绳子一络，往肩上一甩，沿着黄岸向西走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启东，举目无亲。远处的农舍上已升起袅袅炊烟。我想此刻我妈一定也在烧晚饭了，在家里我应该一边绣花一边等着吃晚饭呢！苗鸡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和我一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它们是因为生产过剩才来的，而我是因为出身不好才来的，我们都成了家乡崇明的多余之物。
　　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好不容易去畜牧场养鸡，又被赶了出来。1973年4月，崇明大同公社孵化厂的苗鸡生产过剩，要到启东去开辟市场。
　　然而，启东还没有大批养过出口鸡，领导在全公社挑选了我和黄亚珍、张玉珍三个人，来启东去教授养群鸡。要是失败了，不仅市场开发不了，而且苗鸡款也泡汤；成功了，我们回去后可以安排在社办企业工作。
　　以前我养的鸡一直长得很好。可是，现在我已经离开鸡场八个月了，技术上感到非常生疏，要是在崇明有什么地方不懂，可以问问别人，可在启东，养群鸡是新鲜事物，懂的人很少，我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要是碰到什么难题，找谁商量呢？我的压力很大。
　　然而，这次被选上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生产队种田，一年下来挣不到200元，来启东养鸡，每个月45元，交了队里的公益金，一年能有500元毛收入。
　　我家里的经济很拮据，企良每月工资36元，自己留下16元，还有20元寄给父母。他们欠的债已经十年了，一直无力偿还。我们结婚后，经常有人上门催讨。我答应过人家，夫家的欠债，由我负责偿还。
　　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地挑着鸡赶路，我只管想着自己的心事。渐渐地袅袅青烟看不见了，一个个窗户里亮起了点点灯光。脚下的路也看不清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地紧跟着队伍。
　　经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惠丰渔场。先到渔场的黄晶晶，扯着大嗓门指挥大家把苗鸡接进鸡舍。黄晶晶对我说：“去端一盆水来。”我拿了盆，在一片漆黑的鸡场里辨不清方向。好不容易找到了水沟，可是没有水桥。我用脚踩了几个脚蹬才勉强打到了水，心想明天我一定要先做一个水桥。
　　我刚把水端进鸡舍，一个小伙子过来问我：“喂，崇明老师傅，你的行李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放哪里啊！我刚到，天又这么黑。”想了想说：“先放这里吧”。黄晶晶嫌我刚才端水速度太慢，有点不耐烦，厉声说：“放宿舍里去！木头一样，呆巴巴的。”
　　一路上我滴水未进，渴得要命，想找口水喝。黄晶晶说喂鸡的水也是烧开的，我咕噜咕噜喝了二碗，就急急忙忙给苗鸡先喂食，然后去接炉子了。正当我忙得满身大汗时，厨房的师傅来叫我们去吃饭。没有大米，吃的全是玉米饭，一人一碗甜菜汤。我不爱吃甜菜，再看着黄黄的玉米饭，我一口也吃不下。心想，以后天天吃这种饭了，怎么办呢？
　　晚上，听着长江的浪涛声，心里空空的。虽然一直希望能离开崇明，可没有想到，却是这样飘到启东的。我们带着繁重的任务，没有办任何手续，好像是被人卖到了启东。不！卖到启东还要带个粮油关系。不知什么时候人家看不上眼了，就会把我辞掉，去留都由不得自己。考取大学，有个录取通知书，工作调动，有个调令。我什么也没有，来到鸡场，哪个是领导也不知道。除了一床被子是自己的，别的我一无所有，我成了无根的浮萍……
　　第二天，吃早饭时，饭师傅给我一碗豆瓣咸菜汤，轻声地问我：“你今年几岁？养过几年鸡？”我惊讶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又说：“樊场长刚才说了，看你这么嫩相，非常担心你是否能养好鸡。”我心里非常委屈，黄晶晶来联络时，怎么没有把我的情况跟他们讲清楚呀。真是瞎子摸黑猫，他们不了解我，而我对这个场也是一无所知。唉！
　　昨晚我太渴了，连喝二碗水都没有发现水有点咸。苗鸡是绝对不能喝咸水的，今天已发现有点拉稀。我去找樊场长汇报，要求换水。他说：“只有到老土地去挑井水，才是淡的。”我要了一副水桶，翻过两条黄岸挑回了几担井水。
　　等到黄晶晶再来时，已经7天了，苗鸡长得很好，死亡率也很低。樊场长高兴地对黄晶晶说：“你回去跟黄场长说，我们下个月再进一批。”
　　因为渔场里的水根本不能喂鸡，挑水喂鸡就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而渔场派来养鸡的二个小姑娘，一个是书记的女儿，一个是场长的女儿，别说是挑水，就是做其它的生活，也是拈轻怕重的。
　　鸡养得多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场上又派了个男职工刘洪飞来。我就和刘洪飞一起挑水、扛饲料。刘说：“我们启东的女人，不做这些重活的，你倒做得动。你到启东来当老师傅，还这么辛苦。反正都是干重活，不如就在家乡做生活，还有个照应。”我说：“小刘，我能有生活做已经不错了，我要是有一个哪怕是当生产队长的父母，我也不会来启东的。”每天挑水这个活，下倾盆大雨也不能停下来，小鸡一顿喝不到水，就要生病。下雨天，挑100多斤的水桶去翻两条黄岸，原来的斜路根本不能上，一步一滑，上去多高，滑下来就有多远。我和刘洪飞就用扁担头在树根旁扎出一个个洞，然后拉着树枝，像攀岩一样，踩着一个个洞往上爬。往上爬容易，往下挑就难了，一定要有很好的脚力才能稳得住，稍不小心就滑倒。
　　每天忙忙碌碌的，也没有什么娱乐，一年半载才能看到一场电影。对我来说，县里开养鸡会议是最开心的事，因为能见到我的同乡——黄亚珍、张玉珍。每次见面，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相互倾诉着。可是这种机会也很少，她们熬了一段时间都回去了。黄亚珍比较年轻，进了公社种畜场，张玉珍的丈夫与大队领导有点关系，进了大队的畜牧场。我日思夜想，什么时候也能招我回去到社、队办企业上班。
　　然而，我没有盼到回去的通知，却得到继续留在启东的通知。因为黄亚珍、张玉珍回去之后，她们原先待的那两个鸡场都失败了。如果我自己要求回去，那就前功尽弃，进厂更不用谈了。我只有继续努力，等待召唤。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经28岁。我老家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能连奔带跳了。我上大学的希望彻底破灭，只能顺应现实，安家立命、生儿育女。
　　当我再次提出回崇明时，领导说：“找不到哪家肯要你，怀着身孕，人家有点怕。”真实，他们找不到接替我的人。黄、张二人回去后，公社里陆陆续续又派了好几批人来到启东教养鸡，都呆不住，时间长的几个月，短的只有几天。启东的市场尚未稳定下来，如果我一撤，崇明的苗鸡就难进启东了。
　　我这无根浮萍继续飘在启东。现在的农民工，虽然也是无根的，可他们有一群同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还把妻儿带出来了，再苦再孤独，累了一天回去还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呢，同乡远在几十里外，要见一次面都不容易。
　　身体好还能顶过去，可我现在怀孕了。别人怀孕都有家人照顾，有人管吃，有人问寒问暖。我一个人在启东，多难多重的活，一样也不能少做。刘洪飞看我做不动，常常多做一点，但我不能老让别人照顾，我不是来做义务劳动的，我是来上班挣钱的。还要争取为场里多盈利，万一小鸡生个病，出个事故，所有的责任还是我的。
　　我坚持着，原先的大力气，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医生告诉我，要强迫自己多吃饭才有力气，并教了我一个方法，坚持吃维生素Ｂ６和鱼肝油，胃口就会好些。为了能撑下去，更为了腹中的孩子，虽然吃饭像嚼蜡，但我坚持吃维生素Ｂ６和鱼肝油。渐渐地能吃满碗的饭了。
　　我一天天地坚持着、苦熬着。直到怀孕七、八个月的时侯，仍然要去翻黄岸挑水，扛饲料喂鸡。平时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施锦新，也是老三届高中生，他是负责养鱼的，很同情我，说：“我帮你挑吧。”我说：“不能，你有你的任务，这是我的工作，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工作。不是一次性的工作，可以让别人帮一下忙。”饭师傅说：“小曹啊！你可以休息了，生完孩子再来。”我说：“家里刚还清陈债，又多出一个孩子，以后开销还要多。渔场一年只给我48天假期，我不想请事假，我也请不起事假。”
　　我在启东时间长了，也有了一些朋友，可我依然寄偎在他人的屋檐下，感到非常孤单。我唯一能得到的慰籍是企良的来信。我信刚寄出去，就盼着他的来信了。
　　有一次，场里把企良的来信弄丢了。我等啊、盼呀，猜测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烦躁不安，爬上大堤岸，目光越过滔滔江水，望见隐隐约约的崇明岛，心中呼唤着疼我、爱我的母亲；凝视着奔腾不息的长江水，思念着长江那头呵护我、包容我、给我依靠的丈夫。我站在大堤上久久地遥望着，心想着他现在做什么？在车间里？在路上？还是在宿舍里呢？胎儿好像也很烦躁，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任凭满腔的泪水涌到被海风吹疼了的脸颊。直到很久很久，才转身离去……
　　渔场上的人，每天来上班，然后每天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聊天，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哪里能体会得到我这个孤独的游子之苦呢？我想我不能这样等下去，于是我给陆企良所在的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他接到领导转给他的信后，焦急万分，先给我发了份电报，然后又写了一封信，纵然有千般关爱，也只能在信上说些宽慰之语。
　　几个月后，在渔场办公室的一堆旧报纸里，发现了那封我苦苦等待的失而复得的家信。
　　后来，我跟饭师傅说好，每次邮递员来时务必帮我查一查，如有我的来信请他帮我保管。
　　我苦熬着、坚持着，等待着家乡崇明招工的消息。每次大同孵化厂的人来结账时，我都满怀希望追上去问个不停。
　　问多了，人家像躲避祥林嫂那样讨厌我。
　　我坚持着，因为我要实现心中的理想。
　　
　　十一花好盼月圆
　　明亮的月亮爬上树梢。
　　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地漫步在从食堂通往宿舍的路上。陆企良拉着女儿笑回的童车，儿子天天在后面推着，我端着菜碗。
　　宿舍虽然只有8平方米，却装满了我们一家的欢声笑语。仅有的一张床是用砖头垒起的床脚，上面放了一块足有2米长、1米半宽的芦笆门。床旁边放了一张写字台，也是用砖头垒起的，台面是用刚芦编成的板。也有几件崭新的家具：陆企良从四川带回来的大衣橱、五斗橱和床头柜，它们与那张床和写字台形成鲜明的对比。
　　经过二年多的努力，77年秋天，陆企良终于从长江那头调回到了我们母子身边，结束了6年来的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实现了我们盼望已久的陆企良能“天天笑回”的愿望！我问：“回来快一个月了吧？”企良说：“现在不用扳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天假期了，以后我可以天天笑着回家了。”我说：“你回来后，我感到我这浮萍长根了，再也不怕风吹雨打，忽然觉得启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从此低头思故乡，故乡就在头低下啦！”。回想起那段不屈不挠的努力，两行热泪偷偷地淌了下来。我抬头望着银盘似的月亮，十分感慨地说：“我来到启东快五年了，今天才发现，启东的月亮也是多么的明亮。”
　　天天生下40天，我的假期就用完了。我决心不请一天事假，毅然地带着婴儿来到了启东。当时陆企良还有10天假期，送我们母子到鸡场后，还可以帮我做10天的生活。这10天非常重要：第一，正好把成鸡卖掉，做好进苗鸡的准备工作；第二，我多了10天弥足珍贵的休养期。
　　可是，我们到启东的第三天，崇明来了电话，一直身体很好的公公，呕吐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婆婆慌了手脚。陆企良十分无奈地撇下我们母子，回崇明去照顾父亲。剩下我一个人带着婴儿去上班。刘洪飞说：“只有一批鸡，我一个人挑水就可以了。”我负责鸡场里卖成鸡，书记的老婆卞玉芳说：“钟菊呀，你可不能拎鸡，生过孩子，修养的时间太短，要做伤的。”我坚决要做，说：“我这样不能做，那样又要做伤，这还叫上班吗？”
　　因为我的倔强，坚持要干这干那，终于落下了病，一直肚子疼，手臂也痛。医生说：“月子里落下的病，必须在月子里治。”建议我再生一个。
　　天天2周岁多一点时，我又生下女儿笑回。
　　我带着两个孩子上班，我妈一直利用农闲时间来照顾我，生产队里意见很大，常常吓唬我妈说，缺勤太多要扣口粮。女儿小，只要管她吃饱后，放在床上哭不哭就不去多管了。儿子跟着我，有时为了快一些干完活，我总是奔来奔去的像个短跑运动员。他跟不上，时常哭喊着，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有时他摔跤了，我回头看一下，只要是摔在平地上，没有什么危险就只顾忙我自己的。我要尽快干完我的工作后，给笑回换尿布、喂奶、喂饭。这时天天能依偎在母亲身边，最开心了。
　　养鸡要喂青饲料，我把比较轻松的扫场地等活，让给别人去做，我去搞青饲料，因为只要把青菜挑到场里后，我用小侧刀切青菜，两个孩子就可以坐在旁边玩。天天一直很听话的，可以让他逗小妹妹玩。只是去田里挑菜时难一点，天天大一点，带到田里可以拔着青草自己玩一会儿。而笑回，把她放在长得跟她一样高的青菜旁，总是吓得哇哇大哭。我只有拼命搞得快一些，然后一只手抱着笑回，另一只肩膀挑着青菜担子往回走。
　　上午的工作特别多，要清扫鸡舍、换水、挑水，洗鱼干，煮熟了拌在饲料里喂鸡。自己家里过了一个晚上，也有很多的家务，要洗尿布和衣服，有时还要洗被单，给孩子们喂奶喂饭。实在忙不过来，怎么办呢？我就在晚上3点左右，把孩子抱醒跟他们玩一会儿，然后再让他们睡，这样他们基本上能睡到8点左右了。我5点起床，在这无牵累的3个小时里，就能干很多的活。我一个人把我这组的木屑筛好，筛木屑我不用铁锹抄而用畚箕畚。干到6点钟大家都来上班了，我和大家一起做一些技术上的活。等到挑水、筛木屑时，我就让同组的工人帮我带孩子，自己挑好水后，就可以做自己一大堆的家务。
　　我每天绷紧着每根神经，争分夺秒地干，不知道什么叫劳累、什么叫休息，心想能过得去就行。每天的生活都排得满满的，有许多是力气活。我知道自己有孩子拖累，对工作难免有些影响，所以尽量挑脏活、重活干。晚上孩子睡了，我还要做一些笔记，积累一些资料，因为所有的努力最终要看鸡养得好不好，我的工作目标就是为雇主挣钱。难得闲下来，还要帮人家绣绣花。因为在要紧时麻烦别人帮助照看一下孩子什么的，人家又特别喜欢我绣的花。
　　每天都非常劳累，总是觉得气喘吁吁的。食堂的伙食又很差，不管吃什么菜都是3分钱一顿。一年到头咸菜是不断的，偶尔也有荤菜。场里养了十几头猪，基本上能每月宰一头，好的肉都送给领导了，剩下来的次货放在食堂里也要吃好几天。有时捕鱼了，大的也是送人，混在水草里的小鱼下虾，场里就叫我们从水草里捡出来，拿到食堂去烧了卖给我们这些养鸡的、养鱼的、做水粉的员工吃。还有上级来了干部，场里总要烧一桌子好菜招待，这时场里总是叫我们晚一点去食堂，等领导们酒足饭饱了，我们这些员工才能去吃饭。食堂里每次都把剩下的脚汤脚水，分到每一张饭桌上。有时是半碗鱼，鱼肉差不多吃完了，只剩下鱼骨和头、尾，有时是肉丝汤、花生米、鸡骨头、排骨汤……反正现在看来都是倒进沟脚桶的剩菜，食堂里都当好菜分给我们吃了，我还是吃的很香。
　　平时，地里长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只有我妈过来了，才让我们放在煤油炉上烧一些菜。我给天天买一些鸡蛋放在食堂里，实在没什么吃的时候，请厨师傅帮助弄个菜。食堂里也常翻翻花头，早餐咸菜豆瓣汤，中午韭菜豆瓣汤，晚上黄瓜豆瓣汤。我不爱吃韭菜，就连吃二顿咸菜豆瓣汤。工作又那么辛苦，所以一直觉得吃不饱，每天吃掉一斤多饭票，仍然觉得很饿很饿。刚到启东时吃不下玉米饭，现在只嫌少。我又不舍得再增加，因为要省一点全国粮票寄到四川去换木料。我们常常去食堂要一些生瓜（腌酱瓜的这种瓜）来，干完活，我们养鸡和养鱼的工人一起吃。有时到地里割山芋藤时带一些山芋回来，放在保温炉子上烘烘吃。总之，那时一直觉得很饿。
　　我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心里惦记着家里两个老人，肩上压着养鸡的重担。但心中的一线希望支撑着我——等待着陆企良调到启动来。经过许多朋友的努力帮助，启东县劳动局终于从陆企良的工作单位调来了档案材料。我苦等着、企盼着哪一天调令从天而降。
　　然而，我等到的却是一个足以击垮我的坏消息：陆企良要求调到启东的档案材料从地区退了回来。我愣了，不禁失声痛哭，一下子病倒了。可是，我不能倒下呀！我身边带着两个年幼不懂事的孩子。我跟医生央求给我用重一点的药。我要尽快地站起来。医生说：“用重一点的药，就要停几天给孩子喂奶。”三天后，我坚强地站了起来。
　　我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吗？我知道启东是要留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到县劳动局去打听以后，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我们两个都是崇明人，不符合调到启东来的条件。劳动局的人说：“如果你是启东人，就好办多了。”在我苦苦要求下，劳动局答应我，陆企良的档案暂时不退回四川，让我争取下一次的机会。我发疯似地到处打听和咨询。只要听到谁从外地调回来了，不管路有多远，不管白天、晚上，我都要去找他们“取经”。同病相怜，这些人都能给我出点主意。
　　于是，一个新办法诞生了——造假。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打三级证明，证明我是启东人。反正启东要留我的，启东县各级政府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卞玉芳说，他们队里有一个曹家，于是请这家打个报告，说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陆企良是他们家招的女婿……然后又到大队里盖了章。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大都靠三级证明。基层二级好办，问题是公社一级难一点。秘书有点为难，毕竟是假的。公社妇女主任说：“给盖了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而且县里也有意要留曹钟菊的。我也很同情她，带着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个老人。”
　　证明交上去后，我提心吊胆，生怕千辛万苦弄来的材料再被退回来。有人又给我出主意，还应该找找地区方面的关系，增加保险系数。我有个亲戚的亲戚在南通，就想请他帮帮忙。可是人家说：“我现在身体不好，等身体好了去南通。”这是客套话，等得了吗？时间不等人，错过了这次机会，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后来又有人给我出主意，说：“×××的亲戚在南通市劳动局管人事的。”可我跟人家一点关系也没有呀，是否能进人家的门还是个问题呢。又有人给我出主意，转个弯：就是找个跟那个人讲得上话的，采取人托人的办法，多转几个弯总归能转得到的……我转呀转，寻啊寻，把能找的领导、亲戚和朋友都动用起来了。
　　不知道做了多少有用、无用的功。南通市的批复终于下来了。我紧紧地搂住两个孩子，任凭泪水流到孩子柔软的黑发上。尽管陆企良并非是我心目中那种敢作敢为、勇猛果断的骑士，我也不是丈夫伞下的娇花，而是丈夫伞上的雨披。即使他这把雨伞不大，可雨披离开了雨伞，就会被大风刮得毫无方向，雨披需要雨伞的支撑，雨披需要一个着落呀！
　　企良调到启东后，我的千斤重担终于有人分挑了。我不但有了个能依靠的肩膀，而且也不用处处提防小心了。在惠丰渔场养鸡，实在太艰苦，一方面是员工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水咸天天去翻黄岸挑水，工作量实在太大。可是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离开惠丰渔场。因为惠丰渔场是乡办企业，而且办在长江边，员工离家都有几十里，所以住在场里的多，鸡场里的几个女孩，基本上不回家。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给我安全感。有些来启东教养鸡的人，因为到一些队办场、村办场。那里的员工都是住在近边的，扎不住，常常留下老师傅一个人看场，有蛮多女的出了事。所以我再苦再累还是坚守在惠丰渔场。现在企良回来了，我的警惕性自然放松了，可以离开惠丰渔场，到老土地的鸡场去应聘。
　　在8平米的宿舍里，二个孩子在床上爬来爬去，尽情地喊着、叫着、笑着。因为地方小，只有这张床的面积最大，可以爬爬、打打滚。可是他们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有爸爸妈妈轮流照顾他们了，晚上也不用一大早正睡得香时，被妈妈强迫抱起来了。星期天爸爸还可以带他们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给他们讲讲故事，教他们唱唱歌。天天不用追妈妈了，笑回不用带到菜田里去大哭了。崇明生产队里的账，用不着我急匆匆去结，陆企良可以利用假期回去，一方面帮父母做点什么，一方面去结账。
　　我们欣赏着收音机里的美妙音乐，举头望着明月，心想“没有经过黑夜的人，哪里知道光明的珍贵呀！”
　　
　　注释：刚芦——一种比较粗壮和坚硬的芦苇，近似于细竹子，故崇明人亦称其为芦竹。
　　注释水桥：供人上下河沟坡的阶梯状构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