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阿东篇》第2节：艰难的救赎

　　阿东被他父母架着，走出我的车库，来到背面的停车场，塞进了他妈那辆白色的奔驰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站在渐渐暗下的车库里，看着阿东慌乱中遗落在沙发上的那顶红色太阳帽，帽檐还是朝后，沙发的后背方向。
　　白色的奔驰车带走了阿东，车库办公室空了，我心里也空了一块。
　　那顶红色太阳帽躺在沙发的角落，像一滩凝固的血。我拿起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帽檐朝后的戴法，如今看着，只剩下一股倔强的颓废。我没扔，到小区门口的超市里买了个不干胶挂钩，粘贴在“诚信赢天下”锦旗的下端。太阳帽就挂在那，端端正正的，帽檐朝下，看上去有一种沉重感。好希望有一天，阿东能戴着它，帽檐朝前。
　　阿东那事露头后，他妈曾给我来过一个电话，问阿东还欠我多少钱？我顿了顿说：“还欠五万，算了吧，他都这样了。”
　　说实话，他到今天，我就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吗？至少，我助力了他的放纵。
　　“我转给你。”他妈说。
　　“别别别！”我当即制止，怕她不听，我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要不这样，等阿东好了，恢复正常了，让他用自己挣的钱来还我？”
　　电话里沉默了两秒。
　　“那行吧！”缓了缓她又说，仿佛在自言自语，“难怪阿东说……”没说完，她挂了电话。
　　再次听到阿东的消息，那是四个月后。刚完成一个新客户的业务，办完手续付完钱，客户刚出门走了。
　　“郝哥郝哥，来业务了，找你借钱的”。手机响了，这是我昨天晚上刚学着制作的个性化手机铃声。
　　看看屏幕，是阿东他妈，按接听键，声音依旧平静，但底下透着一丝砂纸打磨过的粗糙。
　　“郝哥，阿东说他要见你，在南山康复中心，下周家属开放日，他跟我说，你肯定会来的。”
　　“他要见我？”我真有些意外，想了想问，“为什么呀？我去，合适吗？”
　　“他说了，你要是不去，他就在那边绝食。”他妈顿了顿，“我也觉得，你该去看看他，阿东这么信任你。之前他跟我说过好多次，说郝哥是他在这个行业里见过的最好的人。”
　　我没再迟疑，痛快地答应了，倒不全是因为他说我好。
　　南山康复中心，藏在城郊的一个山坳里。高墙，电网，紧闭的大铁门。
　　那天上午九点，我和他妈一起来到了大门口。
　　我看见大门两边的停车场，停着的车都不便宜。我在想，再贵的车，到了这里，都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灰败，不是吗？
　　他妈在车上等着，我一个人进去的。登记，安检，穿过两道铁门。探视室倒是敞亮，钢化玻璃窗好大，里外都摆着塑料椅。只是所有东西都被固定在地上，窗户焊着细密的钢筋条。
　　阿东被工作人员带进来时，我几乎没认出来。病号服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像套在衣架上似的。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脸颊凹陷，脖子细得让人担心撑不住他那个脑袋瓜。
　　但最刺眼的不是瘦，是那种被抽空了的“静”。以前他眼里总有道虚浮的光，现在连那点光都没了，只剩下两潭深不见底的灰暗。
　　隔着厚厚的钢化玻璃，我们相对而坐，面对面相距约一米多点。阿东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规矩地放在桌面上。
　　我拿起话筒，贴在耳边。“郝哥。”他看着我，眼光躲闪，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嗯。看上去，气色还行。”我说了句连自己都不信的客套话。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动，没接话。目光垂着，盯着桌面上那一道道细细的划痕。
　　“恨我吗？”我问。
　　“恨过。”他答得很快，“刚进来那阵子，天天恨。恨你多管闲事，恨我妈就知道赚钱，恨我爸太冷血，恨我自己没出息。”
　　“现在呢？”
　　“现在？”他抬起头，在这里第一次正眼看我，“现在不恨了，恨不动了。”
　　他挽起病号服的袖子，小臂上密密麻麻，满是针眼、疤痕和愈合不良的溃烂痕迹，新旧叠加，触目惊心。
　　“这里头，这三个月。”他声音很轻，“头一个月，生不如死。骨头里像有蚂蚁在啃，又像被放在火上慢慢地烤。撞墙，嚎叫，屎尿都拉在裤子里。他们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注射镇定剂。”
　　他放下袖子，盖住那些伤痕。
　　“第二个月，好点，能吃点东西了。但心里空，慌，像被挖走了一大块。看着窗户外面的山头，就想着，要是能飞出去该多好，一头栽死，也就解脱了。”
　　“第三个月，”他顿了顿，“开始上课，心理辅导，团体治疗，听别人讲他们的故事。有个大哥，为了吸那玩意，把亲生闺女卖给了一个老光棍；还有个女的，当着自己三岁孩子的面，跟毒贩上床换货。”
　　他停下来，呼吸有些急促。
　　“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呢？我不用累死累活的活着，有妈给我钱花，有大房子住着，有宝马车开着，用钱从不淌手，没钱了就找你借，到期了自有人还。我的那些所谓的‘酷’，那些所谓的‘潇洒’，在别人眼里，不就是个被钱惯坏了的傻逼吗？”
　　我握紧着话筒，手心有些汗。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仿佛能闻到他第一次来时，身上那股淡淡香水的张扬味。
　　突然想起，当时我拿出五扎崭新的钞票，扣去三个月的息，把剩下的钱推给他时，心里想的“这可是优质客户呀”。
　　现在我看着他的那条胳膊，想的却是：如果我没发现，如果他妈继续打钱，如果他从我这借的不是三十万而是三百万……那他会不会也变成他口中的那个“卖女儿的大哥”呢？我这双手递出去的，到底是钱，还是慢慢收紧的绞索？
　　“阿东，你知道吗？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你。你妈每个月给你的零花，两万都不够，还长期在我这借钱，这太不正常了。”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没有躲闪，迎着我说：“那你怎么不提醒我，还不停地借钱给我呀？亏我还在我妈面前，总夸你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低着头想了想说：“我当然想过，可是，如果我当时就拦着你，你会听吗？”
　　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也是的，我肯定听不进。”顿了顿，他又说，“不管怎么说，你该提醒我的。”
　　我看着他说：“你想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吗？”
　　他看着我，点点头。
　　“两个原因：我当时只是猜测，没有足够的证据；二是我想着，你妈明知道你在我这长期借钱，而且息还很高，依然按时让出纳打款还钱，连问都不问一声。”
　　停了一会儿，我接着说：“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你妈也知道这事，她都不管，我干嘛要管呢？有钱赚就行了。”
　　他接过话说：“所以你就……”
　　我看着阿东的眼睛说：“我当时真就这么想的。”
　　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不敢看他，也不说话，好久好久。
　　探视室里很安静，能听到隔壁隐约的哭声。
　　“郝哥，”他忽然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压得很低，“你那句‘绝户钱’，我在这儿的每一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在脑子里过一遍。你说得对，我不怪你，我就是在作孽，在往‘绝户路’上走。”
　　我看着他那双深陷的、却异常清明的眼睛。羞耻，一种真实而沉重的羞耻感，终于在他眼里生了根。这比任何痛哭流涕的忏悔，都更有分量。
　　“你爸妈来看过你吗？来过几次？”我问。
　　“我妈每周都来，送吃的，送衣服，交钱。从不问我怎么样了，就知道说‘好好配合，钱不是问题’；我爸，就来过一次。”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扔下一条中华烟，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了’，就走了。”
　　他搓了搓脸：“我以前觉得，他们不在乎我，现在觉得，他们可能不是不在乎，是不知道该怎么在乎。我妈以为钱能摆平一切，我爸觉得丢人，眼不见为净。”
　　工作人员过来，示意时间到了。
　　阿东站起身，走了两步，又突然转过头来说：“郝哥，我那顶太阳帽……”
　　“在我办公室里挂着呢，等你回来取。”
　　“先放你那。”他说，“等我哪天，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了，我再去拿。”
　　他跟着工作人员走着，再次回头大叫：“郝哥，你要来看我！一定要来看我！”被工作人员架走了。
　　顷刻间，我望着他的背影在宽大的病号服里，显得格外单薄，却也格外笔直。
　　走出康复中心，山风很大，吹得人透心凉。我回头看了眼那栋森严的建筑：它像个巨大的、昂贵的过滤器，把那些被毒品泡烂的灵魂扔进去，试图榨出最后的那一点人性来。
　　阿东能不能被榨出来，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看清了自己身上那些溃烂的脓疮。
　　这，也许就是所有救赎中，最最痛苦，也最必需的第一步。往后的路还长，不再是毒瘾发作时骨头里的蚂蚁，而是每天早晨醒来，面对镜子里那个陌生而又残缺的自己时，心里头那群无声啃噬的蚂蚁。
　　那顶挂在墙上的红色太阳帽，帽檐朝前的那天，或许还很遥远。但至少，挂帽子的那面墙，没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