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阿东篇》第1节：红色太阳帽

　　钱一那刻骨的烙印，一直在我心里硌应着，抓心捞肝地，久久挥之不去。
　　百无聊赖，我点燃一支烟，夹指间，让风抽。
　　就在这当口，一阵与钱一那辆摩托截然不同，却同样张扬的引擎声，由远及近，停在了玻璃门外，把我从“烙印”的沉思里，硬生生地给拽了出来。
　　“咚咚”两声闷响，铃铛发出“叮铃铃”的颤音，以示抗议。
　　我抬起头，门外站着个年轻人，一顶红色的太阳帽戴在头上，帽檐朝后。侧边，停着一辆红色的宝马。
　　我起身，烟搁在烟灰缸上，让它自己抽。
　　来到门口，滑开玻璃门，微笑着说：“欢迎帅哥！”
　　“没错，你就是郝哥？”他浑身充满了阳光。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郝哥？”
　　他爽快极了：“哈哈！傻瓜都看得出来。”
　　就这么痛快，我与阿东认识了，第一感觉，这小子，我喜欢。
　　我微笑着看向他，示意他坐下。红色的太阳帽，帽檐朝后。他随即坐在沙发上，不是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摘下帽子，弹了弹帽檐上的灰，我看见他那一头精心打理过的短发。
　　第一眼见他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时尚年轻人里流行的穿戴，配上他那张白皙俊俏的脸和略显不羁的眼神，确实有种玩世不恭的酷劲。还有门口那辆红色的宝马，妥妥的富二代一枚，我猜的。
　　那是2016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九，我的“郝哥小贷”在我们这，因为待客友善，拒绝套路，放款还快，颇受客户好评，每天总能接待五六位。
　　“郝哥？”他笑着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听朋友介绍来的。借五万，一切按你的规矩来。”他痛快淋漓。
　　小伙顶多二十二三岁，瘦高廋高的。看得出，一身行头肯定不便宜，但也不是暴发户的那种。关键是手指干净，没有烟熏的焦黄，也没有赌徒惯有的小动作。
　　“在哪工作？”我笑着问。
　　“待业。”他答得坦然，甚至有点理所当然。
　　“我妈让我在她的美容院打杂，每个月给我两万的零花钱。我一天都没去上过班，她也没说啥。哦，我妈有两个美容院，都在城里最好的地方。”
　　“我爸呀？”我没接话，听他说。他嗤笑一声，“盐厂下岗职工，啥都不管，就知道钓鱼。”
　　你看，他这自我介绍，就差没把他妈银行账户余额和取款密码，给我和盘托出来。
　　啥也不用说了，直接去他们家看看。他爽快地带我去了珲河湿地公园旁边的那个高端小区。大平层，一百六十八平，装修豪华，现代简约风格，应该花了不少钱。
　　“我妈说是给我结婚准备的婚房，让我先住在这，我爸妈就礼拜天偶尔过来住一晚。”
　　他带我来到酒柜，里面摆着不少洋酒，他随手拿了瓶红酒递给我：“郝哥，你这人，看上去，爽！这个，孝敬你的。”
　　我推辞，他硬塞过来，而且还是两瓶：“放心吧郝哥，一码归一码，利息本金，保证按时到位！”
　　他说话时，眼睛看着我，眼神明亮，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笃定。我拿出五扎崭新的钞票，扣掉三个月的息，余款递给他。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叮嘱：“阿东，你记住了，借这钱，千万千万，别干坏事。”
　　他“噗嗤”笑了，拍了拍胸脯：“郝哥，你看我像干坏事的人吗？”
　　说实话，真不像，至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像。
　　阿东的信用，好得令人意外。
　　第一笔到期的前三天，他准时来电：“郝哥，银行卡号发给我，我妈明天会让出纳给你打钱的。”果然，到期日前一天，刚上班，五万的本金到账。没有短信，没有电话，安静得仿佛只是银行系统的一次例行划转。
　　第二次，第三次……涛声依旧，约定俗成了。每三个月到期的前一天，他会拎着两瓶红酒，准时出现在我车库，续息，偶尔闲聊几句。聊最新的球鞋，聊哪家夜店的音响好，聊他妈又盘下了一家美容院。他语气轻松，仿佛那笔借款和利息，只是他丰富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标点而已。
　　然后，放下红酒：“郝哥，孝敬你的。”没等我说话，出门，上车，一脚油门，走了。
　　但我心里的那点疑惑，却像水底的暗苔，慢慢滋生着。
　　他母亲，我从没见过，却像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每次还款，都是她让出纳直接转账，从无延迟。阿东提起他妈，语气总是轻描淡写：“我妈呀？就知道赚钱。”
　　都知道，美容院是暴利行业，人家早就开了两家店，还都开在最好的地方。听说又开了第三家，钱自然会哗哗地流进来。
　　可让二十三岁的儿子待业在家，每月还给两万的零花，终归不是好事。
　　关键是还找我固定借五万，息还那么高，还得先扣三个月的。他还在其它地方借了没，我不得而知。
　　我最大的疑惑是：他妈眀知道他找我借这种钱，却从来没问过我，他借这钱干嘛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还钱时，只是默默地让出纳打款，像正规单位到期会自动拨付工资一样。这，太不合常理。
　　我也曾问过阿东：“你妈难道就不问问，你借这钱干嘛了？”
　　他满不在乎地：“问过啊，我说跟别人合伙做点生意。她忙，也懒得细问。”
　　“做什么生意？”
　　“哎呀，郝哥，这你就别管了，反正我按时还你钱不就完了吗？”这倒也是。
　　他笑得灿烂，反戴着太阳帽，阳光透过玻璃门映照进来，有些刺眼。我咽下了后面的疑问，客户隐私，不便深究，不想告诉你的事，问也白搭。只要钱能回来，别的，睁只眼闭只眼得了。
　　变化是渐渐发生的，阿东来的次数依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那股明亮的、没心没肺的劲头，感觉在一点点地消磨着。
　　他瘦得更厉害了，眼窝开始凹陷，偶尔会控制不住地打哈欠，流眼泪。和我说话时，眼神有时会突然飘忽，需要我叫他一声，才能回神。
　　感觉不好，我问他：“是不是没休息好？”
　　他揉揉眼睛说：“嗯，熬夜打游戏，两个通宵。”
　　我看着他T恤领口下隐约的锁骨处，没再说话。
　　真正撕开这一切的，是那个夏夜。快七点了，我正在关门，准备回家。那辆红色的宝马车，再次停在车库前。
　　他走进来，没像往常那样笑着打招呼，直接说：“郝哥，再借五万。”
　　我看着他，心里“咯噔”一下。灯光下，他脸色灰败，嘴唇干裂，但眼睛却亮得异常，像烧着两簇幽暗的火。那顶反戴着的太阳帽，此刻看起来不像时尚，更像某种颓废的标签。
　　“坐。”我给他倒了杯水，“脸色这么差，病了？”
　　他摇头，接过水杯的手，几不可察地颤抖。
　　“阿东，”我放下水壶，沉声道，“转一圈我看看。”
　　他愣住了，有些烦躁：“看什么呀？”
　　“站起来！转一圈！”我不容置疑。
　　他不太情愿地站起来，慢吞吞地转了半圈。就这半圈，够了。他后颈发际线往下，有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像是过敏，又像是针眼。他太瘦了，薄薄的T恤衫空荡荡挂在身上。
　　我脑子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嘣”地一声，断了。
　　我一步上前，抓住他胳膊，他惊得要挣开。
　　“你沾上那东西了？！”我音量不高，却异常地严厉，“白的、白色的粉末！说！！”我低声怒吼。
　　他的脸色瞬间惨白，眼神里闪过慌乱、羞耻，然后是被戳穿后的恼羞成怒。
　　“你别胡说八道！”
　　“我胡说？”我指着他后颈，“这是什么？你这鬼样子是什么？阿东，我是不是每次都说，别干坏事！别干坏事！你当我说话是放屁呀？！”
　　“我没有！”
　　他吼回来，脖子上青筋暴起：“你凭什么污蔑我！钱你到底借不借？不借，我找别人去！”
　　“找别人？”
　　我气笑了：“好啊，你去找！你看看那些个‘别人’，是怎么吃人不吐骨头的！我就告诉你，今天这钱，我一分都不会借给你！你给我滚！滚出去！把那身脏病治好了再来！”
　　争吵很激烈，但音量都很克制。最后，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怨恨，像我是阻断他活路的仇人。
　　出门上车启动，一气呵成，一脚给油，发动机一声怒吼，宝马车扬长而去，消失在小区拐弯处的夜色里。
　　我重重地关上滑道门，门在防撞胶条的缓冲下，慢慢弹开了三公分的缝隙。铃铛发出“叮铃铃”的颤音，仿佛在劝我“别生气”，我轻轻地，给它们合上。
　　气是消了不少，但一股更深的寒意攫住了我的心。我堵住了这里，若他毒瘾发作时，会去找谁？那些真正的地下钱庄吗？那会把他连骨头都嚼碎的。
　　不行，我深吸一口气，静了静，电话打给阿东，稳住他，约他一小时后再来“商量”。然后，我翻出借款信息里，他母亲的电话。
　　拨通，等待音漫长。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平和，甚至有点慵懒。
　　“是阿东妈吗？我是郝哥。”
　　“哦？”停了一下，接着说，“郝哥啊，知道，阿东提过。”她语气平常，像接快递电话。
　　我单刀直入地说：“阿东吸那玩意！刚发现的！白色的粉末！你必须马上管！”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然后，那个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没有惊讶，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了然：“哦，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我握着电话，像突然掉进了冰窖。
　　“你知道？有多久了？”
　　“两年多吧。”
　　两年多？她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比我认识阿东的时间还要长。
　　所有预设的剧本——母亲的震惊、哭诉、求助或怒骂——全部都失效。我面对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名为“知情”的、沉默的妈妈。
　　“我刚稳住他，约好一小时到。你马上来我这把他带走，这事必须得你管！”我声音有些干涩，并告诉她，进小区后把车开到我车库背面的车位上停着，下车在转角处盯着，等阿东的宝马停在我车库门口后，步行过来。
　　“好吧。”她答应了，语气没什么波澜，“一会到。”
　　半小时后，阿东那辆红色的宝马车停在我门口。开车门下车，滑开玻璃门，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我看着他。
　　背后，一个衣着精致，面容姣好，表情平静得像来喝下午茶的女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个男人，精廋精廋的，眼神躲闪。他们进来，一左一右，架住了背对着他俩的阿东。阿东猛地回头，瞬间僵住了。
　　愣了三秒，目光像毒箭射向我：“郝哥！是你出卖了我！”
　　那一刻，我心里残存的一点愧疚被怒火烧光。
　　“是我出卖你，还是你先骗我？”我指着他的鼻子，“我是不是每次都跟你说，别干坏事！别干坏事！你拿我的钱去吸那玩意！我要是早知道，一分钱都不会借给你！我郝哥再想赚钱，也他妈不赚这种‘绝户钱’！”
　　阿东被他父母架走了，没有拉扯，没有哭闹。他母亲对我微微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父亲始终沉默，目光躲闪。他们像完成一项不太愉快但必须做的家务，把一件麻烦的“东西”带离现场。
　　白色的奔驰车悄无声息地开走。
　　我站在渐渐暗下的车库里，看着那顶被阿东慌乱中遗落在沙发上的红色太阳帽，帽檐还是朝后，沙发靠背的方向。
　　仿佛一直在回避着真正的视线，回避着那些早该被看见、却被所有人默契地忽略掉的——溃烂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