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989（1）

　　寒假第一天，金其霖收拾好东西，坐车去码头回岛。
　　船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船开动的时候，江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冷得他把领子竖了起来。他看着窗外，江面灰蒙蒙的，天也是灰蒙蒙的，水天相接的地方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船走了一个半小时，靠了岸。码头上稀稀拉拉几个人，裹着棉袄缩着脖子匆匆走过。金其霖拎着包下了船，站在码头出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江水的腥味，有柴油的味道，还有那种他熟悉了十八年的、岛上的味道。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道，但一闻到就知道——到岛上了。
　　他在码头外面等了一会儿，没有看到颜军。
　　一周之前，金其霖给颜军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回来的时间，但是到了岛上的码头，颜军却不见身影。金其霖在寒风中站了几分钟，然后拎着包走到公交站，坐上了回三厂的车。
　　车上的座位空了大半，他一个人坐在后排，看着窗外的景物往后退。厂部电影院过去了，灰白色的墙，褪了色的海报，门口的两根大柱子还是老样子。小卖部的窗口开着，但他没看清里面坐的是谁。
　　到了三厂家属区，他在巷口下了车。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有几个小孩在路灯下拍皮球，皮球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嘭嘭”声，在空旷的巷子里回荡。一个老太太拎着一篮子菜从对面走过来，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走了，没认出他来。
　　金其霖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炒菜。油烟从厨房的门缝里冒出来，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呛得他咳嗽了两声。母亲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声“回来了”又缩回去了。父亲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杯茶，电视开着，声音不大，正在播新闻。他看了金其霖一眼，点了点头，又把目光转回电视上。
　　金其霖把包拎进自己的房间，房间还是老样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书也还是他走之前摆的样子，连那盏台灯的位置都没变过。他在床沿上坐下来，看着这个房间，忽然觉得它变小了。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从市区回来，忽然觉得这个房间好小，小得他站起来伸出手就能碰到两边的墙。
　　吃完饭，金其霖帮着母亲收拾了碗筷，然后回到房间。他坐在桌前，想给梁捷写封信，告诉他回岛上了，但又不知道该写什么。他拿起笔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没写。他关了灯，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
　　窗外有人在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的，像是在跟谁说话。金其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灯座一直到墙角，跟他走之前一模一样。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然后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
　　他想起码头上的那些事。明天他得去找找颜军。因为一直都不知道颜军家到底住哪里，金其霖决定去电影院小卖部问问张晓秋。
　　第二天上午，金其霖骑着自行车出了门。
　　电影院门口还是老样子，灰白色的墙，褪了色的海报，门口的两根大柱子。小卖部的窗口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人，低着头在看什么东西，看不清脸。金其霖把车停好，走到小卖部窗口前，往里看了一眼。
　　不是张晓秋。
　　里面坐着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三十来岁，烫着卷发，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正低头织毛衣。毛线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金其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开口问。
　　那个女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买什么？”
　　“我找一下张晓秋。”
　　“晓秋啊，”女人放下毛线针，朝里面喊了一声，“晓秋！有人找！”
　　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张晓秋从后面的门里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棉袄，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短了一些，扎成一个低马尾，脸上没什么表情。她走到窗口，看见金其霖，愣了一下。
　　“金其霖？”
　　“是我。”金其霖说，“我放寒假了。”
　　张晓秋点了点头，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站在小卖部门口。她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缩着脖子，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在市区怎么样？”
　　“还行。”
　　两个人站在小卖部门口，寒风吹过来，冷得金其霖脚趾头发麻。他看了一眼张晓秋，她脸上带着一种他看不太懂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更像是一种淡淡的、客气的疏远，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看得见，但摸不着。
　　“你最近怎么样？”金其霖问。
　　“还行吧，”张晓秋说，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就是上班下班，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时，刚才那个烫卷发的女人又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朝张晓秋喊了一声：“晓秋，你家那个今天来接你吗？”
　　张晓秋回过头，应了一声：“他今天上班，我自己回去。”
　　金其霖听到“你家那个”三个字，心里动了一下。他看了张晓秋一眼，张晓秋把目光移开了，看着街对面的那排梧桐树。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把把倒立的扫帚。
　　“你要结婚了？”金其霖问。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
　　张晓秋点了点头，还是没有看他：“嗯，定了，五一。”
　　“那恭喜你了。”金其霖说。
　　张晓秋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他看不太懂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羞涩，更像是某种淡淡的、说不清楚的歉意。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一句：“谢谢。”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风把地上的一片枯叶吹起来，贴在小卖部的墙上，然后又吹走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对了，”金其霖说，“颜军呢？我昨天回来没看到他，我都提前写信给他了。”
　　张晓秋的脸色变了一下。
　　那种变化很轻，很快，如果不是金其霖正好看着她，根本不会注意到。她的嘴唇抿了一下，眼睛眨了两下，然后她把目光从梧桐树上收回来，低下了头。
　　“颜军他……”张晓秋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得金其霖差点没听清。
　　金其霖站在那里，看着她的侧脸。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金其霖能感觉到，她在犹豫。不是那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犹豫，而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说的犹豫，像是一个人站在一条很宽的河面前，不知道该从哪里过。
　　“他怎么了？”金其霖问，声音比刚才紧了一些。
　　张晓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金其霖的眼睛。
　　“颜军走了。”
　　金其霖愣了一下：“走了？去哪儿了？”
　　张晓秋看着他，嘴唇又抿了一下。
　　“十月份的时候，”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他走了，去世了。”
　　金其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听见了张晓秋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听见了。“十月份”“去世了”。这些字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连在一起，他忽然听不懂了。他站在那里，脑子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信号忽然断了，只剩下沙沙沙的杂音，什么内容都没有。
　　“你说什么？！”金其霖惊诧地问。
　　张晓秋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颜军走了，”张晓秋说，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十月底的时候，他爸妈从厂里回来，发现他在屋里……已经不行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肺已经不行了，早就该看了，拖得太晚了。”
　　金其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重得他觉得整个胸腔都在震动。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是因为那个油漆？”他终于问出来了，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张晓秋点了点头：“他早就开始咳了，一直没当回事。后来咳血了，也没去看，还连着加过几个月的班。他那个脾气你也知道，谁的话都不听。他爸妈让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后来扛不住了，已经晚了。”
　　“什么时候办的事？”他问。
　　“十一月几号吧，”张晓秋说，“没怎么办，就是家里人和几个亲戚，在殡仪馆火化了。他爸妈没通知多少人，我也是后来听说的。”
　　金其霖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点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就是觉得应该点一下头，好像点一下头就能把这些话接住，不让他们掉在地上。
　　金其霖转过身，朝自行车走过去。他走了几步，觉得腿有些发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每一步都踩不实。他走到自行车旁边，开了锁，推着车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梧桐树。
　　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显得格外瘦，像一个人的手指，细长细长的，伸向天空，什么也抓不住。
　　他骑上车，往三厂的方向走。他骑得很快，快得风把他的眼泪吹出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哭。他只觉得眼睛涩涩的，有什么东西从眼眶里溢出来，被风吹散了，又溢出来，又被吹散了。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继续骑。
　　回到家，他把自行车停在门口，进了屋。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他进来，探出头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回来了”。他没有回答，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
　　他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想起颜军的手。颜军的手很大，手指粗壮，指甲缝里经常嵌着洗不掉的油漆，五颜六色的，红的、白的、蓝的，像调色盘。有一次他们一起喝酒，颜军把手伸出来给他看，笑着说：“你看我这手，比画画的手还好看。”金其霖当时笑了笑，没当回事。
　　现在他想起那双眼睛，想起那个笑容，想起那些嵌在指甲缝里的油漆，觉得胸口像是被人挖了一个洞，风从那个洞里灌进来，冷得他直发抖。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照在地板上，灰白色的，没有多少温度。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翻了个身，看见桌上那根烟还放在那里，旁边是搪瓷茶杯，杯子上那朵牡丹花在晨光里显得有些暗淡，花瓣的颜色不像以前那么鲜艳了，像是褪了色。
　　金其霖坐起来，穿上衣服，走出房间。母亲在厨房里炒菜，看见他出来，说了一句：“不多睡一会儿？”
　　“睡不着。”他说。
　　他走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端在手里，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在灶台前忙碌。母亲穿着一件旧棉袄，围裙系在腰上，正在用勺子搅锅里的粥，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画圈。
　　“妈，”金其霖说，“颜军走了。”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搅：“我知道。”
　　金其霖愣了一下：“你知道？”
　　母亲说：“十月底的事。”
　　金其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水很烫，烫得他舌头发麻，他也没觉得疼。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怎么都缓不过来的累。他端着杯子走回房间，坐在床沿上，把那杯热水放在桌上，看着它冒出来的白汽一点一点地散开，消失在空气里。
　　第二天，金其霖骑车去了江边。
　　风很大，吹得他的棉袄鼓起来，风从领口灌进去，冷得他把脖子缩了起来。江面上灰蒙蒙的，水天相接的地方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有几艘船远远地停在江心，一动不动，像是钉在水面上的钉子。
　　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到江堤上，站在那里，看着江面。
　　金其霖在江堤上站了很久，久到他的脚趾头冻得失去了知觉，久到他的鼻子冻得通红，久到风把他的头发吹成了一团乱草。他站在那里，看着江面，看着那些船，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事情。
　　回到家，金其霖给梁捷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岛上过年，想在元宵节过后的那个周日去看他。写完之后他把信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放在桌上，一直没有去寄。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雨棚上，噼噼啪啪的，像春节时渗了水的鞭炮被渐次引爆。金其霖听着雨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又回到了码头上，阳光很好，江面上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颜军站在候船室门口，穿着那件灰蓝色的工装外套，头发乱蓬蓬的，手里夹着一根烟，笑着朝他挥手。
　　金其霖拎着包朝他走过去，想跟他说点什么。他想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你病了？你怎么不去医院？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但他走到颜军面前的时候，颜军已经把烟掐灭了，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好混。”
　　然后颜军转过身，朝码头外面走去。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那条他们一起走过无数遍的路上。
　　金其霖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手里攥着那两包“红双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暖洋洋的，带着一股江水的气息。金其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他觉得那个背影也许还会回来。
　　但它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