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1988（7）

　　中午吃饭的时候，金其霖一个人去了食堂。
　　食堂在教学楼后面，是一栋两层的建筑，一楼是学生食堂，二楼是教职工食堂。金其霖在一楼窗口买了一份米饭、一个炒青菜、一个番茄炒蛋，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食堂里人很多，吵吵嚷嚷的，到处都是说话声、笑声、碗筷碰撞的声音。金其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吃饭，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数每一粒米。
　　吃了一半的时候，周婷端着餐盘走了过来，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里没人吧？”
　　“没有。”金其霖说。
　　周婷坐下来，开始吃饭：“你吃完饭干嘛去？”
　　“不知道，可能回教室看书吧。”
　　“下午没课，不用在学校的。”
　　金其霖愣了一下，才想起来今天是周二，下午没课。他看了一眼电子表，十一点四十分，离下午还有大把的时间。他想了想，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他对这个城市还不熟悉，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跟谁一起去。
　　“哦。”
　　周婷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把餐盘端起来，说了句“我先走了”，然后就走了。
　　金其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把剩下的饭慢慢吃完。食堂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嘈杂声也渐渐小了，几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开始擦桌子、拖地。金其霖把餐盘端到回收处，走出食堂，站在门口，看着操场。
　　操场上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有几个女生坐在跑道边上聊天。阳光很好，照在操场上，照在那些跑动的人身上，照在草地上，照在远处的梧桐树上。金其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回了教室。
　　教室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趴在桌上睡觉的。金其霖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从书包里抽出一本《档案管理学基础》，翻到第一章，开始看。他看了几页，觉得那些文字像一条一条的绳子，绕来绕去的，绕得他脑袋发晕。他又看了几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看着窗外发呆。
　　窗外是操场，操场上那场球赛还在继续。一个穿红色球衣的男生带球突破，晃过了一个防守队员，起脚射门，球打在门柱上弹了出来，发出一声闷响，像是敲在木头上。金其霖看着那个球在草地上滚动，慢慢停下来，停在了球门线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他忽然想起在岛上踢球的日子，想起那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想起那些用砖头摆的球门，想起从对方背上翻下来摔断手的那一次。那时候他觉得踢球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现在想起来，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
　　金其霖在教室里坐了一会儿，又照着指示牌去了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比职工子弟学校的大多了，整整一层楼，书架一排一排的，像一片沉默的森林。他走进去，在书架之间慢慢走，手指划过那些书脊，有的光滑，有的粗糙，有的冰凉，有的温热。他抽出一本《红楼梦》，翻了翻，又放回去了；又抽出一本《围城》，翻了翻，又放回去了。他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最后他借了一本《红与黑》，是重读，之前在职工子弟学校读过一遍，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他把书夹在腋下，走出图书馆，在操场边上的花坛沿上坐下来，翻开书，开始看。
　　阳光照在书页上，白花花的，有些刺眼。他把书侧了侧，让阴影挡住阳光，继续看。于连正在德·雷纳尔夫人家做家庭教师，他握住了德·雷纳尔夫人的手，那只手冰凉凉的，在颤抖。金其霖看着这一段，忽然想起在张晓秋家的沙发上，她握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肩膀上的那一幕。那时候他的心跳得那么快，快得他觉得自己整个胸腔都在震动。
　　他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操场。操场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踢球的那帮人散了，跑步的那几个人也不见了，只有几个女生还坐在跑道边上聊天，笑声偶尔飘过来，细细的，像风铃。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朝上，阳光照在手心里，手心里的纹路一条一条的，像一张地图，但他不知道这张地图画的是哪里。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金其霖回了教室一趟，想拿一下落在桌上的笔记本。教室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他的座位上。
　　是汪伟。
　　汪伟坐在座位上，手里转着笔，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看什么。他转笔的动作比上午慢了一些，一圈一圈的，像一只在慢慢爬行的蜗牛。金其霖站在教室门口，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走过去。
　　“你怎么还没走？”金其霖问。
　　汪伟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手上的动作停了：“马上走了，你呢？”
　　“我拿点东西就走。”
　　汪伟点了点头，把笔放在桌上，站起来，拿起桌上的书包，心事重重地往门口走。金其霖看了一眼他的桌面，桌面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连一本书都没有。他不知道汪伟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但他没有问。
　　金其霖拿了笔记本，走出教室，在走廊里又遇到了汪伟。汪伟正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手里又转着笔。金其霖走过去，在他旁边停下来，也靠在栏杆上。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金其霖看着操场，看着那些梧桐树，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也不知道汪伟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他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就在那里，像一道透明的墙。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金其霖问。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大概是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打破这种沉默。
　　汪伟转笔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了：“市西中学。”
　　金其霖心里动了一下。市西中学，那是市区最好的中学之一，他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他看了汪伟一眼，又看了看他手上的那块精工表，表盘在阳光下闪着光，亮得有些刺眼。
　　“那你成绩应该很好吧？”金其霖问。
　　汪伟没有回答。
　　他把笔收进口袋里，转过身，朝楼梯口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了金其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金其霖看不太懂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更像是某种疲惫，像是一个人走了很长的路，累得不想再走了，但又不能停下来。
　　“我以前成绩还行，”汪伟说，声音不大，“后来不行了。”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脚步声在楼梯间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金其霖站在走廊里，看着楼梯口，发了一会儿呆。他想起汪伟填表的时候，在“家庭成员”那一栏迟疑了很久，笔尖在纸上停了大概有十几秒钟，然后才写了几个字。金其霖没有看到他在那一栏写了什么，但他看到了那个迟疑。
　　那种迟疑他以前见过，在致远中学的时候，一个父母刚刚离婚的同学填表时也是那样的表情，笔尖停在纸面上，像是在犹豫该写谁的名字，不该写谁的名字。
　　金其霖靠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他想起梁捷说的那句话——“性格内向往往能成大事。”他现在觉得，这句话也许不是真的，也许只是梁捷在安慰他。性格内向的人不一定能成大事，但性格内向的人会注意到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比如汪伟转笔时的节奏，比如他在“家庭成员”那一栏的迟疑，比如胡丽萍看他的那个眼神。
　　这些东西像是一些碎片，散落在他脑子里，拼不出一个完整的画面，但他总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只是他现在还看不出来。
　　夕阳西下了，把整个校园染成一片橘黄色。金其霖站直了身子，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下楼。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又看见了胡丽萍。胡丽萍正从行政楼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低着头往校门口走。金其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他想起报到那天的事情，心里有些发虚，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胡丽萍抬起头，看见了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她没有跟他说话，也没有点头，就像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金其霖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他忽然觉得，在这个学校里，他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从岛上来的人”，一个报到那天拎着两个包从班主任身边走过去、连停都没停的人。
　　他走出校门，走到公交站，等车。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子晃晃悠悠地开动了，窗外的景色开始往后退。他看着那些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店铺、陌生的人，觉得自己像是一颗被扔进河里的石子，沉到了水底，周围全是水，但他跟那些水不是一体的。
　　回到巷子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金其霖在小饭馆吃了一碗面，然后回家。台灯开着，白晃晃的光照在桌面上，照在搪瓷茶杯上，照在那本《红与黑》的封面上。他吃完了，把碗筷洗了，然后坐在桌前，翻开书，继续看。
　　于连终于得到了德·雷纳尔夫人的爱，但那种爱是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光的，只能在黑暗中存在。金其霖看着这些文字，忽然觉得于连跟他有点像——都是从乡下到大城市来的人，都是想离开原来的地方、去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人，都是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感到孤独、不安、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人。
　　但他又觉得自己跟于连不一样。于连有野心，有才华，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他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从岛上来的、成绩中不溜秋的、在班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的中专生。他没有什么野心，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他只是想离开那个岛，离开那些让他难受的事情，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但到了新的地方，他还是他。还是那个不爱说话的、内向的、在人群里永远坐在角落里的金其霖；还是那个收到纸条会心跳加速、被人耍了会一个人难受好几天的金其霖；还是那个在别人家门口的亭柱后面、像个傻子一样站了二十分钟的金其霖。
　　他把书合上，关了台灯，躺在床上。
　　窗外的风又大了起来，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旧报纸哗哗作响。他把被子裹紧了，缩成一团。黑暗中，他听见远处的狗叫声，听见自行车铃声，听见有人在巷子里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在说什么。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胡丽萍在讲台上的样子，周婷帮他搬书时的笑容，汪伟转笔时那支笔在手指间飞舞的画面，还有汪伟说的那句话——“我以前成绩还行，后来不行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他没有问，汪伟也没有说。
　　但金其霖总觉得，那个“后来”里藏着什么东西，像一颗埋在地里的种子，看不见，但它在那里，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
　　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两年以后毕业了会去哪里。但他知道，他必须在这里待下去，在这个六平米的房间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在这个谁都不认识他的学校里。待下去，一天一天地待下去，直到某一天，他不再觉得这里是陌生的，不再觉得走在街上是一个外人，不再觉得坐在教室里是一个“从岛上来的人”。
　　金其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风声，听着旧报纸的哗哗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市区毕竟是市区，信件的往来也比海岛上快得多。九月九日，梁捷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一是为金其霖考进中专感到高兴，二是邀请金其霖周末有空的时候去他家里坐坐。金其霖就像迷茫之中找到知音一样，毕竟梁捷现在是他在市区为数不多可以联系的人。
　　他给梁捷又回了一封信，再次感谢他的教诲，并说自己如果要去的话，一定会事先写信告诉他。
　　但是何娜却一直都没有回信，金其霖一直等到了十一月，也没等到何娜的来信。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丝淡淡的担心，自从从子弟学校门卫老马那里听说何娜回了市区，金其霖就在担心何娜是不是再也不能顺着自己的想法生活了。
　　很快，时间到了八八年的年底。几个月里，发生了几件事。
　　一件金其霖没想到的好事是：档管校的学生每个月都有12块钱的补贴，因为他是郊区来的，额外还有3块钱的交通费补贴。虽然并不多，但也可以让金其霖稍微宽松一点了。
　　另一件不算好的事是：外婆走了。母亲从岛上来了一次，带着金其霖一起参加了送别会。母亲哭得很惨，舅舅倒是没多少难过的样子。
　　临回岛前，母亲又给金其霖一百二十块钱，金其霖虽然是拿了，心里却总不是滋味。因为他知道父母的工资也没多少，要攒下这点钱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金其霖又回复到档管校宽松的学习氛围里，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考试也是非常宽松的，整个班级就差跑东跑西互相抄答案了，监考老师一直坐在门口看报纸，根本没兴趣关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