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1988（5）

　　车子走走停停，过了大概四十分钟，他下了车，换了一趟车。又坐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到了那个地址附近的时候，天快黑了。
　　那是一条很窄的巷子，两边都是老旧的民房，外墙的涂料脱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灰砖。巷子里没有路灯，光线很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炒菜的味道，还有煤炉子的烟味。金其霖拎着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脚下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有的地方积水还没干，踩上去“啪”的一声，溅起一小片水花。
　　他在巷子最里面的一栋楼前停下来。
　　这是一栋四层的老楼，楼梯在室外，是水泥砌的，没有扶手。每层楼的走廊上堆着一些杂物，有破旧的纸箱、生锈的自行车、缺了腿的椅子，还有几盆快要枯死的花。墙上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有的电线接头处缠着黑色胶布，看起来有些危险。
　　金其霖看了看手里的地址，又看了看门牌号，确认是这栋楼。
　　他拎着包上了三楼。
　　三楼的走廊尽头有一扇木门，门上的绿漆已经斑驳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门框上钉着一个铁皮门牌，上面写着“304”。
　　这就是父母托人给他租的那个房间。
　　金其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下，门开了。
　　房间很小，真的很小。
　　他站在门口，借着走廊里那盏昏黄的灯泡看了一眼，大概也就六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床上铺着一床旧褥子，不知道是前一个房客留下的还是房东铺的，颜色已经洗得发白了，上面还有几块淡黄色的污渍。
　　床对面是一张桌子，木头的，桌面上的漆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露出木头本身的颜色，还有一些圆珠笔留下的字迹和涂鸦，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桌子旁边是一把椅子，四条腿里有两条钉着铁皮。
　　墙角有一个脸盆架，铁的，生了锈，上面放着一个搪瓷脸盆，白色的，盆底有一个补丁，是用锡焊上去的，像一块丑陋的伤疤。窗户不大，窗框是木头的，油漆已经翘起来了，窗玻璃上糊着旧报纸，挡住了外面的光线。
　　金其霖把包放下来，在床沿上坐下。
　　他坐在那里，环顾四周，看着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忽然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不是因为房间小，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从今天开始，他要一个人住在这里了。没有父母，没有同学，没有颜军，没有何娜，没有那些他熟悉的人和事。他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在一间六平米的房间里，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两只手因为拎了一天的包，手指上磨出了两个水泡，右手虎口的地方还被蛇皮袋的绳子勒出了一道红印，已经有些肿了。他把手翻过来，看着手背，手背上还沾着灰，指甲缝里也是黑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糊在玻璃上的旧报纸撕掉了一块。
　　窗外是另一栋楼，灰扑扑的，跟这栋楼差不多。楼里的窗户亮着灯，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一扇一扇的，像一排小小的眼睛。他能看见对面楼里的人影在窗前晃动，有人在做饭，有人在吃饭，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逗小孩。那些画面很普通，普通到在岛上每天都能看到，但此刻，隔着这条窄窄的巷子，那些画面忽然变得很遥远，像是在看一部默片，看得见，听不见。
　　金其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把背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放在桌上。母亲塞给他的两个煮鸡蛋，已经凉透了，壳都碎了，他剥开一个，咬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水壶里的凉白开。
　　他把剩下的那个鸡蛋放在桌上，开始收拾房间。
　　他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好。搪瓷茶杯放在桌上，杯子上印着的那朵牡丹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黯淡，花瓣的颜色不像在岛上时那么鲜艳了。牙刷和牙膏放在杯子里，脸盆放在脸盆架上，毛巾搭在脸盆架的横杆上，肥皂放在一个小碟子里，是母亲用刀切了一半让他带上的。
　　收拾完了，他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个房间。
　　房间还是很小，但看起来顺眼多了。被子铺好了，桌子擦干净了，东西摆整齐了，有了一点“家”的样子。虽然这个家只有六平米，虽然这个家的墙皮会掉灰，虽然这个家的窗户关不严实、风会从缝隙里灌进来，但它毕竟是他在市区的第一个落脚点。
　　金其霖从口袋里掏出颜军的那两包“红双喜”，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暂时还不想抽，他想留着那两包烟，于是放在了桌子靠墙的地方。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
　　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叮铃叮铃的，在安静的巷子里传得很远。金其霖站起来，关了灯，躺在床上。床板又“吱呀”了一声，像是在跟他说话。
　　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船上的一个多小时，公交车上的颠簸，行政楼里的那半个小时，胡丽萍看他的那个眼神，还有三楼拐角防火门前那一地的资料。
　　他想，如果那时候他放下包，帮她把资料捡起来，会怎么样？
　　也许胡丽萍对他的印象会好一些，也许她不会用那种眼神看他。
　　但他没有。他拎着包从她身边走了过去，连停都没停。
　　金其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是温的，隔着一层薄薄的石灰，他能感觉到砖头晒了一天的温度。他把手贴在墙上，暖暖的，手指上的水泡碰到粗糙的墙面，有一点点疼，但不厉害。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糊在窗玻璃上的旧报纸哗哗作响。金其霖把被子裹紧了，缩成一团。他闭上眼睛，听着风声，听着旧报纸的哗哗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小狗叫声，慢慢睡着了。
　　后半夜他做了梦。
　　梦里他又回到了岛上，回到了三厂家属区的那个家。母亲在厨房里炒菜，父亲坐在门口抽烟，颜军骑着自行车在楼下喊他出去玩。他从楼上跑下去，跑得太快，差点摔了一跤。颜军笑着说：“跑那么快干什么，又没人追你。”
　　他跨上自行车，跟颜军一起骑出去。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像一场金色的雨。他们骑过厂部电影院，骑过职工子弟学校，骑过那条他走了十几年的路，一直骑到江边。
　　江水还是那个颜色，浑黄浑黄的，一眼望不到边。江面上有几艘船，远远的，像几片树叶漂在水上。他站在江边，看着那些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但又想不起来忘了什么。
　　颜军在旁边喊他：“其霖，走了，回去了。”
　　他摇了摇头，说：“我不回去了。”
　　颜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那口白牙：“那你去哪儿？”
　　他没有回答。
　　他看着江面，看着那些船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里。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也没有去理……
　　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光带。
　　他坐起来，穿上衣服，去走廊尽头的公用水龙头洗了脸。水是凉的，激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也让他清醒了不少。他用毛巾擦了脸，回到房间，把被子叠好，枕头放好，然后把昨天剩下的那个煮鸡蛋吃了。
　　他坐在椅子上，拿出那张课程表，又看了一遍。
　　周一上午是档案管理学基础，下午是文书学。周二上午是古代汉语，下午没课。周三上午是文献学，下午是体育。周四上午是档案保护技术学，下午又是没课。周五上午是秘书学，下午是自习。周六上午是实务，下午没课。
　　居然有三天下午都是没课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三天后开学。
　　他有三天的时间，来适应这个六平米的房间，适应这个陌生的城市，适应这种一个人的生活。三天不长，但也够用了。
　　他把桌子上的东西重新摆了一遍，把搪瓷杯放在桌子的右上角，把牙膏牙刷放在杯子里，把肥皂碟子放在桌子的左上角，把剩下的那个鸡蛋壳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里。他把脸盆里的水倒掉，把脸盆扣在脸盆架上，把毛巾搭好，把拖鞋摆整齐。
　　金其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走出房间，带上门。
　　巷子口有一个早点摊，卖油条、豆浆、包子、稀饭。金其霖走过去，买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站在摊子旁边吃。豆浆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喝，油条很脆，咬一口掉一地渣。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围着一条白色的围裙，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她一边炸油条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声音很大，笑得也很响。
　　金其霖吃完了，把钱放在桌上，然后沿着巷子往外走。
　　巷子外面就是一家小百货店，店面不大，金其霖进去看了看，并不是为了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想尽快感受市区的点点滴滴。
　　从小百货店出来之后，他本打算直接回那个六平米的小房间，但走到巷口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他还没有买台灯。房间里的灯泡是那种拉线式的，一根细细的绳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末端拴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拉手，灯光昏黄，照不了多远。晚上要是想在桌上写点什么，肯定不够亮。
　　他又折回去，在巷口那家小百货店里挑了一盏最便宜的台灯。台灯是塑料的，淡蓝色的底座，白色的灯罩，灯泡是配套的，十五瓦，老板说这个亮度看书够用了。金其霖付了钱，把台灯夹在腋下，拎着那袋东西往回走。
　　回到房间，他把台灯放在桌上，插上插头，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光线白晃晃的，比头顶那盏灯泡亮多了，照在桌面上，连木头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调了调灯罩的角度，让光正好照在桌面的中央，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拾完这些，金其霖在床沿上坐下来，掏出那张课程表又看了一遍。他把课程表折好，塞进书包侧面的小口袋里，那里还有一张梁捷写的纸条，上面是那几个中专的名字和地址，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了，边角也卷了起来，但他一直没扔。
　　十一点多，金其霖想起了出门时母亲的嘱咐，于是重新站起来，去找电话亭。
　　问了门口小百货店的老板，金其霖沿着马路走了大概两百米，在一个路口拐角处找到了公用电话间。电话间里坐着一个老头，面前大开窗的窗沿上放着三部电话机。
　　金其霖拿起电话，拨了三厂传达室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他以为没人接了，正要挂掉的时候，那边接了起来。
　　“喂，三厂传达室。”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岛上口音，金其霖听出来是传达室的老李。
　　“李师傅，我是金其霖，麻烦帮我喊一下我妈。”
　　“其霖啊？行，你等着，我去喊。”
　　电话那头传来“啪”的一声，话筒被搁在了桌上，然后是脚步声，越来越远。金其霖握着话筒，等着。电话亭里很闷，玻璃门上全是雾气，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灰蒙蒙的街道。
　　等了大概五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母亲的声音，喘着气，像是跑过来的。
　　“其霖？”
　　“妈，是我。”
　　“到了？都安顿好了？”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金其霖很熟悉的紧张，好像他出门在外是一件让她很不放心的事情。
　　“到了，都弄好了。房间还行，该有的都有。”
　　“什么时候开学？”
　　“六号。”
　　“你中午吃饭了没有？”
　　“还没呢，一会儿就去吃。”
　　“别省钱，该吃就吃，身体要紧。”
　　金其霖握着话筒，听着母亲的声音，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出的声音有些哑。
　　“妈，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行，那你快去吃饭吧，别饿着了。”
　　“好。”
　　电话挂了。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金其霖握着话筒，又停了两秒钟，才把它放回去。
　　“多少钱？”
　　“五毛。”
　　金其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五毛纸币，递给老头，老头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他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