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一九八二年元旦,吉方正李春林在省师范学院读完四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了,根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两人一起分配回滨淮县。此时滨淮中学又有一批老教师退休,正缺教师,文教局便决定把他们全留在县中任教,方正教高中数学,春林教高中语文。滨淮中学是他们高中的母校,有许多熟悉的老师,环境也熟悉,离家也不算远,他们很满意。两家人听说也很高兴。
　　方正回到家里,说明文教局分配他到县中教高中数学，全家人听了欢欣鼓舞,庆贺吉家出了个高中教师。方良买了酒菜带着文文从王集小学赶回家，向方正夫妇和父母亲表示祝贺。酒席宴上,吉老师高兴地说:“以前，咱们家最高学历是我的祖父,他中过秀才,却没有中举，教了一辈子私塾;现在方正大学毕业,又留在县中任教,少说也算举人!算来方正是咱们家从古至今的最高学历了!”
　　方正听父亲如此称赞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爸,你怎么能这么比较?其实太爷爷能考中秀才已经不容易了。据说清朝时候,中秀才的考生先后要参加县试和府试,考取后,再参加由学道主持的院试,录取后才是秀才。也是百里挑一啊!中举人就更难了。我只不过在滨淮县考了一次就录取了省师院，又读了四年书就分配来县中任教,怎么能算得上举人?”
　　吉老师说:“举人也不过是个学历，又不能当官；还不如大学生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拿工资，有俸禄。反正我认为你就是我们家的最高学历了！”
　　方正理解父亲的心情,便不再和他争论,说:“算也好,不算也好,其实都无所谓。现在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招生，每年都有人考取,有人毕业，大学生会源源不断地分配出来工作,也就没有人过份看重大学生了。中学教师,也不过和您和大哥一样，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工资待遇也和你们相差无几。”
　　吉方良说:“我这个教师和你那个教师相比差远了,当你的学生还差不多。你如果肯学习,以后还可以考研究生,到大学当教师,评教授。”
　　方正说:“大学教授也不过是个大学的教书先生，最多能写两本书。”
　　吉老师说:“这就和我这个教书先生大不相同了:能写书,有了著作,就可以流传后世,不论过去多少年,经过多少人,人们看了他的书，就会了解他的思想学问。而我,不论教过多少年书,教过多少学生,人一退下来,人和名就都没有了;再过几年，人死了,人们也就把我全忘记了!"
　　方正说:“爸,你不也在写回忆录吗?你教过私塾,也教过小学,既当过教师,又当过校长,阅历广,经验丰富,现在又有时间，认真回忆回忆,总结总结，再认真构思构思,完全可以写出一本好书来!"
　　吉老师叹息说:“我一直在写,只是水平太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写出的东西自己总不满意。”
　　方正说:“爸,你坚持写下来,写出初稿,我再请人帮你修改,然后考虑出版。”方良也积极鼓励父亲坚持写下去。
　　吉方正大学毕业分配在县中任教,从此领国家钱,吃国家粮,有了铁饭碗,全家人欢欣鼓舞。张卫红自然也高兴,因为方正有了工作，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就可以宽裕一些了。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她觉得现在她与丈夫的距离更大了,因此又增添了几分担心。
　　她和方正结婚的时候,许多条件都比方正高。那时候,她是吉庄小学的正式民办教师,每个月国家给五元工资,生产队还给记半个劳动力的工分。而方正只是她哥勉强照顾的一个临时代课教师，文教局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多少工分还要看她哥哥的脸色,高兴就多给一点,不高兴就少给一点,甚至可以开除他。他是靠了她的帮助才能每天不落地记一个整劳动力的工分。----这是当时双方的经济条件。论政治条件,她出身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她哥哥张卫东是吉庄大队的造反派司令，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他说了算:她想当民办教师,尽管她文化条件不合格,她哥哥坚持推荐,杨晓东李文清阻挡不住,文教局也就批了她;她想上大学,尽管吉庄大队只分配一个名额,她哥哥坚持推荐她,她就占有了;虽然她最终没有被录取,但毕竟进了高考的考场，知道推荐上大学是怎么回事，要经过哪些过程。而方正虽然是真正的高中毕业生，却不符合条件，不得推荐，连考场也不能进,只能望天兴息。这么对比，她不值得骄傲吗?方正出身地主阶级家庭,是地主狗崽子;他父亲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多次被群众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乡、游街;他哥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无期徒刑,发配到沿海农场劳动改造。在吉庄,人们看见她和她家的人,都面带微笑,争着迎上来打招呼;而看见他和他家的人却远远躲着走，生怕沾染晦气。那时候,她觉得她在哪方面都远远优于他,高于他,凌驾于他之上。而他却处处不如她,处处都要依靠她。
　　运动过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不再讲究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方正才得以考取大学。他父亲也获得解放，重新当上吉庄小学的校长。不久,他哥哥吉方良无罪释放,还提拔当了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更叫人眼热的是，公公退休后,连民办教师都不能当的小姑方玉一下子接班当上了公办教师,工资是她的好多倍,户口还转成了城镇户口,又谈了一个解放军军官的对象,全家人从此春风得意，扬眉吐气。而她家却是每况愈下,她哥哥在吉庄大队当了这么多年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一把手,就因为是造反派头头,一下子就削职为民,当了平头老百姓。更可气的是，有些人还告发他文革中搞打砸抢，派出所来调查了几次，虽然没有判刑，也受到大会公开批评，名誉一落千丈。随着哥哥的下台败落,她的家人和她在生产队、在学校的许多优先权、优越感都消逝了。如今民办教师又要考试,连续三年考不合格就辞退不用。她已经连续两年没有考合格了,明年能否考合格,她实在没有把握，万一考不合格，被辞退，她又是残疾人，连做个农民都不合格。如今方正大学毕业，又分配在县中当高中老师,吃国家粮，拿国家钱，从此政治上、经济上再也不要依靠她了,她对他再没有任何吸引力和约束力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高兴之余,实在令她不寒而栗、忧心忡忡。她知道,人的思想感情常常会随着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她和他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和客观环境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反向变化,谁能保证他的思想感情不会发生变化呢?
　　晚上,张卫红把儿子扬扬哄睡着放在一边,然后偎依着丈夫躺下来,吉方正顺势把她搂在怀里,夫妻俩亲热了一会。张卫红看着丈夫,忽然流下眼泪来,说:“方正,你如今大学毕业分配在县中当了高中的老师,拿国家钱，吃国家粮，有那么多男女同学围着你,巴结你,你比以前风光多了,发达多了,我为你而高兴!但是，如今的县城是个花花世界,卖什么的都有,干什么的都有。我听说人在那地方呆久了最容易变心，移情,所以我又为你担心,为我的将来担心,我真怕你有一天把我和扬扬丢开不管,另外寻一个漂亮的小妞做老婆。”张卫红说着紧紧地抱住丈夫,生怕被别人夺走似的。
　　吉方正说:“你胡乱猜疑些什么?我老早不是就对你说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嫌弃我,愿意嫁给我,伴随我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我感谢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的恩情。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不主动离开我,我就永远不会跟你离婚。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争取把民师合格证拿到手。”
　　张卫红不觉脸发热,心里发虚,她说:“方正,对不起,今年我又没有考合格。我的知识基础太差,初中的东西我都不会；明年,我怕也难以考合格。”
　　方正鼓励她说:“你要有信心,不懂就问我爸，我哥,方玉初中毕业，成绩不错，也能教你。慢慢学,不要灰心，要有信心。”
　　张卫红说:“方正,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总是学不会,特别是数学。如果明年还考不合格,我就要被辞退,不能再当民办教师了。你会怪我吗?会嫌弃我吗?”张卫红抱住方正,使劲地摇晃着。
　　方正说:“如果明年还考不合格,那也没办法,辞退就辞退吧,反正咱们家缺少劳动力,六口人的土地,十六七亩,光靠大嫂和爸妈干活怎么行?大嫂原来是公社服装联社的职工,自从咱们家承包了这么多土地,她把服装社的工作也辞了,一心扑在土地上。你下来正好帮帮她,爸妈也会轻快些。”
　　张卫红放开丈夫,叹息说:“我哪里比得上大嫂?她身强力壮,像头牛,一挑子能挑一百多斤!我这条腿从小得了麻痹症,走路都困难,田里活怎么能干?”张卫红想起干田里的农活,脸上犯起愁云。
　　方正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父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下田干活,难道你还不如他们?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如果不能当民办教师了，就要想着干活;你这么年轻,总不能指望别人劳动来养活你吧?”
　　张卫红觉得丈夫像在嫌弃她,歧视她,强逼她下田劳动,便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我不会要你养活,扬扬是你儿子,你总该养活的!”
　　方正觉得卫红误解了他的意思,说:“这不是谁要养活的问题，是咱们家缺少劳动力,就是我放假回家，也照样下田劳动。现在土地承包到户,不像在集体,你不干,别人给你干,到时出点钱,就能分到口粮。现在，你不干谁给你干?你看咱们队里,上至八十三,下至手中搀,哪个不是拼命干活?你和扬扬也有两份土地,加上自留田,五六亩地,虽然和大嫂在一起,没有分开,咱们心里也要有数,该忙时就要忙,该劳累时就要劳累,不能只靠大嫂一个人干。大嫂是忠厚人,每天不说不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从不和你攀比；否则，把承包的土地分开,你不干怎么办?”
　　张卫红说:“凭什么就该我干?扬扬是你儿子,你难道不该干?”
　　方正说:“我是该干,扬扬那份地我该干,妈的地我也该干,但是,我现在是县中的教师,我总不能把工作丢了,每天回家种地吧?”
　　张卫红说:“你的工作不能丢,就该我丢下工作种地?”
　　方正说:“谁叫你丢下工作种地了?你又说民师考不合格,考试不合格被辞退了,你不下来种地又能干什么呢?”
　　张卫红觉得丈夫嫌弃她，既嫌弃她没文化,又嫌弃她残疾,不能干活,便哭闹起来,说:“我就是民师考不合格被辞退了，也不能下田干活。我在家长到出嫁，还没下田干过活呢!我知道,你如今大学毕业当了县中的老师,地位高了,觉得我配不上你了,就嫌弃我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我文化不高,我腿有残疾,也没瞒着盖着,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嫌弃我?现在晚了,生米做成熟饭了,我不能干活，你也要养活我!”
　　夫妻争吵的声音由小到大,三间屋两头房,早惊动了吉老师夫妇。吉老师听两人愈吵愈厉害,觉得吵闹出去影响不好,便坐起身来,大声喝斥道:“方正,你想干什么?刚刚分配工作就和老婆吵仗，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你现在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有老婆,有孩子,分配工作了,就该好好过日子,照顾好家庭,照顾好老婆孩子,叫人家看着咱们家红红火火,一片兴旺。家庭有困难,好好商量着解决,哪能动不动就吵架?咱们这个家庭不兴这么样。你听你大哥大嫂这样吵闹过吗?”他又劝张卫红说:“卫红,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嫌弃你,也不会逼你下田干活的；方正也不敢。你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争取民师考试合格，闲时带好扬扬就行了。田里活,由我和你大嫂、你妈和方玉、方正干呢,再难再累,我们也不会逼你下田干活的。我们是老户人家，是懂得道理的,不会做没道理的事情。”
　　方正卫红受到父亲一顿教训，方才不敢争吵了，各自去睡觉,只是再也亲热不起来,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吉老师见方正夫妇不再争吵了才放下心来,小声对老伴说:“明天你背后劝劝卫红,对丈夫说话哪能那样口气?不是方正逼她,倒是她逼方正了。方正又是个牛脾气,不是我压住,他会让她?夫妻过日子这样是不行的。”
　　吉大妈说:“背后我也劝过卫红,只是这孩子小心眼,总担心方正将来嫌弃她,不要她。”
　　吉老师说:“你告卫红说,只要她好好过日子,好好待方正,照顾好扬扬,我们家决不嫌弃她,方正也决不会不要她的。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叫她放心。”吉大妈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