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吉方良听说赵玉荣在省医学院进修期满回来王集医院，连忙赶去医院看望她。分别一年后重又见面,两人都十分高兴，有许多话要说。
　　吉方良看见赵玉荣装了假肢,穿了一身时新的套装裙,又烫了头发,化了妆，身体恢复了原来亭亭玉立的靓丽形象,也很高兴,猜想她在省医学院进修一年中生活学习得不错,一问果然如此。赵玉荣把一年之中如何学习,如何和赵凯徐婧一起去看望昔日的院长、老师、同学,如何一起逛商场,看影剧,重游玉姑山水,她如何去看望赵、徐两家老人,赵凯徐婧如何帮她装了假肢,如何请她吃饭,以及打倒‘四人帮’以后省城的巨大变化,详细向吉方良叙说了一遍,言语之中既有欢乐庆幸,也有诸多感慨。吉方良问起赵凯徐婧的情况,赵玉荣告诉他，他们已经调回省城工作,分配在省第一人民医院,就是赵凯父亲和徐婧母亲退休前工作的单位。现在两家老人都退休了,身边需要子女照顾，所以极力想方设法把赵凯徐婧调回省城工作。吉方良回想起赵凯徐婧,赞叹说:“真是两个好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又正直无私,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
　　赵玉荣更是称赞不已,说:“没有他们两人的帮助,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根本活不到今天。"
　　吉方良说:“你们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造反派的战友,帮助照顾你尚在情理之中;我与他们不过是间接朋友,但是我被捕后,他们夫妻竟不避风险，为我寻找证据，整理材料，提起申诉,还颠簸数百里亲自到沿海农场看我和李主任,送东西给我们,此番情意实在感人肺腑!”
　　赵玉荣说:“他们至今仍然没有忘记你,临来时他们一再叮嘱:欢迎你假期到省城去玩。还说他们有时间会再来王集看望你。"
　　吉方良十分感激,说:“放假我一定去看望他们。文革中,我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人家尚能不避嫌疑,赶到劳改农场看我,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我难道不能到省城看望他们吗?到时把我们滨淮的土特产:双沟大曲、莲籽、藕粉、青虾、甲鱼，多多带一些给他们；他们吃了这些东西,一定又能回忆起在滨淮工作的生活。”
　　赵玉荣说:“今年就不必去了,我刚从他们那里回来,一切情况都了解;况且他们刚刚调去,单位连住房还没给他们安排,临时住在家里,我们去了连住处都没有。等明年暑假,他们单位安排了住房,我们去了也好有地方住。我们把文文、化化、学良也一起带去,叫他们也到省城见见世面。"
　　吉方良说:“这样也好。”
　　吉方良又问起赵凯徐婧的夫妻关系,说:“我听说他们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自幼青梅竹马。婚后生活却并不和谐?”
　　赵玉荣叹息说:“好同学、好朋友，未必是好夫妻。婚前赵凯曾多次表白,他把徐婧一直当作姐姐,他们只能是姐弟关系。可是徐婧一直深爱着他,从省城到滨淮紧追不舍,她也知道赵凯并不爱她,她就是不肯放弃；她说如果她不能和赵凯结婚,她这一辈子也就不准备结婚了，孤独一生算了。所以我只能促成他们。没想到好心并没能办成好事。”
　　吉方良说:“我知道赵凯一直在追你,又见你一直没谈对象,当时我还想做个月老呢。"赵玉荣没有说话。吉方良也不便问。沉默了一会,赵玉荣又接着说赵凯与徐婧的夫妻生活:“实际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婚后徐婧对赵凯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百般体贴，可以说无微不至;赵凯对徐婧仍然很尊重,家庭开支花费，生活安排,全由徐婧作主,赵凯从不说三道四。只是他们之间缺乏青年夫妻应有的激情。徐婧总嫌赵凯对她冷漠,不热情。赵凯又染上酗酒的毛病,常常喝酒,每喝必醉,回到家来呼呼大睡,有时还吐酒。徐婧说他,他就离家出走,到外面去住,徐婧只好再把他请回来。”赵玉荣感叹说:“他们作同学作朋友时倒热情,姐姐弟弟叫得很亲热;没想到做了夫妻倒冷淡起来,常常一天不说一句话,有时交待事情也懒得说话,只好靠写字条。”
　　吉方良说:“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你劝劝他们,还是将就过吧。同学、朋友和夫妻不同,同学、朋友的关系靠感情维系,同学朋友之间没有了感情,互不来往,也就同学不亲,朋友不友了。夫妻关系既靠感情也靠生活维系,只要有饭吃,有衣穿,能生儿育女,就具备了做夫妻的基本条件,只要双方不想离婚,这夫妻就能继续做下去。所以社会上的人常说‘米面夫妻,酒肉朋友’。其实世界上像这种关系的夫妻也不在少数,大家每天还不是照样生活吗?”赵玉荣听了十分惊讶，她想:一向重情重义的方良哥怎么这样理解夫妻关系?但是想想自己的婚姻，吉方良的婚姻,岂不都是像赵凯徐婧一样,甚至还不如,心里一阵难过,也就不再说什么。
　　沉默了一会,吉方良问赵玉荣:“明远调到农业局当副局长,王书记也调县里去了,现在你也学习回来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往县里调还是继续留在王集?”
　　赵玉荣没有立即回答,像小时候一样,她问吉方良:“你看我该怎么办呢?是调往县医院好,还是继续留在王集医院好?”其实赵玉荣早已有了答案,他只是想试探吉方良的态度,看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关心她。
　　吉方良思忖了一会,认真地说:“考虑工作和生活方便,我认为你还是调到县医院好,这样,你们一大家子都住在县城，生活上他们也好帮助照顾你。”
　　赵玉荣摇摇头说:“这样我方便了，可是我爸我妈怎么办?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况且，吉庄还有房子，有承包的土地。”
　　吉方良说:“这也是个大问题。"但他马上又说:“干脆叫大叔大婶也跟你们去,把家里房子卖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别人。你和明远都是大学生,工资高,足可以养活两位老人。大叔大婶也可以帮助你们照顾学良、做些家务;你们也免得挂念大叔大婶,经常来王集、吉庄跑了。”
　　赵玉荣说:“这样好倒好,只是我爸我妈不愿意离开吉庄,他们还恋着家里的房子和承包的土地呢。”
　　吉方良想起自己的父母,也有同感,他说:“老年人都是这样,恋土难移，我爸都退休了,每天还和我妈一起下田干活。"可是他又说:“我家的情况和你家不同,我家农业人口多:我这边三口,方正那边两口,加上我妈共六口人,整整分了十六七亩田地,光靠瑞云一个人怎么忙得了?”
　　赵玉荣说:“其实你家的工资收入也不少;你夫妻两个、吉老师、方玉,如今方正也工作了,加起来比我们还高,不种地也足够生活的。”
　　吉方良说:“我哪有夫妻两个拿工资?瑞云服装社的活早就辞了,去年就到吉庄种承包的土地去了。一开始她还有些舍不得服装社的工作,可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手艺和工作；如今种了一年地倒种出甜头来了，觉得种地比做衣服收入还多。我上次回家她对我说:种地虽然苦些累些,但比在服装社收入高得多。她还想出新窍门来了!”
　　赵玉荣说:“种地有什么新窍门?有新窍门就不会承包到户了。我想国家把土地承包到户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土地在集体,社员出工不出力，广种薄收，产量老上不去,粮食问题总不能解决。”
　　吉方良说:“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积极性就高了,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提高产量。瑞云竟然想出要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她说有了拖拉机,收种、运输、脱粒，又快又好又及时,人也轻快多了。"
　　赵玉荣说:“你们家买手扶拖拉机谁开?你回家开?”
　　吉方良说:“瑞云自己学开。她见吉大壮家买了手扶拖拉机用途很大,不仅种好自家承包的土地，还能给缺乏劳力的农户代耕代种，收取一些工本费，于是她也想买。只是一台手扶拖拉机两三千块,再配齐旋耕耙,车斗子,得四五千块，我们家一下子怎么买得起?大壮家买得起,是他家这几年大量种菜卖菜赚的钱。我们家光靠这几个人的工资能结余多少?”
　　赵玉荣说:“论说你家也该买台手扶拖拉机,十六七亩土地,瑞云再能干也不行。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超过极限,人的身体就会受伤害。”
　　吉方良说:“分田到户这一年多,我们家也确实苦了瑞云,也苦了我爸、我妈。虽说暑假、麦假，方正方玉能帮助干几天,可那能干多少?农活一年四季都有,大量的农活还得靠瑞云干,还要我爸我妈帮着。”
　　赵玉荣说:"你家还有瑞云能干,另外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家可苦了我爸了,去年麦季累得病了一场，今年麦季听说租了吉大壮家的手扶拖拉机，才稍微轻快些。”
　　吉方良说:“你家收麦,本来我该去帮助干一两天的,可是学校事情太多,我脱不了身,家里又自顾不暇。”
　　赵玉荣想了想说:“请人帮助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农忙时家家都忙,哪里请人去?所以瑞云想买台手扶拖拉机，倒是个好办法。方良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家要买手扶拖拉机钱不够,我家入一股,我出一千块钱。我爸在农具厂,手扶拖拉机他多少懂一些,听说也将就能开,只是他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我不敢叫他开。瑞云愿意学,叫我爸教她。我们两家这些地,有一台手扶拖拉机用来收、种、运输、脱粒，人就轻松多了。另外,明远在农业局工作,买得到平价柴油,听说今年吉大壮家的柴油还是我爸叫他帮助买的。”
　　吉方良一听高兴极了,说:“这样太好了!那天在家我爸还这样想过,说人家是强强联合,咱们是弱势互补,共度难关。就不知大叔大婶能不能同意?”
　　赵玉荣说:“现在还有什么不同意?还怕你家是地主成份，政治上受影响?”
　　吉方良笑了,说:“这倒不会了，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总之,你别问为什么,你还是回去问问大叔大婶。老年人常常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未必和青年人一致。他们要是同意,咱们就这么办;他们要是不同意,也不必勉强,我们再另想办法。”
　　赵玉荣说:“不必问,他们肯定同意。经过这场大革命,他们也该换换脑筋了。以前总嫌姓吉的成份高,不能重用,怕犯错误;现在共产党都改变态度,改变政策，用姓吉的人做大队书记,大队长了,他们还有什么怕的?听说分配耕牛时,没有人愿意带我们家,最后，还是吉大壮家带了我们家,爸妈都很感歇他呢。”
　　吉方良说:“这么说来大叔大婶很可能同意。你还是回家问问两位老人,毕竟是他们要种承包的土地,况且，瑞云学开拖拉机,还要大叔教她。不过你要调到县医院,大叔大婶都跟去住，你家的土地就不能承包了，你家也就不必买手扶拖拉机了。”
　　赵玉荣着急了,说:“谁说我要调到县医院工作了?告诉你吧，昨天王明远来,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我的家在吉庄,我的父母亲在吉庄，我的工作在王集医院,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他要是愿意来,这里还是他的家;他要是嫌弃这里不好,不方便,就不要来了。我无所谓。”
　　吉方良听了十分吃惊,说:“玉荣,你怎么这么说?你这不是让明远伤心吗?”
　　赵玉荣说:“他叫我离开家,离开父母亲,难道不是伤了我的心?结婚这么多年,他该明白和理解我的心意,我是不会离开王集的。”
　　吉方良说:“他叫你调到县医院工作,也是为了你好,你们在一起,他照顾你，照顾家庭，会更方便;你在王集,他在县城,双方生活都不方便，他就更不便照顾你和家庭了。”
　　赵玉荣说:“谁愿意让他照顾,一天到晚婆婆妈妈,还不够腻烦人的!他离开倒好一些,我求之不得。老早就想这样了，只是都在王集工作，分开来怕别人议论，父母亲也不答应。”
　　吉方良问:“你这么做,明远愿意吗?他怎么说?”
　　赵玉荣说:“他倒没说什么,还说调我去县医院工作只是他父母的意见。他听从我的意见，绝不勉强我。”
　　吉方良说:“明远真是个忠厚老实人,对你能容忍；你要尽量对他好些,别让他太伤心。”
　　赵玉荣说:“我从来没有叫他容忍我,一切都是他自觉自愿的。我们结婚时有协定。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谁也不属于谁,谁也无权干涉对方的自由。这一点他明白也是认可的。我这么做并没有违规。”
　　吉方良说:“夫妻之间,协定有什么用?他要不执行,你又能怎么样?要互相理解,只要他是为你好,就谅解他,不要伤了夫妻感情。”
　　赵玉荣说:“我们的关系全靠君子协定维系,这是最高原则,谁违反这个最高原则,后果自负。生活、感情都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说王明远是很自觉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反这个君子协定,所以我们的关系还能维持下来。”
　　赵玉荣说:“方良哥,你和瑞云有没有君子协定?”
　　吉方良说:“我们没有什么协定。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靠感激之情维系的。你也知道,我得了伤寒病,连续高烧一个多月，又腹泻不止,病得就剩下一口气。那时候我爸还没有解放，我妈不能完全脱身来照顾我,就叫方玉来照看我；当时方玉还小，哪里会照护病人？全靠了瑞云。其实也太难为她了,那时候瑞云还是未出阁的大姑娘,我们的关系又没有确定,她竟不顾羞怯，不怕闲言碎语，照顾一个大男人,每天擦屎擦尿,端屎端尿,多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这条生命是瑞云救回来的。其次，是我服刑那四年,瑞云被魏光明赶出王集小学的住房,又失去服装社的工作,回到吉庄,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劳动,又挂念我,那么高大的个子,竟瘦得还不到一百斤!我是判的无期徒刑,根本没指望活着出来。听父母亲说,在那种情况下，瑞云竟然毫无怨言。再就是现在,全家人承包了十六七亩土地,收、种、管理,主要靠她,为此，她再次辞掉了服装社的工作,一个人回到吉庄,没日没夜地在田里干活,其他家人干多干少她从不计较。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学开手扶拖拉机，不是累极了，她怎么会想到走这一步？人心都是肉做的,瑞云做的这些事情常使我感激涕零,叫我没办法不感谢她,不对她好。”
　　赵玉荣也被感动了,她说:“瑞云是个好人,比我好,你要好好对待她。”
　　吉方良认真地点了点头,说:“我要对得起良心。人家救了我,我要好好感谢人家,不能以怨报德。”
　　赵玉荣长长叹了一口气,许久她说:“方良哥,你对瑞云这样好,你对我的承诺还算数吗?”
　　吉方良一时懵懂,问:“我有什么承诺没有算数吗?”
　　赵玉荣不觉脸红,小声说:“柏树林中的承诺。”
　　吉方良沉默了,随后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回答赵玉荣:“我说过不算数吗?我做过不算数的事吗?我让人家感觉说话不算数吗?”他陷人深深自责和痛苦之中。
　　赵玉荣连忙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怕你不算数。”
　　吉方良自责道:“我让人怀疑,让人担心，说明我没做到,起码没做好。”
　　赵玉荣又连忙说:“没有,没有,方良哥,真的没有,我这么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吉方良连连摇摇头,一脸惭愧。赵玉荣也低下头,不好再说什么。
　　赵玉荣看见自己的话使吉方良难过,心里很后悔;但她又觉得值得:因为她从吉方良的言语和眼神表情中看得出,他没有忘记她,没有忘记对她的承诺，而是把对她的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牢不可破。他对瑞云的爱只是出于感恩、报恩，是感激之情；对她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经久不衰。他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她没理由怀疑。她放心了,更坚定了留在王集医院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于是她改换话题说:“方良哥，你很憔悴，是不是土地承包到户后你太劳累了?”
　　吉方良说:“也不是。其实，田里的农活我干得很少,主要是瑞云、爸、妈、方玉他们干的。文文、化化在这里上学,我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他们，哪有时间回家干活?平时的工作繁重,李老师身体不好,我只得尽量多干些,让他多休息一些。放假和星期天,又要辅导民办教师学习。他们多是文革中推荐上来的,文化基础很差,去年考试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今年暑假要进行第二次考试,明年再考第三次,三次考试不合格的就要被辞退，永远离开教师队伍。不论怎么样,他们也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李老师说了,要对他们做到仁至义尽。李老师有仁义之心,我就要有仁义之举啊!另外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瑞云回吉庄种地去了,文文化化姐弟俩全靠我照顾,洗衣、做饭、辅导功课,我都要过问。多亏文文懂事，知道帮我照顾化化,有时还能洗洗衣服,刷刷碗筷,我还能休息一会,否则，整天都没有空闲。”
　　赵玉荣想起赵凯的话，说:“你做工作别学习李老师,他是事必亲躬的。工作布置下去,有要求,有检査,做不好的,该批评批评,该检讨的检讨。你事事都做,也未必都做得好。赵凯做工作就是这样。我曾经问他:你做门诊部主任,事情千头万绪,怎么还能经常喝酒,又常常喝醉?你要注意,千万别出医疗事故！你是领导，一旦出了医疗事故，你就有推脱不了的责任！他说:我做工作时头脑都是清醒的,我把许多工作一起想好,规划好，然后统一布置下去,哪项工作哪个做,什么标准要求,谁来检査,怎么检查,什么时候检查,无不责任明确,记录在案,出了问题,按责任追查,与我何干?”
　　吉方良说:“我也想过这么来干,可是李老师不同意,他说事必亲躬才能真正了解情况，做好工作。还说，诸葛亮事必亲躬,所以成为千古名相。我也觉得事情亲自干过心里才踏实、放心。”
　　赵玉荣说:“真是什么师傅教什么徒弟。李老师一辈子聪明、谨慎,文革中也未能摆脱厄运,现在落得一身毛病。你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能少操心的就少操些心。我觉得赵凯的工作方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你再认真考虑考虑。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总是有限的，事必亲躬，也未必事事都能做好。”赵玉荣用关切的目光看着吉方良，再三劝说。吉方良没有说话,他默默的点点头，以此回应赵玉荣对他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