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我终究还是在QQ上，“网”到了我的爱人。这说来有些奇妙，竟也算实现了当初那个模糊的愿望——在网上，遇见一个能相伴的人。
　　陶先生是我大四那年随手加上的QQ好友。加上之后，我们只来得及简单做了个自我介绍。得知他那年刚参加工作，单位就在兰大本部对面，之后对话框便沉寂下去，再没亮起。正因如此，他反倒幸运地逃过了我那套“删除、拉黑一条龙”的操作，安静地留在了好友列表的某个角落。
　　等我读了研究生，有了自己的电脑，整个人便一头扎进了科研的海洋里，QQ聊天成了件遥远的事。何况那时候，QQ空间推出了好多新鲜好玩的游戏，最让人上头的莫过于“QQ农场”。现在想来，那个定好闹钟、深更半夜爬起来偷菜的年代，大概是一代学生共同记忆吧。
　　事情发生在我熬夜做实验的某个晚上。凌晨一点多，QQ列表里只有一个头像还亮着，没有备注名字。我随手发了句：“在么？”
　　对方几乎秒回：“在。”
　　聊了几句，我们都想起了对方是谁。这是我们互加好友一年多后的第二次对话。他说，当年入职没多久就被派到了新疆的工地，大山深处的矿区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网络也是最近才通上，电脑也是刚配不久。
　　从那以后，我晚上熬夜做实验时，便常会和他聊上一会儿。新疆和内地有时差，我这边的凌晨，对他还不算太晚。聊天内容稀松平常——他诉说工地生活的单调与荒远，我吐槽实验的繁琐和论文的磨人。
　　有一阵，网上总有人调侃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甚至喊出“灭绝师太”这样的称呼。我忽然没来由地焦虑起自己的婚恋来——倒不是多么渴望婚姻，只是不想变得“和别人不一样”。我想像大多数人那样，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想被看作异类。
　　鬼使神差地，有一天我问他：“你有女朋友吗？”
　　他说：“没有。”
　　我又问：“你会娶女博士吗？”
　　他答：“那肯定会啊，女博士多好，学历高，多少人羡慕呢。”
　　我问他多高，他说一米八。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没戏了。我曾暗自设过一条标准——男朋友不能超过一米七。没有什么深刻理由，只是觉得个子太高的人站在旁边，我会不自在，会有压力。
　　于是我说：“这么高，那算了。本来还想问问你对我有没有兴趣呢。我只有一米四几，不合适。”
　　他很久没回复，我心想：看吧，一听身高就装死。别说我觉得不合适，人家首先就觉得不合适。
　　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回过来了。第一句是：“刚领导过来找我有事。”第二句是：“高个子也不是坏人啊！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就这一句，不知怎么，突然戳中了我心里某个又软又涩的地方。我盯着屏幕，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就这样，我们算暂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后来才知道他还比我小两岁，也不符合我原先对年龄的期望。三个月后，他从新疆回来，我们在校园门口见了面。之后，便正式在一起了。
　　对，就这么简单。
　　他长得又高又帅，我朋友形容他的原话是“风一样的男子”。我不在意他学历低、家里穷；他也没嫌弃我个子矮、不好看——那时候我脸上满是痘印，实在算不上好看。后来我也曾很多次追问他，当初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他总是笑而不答。这问题，也便成了一个的未解之谜。
　　我和陶先生相识相爱的过程听上去多少有点“草率”和“离奇”。但是，将近二十年过去，我们走过了岁月，守住了婚姻。现在回望不觉恍然，这也许不是巧合也并非凑合，而更像是两个灵魂命中注定的久别重逢。
　　那段时间，我们原本也只是寻常的男女朋友。春节时，我带他去见了张老师，也只是寻常的探望。没想到张老师那天的一句话，却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悄然改变了之后我人生的轨迹。
　　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其实读博期间结婚也挺好，要是能把娃生了更好。将来毕业找工作，这也算是个优势。”
　　张老师或许只是随口一提，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我真听进去了，回去就开始琢磨这件事的可行性。可陶先生不同意。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我现在没攒下什么钱，拿什么结婚？人还在新疆，项目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也回不来。再说生孩子——生了谁带？我妈不在了，你妈要带孙子，你还在上学……不行，坚决不行。”
　　我给他分析：你看我都二十九了，这年龄早该成家了。如果现在不趁上学把这事办了，等到毕业就三十二了。刚工作总不能立马怀孕吧？再等一两年，我就三十四五，那时候是不是太晚了？在当年，这确实算得上“大龄”了。
　　他心里明白我说得在理，可还是咬定要等我毕业之后再说。之后他返回新疆的工地，我继续留在学校上学。
　　但我并没放弃这个念头，一有机会就在电话里劝他：“你可以申请调回来；生了孩子我们自己能带，相信我，没问题的。我会在生孩子前把实验做完，生完后白天带娃，晚上写论文，一定安排得过来。”
　　终于，在我反复的“洗脑”下，他松了口。
　　暑假时，我带他回了老家。我娘对他很满意——主要是满意他的身高长相。她觉得我个子矮，一定得找个高个子才行。至于陶先生母亲早逝、家境贫寒的现实，她似乎选择性忽略了。而我爹那时已经病得很重，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吃饭如厕都得我娘搀扶。除了高血压、冠心病、半身不遂，他还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连人也不太认得清了。对此，我长时间以来也是选择性无视，我既不能放弃学业回去照顾，也挣不来钱替他医治，除了逃避、自欺欺人地假装一切还好，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我娘同意我们结婚，并找人选定了日子，就在二零零九年的秋天。
　　暑假返校后，我便乐滋滋地开始张罗起结婚的事——从哪儿出嫁、选哪个酒店、礼服穿旗袍还是婚纱、喜糖喜帖去哪儿买……一有空就拉着朋友逛街商量。我的三个本科舍友也陪我讨论了好几回，大家都挺开心，毕竟我是班里第一个结婚的人。那些日子，连空气都仿佛漾着糖纸般明亮琐碎的光泽。
　　然而，这份满怀期待的喜悦，未能持续太久。
　　有一天，我正站在商场试衣间的镜子前，端详着一件绣了缠枝莲的红色旗袍，手机忽然响了。接起来，是我弟弟的声音，哽咽而急促：“姐，你回来吧，爸……快不行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霎时间一片空白。我握着手机，保持着贴在耳边的姿势，人却僵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直到朋友又拉又摇地把我晃回神，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她焦急地问我怎么了，我只摇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一直哗哗地往下淌。
　　“我爹……不行了……”我终于泣不成声地挤出一句话。朋友愣住了，随即紧紧抱住了我。她几乎是拽着木然的我出了商城，拦了一辆车，问我：“身份证带了吗？带了的话我们直接去车站。”我慌乱地翻看背包，幸好证件都在。
　　在车上，我流着泪给张老师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我要回家，父亲可能撑不住了。我没有勇气打电话——我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彻底崩溃。
　　挂断电话没多久，手机响了，是师门的一位师弟。他说：“师姐，你在车站等着，等我我买好票联系你。”
　　原来，张老师看到短信后，立刻安排了师弟给我去火车站买票，买的卧铺，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卧铺。师弟把票塞进我手里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感动于师弟的奔波，更感动于张老师的细致关怀。师弟轻轻抱了抱我，说：“师姐，路上小心，有事随时联系我们。”
　　列车开动后，我的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涌出来。车窗外的风景模糊成一片，而父亲的样子却异常清晰——我跟着他赶集、走街串巷、进货；他给我买糖、换方便面、捧回大米花……他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累，却从不多说一句，从不抱怨一声。
　　我赶回家的那个晚上，父亲就走了。我见到了他最后一面，却也从此背上了无尽的自责与愧疚。
　　其实，父亲的身体早已不容乐观，只是我自己一直不愿相信、不肯承认。我总以为，父亲是强壮的，能扛过所有的病；我总固执地觉得，只要他听话忌口、坚持锻炼、按时吃药，就一定会好起来；我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
　　一切不过是我自欺欺人的逃避，是我不敢面对现实的懦弱。
　　我对不起父亲，在他起早贪黑挣钱养家时，我曾因自己的任性，几乎没给过他好脸色；在他生病需要照顾时，我也没能陪在身边、端水送药。在他的有生之年，我未曾尽过一天像样的孝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说的，大概就是我吧。
　　陶先生第二天从新疆山里出发，几经转机，在第三天早上赶到我家，却终究没来得及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陪着母亲，和弟弟一起料理后事。那一个月里，我的大脑仿佛陷入一种麻木的平静，并不觉得多么撕心裂肺，就好像父亲并没有离开，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可每当点开老师、同学发来的安慰短信，心口便猛地揪紧，疼得无以复加，眼泪无声无息就落下来。
　　张老师让我安心在家，学业的事先放下，多陪陪母亲；那时候，我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与学院党委书记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没想到他也打来了电话慰问；师门里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同学朋友们，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发来消息，那份支撑，无声而具体。最让我鼻酸的是，师兄受大家委托，转来了一大笔凝聚着心意的帛金，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
　　人世间的牵挂，大约就是这样——在你最摇晃的时刻，悄悄从四方伸来安静的手，将你轻轻扶住。这一个月，悲伤是缓的，感念却很深。它让我在失去亲人的裂缝里，依然触到了人世间最暖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