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有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很难，需要反复掂量、左右徘徊；而有时候，有些事情却又像是被一股无形的惯性推着走，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就像我当初决定是否读研，也曾左思右想、辗转难定。可一旦真正踏上这条路，它便渐渐成了一种习惯，融进了日常的节奏里。
　　所以，当研二那年张老师问我有没有意向继续读博时，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提笔填下了硕博连读的申请表。整个过程顺畅得像是不需要思考——仿佛走到这一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我甚至已经满足了学校对博士学位申请的基本要求：只需要发表一篇EI检索的文章即可，而我，手上已经有了两篇。
　　就这样，我顺利地从硕士生转为了博士生，继续沿着之前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往前走。这时候，原先那种只看中文参考文献的学习方法，显然已经不够用了。导师给了我几个经典的英文原著书单，说要想真正吃透知识，读原著比看翻译本效果好得多。他还明确要求，博士阶段必须撰写英文论文。尽管那时学院尚未出台博士毕业必须发表英文SCI论文的规定，但在我博二那年，这条政策正式落地执行了。也多亏了张老师一贯的高标准、严要求，让我早在博一就清楚地知道：英文SCI论文，是我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其实，我的英语一直不好,从六级考了七次才过这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
　　但这并不是我不想学，也不是我不努力。我是真的学起来吃力，记也记不牢。
　　所以，对我这样一个英语底子弱的人来说，无论是啃英文原著，还是读英文文献，都是件挺痛苦的事。尤其对着电脑屏幕看，不仅看得眼睛发酸，有时候连头皮都阵阵发麻。这时候，纸质书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我开始频繁地往图书馆跑，没有实验的时候，就一整天泡在里面，硬啃那些厚重的英文原著。
　　书当然可以借出来看，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更喜欢待在图书馆里。仿佛只有在那样的氛围中，我才能真的把字句读进心里。我依然会选一个靠窗的位置，就像当年在榆中校区图书馆那样。虽然窗外的景色变了，但心境却一如往昔——只要在图书馆的书桌前坐下，心便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只不过，当年读的是小说散文，如今捧在手里的，是密布公式与术语的专业著作。
　　“勤能补拙”这四个字，在我身上倒是真真切切地应验了。我的英语阅读和书写能力，确实是一点点被磨上来的。至少在专业领域内，理解文献、撰写论文已基本不成问题。发表第一篇英文SCI论文时，我还得先把实验成果写成中文，再逐句翻译成英文；而到了写第二篇时，我已经能直接用英文构思和落笔了。
　　在旁人看来，我这两篇英文论文发表得似乎颇为顺利。可实际上，只有我自己清楚每一步走得有多吃力——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短语，甚至每一个选词，都要反复掂量。但这还不算最难的，最折磨人的是对实验数据的分析与挖掘。思路卡住的时候，真是急得直揪头发，恨不得把头皮都薅下来。
　　好不容易写出来、投出去，却遭遇了直接退稿。古人常把写文章比作女人生孩子，那我不妨也借这个比喻说下去：投稿就像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满心欢喜地给人看，对方却冷冷丢来一句：“真丑！”——那一刻，真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凉得透彻，也闷得说不出话。
　　能怎么办呢？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只能改投别的期刊。心里还忍不住愤愤：你不识货，总有人识货。
　　等论文终于没被直接拒绝，进入送审环节，依然是悬着心的等待。接下来便是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再审，再修改、再再审……从大修到小修，其间经历的曲折，只有自己最明白。我至今清楚记得，回复第一篇论文的审稿意见，我整整写了十五页。我写一版，师兄改一版，张老师再改一版，然后我又接着改……文档上来来回回，几乎找不到几处还是黑色的原文，满眼都是红、绿、黄密密麻麻的批注。
　　更惊险的是定稿前那次：编辑部只给了四十八小时确认终稿，而我因忙于照顾孩子十几天没看邮件。等到晚上十点多点开邮件时，离截止只剩八小时了。一下惊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差点功亏一篑！时间紧迫，怎么办？只能熬夜改，赶在截止时间前完成了确认。自那以后，我养成了每天刷好几遍邮箱的习惯——教训太深，想忘都忘不掉。
　　所以，当有人说“读博士不容易”，而旁人却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已没有争论的必要。读博这条路究竟有多艰辛，大概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体会。没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懂得那种在漫长黑暗里自己寻找光亮的感觉。就像我之前总说的那样：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如果说查文献、做实验、整理数据、写论文、改论文是博士生的必修课，那么购买仪器、研发装置甚至维修设备，就是博士生的“辅修课”。
　　我的实验也是这样，一开始，实验室现有的仪器尚能满足需求，但随着研究内容愈加专、精、深，对仪器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当市面上的成品已无法匹配实验需要时，我只能自行设计一些小型的实验装置或配件。也因此，不得不学着去跑市场、找经销商、联系加工厂。
　　那几年，算是我在兰州“走南闯北”最多的时候。之前带家教，活动范围基本都在学校附近。可为了买仪器、加工零件，我几乎跑遍了兰州的犄角旮旯。我去过远在郊区的加工车间，也进过存放大型仪器的仓储库。市区里几个聚集着各种土工、水工仪器商家的商圈，更是反复逛了不知多少次。
　　有一次，我在一家店里订了一批小仪器，说好一周后取货。可一周后我去，老板却说还没到，“就这一两天了”。我没多说，回去了。第三天再去，店里的一个女孩依然满脸歉意地告诉我“还没到”。她赔着笑一再道歉，我却突然有点上来脾气，坚持要退货、退定金。
　　那时我以为她是雇来的店员，不想为难她，只让她立刻打电话给老板处理。她一下子慌了，连忙说好话，再三保证第二天一定到，还承诺直接送到学校，不用我再跑。女孩长得很好看，说话也让人舒服，我的气很快就消了。心想十几天都等了，不差这一天，那就再等等吧。第二天，老板果然把货送到了学校，还额外送了些常用耗材，说是耽误这么久的一点心意。
　　那女孩后来还到学校给我送过两次水果，每次都说“顺路”。其实我知道她是专程来的——因为我后来得知，她就是老板娘。两口子都是浙江温州人。不得不承认，浙江人确实会做生意，懂得沟通，更知道如何维护好潜在客户的关系。
　　让我意外的是，有一次她忽然说：“给你介绍个朋友认识。”我挺纳闷：介绍朋友给我做什么？我并不想认识什么陌生人。但出于礼貌，我没追问也没拒绝，只当她随口一提。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吃饭，到了才发现，除了他们夫妻，还多了一位陌生男子。她热情地介绍：“这是小胡，在机场工作，是位工程师。”接着也把我介绍给了他。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认识了三个陌生人——其实和他们夫妻也不算多熟。那顿饭吃得有些云里雾里。回学校后我跟张艳说起，她也摸不着头脑，最后说：“管他呢，一顿饭而已。”
　　然而，事情并没结束。
　　之后他们开始隔三差五约我出去。我记得在黄河边一起剥过新鲜的核桃，在啤酒广场一起看过2010年世界杯的直播，还被他们带着去演艺厅看过一场奇奇怪怪的演出。那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过：这该不会是什么骗局吧？先混熟，再把我卖了？可转念一想，人家开着那么大的店铺，整天进货送货，怎么看也不像骗子。
　　我还被邀请去过他们家和胡先生家几次，做过几顿饭。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自然得有些神奇。
　　当然，也和我自己的态度有关。时至今日，我已回想不起，究竟是从来没想过拒绝，还是拒绝没成功——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会和他们见面。有时候是那个老板娘约我，四人一块儿；有时候是胡先生单独约我吃饭、出去玩。有时候他会突然来实验室说：“走，吃烧烤去。”。如果实验室有别人，他也会热情地跟着我一起喊“师兄”、“师姐”，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去。我带张艳和他吃过一次饭，之后他每次都会问：“张艳有空吗？叫上她一起。”
　　就这样，张艳也跟我一起参与过几次。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位漂亮的老板娘为什么想和我做朋友，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介绍胡先生给我。若说是为了维护客户，可我后来并没怎么再买过仪器；若说单纯觉得我人好，我自己都不信——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
　　有时候我也会琢磨：她当时是不是其实想给我介绍男朋友？可她明明说的是“朋友”。而且自始至终，我和胡先生的交往都保持在普通朋友的界线内，他并未流露过男女朋友相处的意图。后来，我结婚他随了份子，我生孩子他也来看过。直到我离开兰州，才渐渐断了联系。
　　这段插曲，成了我研究生生涯里一段轻巧却始终未解的谜。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想明白它缘何而起，又为何那样自然地融进了两年多的光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