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半学期一晃就过去了，课程陆续结了课，我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头扎进“看文献—做实验—整理数据”的循环里，日子被填得满满当当。
　　带家教的事，也彻底放下了。其实早在第一学期要去榆中做实验时，我就辞掉了大部分家教，只留下两个高中生，每周末从榆中赶回兰州上两次课。但这学期一开始，张老师就找我认真谈了这件事。他觉得，研究生阶段和本科不同，搞科研需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如果我继续分神带课，难免会挤压在课题上的投入。我仔细想了很久，心里也认同他的看法。
　　于是，在坚持把最后两个高中学生带到毕业之后，我便没再接新的家教了。
　　其实，学校每月发的补助，加上张老师课题组给的部分，生活上完全不用发愁。后来那几年，我不仅陆续拿到各种研究生奖学金，还获得了一次国家奖学金。这些支持让我能心无旁骛地扑在课题上，甚至在毕业后攒够了钱，还清了本科四年近两万元的助学贷款。
　　寒假里反复修改的那篇综述论文，后来顺利发表在本专业的核心期刊上。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也让我悄悄生出几分骄傲——你看，我才研一，连正式实验都还没全面展开，就已经发了一篇能满足毕业要求的论文。那时候，学校的规定是硕士生只要发表一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章，就达到了申请学位的基本条件。
　　张老师大约察觉到了我这份隐隐的“翘尾巴”。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语气比往常更沉缓一些：“你确实努力，也能吃苦，执行力很强——但这只是个开始。”他顿了顿，接着说，“发表综述文章，只说明你对这个研究方向有了比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他说，我的科研之路其实才刚刚起步，连门槛，都还未真正迈进去呢。
　　从那以后，我开始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做实验，也踏踏实实学习每一台仪器的操作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自己设计实验方案，明确步骤，再找张老师讨论——每确定一个方案，心里就落下一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感觉，这种亲手推动一件事、看见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像小时候在地里拔草、在屋顶晒麦子一样，汗水流下去，痕迹留下来。
　　作为地质类专业的学生，我们不是和土打交道，就是和石头打交道。我的研究方向是岩土，这意味着我需要完成从野外取土到室内制样，再到完成实验的整个流程。取土、碎土、晒土，“脏”是必然的。平时走在路上，扫地的大叔大妈扬一下扫帚，我们都觉得灰扑扑的，更何况是直接抡起锤子敲土、端起筛子筛土呢——那尘土飞扬的场面，光是想象就足以让人退却。所以做实验时灰头土脸是常事，有时看着镜子里满面尘灰的自己，竟真有点像那句“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卖炭翁。
　　然而，对于一个工科女生来说，“脏”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里，根本排不上号。我们还有一个人搬不动的笨重仪器，有切不动的石头，以及——你可能想不到——削不动的土。
　　是的，你没看错，是“削不动的土”。如果说搬仪器还能请师兄师弟搭把手，那么像切石头、削土这类属于自己分内的实验操作，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假手他人的。
　　那段日子，我制备了一种干密度极大而含水率又极低的土样。土质密实，又干又硬，极其难削，咬紧牙关忙活一天，也就能做出四五个合格试样。而实验总共需要上百个这样的土样。在连续削了大约一周之后，我的右胳膊肘部开始隐隐作痛，渐渐发展到不敢使劲握刀，更别提用力削土了。
　　起初我没太在意，只当是累了，单纯休息了两天。谁知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愈演愈烈。这下我开始害怕了——因为我这只右胳膊，本来就“不一般”。
　　说到这不一般的胳膊，就不得不提起我那木讷的爹。大概是我六七岁的时候，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载我，我坐在后座上。他下车时，竟把我给忘了——右腿往后一伸，瞬间就把我扫了下去。当时他把我扶起来，看浑身上下没流血，胳膊腿儿也还能动，就以为没事，回家后也没跟我娘提。
　　直到一年多后的一个夏天，我那懂正骨的二姨夫无意间发现，我右胳膊的小臂，从胳膊肘关节那里是向外拐着的。我娘很纳闷，好好的怎么会长歪了。二姨夫说，这肯定是啥时候扭了一下，没及时复位。大家推来想去，最后认定：就是当年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胳膊肘关节被拧得轻微错位了。因为错位很小，不影响活动，也就没人在意。可随着骨骼生长，那点细微的偏差被逐渐放大了。二姨夫说，这关节必须正回来，不然胳膊会越长越歪。
　　于是，在错位了一年多之后，这胳膊错位的骨头又要硬生生被扳回原位。还不能一次扳到位，只能一次正一点点。前后大概扳了五六次，持续了两个多月。那种疼痛的滋味，如今已回想不起来，只记得胳膊被一圈竹板夹住，再用绷带死死缠紧；只记得每次上绷带，都要三四个大人把我死死摁住。我娘后来总说，那时候我嗓子都哭哑了，头几天整夜不睡，她就坐在炕上抱着我，熬到天亮。
　　所以，当胳膊一天比一天疼时，我忍不住胡思乱想：是不是旧伤那里又错位了？——因为我这几天的过度用力。会不会要做手术？会不会又要打绷带？甚至……是不是骨头裂了？
　　我既想去医院弄个明白，又害怕真听到坏消息。就这样拖了几天，疼痛丝毫不见好转，我才终于鼓起勇气，去了趟骨科医院。排队候诊时，心里像揣了面鼓，咚咚直响，反复默念着：“千万别有事，千万别有事……”
　　好在，真是虚惊一场。医生用手在我肘关节周围慢慢捏了一圈，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就是有点肌肉拉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啊？”我几乎不敢相信，“真的只是肌肉拉伤？”我不死心地追问。
　　“是的，是的。”医生很耐心。
　　“可是我觉得特别疼……医生，我跟您说，我这胳膊小时候摔过……”
　　“姑娘，真的没事，就一点点拉伤。”医生温和地打断了我，“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开贴膏药，回去贴几天就好了。”
　　说完，他低头刷刷开了单子，朝门外喊道：“下一位。”
　　我只好尴尬地退了出来。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却“哐当”一声落了地。几天来的忐忑、焦虑，原来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取了药，走出医院时一身轻松，还特意在路边买了一串糖葫芦——庆祝这有惊无险的一天。
　　但从那以后，我是真的不敢再用右胳膊使蛮劲了。尽管医生说了只是拉伤，可心里总存着隐隐的担忧——这胳膊毕竟“底子”不一般，还是小心为好。所以后来再遇到要削硬土的时候，我都悠着劲儿，慢慢来。哪怕一天少做一个试样呢，身体才是根本，我不能给自己、更给家人添多余的负担。
　　我还做过一个需要连续不间断记录数据的实验：第一周每隔两小时记一次，之后逐渐拉长到四小时、八小时一次。白天还好，晚上每隔两小时爬起来一次，实在是种折磨。那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相机也不是人人都有，更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摄像头。当然，也是我自己没想到去借——导师或许有，其他同学也可能有，借来对着仪器录一晚上，白天再回看记录不就行了吗？可当时就是没转过这个弯，选了最笨的办法：自己手动记录。
　　这个实验前后做了十几个批次，每批持续一个月左右。算下来，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每个月都要熬上一整周的夜。
　　起初的时候，我定好闹铃，就靠在实验室的桌边看文献、整数据，等时间到了记录完，再继续做别的。一宿熬下来，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走路都感觉有点飘。记完早上六点的数据，我就回宿舍，设个下午一点的闹钟，囫囵睡一觉，拜托同组的同学帮忙记上午的数据。中午爬起来，吃口东西，再赶去记下午两点的。
　　大半年过去了，我越来越发现，这样不行。就算白天补觉，身体也跟不上了，而且总麻烦别人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我换了方式——晚上干脆就睡在实验室。之前去榆中校区时买的被褥，后来被我们带回兰州，正好收在实验室柜子里。
　　我开始练习快速入睡，甚至戒掉了午睡，只为让晚上能更快睡着。就这样，夜里每隔两小时被闹铃叫醒一次，迷迷糊糊爬起来读数、记录，再倒头睡去。
　　有位师兄曾盯着我那一排实验仪器感叹：“你这实验，做得可真不容易。”
　　是啊，真不容易！
　　可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股近乎执拗的劲儿，那么坚定，那么虔诚，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笨拙的敬畏去对待眼前的每一个数据、每一次记录。
　　付出终究没有落空，这些实验的成果，后来相继发表在了专业领域内两个知名的EI检索期刊上。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张老师当初那句话：写综述只是开始，而亲手做完这些实验，才算真正迈进了科研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