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研究生的生活与本科时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课程变少了很多，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时间，而是因老师安排而异。有时一周只上一次课，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甚至有点怀念本科时每天都上好几节课的日子。
　　转变发生在课程陆续结束之后，那一天，导师给我们课题组开了一次小组会。会上，他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跟随一位研二的师兄，前往榆中校区协助他完成实验。
　　我听了心里暗暗一喜，做实验好呀，比坐在教室里听课有意思多了。终于可以走出书本，实实在在地碰触那些仪器与数据了。
　　重返榆中校区，心情却和本科时截然不同了。那时，自己是这人流中的一份子，走在去教室、图书馆或食堂的路上，只觉得理所当然——仿佛这一切本来就属于自己。可自从去了本部，再回到这里，就像与这个校园有了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行走在熟悉的路上，竟生出一种“局外人”的恍惚，好像自己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闯入者。
　　实验室在校园东北角的一个小院里。四面围着一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平房，大多已被改造成实验室，塞满了各式仪器，还空着几间，刚好给我们当宿舍。
　　房子外面瞧着旧，墙皮斑驳，檐角生苔，里头倒收拾得清爽。墙壁是新刷的，白得干净；地上甚至铺了木地板，踩上去有实沉的响声。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一个衣柜——简单，却也足够了。
　　就这样，我们三个在榆中校区安顿下来，开始了这段边做实验、边生活的日子。
　　说来也像一段安静而重复的旋回，我们在榆中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实际上却只做了一种实验——用不同类型的土，反反复复去做同一个流程。只不过这个实验周期拉得很长：前期要制备材料，中间需要一段不短的养护期，最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实验环节。这样一来，做完一轮，总要耗上一周左右。也正因如此，在材料养护或是某个制备步骤等待的间隙，我们反而拥有了大把空白的时间。实验室外的光阴慢了下来，像被秋阳晒软的沥青，缓缓地流淌着。
　　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就去院子里找门卫大哥聊天。他是附近的村民，退伍军人，腿在部队受过伤，走路有些跛，干不了重活，才寻了这份看门的工作。他那间门卫室不大，家具也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可每当手头没活儿，我们三个就挤进去，围着他坐下，听他讲那些旧日的故事。
　　起初话题总绕着他当兵的年月，后来渐渐延伸到他的生活——跟人跑了的老婆，被带走的女儿，年迈多病的父母，还有四周村里那些勉强糊口的乡邻。我们这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一直活在“象牙塔”里。仅一墙之隔，外面却是另一个世界：很多人一辈子没进过学校，没走出过这片山；日子虽不至于食不果腹，却也仅是勉强户口。
　　这些故事听在耳里，沉在心上。每次从他那儿出来，都像刚从一场遥远的旅程中归来，胸口闷闷的，半晌说不出话。后来，我们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中午打饭时多带一份肉菜，偶尔捎个鸡腿。起初他总推辞，说我们是学生，自己也不宽裕，说保安处的伙食够了，能吃饱。直到彼此熟得像自家人，他才不再硬拒。他说，得给女儿攒点钱，虽然不知娘俩如今在哪儿，可万一哪天孩子回来，他这个当爹的，总不能两手空空。
　　而我们，除了轻声说一句“一切会好起来的”，似乎也给不了更多实际的帮助。
　　后来，实验次数多了，整理数据、分析结果占去大部分时间，实验里冒出的问题也要一一解决。我们去门卫室的次数，不知不觉就少了。经过院子时，常看见他独自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望着远处出神，旁边卧着他收养的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有时抬手打个招呼，有时只是悄悄走过，像经过一段渐渐远去的时光。
　　张老师给我安排了一项新任务——写一篇综述论文。从那天起，我便彻底忙碌起来，再没有一丝空闲：不是在做实验，就是在查文献，或是对着文档写写改改。
　　就这样，当榆中校区的实验接近尾声时，我的论文初稿也终于成形。
　　回到兰州，我兴致勃勃地把这篇将近二十页的论文打印出来，郑重地交给了张老师。心里满是期待，以为会换来几句肯定。谁知事与愿违——张老师只翻了几分钟，就抬起头来，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无奈，也有欲言又止的为难。最后他说：“你发给师兄或师姐看看吧，先请他们指导一下。”
　　其实那时候，我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论文有什么问题。内容详实、情感饱满、语言也尽力写得漂亮——这有什么不妥呢？
　　我把初稿拿给一位师兄，他读完，沉默良久，问了我一句：“你究竟是在写作文，还是在写论文？”
　　我一愣：“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写文章吗？”
　　师兄叹了口气：“你认真读过科技论文吗？”
　　“读过呀，还读过不少呢！”我连忙点头。
　　“那些论文，也像你这样写？”
　　“那倒不是，”我急着解释，“但我觉得我写得比它们好。那些论文语言干巴巴的，一点文采都没有……”
　　师兄几乎被气笑了：“所以啊，你写的是作文，不是论文，这根本不是论文的写法。”
　　“你这稿子我没法改，”他把稿子递还给我，“回去好好对照论文的格式和规范，自己琢磨着重写吧。”说完，他便转身忙自己的去了。
　　接连被老师和师兄否定，我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又顶了上来——不就是论文吗？我就不信写不好了，作文能写，论文凭什么不行？
　　我一咬牙，订了腊月二十八晚上的火车票，暗下决心：改不好，我就不回家了。
　　同学们陆续离校，两个舍友也先后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人还守在空荡荡的自习室里改论文。连食堂也只剩一个窗口亮着灯，校园一日比一日冷清。
　　我对照着科技论文的格式，一遍遍重写、删改。大概改到十几遍的时候，忽然间像是开了窍——终于明白了师兄口中“作文”与“论文”的区别。回头再看最初那一版，自己也不免汗颜：那确实更像一篇辞藻铺陈的抒情文章，却缺少科技论文应有的框架与理性。前者动人靠的是文采与情感，后者立足凭的是逻辑与证据。这也是很多人写首篇学术论文时的通病。后来我自己带学生，见到他们交上来那些文情并茂却离题甚远的文稿时，总会恍惚——那里面晃动的，何尝不是当年自己的影子。
　　腊月二十七晚上，论文终于修改出了该有的模样。点击发送的那刻，心里涨满了一种扎实的成就感。十几分钟后，张老师回复了，邮件很简短，只有四个字：
　　“写的不错。”
　　就这么一句话，让这二十多天独自埋头修改的辛苦、反复与孤清，瞬间有了着落。整个人像被温暖的水流漫过，只剩轻盈的喜悦。
　　坐上回家的火车时，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明朗——研一第一学期，不仅协助师兄完成了实验，还写成了一篇论文。虽然张老师并没有要求我在放假前交稿，但我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达到了，这下总算能安安心心、清清静静地过个好年了。
　　只是，我千算万算，却没算到张老师那份雷打不动的工作狂属性。大年初二下午，他一个电话打来。我以为有什么紧急大事，赶紧找个僻静地方，诚惶诚恐地接起来。结果张老师说：“你的论文我改好发你邮箱了，有时间尽快按意见修改，争取开学能投出去。”
　　我一下子愣住了——张老师不过年的吗？不回老家，不拜年？但紧接着，心里又涌起一阵暖意：老师这么重视我的论文，连年都不过就赶着修改。那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有不过年地赶紧改啊。于是正月初三，我又跑去了县城的网吧。这次真是去学习的。家里没电脑，亲戚家也没有，只能去网吧——这大概是张老师没想到的，他或许以为电脑早已普及千家万户了。
　　在网吧待了两天，我才切实体会到，那儿真不是学习的地方。脏乱的环境、浑浊的空气，对我这样习惯了干净安静自习室的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无奈之下，我想到了李老师——初中时的数学老师。自从买了手机，我就和他恢复了联系，放假也会去看望他。拨通电话，问能否去他家借用电脑，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好在论文要改的地方不多，两天就改完了。正月初七下午，把修改后的论文发给了张老师。
　　接着，匆匆订了正月初十的火车票，匆匆返回学校——张老师对我的文章如此上心，我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懈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