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天气有四季轮转，既有春暖花开的欣然，也有秋风萧瑟的怅惘。生活也恰似一幅交织着敏感色调的画卷，铺陈着阳光灿烂的明朗，也晕染着阴雨绵绵的沉郁。
　　学院有一项例行政策：学生需在早上七点至七点半之间，于指定地点签到。本来到大三便无需再签，但新组建的学院要求大三学生延续一学期，领导也一再强调此举的必要。结果，大家的抵触情绪异常强烈。男生那边，唯有夏明远坚持每日签到，其他男生则集体罢签。女生这边，我的三位舍友同样极不情愿，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仍每天勉强爬起来完成签到。
　　签到率持续低迷，事态逐渐严重。学院办公室的辅导员开始频繁找我谈话，语气严厉：“你这个班长是怎么当的？为什么你们班的签到率这么低？”
　　“大家都说……大三本来就不用签了……”我试图小声辩解。
　　“谁说的？学院规定再签一学期！”辅导员停顿一下，愈发不悦，“再说了，其他两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正常签到，为什么就你们班不行？”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他们宿舍里还住着原学院的同学——那些同学确实无需签到。这种对比，让他们更觉不公。
　　我无计可施，只能在每天课间反复提醒男生必须签到。然而，我说归说，他们做归做，依然无人理会。为此，我还在班里与一位男生发生了争执，局面僵持不下。男生们坚持不签，甚至私下劝说我舍友也别去，认为只要大家齐心抵制，学院最终便会妥协。
　　作为班长，我必须执行学院规定，即便只剩我一人，也得照常签到——管不了别人，总得做好自己该做的。夏明远为了支持我，也顶着压力每日到场。结果，他在男生中处境变得尴尬，有人指责他不与大家“保持一致”，甚至背上了“叛徒”之名，同学关系一度紧张。而团支书董昭，非但不协助工作，反而公开倡导大家拒绝签到。我听说后非常气恼，课间找他理论，他却根本不予回应，扭头便走。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将压力转给夏明远，请他每晚督促男生次日签到。
　　现在回想，真是难为他了！若他真挨个宿舍去通知，得顶住多大压力、面对多少冷眼；若他没去，或许反而少些怨怼。如今我甚至希望，他当时并未听从我的要求。
　　我们班的同学也确实“厉害”，发现与我争执无果后，他们改变了策略。几个男生带头，直接去学院办公室找辅导员理论。就这样僵持了两周后，签到这个规定，竟真的不了了之。
　　或许是因为这次“胜利”助长了某种心态，到了大三下学期，当学院再次下达统一要求时，许多同学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抵制。
　　那个学期，学校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随后，又组织全体团员进行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并要求每位团员提交一份学习心得。
　　大学班级里几乎全是党团员，群众极少，因此这项任务覆盖面极广。学习活动是全学院统一组织的，人数众多，即便有人缺席也不显眼，加之每次缺席的人不尽相同，学习阶段总算平稳度过。到了撰写心得的环节，还是有人不愿动笔，认为这是形式主义。
　　不幸的是，闹得最凶的依然是我们班。本该带头督促此事的团支书董昭，自己便是最抵触的人。他公开宣称此事毫无意义，甚至在课间于黑板上写下“不要写心得”五个大字。他鼓动大家集体抵制，认为只要都不写，学院便会像处理“签到”事件一样妥协。他还跑去院办与辅导员对峙，直言自己绝不写。可他当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与“签到”性质不同。签到仅是学院内部安排，而撰写心得不仅不是学院内部的事情，甚至都不是学校内部的事情，这是自上而下、全国范围的要求。
　　结果是，到了学院规定的提交截止日，我们班只收到了我这一份心得。辅导员一天数次打电话催我，一次次批评。我只能在班上反复强调，给每个男生宿舍打电话，可他们一听是我的声音便挂断。无奈之下，我再次将任务压给了夏明远。他只说：“你不用管了，我去处理。”据说，他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去催，每到一个地方便坐着不走，软磨硬泡，只求对方好歹写点东西交差；甚至承诺请客吃饭……就这样，最后我才收到了完整的二十五份心得，得以向学院交差。
　　这件事闹得很不愉快，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班级课间气氛都显得有些沉闷。我也失去了组织活动的心情。
　　直到六月，我忽然意识到大三即将结束。若再不组织活动，这学期恐怕再无机会。又觉得自己身为“大姐姐”，与他们置气略显小气。于是，我再次与夏明远商量，决定组织一次班级篮球赛，赛后去萃英山烧烤。
　　我们分头准备：他负责租赁烤炉、购置木炭、竹签，并安排球赛事宜；我和室友则负责采购、准备各类烧烤食材。约好在登山路口汇合。
　　这是经历“心得风波”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大家似乎并未如我想象般耿耿于怀，那件不愉快的事仿佛很快翻篇。他们不仅带来了烧烤用具，还准备了足球、扑克等。这也是我们班第二次上萃英山烧烤。第一次还是在大一，那时我深陷自卑与封闭，害怕遭遇冷脸或轻视，从不主动与男生交往。现在想来，在当时的他们眼中，我或许是个难相处、冷漠甚至高傲的人。
　　而这一次，我的心态全然不同。我是班长，是组织者，觉得有责任照顾好每个人，让大家吃好、玩好。我会热情地招呼每一个人，主动与落单的同学聊天，把烤好的食物递给在远处踢球的同学。正因为曾有过那样的心境，我更能体察每个人的情绪，避免有人感到被冷落——比如那位性格孤僻、总独来独往的回族男生，又比如男生里面个子最矮、或许同样敏感的那一个。我尽可能热情地与他们互动，虽不知效果如何，但至少不想有人再像我当初那样，以为无人理睬自己。
　　那次烧烤，大家玩得很尽兴，班级氛围重归融洽。我也再次体会到“付出”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这一年里，无论组织什么活动，我的重心始终放在同学们身上，关心他们是否开心、是否尽兴。因此，我自己往往顾不上吃，也玩得很少，更像一个忙碌招待客人的主人。若说之前将自己比作“欣慰的老母亲”不太恰当，那么“尽心待客的主人”或许更贴切——我只希望每一位到来的“客人”，都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很快到了学期末，各门课程相继结课，我们很快进入了考试周。
　　考试结束后，便开始了本科阶段的最后一次实习——生产实习。这次不再统一组织，而是由每位同学根据兴趣选择导师，随后在导师带领下进行为期两周的实习。
　　就这样，大三在忙碌与起伏中，仓促地画上了句号。
　　这一年感觉格外漫长，我们有苦有甜，有争吵也有欢笑。但总体而言，每个人都成长了——尤其是我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从一个沉默寡言、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开始大方地与人交往，热心地关注班级与学院的事务。常言道态度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谱写人生——如今看来，确有其道理。
　　尽管这一年，班长和办公室助理的工作分散了我不少精力，导致学习成绩又下滑一名，只拿到学校三等奖学金，但我也获得了另一项企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这一年，要感谢的人很多。
　　最想感谢的，是我的搭档夏明远。班级事务中，他默默分担了太多。那句“谢谢”一直搁在心里，总想着会有合适的机会当面说，却终究没能说出口。后来他考上中科院，天各一方，再见已难。如今听说他在北京安了家，日子安稳美满。一个那样勤恳又厚道的人，理当拥有这般平顺温暖的人生。感谢我的三位舍友，她们是我身后最踏实的存在。无论是学院下达的任务，还是班级组织的活动，她们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我、配合我，在我需要时伸手相助。没有她们在背后的支撑，这一年的班长工作，我恐怕很难走得这么稳。感谢学院的书记和辅导员老师，他们对我这个生涩的班长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耐心指点，在我兼任院办助理时，也为我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允许我在无事的间隙看书、写作业，那方安静的角落，曾是我繁忙时日里珍贵的喘息之处。当然，还要感谢班里的每一位同学。是他们的信任、参与，甚至是那些不同的声音，才让每一次活动得以成行，让这一年有了温度与回响。
　　大四开学第一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召集大家开了班会，宣布班委改选。当我把那面班旗交到新任班长邹致铭手中时，心里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仿佛一场漫长的跋涉终于到站，我卸下了担子，也由衷地感到：这个“家”，可真是不好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