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大三这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发生了许多事。
　　首先是坏消息，大二一学年我的成绩从第一名滑到了第二，被一个叫赵刚的男生反超。也因此，只拿到了学校的二等奖学金——一千元。
　　这让我瞬间变的恐慌，这次来校，我没从家里带钱，银行卡余额已不足百元。仅靠这一千元支撑一整年的生活费，肯定不够。尽管我已将每项开支计算到最细，但总有些花销无法预料：班级聚会要交的份子钱；宿舍偶尔提议AA制聚餐，我能找借口推脱一两次，却不好次次缺席；和朋友外出，虽说多是“纯逛”，可公交车费总要付，若对方买水，我也无法总说自己不渴，或是眼睁睁等着对方替我付钱……诸如此类，大二的花销已明显比大一多了不少。
　　好消息是我申请了学院办公室助理的勤工助学，很幸运，被录用了。
　　心头一块大石总算落地——月薪一百五十元，一学期五个月便是七百五，两学期加起来一千五百元。这样一来，连大四的住宿费也有着落了。
　　能如此顺利申请到院办的勤工岗位，得益于我们专业与力学、土木工程专业新组建了“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新学院百事待举，师资与行政人员均捉襟见肘，许多老师身兼数职，院办因此有不少事务需要学生协助处理。
　　两年的大学时光过去，我的心神似乎才渐渐安定下来。过去那两年，我像一只小心翼翼的蜗牛，缓慢地伸出触角，试探着触碰眼前的一切。有过难以启齿的窘迫，也有过暗自珍藏的骄傲；在拮据中学会了精打细算，也在独处里读懂了沉默的分量；曾因外表被目光刺得无所适从，也曾因成绩单上的数字为自己挣得一丝尊严；在人群中体会过彻骨的孤独，也在图书馆的角落寻到过辽阔的自由。我如同一截被投入湖心的树枝，在涟漪层层荡开之间，缓慢地下沉，又缓慢地上浮，终于渐渐看清了自己的轮廓。
　　大三这年，我决心不再蜷缩，不再沉默。我决定从那个封闭淡漠的壳里走出来，站起来，做一次主动的自己。两年时间足以让我明白：生活它就静静的在那里，胆怯逃避或勇敢面对，都是自己的选择。
　　于是，在班委换届的班会上，我主动站起来，自荐担任班长。
　　没有异议，就这么定了。
　　我原以为自己当时会焦虑、胆怯或者自卑。但没有，什么剧烈的情緒都没有。除了站起来说出“我想当班长”那一刻，心跳略快了些，之后便是一片奇异的平静。从话说出口的那一秒起，心里某种纠缠已久的东西忽然松开了。过往的不甘、扭结，都消散了。我只是平静地等待着投票结果——其实结果也已不重要，他们同意与否，对我而言不再具有从前的重量。那更像是我个人完成的一场无声的自我救赎，只是借“想当班长”这个出口，表达了出来。
　　我很感谢当时同学们投出的信任票。这也让我知道，他们或许并没有我曾经想象中那般讨厌我——若真厌恶到极点，大约是不会同意的。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谁当班长对他们而言并无分别，他们并不在意。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前者。这两年，我的心态已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我不再总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也不再惯于以“受害者”的心态去揣度他人。我开始在心理上真正将自己置于与大家平等的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悄然改变了我看待许多问题的角度与方式。
　　新的班委会很快组建起来，另外两位成员是团支书和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夏明远，山西人，个子高大，待人宽和；董昭来自陕西陕北，浓眉大眼，留着一脸络腮胡，很有陕北汉子的气质，只是感觉有些孤僻。这便是当时我对他们的全部印象——请原谅我的了解浅薄，因为在之前两年里，我与本班男生的交往实在少得可怜。
　　凭借中学三年担任班长的经验，我本以为这份工作驾轻就熟。可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远非想象中简单。在一个仅有四名女生的班级里，女生做班长，许多事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却障碍重重。
　　比如通知男生事宜，就极不方便。那时很多同学没有手机，QQ群远未普及，微信尚未面世。所有通知必须落实到人。若是男生，尚可挨个宿舍敲门；而我一个女生，既不能随意进出男生宿舍，也无法一一电话通知。
　　怎么办？只能依靠夏明远。所有通知、文件、资料，统统先交给他，再由他转达给男生。那一年，他几乎承担了大部分的班委实务，小到各种口头传达，大到资料收发整理。
　　我曾在宿舍跟室友自嘲：“我这班长，当得可真像个甩手掌柜。”
　　那一年发生了不少事，开学不久，班里一位同学深夜突发急性阑尾炎，由救护车连夜从榆中校区送往兰州市区。我、夏明远和另一名男生随车陪同。男生的优势在此时显露无遗：身强力壮，可以搀扶病人，能在医院上下奔走办理手续。而我，只能做些辅助性的琐事。那天，学院的书记和副书记也赶到了医院，并紧急联系了家长。幸好同学家在宁夏，不算太远，家人说次日就能抵达。当晚，夏明远和另一位男生留在医院陪护。学院副书记则将我带回了自己家安顿。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书记已返回医院，他的爱人为我准备了热牛奶和面包，叮嘱我吃完早饭再去医院。
　　等我赶到医院时，同学已被推进手术室。他的父母一早赶到，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随后的几天，我们班排出了值班表，所有同学轮流前往兰州的医院陪护。直至他术后康复返校，每位同学都至少陪护了一次。
　　那段时间，我们班的陪床的男生既要兼顾校内的课程，又要乘坐校车往返兰州照料病人，夜晚便在病房里勉强合眼。同学的父亲在他手术结束后，只多留了一天便匆匆回家了，说是家里庄稼急着收，牲口也需照料。我们都表示理解——班里大多同学来自农村，经济条件普遍不宽裕，深知农家的艰辛与无奈。同学的父亲临走前，含着泪向我们再三道谢。我们反而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其实并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在医院陪伴、端水、搀扶，后来同学能下床了，也尽量不麻烦我们。
　　从前总觉得班里的男生有些冷淡，同学之间的情谊也似乎疏远。但通过这次事件，我对大家有了新的认识，心里也一直存着感动。原来平日虽不显得多么亲密，一旦有事，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院办的老师特地表扬了我们班的表现，那一年，我们班荣获了“优秀班集体”的称号。
　　听说升入大四后，大家便会各奔前程——找工作的找工作，考研的考研，再无多少时间与心力投入班级活动。也就是说，真正能轻松享受、随心相处的大学时光，仅剩下这大三一年。我决心抓住这最后的“黄金期”，多组织些活动，让同学之间的情谊更深厚些。因为通过同学生病这件事，我发现我们班的男生其实内心热忱、重情重义，只是大多腼腆内向、不善表达，或许也因家庭经济条件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
　　第一个契机是中秋节，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早早预定了商业街的一家KTV包厢。我和三位室友特意前往榆中县城，精心采购了月饼和水果。月饼是我们逐一挑选的，全班二十五人，二十五种不同造型，每人一份，绝不重样，并用彩纸细心包装。班里有一位回族同学，我们也特意准备了清真月饼。此外，我们还准备了许多写有小游戏或才艺表演要求的小纸条——那时我还不知道“真心话大冒险”这种游戏，只是把自己能想到的有趣互动一一写在纸上。
　　中秋那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夏明远，让他通知全班男生到KTV过节。他很是意外，随即语气里透出惊喜。毕竟，以往的班级活动我总是提前与他商量，且大部分具体工作由他完成。这一次，我也想让他当一回“甩手掌柜”。
　　最初只来了十几位同学，表情是一贯的平淡，仿佛又是来完成一项被指派的“任务”。然而，当他们接过我们精心包装的月饼，看到茶几上琳琅满目的水果，翻到我们准备的游戏纸条时，眼里的光慢慢亮了起来。
　　后来，同学陆陆续续到齐，甚至有人打电话催促还没来的室友：“再不来，你的月饼可要被吃掉啦！”
　　那一天，全班二十五位同学悉数到场。大家吃得开心，唱得尽兴，聊得畅快，游戏也玩得热闹。那也是我入学两年来最开心的一天——因为这场聚会从策划到落地，是由我主导，并在室友们的帮助下完成，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那次聚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班级氛围明显活跃起来。以前课间静悄悄的教室，开始有了欢声笑语。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坚定了多组织班级活动的决心。
　　元旦时，我组织了全班包饺子活动，提前与商业街一家小餐馆商量好，租用他们的场地和食材，我们自己动手——和面、切菜、拌馅、包饺子。
　　那天，大家同样兴致高昂，各显神通。有人和面劲道，有人切菜利落，有人擀皮飞快，还有人包出的各种模样俊俏的饺子……当然，也少不了负责插科打诨、活跃气氛的，以及安静坐在一旁笑着围观的“吃瓜群众”。
　　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有人脸上被抹了面粉，有人手托饺子盘故作严肃，有人拿着菜刀架在同伴脖子上扮凶，还有人手持擀面杖“对决”……画面里满是鲜活的烟火气与青春的笑闹。
　　那一天，我也满心欢喜，只是这欢喜与其他同学的单纯快乐有所不同。我仿佛一位“老母亲”，看着一群孩子打打闹闹、其乐融融，心里涌起一种宽慰的、满足的喜悦。这比喻或许不甚恰当，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真实的心境。
　　因为这一切，是我亲手搭建的舞台，看到大家在台上自然而然地演绎出温暖与欢笑，那份深切的满足与成就感，远比我自己参与其中更加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