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五一假期前，学校照例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对热爱运动的同学来说，这是释放激情的赛场；而对我这样惧怕运动的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另一场意义上的“狂欢”——不用上课、不用学习、不必赶往图书馆或教室。
　　大一那年的运动会，学院并没有强制观看或签到。于是第一天观看完开幕式后，我和一位朋友窝在宿舍看了一整天的剧；第二天，我们漫无目的地在校园角角落落闲逛，竟在西边围墙上发现了一扇能推开的旧铁门。门外是一片无人打理的荒草地，野草蔓生，像是闯进了另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第三天，我们索性跳上校车去了兰州市区。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兰州。也是在那一天，我看见了此生难忘的画面——五月的天空，竟纷纷扬扬飘起了雪。雪花安静地落在校园本部小花园里早已盛开的各色鲜花上，洁白与鲜妍叠在一起，像季节忽然恍惚，赠人间一场温柔的错位。
　　本来今年，我和朋友早早就盘算好了要在运动会期间继续我们的“狂欢”。没想到，新上任的班长突然发来通知：全班每个人必须至少报一个项目，一个都不能少。
　　我能理解班长想为班级争荣誉的那份心。可他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一个五短身材、肢体僵硬、浑身上下找不出半个运动细胞的人呢？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坐立不安：能报什么？跑步？跑不动。跳高？简直是笑话。跳远？跳“近”还差不多。扔标枪？……
　　那张运动会项目单被我翻得起了卷边，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也没找出一个适合我的。好几次想问问班长“能不能不报”，话到嘴边，却始终说不出口——面子上抹不开，心里那点不服输的劲儿也在隐隐作祟。
　　直到舍友传来消息：所有男生都报完了，我们宿舍另外三个女生也各自选好了项目。这下，我是彻底没有退路了。
　　心一横，脚一跺，我选了个自觉最不至于太丢人的项目：跳远。
　　“大不了就是跳得近点儿呗，还能怎样？”我索性破罐子破摔地想。
　　“再说了，田赛和径赛同时进行，说不定根本没几个人会注意沙坑这边。”我也怀着一丝侥幸安慰自己，“总比在跑道上被看台上所有人盯着强。”
　　对我来说，报名只是为了完成班长摊派的任务。因此，我一次也没去操场练习过——在我看来，练或不练，对我这打娘胎里带来的体质而言，并无差别。难道练上几次，就能脱胎换骨吗？
　　绝无可能！
　　然而真到了运动会那天，我还是紧张了起来。开幕式根本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待会儿跳远的事，心里反复祈祷：最好一个人都别来围观，谁都别对跳远感兴趣。
　　就在这样七上八下的焦虑中，跳远检录的通知响了。我恍惚地站起身，简直像走向刑场一样挪到了沙坑边。
　　事与愿违——沙坑周围居然站满了人。跳远有什么好看的？我暗自忿忿。目光一扫，竟还看见了我们班两个男生，脸“唰”地白了。丢人不可怕，可在同班男生面前丢人，那真是可怕至极。
　　那一刻，我几乎想转身就跑。可骨子里的责任感和对规则的习惯性遵守又牢牢拽住了我的脚步。正天人交战，突然听见了我的名字。
　　来不及多想，我已经站上了起跳线。所有目光聚了过来。我把眼睛一闭，心一横，纵身跳了出去——
　　周围立刻响起一阵压抑的笑声。
　　我睁开眼，低头看去：原来，我勉强刚跳进沙坑。
　　那一瞬间，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不，确切地说，在那一刻我已经“死”了——用现在的话讲，这叫“社会性死亡”。
　　经历了这无比难堪的一幕后，我果断放弃了后面两次机会，头也不回地小跑回了宿舍。一把拉过被子蒙住头，心还在胸口怦怦狂跳：太丢人了，简直是丢人丢到姥姥家！
　　等心情稍微平复，新的担忧又漫了上来：我这样擅自弃赛，会不会影响学院的团体成绩？导员会不会发现？会不会因此找我谈话？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又硬着头皮走出宿舍，悄悄回到了操场。一切似乎如常，似乎没人注意到我。我暗自松了口气，在看台上找了个很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假装平静地观看比赛，内心却像有万马奔腾，无法安宁。脑袋嗡嗡作响，只盼着这一切赶紧结束。
　　终于，挨到了闭幕式。
　　我们班拿到了“最佳组织奖”——这个奖项，倒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运动会结束后，一学期也接近尾声。
　　暑假前夕，我们开始了第二次专业实习——地质填图，地点在白银市平川区。据说这里地层出露好、构造现象典型，几十年来一直是全国地质类学生的实习圣地。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名校都在这设有基地，我们学校自然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建了实习基地，还配备了专门的实习宿舍——只是住宿条件嘛，实在一言难尽。
　　我们是扛着被褥、拎着脸盆、带着全部家奔赴实习基地的。一间宿舍挤着四张上下铺，足足要塞进八个人。屋子中央仅有一张长条桌，此外空无一物。没有柜子，没有椅子，连放牙缸的简易架子都没有。八个行李箱一摊，几乎连落脚的孔隙都难寻。最终，我们不得不把箱子摞成两摞，才勉强腾出放脸盆的位置。至于书、本子、画图工具，则只能堆在各人的床上。
　　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但我高中曾住过二三十人的集体宿舍，尚且能够适应。不少来自城市的同学则难以接受，甚至私下商量是否要自费去住宾馆。直到系主任一句话彻底断了所有人的念想：“必须统一住宿舍！我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享受的。”
　　他说得对，与后续野外工作的艰辛相比，住宿的这点不便，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一天是休整日，大家兴奋异常。有人把基地边上卫校体育场的运动器械玩了个遍，有人结伴将小镇从头到尾逛了一圈，还有几个男生甚至跑去街心那家唯一的台球厅打了几杆。第二天，我们学习相关地质资料、明确填图目标任务、强调实习纪律，随后按专业分组，十人一队，并分配一位带队老师。第三天，学习技术方法与规范，各组在老师指导下完成器材校验、测绳标记等准备工作。三天下来，气氛轻松愉快。我们甚至迅速摸清了小镇上哪家面馆的面条最劲道、哪家的米饭最香，与新室友的相处也充满了新鲜趣味。一种轻快的错觉悄悄蔓延：实习，不过如此，还挺好玩。
　　无人料到，真正的考验尚未开始。
　　第四天，野外工作正式启动。首项任务是野外踏勘——老天爷仿佛也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清晨便飘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们本以为雨天计划会取消，不料实习照常进行。午餐需自备，带队老师熟门熟路地指点：街角那家店铺的白饼最实在管饱，旁边小卖部的榨菜最是下饭。女生一般买一饼一菜，男生则多是双份。
　　每个人套上单薄的一次性雨衣，队伍浩浩荡荡向实习地进发。起初尚有说笑，随着路程推进，交谈声越来越稀，最终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我们从山脚开始向上攀登，路径越走越陡，雨水将土路浸成泥浆，每一步都需格外小心，时常打滑或溅起泥水。
　　连走带爬约两小时后，终于抵达山顶。各组随即在带队老师的引领下，按预定路线展开踏勘。
　　我们小组内部既需团结协作，又各有明确分工。我主要负责地质现象素描，同时参与商定路线和观察点布置，并和大家一起拉测绳；同组的韩悦主攻野外记录；其他同学则分别承担样品采集、产状测量等任务。我们小组负责的路线全长约五公里，老师预估需五至六天完成，而实际上，我们耗费了整整八天。
　　那八天里，天气不是阴雨连绵，便是烈日暴晒。每天早晨八点，我们准时在卫校门口集合，背负着各种设备和工具徒步上山。中午就在山上啃自带的冷饼就榨菜，直到下午五六点，才拖着近乎散架的身体下山。起初尚有同学为吃顿像样早餐而早起，两三天后，无人再有这般精力，都是前晚买好饼，或清晨在路边匆匆解决。
　　白饼加榨菜，成了我们每日早餐和午餐雷打不动的标配。女生们的食量从最初的一饼一菜，渐渐增加到两个饼；男生更甚，有人一顿午餐竟能吃掉六个饼。体育场里再也见不到我们同学锻炼的身影，每天下山后，大家的第一要务便是把自己扔到床上昏睡一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醒来，才挣扎着去找家小餐馆，用一天中唯一一顿正经饭菜来慰藉疲惫的身心。晚上回到宿舍，往往还需总结当日工作，讨论次日安排。
　　上了两年大学，虽非锦衣玉食，但我们也从未吃过这等苦头。不是被雨水糊满眼镜和脸庞，便是被烈日晒得皮肤生疼。身体每日累到极限，大脑却仍需保持高速运转，记录、思考、分析。最后一天，当最后一块标本采完、最后一个点位描述完毕、最后一段图画完，测绳卷起，罗盘收好——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如释重负的笑了。
　　太不容易了！
　　我们组是完成野外工作最晚的，其他小组进度有快有慢。然而，野外工作的结束并非实习的终点。随后，我们又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室内整理数据、校对记录、绘制正式地质图件及各类配套图件，并撰写实习报告。最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实习成果汇报。原定两周的实习周期，因此延长至十六天。带队的老师们评价说，我们这一届是最为认真、完成质量最高的一届。
　　作为奖励，返校前系里特意组织全体同学前往附近的一处湿地公园，让我们放松半日。记忆中那个湿地公园辽阔而秀美，园内花木繁盛，各式小桥、亭台、吊桥点缀其间，别具韵味，大家玩的也很尽兴开心。
　　实习的经历确实艰苦，条件也的确简陋。但归来之后，我们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那些在半山腰就着冷风啃食白饼咸菜的时光，那些在泥泞或陡坡上一次又一次拉扯测绳的折返，那些相互扶持、彼此照应的瞬间；还有那一袋袋沉甸甸的岩石标本、一个个精心定位的观测点位、一本本密密麻麻的野外记录、一张张反复修改而成的图件……所有这些，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更让我们对生活、乃至对人生，都有了更为粗粝却也无比真实的感悟。
　　这次实习过后，班级同学间的情谊也明显深厚了许多。无关其他，这是一种在共同历经艰辛后自然凝结的、简单而牢固的情感联结。我们不再仅仅是同窗，更成为了曾一起扛过风雨、并肩走过崎岖山路的伙伴与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