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生活的美好就在与它的不确定性，这种特质为生活赋予了丰富的层次与无穷的可能性。
　　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和朋友严丽在学校外的商业街闲逛。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店里，我看中了一件衣服。老板娘人很随和，价格也实在，付钱时便和她多聊了几句。这才知道，她是附近村里小学的老师，平时店由丈夫照看，周末才过来帮忙。
　　不知怎的，话头就转到了支教上。严丽眼睛一亮，脱口问道：“我们可以去你们小学支教吗？”
　　“当然可以啊，”老板娘笑起来，“非常欢迎呢。”
　　回学校的路上，我俩越说越兴奋。算算这学期的课，发现每周都能抽出两个上午。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又去找了她，想告诉她我们空闲的时间，商量具体的安排。没想到店里只有她丈夫在，她不在。好在她丈夫有她所在小学的电话，接通电话以后，我们说了情况。没想到她听完只爽快地说：“随时都可以，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
　　我俩面面相觑——学校居然没有固定的课表？上课这么随意的吗？
　　既然这样，时间就按我们定的来吧。从下一周开始，每周两次，我和严丽踏上了去往那所村小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胆子大——没去学校看过，没要任何证明，甚至都没真正确认那位女老板是不是老师，就那么天真地相信了她说的每句话。若按如今一些影视剧的逻辑，这简直是为“女大学生被骗入偏远山区”这类剧情量身定做的开头。
　　可现实并没有走向那样的故事。她真的是老师，说的每句话也都是真的。那所藏在山沟深处的小学，那些眼睛亮晶晶的孩子，那间飘着粉笔灰的教室——一切都和她描述的一样。
　　或许只能说，那个年代、那片土地，依然生活着许多淳朴到让人汗颜的善意。他们不会追问你的目的，也不要求任何协议，只是敞开校门，用最质朴的信任，接住了两个冒冒失失闯进来的、满怀热忱的年轻人。
　　这份毫无保留的接纳，至今想起，仍让人觉得心头温热，又暗暗庆幸。
　　第一次去学校，是那个女老师领着我们去的。她骑一辆自行车在前面带路，我和严丽各骑一辆跟在后面。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大学时有过自行车——可每次支教，我确确实实是骑着车去的。那辆车到底从哪来，至今是个谜。
　　小学离我们学校很远，大约十几里路。只记得骑过一段平路后，路两旁稀稀疏疏还有能有一些正在返青的矮草。拐进一条山谷后，目之所及全是黄土，连一棵草都没有。本来我以为学校后面的萃英山已经够荒凉了，没想到山谷的深处才是真正的荒芜。出了谷，又要翻一道不陡的山梁，土路颠簸，我们下车推着走了一段。最后是一截相对平坦的乡道，弯弯绕绕，才钻进一个安静的小村子。
　　学校很小，几排平房，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有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墙上贴着手抄的课程表和泛黄的奖状。我们没见到校长，也没任何负责人出来“接待”，一切简单得不像一次正式的安排——那位女老师领着我们转了一圈，就说：“以后三年级和四年级交给你们了。”时间定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我教英语，严丽教作文。我给三年级上课时，她去四年级，然后互换。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站上讲台。心里完全没底，也不知道该怎么当老师。我的教法很笨：每节课准备十几个单词、五六句话，只求他们能听懂、会念；能写最好，写不来也不强求。严丽则是一个作文题目让大家写半小时，再用二十分钟讲讲怎么写。学校老师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全凭我们自己发挥。
　　教室里的地面还是泥土地，但扫得干干净净；桌椅很旧，漆都磨花了，但摆得整整齐齐。孩子们被教得很好，上课时几乎没人说话捣乱，每一双眼睛都认认真真望着你。可一到课间，他们就全活过来了，争先恐后地围过来，抢着说村里新发生的事，或者笑嘻嘻地告状：“老师，他刚才偷偷拽我辫子！”
　　那些明亮而热切的小脸，那些带着乡音的、叽叽喳喳的讲述，让原本忐忑的我们，渐渐觉得——站在这里，或许也是一件对的事。
　　中午，全校师生都在学校吃自带的午饭。饭菜很简单：孩子们大多是一个蒸土豆或一个蒸馍，老师们也是土豆、馍或者饼，只是他们会带一些腌菜就着吃。原来这些孩子并不都来自本村，附近好几个村的孩子都要走远路来这里上学，中午来不及回家，只能带点干粮应付一餐。学校没有午休，下午一点钟便继续上课，四点放学。
　　全校老师不过五六人。第一天下课后，我们去办公室道别，他们纷纷热情地招呼我俩，非要塞些吃的给我们——有的是还温热的土豆，有的是自家蒸的花馍，还有金灿灿的烙饼。他们略带不好意思地说：“看着不咋好看，可香哩。”我和严丽推辞不过，接过来小心地吃。确实香，是粮食本真的味道。同样是馍，却比学校食堂的馒头多了扎实的麦香；土豆捧在手里便透出一股绵密的热气，和城里快餐店的薯条是截然不同的滋味。
　　我们吃得高兴，心里却不安——怕分了他们的口粮，害他们挨饿。他们哈哈大笑：“你俩能吃多少？”“放心吧，办公室有炉子能热饭，我们都是会多带一些的！”
　　闲聊间，他们问起我们上课的感受，娃们听不听话，听不听的懂。后来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他们自己身上——原来他们都是民办教师，没有编制，工资微薄。“原先有十来个人，”一位女老师轻声说，“后来一个个都走了，就剩我们这几个。”
　　办公室忽然安静了片刻。那位年长些的男老师开口：“留下的咱这几个，都是真愿意教孩子的。挣钱是指望不上了，就图个心安。要是都走了，谁管这些娃娃？总得有人守在这儿。”
　　“校长，您别说得这么沉重。”介绍我们来的女老师插话道。
　　“我算啥校长？”年长的男老师抬手虚点了一圈，眼里却带着笑，“你们几个哪天不骑在我头上？”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校长。
　　“啥校长不校长的，”他摆摆手，“就这么几个人，也就是教育局来通知了，我给大伙传传话。”他顿了顿，望向窗外小小的操场，“山沟里村小，人少，娃娃也少。你们看到了，差不多一个老师盯一个班，顾得过来。”
　　“山沟里的娃娃没见过世面，你们能来，我们真的非常高兴。”一个一直沉默的年轻男老师说。
　　屋里又静了下来，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斑驳的旧桌椅上，也落在每一张沉默而朴实的脸上。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明白当初我们提出要来支教时，那位女老师那句“随时都行”背后真正的含义。
　　他们如此渴望有人来，如此珍重每一份来自山外的善意，以至于连原本的教学安排，都愿意为我们这样两个陌生学生让步。
　　那不是随意，是盼望。
　　那天下午，和小学的老师们道别后，我和严丽推着自行车走出了校门。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慢，谁也没有说话。风从山谷那头吹过来，带着黄土和干草的气息。总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却又觉得词不达意。
　　说实话，我和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学，这样的老师。我来自河北平原，她来自山西的村落。我们的家乡，村子都很大，算不上富裕，却户户有地，家家有粮。我们的小学总有宽敞的教室，一个年级好几个班，老师们住在学校后头的家属院里，办公室一人一张桌子，体面、安稳。他们从不用为“明天还有没有老师来”发愁，也不必在编制和微薄的工资间反复煎熬。
　　而这里，只有几间平房，几个老师，和一群翻山越岭来上学的孩子。
　　我们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每次上完课，老师们总会热切地留我们吃饭，把还温热的土豆、烙饼塞进我们手里。起初我们不好意思，推辞着，后来渐渐成了习惯——中午就挤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围着炉子，吃一样的饭，说些零零碎碎的话。那些食物简单极了，却吃得人心里踏实。
　　直到期末考试前一周，我们告诉老师们，这是最后一次来了。他们眼里那簇光，倏地暗了一下。没有多问，也没有挽留，只是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却还是掩不住那股深藏的、无声的失落。
　　整个学期，没有一个老师问过我们教了什么，也没有人推开门检查过课堂。他们只是那样毫无保留地信任着两个突然闯入的、稚嫩的大学生。或许在他们心里，不管我们教的是什么，单词，作文，还是其他？哪怕只是和孩子们说说话，带来一点点外面的风声，都算是一束光——一束照进山坳里，短暂却真实的光。
　　最后一趟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长，自行车轮碾过土路，扬起浅浅的尘。我们依然沉默，但有些东西，已经在这一趟趟的往返中，悄悄落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