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汪国真曾在《雨的随想》中写道“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这句话果真一点不假，大一那个寒假，老家的天几乎就没有晴过，整天灰蒙蒙、阴沉沉的，还时常刮起呼呼的北风。但是，我的心情却格外的好——村民们看起来都那么淳朴善良，村外的田野看起来那么让人踏实亲切，就连被狂风卷起在天空中打着旋儿的玉米叶子都是那么生动美好。
　　我哼着歌儿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连每个角角落落的铁锹、耙子都被我从新收拾摆放的整整齐齐；我踩着梯子把每一片玻璃擦的一尘不染，甚至连门框都挨个擦拭了一遍；我蒸了整整两锅的馒头、豆包，还帮着我娘拉风箱煮豆浆、做豆腐；我还跟着我爹去县城买各种瓜果蔬菜，第一次买了一条鱼，自告奋勇的说自己可以试着做......我真真切切、开开心心的参与了每一样年货的购买和准备工作，参与了家里的清洁和打扫工作。就好像过去十几年里，我都没有真正过“年”一样。
　　当大门口的春联贴好，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起；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而酒菜也已经在厨房备好；当爹、娘和弟弟也都笑容满面的坐到了桌前，那一刻，我是真的感到了喜悦和快乐，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如此的轻松惬意，如此的心情舒畅。
　　我的人生仿佛重来了一遍，十年前那个腊月，我打定主意辍学，搬着凳子回家——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后的自己，会走进重点大学的校门。
　　大年初三是我的生日，这个日子在我们这儿有些特别——它是“女儿回门日”，专指那些娘家父母至少有一方已故的出嫁女儿，在这一天要回娘家，并给已故的老人上坟烧纸。
　　打我记事起，每年这天，都要跟着娘、姨妈、舅舅和表哥表姐等一行人，去给从未谋面的姥爷上坟。小时候不懂事，只觉得这场面新奇——一大群人浩浩荡荡走进坟场，男人们默默烧纸、洒酒、放鞭炮；女人们则一坐下就放声痛哭，纸烧完了，哭声也戛然而止，起身拍拍土就走。那时总觉得像在看戏——她们怎么能哭得那么突然，又停得那么干脆？我们小孩也被要求跟着哭，可我实在学不会，只能埋着头装样子。
　　后来慢慢长大，越来越不愿在生日这天去上坟，哭哭啼啼的，总觉得不吉利，可娘每次都坚持让我去。
　　这一年，我下定决心不再去了，因为曾和大学的朋友约好，那天在QQ上见，她们要跟我说生日快乐。没想到的是，当我提出说出“今年不想去上坟”时，我娘竟一口答应了，也没非要求我去姥姥家。
　　就这样，我过了记事以来第一个自由的生日，在QQ上收到了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发来的祝福，感觉那是记忆中最好的一个生日。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从没有人专门为我过生日。每年这一天，都是几十口人一起。上坟、包饺子、吃饭喝酒，热热闹闹一整天。我娘总说：“你生日这天多好，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人陪你过。”可她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一群人的热闹，而是有人能专门地、郑重地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是我们一家人安安静静的坐在一起，他们的时间和目光独属于我自己的“生日”。
　　上网需要去县城的网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家庭还都没有固定电话，更不用说电脑了。二零零三年，网吧、话吧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夜间开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网吧收费分按时和包夜之分，按时的话好像是一个小时两元。
　　事实上，在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电脑长啥样。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的某一天，我无意中在县城看到了一个写着“电脑培训”的门面房。想着自己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应该提前学习一下这个东西，就报了个名。学费是90块钱，学了十天，结果就学了个五笔打字，还没学精通。甚至连开关机都没学会，因为每次到那儿的时候，老板已经把电脑打开了，直接就是打字的那个界面。这导致我到了大学后第一次去机房，连电脑怎么开机都不会，在电脑前愣愣做了几分钟之后，还是旁边的那个热心同学帮我打开，给我教要按那个按钮。
　　说起学校的机房，那真是太让我喜欢了。兰大的榆中校区有两个大大的机房，里面放着一排排的台式电脑，从早到晚全天开放。学校给每位学生每学期发一张“上机卡”，上面有一个表格，共十八周，每周七天，每天可以上网一次——上午、下午或者晚上。有勤工助学的学生站在机房门口给每一个人表格上画对勾，用一次画一次。那时候，去机房上机几乎是我唯一热衷的事情，对于从来没有真正摸过电脑的我来说，那就像一个神秘的新世界。
　　只是，学校机房的能上网的电脑总是不够用，每个人一进机房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打开几台电脑，然后看哪一台联网了就用哪一台。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机房不是所有的电脑都能联网。很长一段时间，按下开关按钮，等待电脑打开，当界面上出现“清华同方”或者“方正”的时候，我的心情都会抑制不住的激动。但是，说起我使用电脑的用途，单一的有点不可思议，那就是——用QQ和陌生人聊天。
　　也许你会觉得和陌生人聊天有什么意思？
　　和陌生人聊天有什么意思呢？当年的我并不曾深究这个问题，就是本能的想去上网聊天。我一次不落的把我“上机卡”的次数全用掉，后来我舍友们的“上机卡”甚至都送给了我，被我聊天用掉了。
　　多年后我也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发现根源其实很简单——我骨子里太爱说话，太想表达了。可现实中的我，偏偏活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是过往经历的塑造，也许是环境的限制，我渐渐习惯了收敛声音、隐藏情绪，在别人眼中，我就是个冷淡疏离、不爱说话的人。但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是这样——向往热闹，喜欢聊天。那份压抑不住的表达欲，最终在网络上找到了出口。只有在敲下文字的时候，我才真正像我自己——可以侃侃而谈，可以幽默俏皮，可以畅所欲言。屏幕这一端的我，才最接近我心目中那个，没能好好长大的自己。
　　对于在学校天天上网的我来说，每天都上网聊天已经成了习惯。回家以后过年前的忙碌让我暂时忘记了这件事，而过年后的清闲让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所以，在心里给自己找理由去县城上网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初四想看看期末考试成绩，初五同学过生日，初六......没有理由，就想去。
　　正月初八，是预定好火车票返校的日子。
　　那只从县城修理铺回来的行李箱，轮子虽然还是还有些晃荡，但总算能继续使用。带回来的书是一页未翻，又被原封不动的装回了箱子里。箱子比回家时更沉了——虽然少了兰州的酒和特产，却塞满了五姨煮的花生、二姨熬的肉酱、大舅妈挑的苹果、二舅妈炸的麻花……她们把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都塞进了我这只箱子。我一件件地接，一件件地压，直到拉链都快合不上了。
　　临走前夜，娘从手绢里数出一千块钱，那是我一整个学期的生活费。她将每一张纸币抚了又抚，展了又展，才仔细塞进我那个贴身衣服上缝着内袋里，又一针一线把袋口细细缝死。我静静看着她低头咬线的侧影，心像被什么拽着，直往下坠。
　　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堵在胸口——我又要从这个已经掏空的家拿钱了。二十四岁的年纪了，非但挣不了一分钱，还要伸手接过爹娘从指缝里抠出的生活。这个家早已没了像样的劳力——爹的身体垮了，再也开不动三轮车，只能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纸；娘除了干地里的活儿，还要在空闲时间编纸花、缝鞋垫、串珠子，做着一分一厘的手工活。弟弟正读初三，也是用钱的时候。
　　想到这些，离家的喜悦便荡然无存。
　　可我别无选择，学，不能不上。即便清楚每一分钱都浸着爹娘的汗，我还是得接过这缝在衣襟里的重量——它是我活下去的依靠。
　　清早娘送我出门时，她的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我却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没有太多伤感，反倒隐隐松了一口气。过年热闹的炮竹声背后，是我始终不敢直视的窘迫，是每一次伸手要钱时的羞愧。逃离，或许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也是我面对生活时，最怯懦却最真实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