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距离期末考试还剩一个月时，我便开始着手总复习——意识仍停留在高中阶段，觉得考试前必须系统地把所有内容过一遍。那段时间，我暂时不再去图书馆看书，课余除了偶尔和朋友相处，其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各门功课。
　　从第一章开始，有计划地推进每一门课，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归纳知识点、梳理框架。和高中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配套的辅导书，也没有堆积如山的试卷，唯一的依托只有课本。这反而让我有些不踏实，一次次在心里感叹：大学的课业，竟如此“轻松”。
　　因为是压着录取线进的兰大，所以总觉得自己是班里、甚至全校最差的学生。如果说个子矮让我自卑，那么成绩差就让我感到惭愧——身高无法改变，但成绩可以。我坚信唯有加倍用功，才可能赶上别人。
　　其实平时上课时，我已经很努力了。除了英语课，其他课程我一节都没逃过。后来逃英语课，除了害怕自由分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四级已经考过了。据说只要通过四级，本学期英语就能免考，后续英语课也可以申请免修。既然上课分组那么难熬，我也就渐渐不去了——当然，不分组的时候，还是会去的。就连很多人经常逃的物理、化学实验课，我也一堂没落地认真上完。记得有一次是胶片冲洗的物理实验，原本两个班五十多人的课，那天只来了十几个。
　　可也许，我真的是智商不够吧。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这类偏文的课程，我尚能应付自如；物理、化学也能跟得上；但一到高等数学，就学得格外吃力。
　　为了能听清老师的每一句话，我每节课都必须抢前几排的座位。本来，大学课堂的第一排常是空着的，没人愿意坐。但高数课不一样——我们的高数老师，是个特别英俊的年轻男老师。听说他那年刚研究生毕业留校，还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女生们常在课后议论他，胆大的甚至开玩笑说要追他。不管是不是玩笑，反正每次高数课都座无虚席，女生们也不逃课了，不管听不听得懂，都争着往前排挤。这就苦了我这种真想听课的人，必须早早赶到教室门口，等上一节课的学生一出来，就冲进去用书占座。有几次去晚了，只剩下最后一排的位子，一整节课，视线越过黑压压的人头，看着黑板上的公式，只觉得它们越来越远。
　　那时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看着那些往前挤的女生，心里还忍不住埋怨：又不是真的来听课，抢什么座位呢？直到多年后，我在一部短剧里看到帅气男老师出场时，女生们夸张的花痴表情和背后大胆的议论，才忽然一怔——原来当年那些女孩子的模样，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模一样。再想起读过的那些民国故事，心里不由感慨：不管时代怎么变，有些事仿佛从未改变；艺术，果然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可惜，不管怎么努力听讲，高数课对我而言依然像一团迷雾。老师在台上推导得行云流水，我在台下听得云里雾里；课后自己翻开书，更是茫然无措。我也曾想过，课间休息时要不要去教师休息室问问老师——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自己按了下去。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如果讲台上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教师，我或许还能硬着头皮上前。可面对那样年轻、帅气的男老师，我只觉得自己像只灰扑扑的丑小鸭，连走近的资格都没有。心底里，我对所有年轻的异性，都怀着一种本能的退缩与疏远。
　　期末考试周终于到了，我自认复习得还算扎实。可即便如此，从第一门考到最后一门，脑子里绷着的弦始终没松——整个人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每考完一科就忍不住想翻书对答案，那股较迫不及待的劲儿，几乎一点没变。
　　所有课程全部考完以后，我感觉还不错——除了高数，其他几门都不算难。和高中比起来，大学的考试实在简单得多，考点基本都没跳出课本。原来，有些紧张，只是习惯性地跟着自己；有些成长，就藏在一次次“如临大敌”而后“不过如此”的循环里。
　　大学的第一场期末考试，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落幕了。
　　考试结束后，我开始欢天喜地的盼望回家，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虽说当时在家的时候，各种厌烦和嫌弃，嫌弃娘的啰嗦唠叨，嫌弃这嫌弃那。但真正离家这么长时间，还是有点想家的。
　　行李早都收拾好了——在距离放假还有两周的时候，我就开始收拾回家的行李了。衣服、洗漱用品、书，一开始计划带六本书，后来减少到四本。后面证明四本也是多余，整个寒假一本也没有从箱子里取出来过......
　　我还惦记着要给姥姥家那边的亲戚都带点东西。姨妈舅舅们一直待我很好，升学宴时给过不小的红包，临走还塞了满包的吃的。这份情，我想一点点还回去。买礼物是花了心思的，不是人人一样，而是按各家情况列了单子：爱喝酒的大舅、二舅、五姨父、三姨夫，带兰州的金城特曲；年纪大了的大姨妈、二姨妈，带青海的枸杞；百合是兰州特产，平时也能吃，每家一袋百合干。当然，也没忘了我自己家——一袋枸杞，一袋百合。
　　列在纸上看似乎不多，可当我在超市把东西一件件放进购物车时，就觉出不对劲了：体积不小，重量更不是我能轻松提动的。但看来看去，哪样也删不掉——这已经是“最低配置”，每家只两样。咬咬牙还是结了账，提着两只沉甸甸的大袋子走出超市时，胳膊直往下坠。没办法，我只好去东部批发市场买了一个行李箱，布面的，因为便宜。
　　走那天，在校门口碰见了我们班的副班主任。当年学校有个政策：由同专业大三的学长担任大一新生的副班主任，帮忙处理些班级日常——毕竟班主任不常驻榆中校区。
　　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来自石家庄元氏县，算是我很近的老乡。可这半年来，他并没有因此对我多一分照顾，反倒有些冷淡，却对梁玉洁格外关心，理由是“她是班里最小的妹妹”。当然，这没什么可指摘的，我也不愿用恶意揣测别人，只是心里明白，这位同样身材不高、相貌平平的老乡学长，对我隐隐存着一份疏离，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
　　习惯了，躲远点就好。
　　但那天偏偏遇上了，他正要请班里几个男生吃饭，又和我同一趟火车。看我拖着大箱子、背着鼓鼓的背包，他竟开口说：“一起吃饭吧，等会儿一块儿走。”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以他这半年的态度，我以为他根本不想与我有任何牵扯，甚至连“老乡”这层关系都不想提起。
　　饭桌上，几个男生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我插不上话，只安静地坐在一边。眼看发车时间越来越近，我提醒了几次，他们却摆摆手：“不急，饭店离车站就几步路。”直到离开车只剩十五分钟，他们才终于起身，打着嗝道别。副班主任只背了个小包，看着我那只硕大的箱子，皱了皱眉，还是接过去，和我一路狂奔进站。
　　我们冲上月台时，乘务员已经在催促。就近挤上车门，刚站稳，火车就动了。
　　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再也忘不掉——从此以后，无论谁说什么，我都坚持提前两小时到车站候车，哪怕火车站离学校只有两站公交的距离。
　　副班主任也为他的“从容”付出了代价：他连扛带拖，拽着我那沉甸甸的箱子穿过了七节车厢，才找到我的座位。箱子对他那不算高大的身形来说，显然超重了。大冬天的，他到我座位时已是满头大汗。但这能怪谁呢？我想他心里也清楚，怪不到我头上。他放下箱子，只说了句“那我回我座位了”，便转身离开。
　　下车时，我费力地把箱子拖下站台。本来还想等等他，道个别——毕竟是他主动邀我同行，又辛苦帮我扛到了车厢。可我在站台等了一会儿，出站后又等了一会儿，始终没见到人。
　　看来，他已经走了。看来，也许是我多想了。
　　本以为经过这次结伴回家，我和副班主任之间会有些不一样。不敢奢求照顾，至少该算是相熟的老乡了吧。可寒假过后返校，他待我仍是那副“不熟”的样子。我当然也很识趣，配合着这种“不熟”，绝不给人添一点麻烦。
　　公交站离火车站不远，没走几步就到了——或许真是便宜没好货，也或许我装的东西实在太重，行李箱连接两轮的那根杆子，竟从中间断了。再也拉不动，我只能半拖半拽，把它弄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车窗外，风景越来越熟悉：一样的田野，一样的村庄，一样的土路扬着灰尘。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慨——六年前，我也是沿着这条路，从服装厂灰头土脸地“逃”回家。如今时过境迁，这一次，我能算得上是“荣归故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