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过了几天,吉老师又到王集小学看望方良一家。王瑞云买了酒菜招待公公。吉老师对方良说:“中午放学,你把李校长留下,就说我来了,想跟他说说话。”
　　方良说:“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放了学他就过来。”放午学了,文文回到家,化化依在吉老师怀里,吉老师拿糖块给他们吃,询问他们学习情况,姐弟俩争着回答。
　　吉老师说:“一个一个地说,我看看谁的学习最好。”
　　正说着,李文清来了,从提包里拿出一瓶双沟大曲说:“早盼着你来了,总不见你来,都在家忙些什么?”
　　吉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请李文清坐下,说:“我现在有什么忙？倒是闲得无聊!”
　　李文清说:“那你咋不过来?早晚也帮帮方良,我也有个老同志说说话。”
　　吉老师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人手笨,家务事做不好。再说,你们都是大忙人，也没时间陪我说话。”
　　李文清说:“白天没时间,晚上有的是，多少话不能说？”
　　李文清问吉老师:“退休后,打算干点什么?”
　　吉老师说:“什么也没干,闲得无聊。前几天到王老师家去了一趟,他给了我两只百灵鸟。每天早晨起来到菜园里捉虫,回来喂喂鸟；空里读读书,写写字,带带扬扬,混着过；反正现在没有人来督促检查了。”
　　李文清说:“你这话怕不是出于真心。我听方良说,其实,你还是很想做些事情,只是还没有找准干什么:到学校去吧,自己已经退休了,学校没有自己的工作了;在家庭做杂务吧,自己又一向没兴趣,干一段时间又不想干了。因此不免觉得失落,烦躁不安。----我这话没说错吧?”
　　吉老师说:“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彼此无话不说,你自然是了解我的。只是想不出到底干点什么才适合我,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不致老来碌碌无为,虚度光阴,对不起这个大好新时代。”
　　李文清想了想说:“有一件事情很有意义,也适合你做,而且必须由你来做，别人再能干也做不了。”
　　吉老师一时有些纳闷,问:“什么事这么需要我?”
　　李文清说:“写回忆录。把你这一生的工作经历、理想、愿望、经验、教训,认真回忆回忆,好好写下来,给年青人一些启发和教育,让他们懂得创业的艰难,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干出成绩来,无愧咱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吉老师说:“以前我想过,也说过要写回忆录的,只是不知该怎么写,又怕写不好犯错误,受批判，反玷污了我这一生清白。解放后经过那么多运动，有多少人因为说错话犯错误!所幸我都平安过来了;----文革中虽受了批判,最终也没有定案，还是给解放了。现在退休了,安度晚年。三个孩子,一个上大学的,两个工作的，各有所事，各奔前程，一片兴旺发达。个人、子女、家庭能如此，我也知足了,不敢再有异想,生怕遭到意外,破坏了家庭这一片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正说着,方良喊吃饭了,两人便移到餐桌前坐下,喝了两杯酒，又继续刚才的话题。
　　李文清说:“方良,你爸离休后闲得无聊,我建议他写回忆录，他担心写不好会犯错误,受批判，玷污了他一生清白;我以为他太过虑了。你说呢?”
　　吉方良说:“也难怪他过虑。从他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经历的运动多,看到的冤假错案多,因此经验教训也多,至今还心有余悸。其实，是他们对当前的形势还不够了解。"
　　李文清说:“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分析批判,扣帽子,打棍子,确实把人们搞怕了，生怕说错话，写错文章，被人抓辫子，扣帽子，受批判、受处理。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就因为对交白卷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惹出大祸来，逮捕，坐牢，判刑，受的苦难比他们更多。事后，我也后悔过：如果当时对王芹交白卷不闻不问，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从学校的复课考虑，从学生的学业前途考虑，从一个教师、学校领导的责任考虑，我不能不闻不问啊！平反昭雪后，经过领导反复讲,反复开导,听的看的多了,认识才有所转变。现在时代变了,政策也变了,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改革创新，开放搞活,言论自由,再没有人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分析批判了，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有话你尽管说,大胆说,只要实事求是,于国家有益，于人民有益，就什么也不必害怕。”
　　吉方良说:“爸,今晚你不要回家了，到影剧院去看看电影。现在的电影、戏剧,也改革开放了,武打片、言情片都有,还有交际舞,港台流行歌曲;男女拥抱的,亲嘴的,在床上睡觉的镜头、场面都有。你可能以为这些都是黄色下流不够高尚;可这些电影戏剧都是经过国家审查批准后放映、演出的，是合法的。其实想想,这有什么呢?拥抱亲嘴、睡觉,这些都是平常人的生活,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懂、都会、都经过的。文学即人学,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如果不描写人生、人性、爱情,倒显得不正常、不真实了。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现实生活中到底能有多少?还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多吧。文艺作品就是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的，这才真实可信。空中楼阁，虽然好看，却并不实际。”
　　李文清说:“方良说的就是当前文艺战线出现的新形势,新气象,它冲破了以前文艺上的一个个禁区,像一缕春风吹得文艺园地百花齐放,满园春色。你到新华书店看看,古今中外,什么书籍没有?哪像文革时期,只有一种书，一本书。现在百货公司各色各样服装应有尽有，也不要任何证券，人们随意挑选，任买任穿。穿得再漂亮、再艳丽，也没有人批评你资产阶级情调，而只会受到赞扬，欣赏。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求人的思想要大解放。我看你的思想也要彻底解放解放,不要被以前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禁锢。你家是教师世家,特别是你,经历了解放前后两个世界,文革前后两个时代,可写的东西一定很多。你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写出来,写好,既有时代性,又有教育意义。吉庄小学是你一手创办的,从三间场庵子、单班独教,到目前二十多间砖瓦房的校舍,二百多名学生的完全小学,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哪些阶段,得到哪些人的支持帮助;又遭受哪些挫折,有哪些经验教训,都可以写。材料要具体详实,文笔要朴实流畅。让人们看了你的回忆录,就像看到你的思想,你的为人,你的经历,你的工作和事业；从一个吉庄小学校想象出整个王集,整个滨淮的农村小学教育的情况；从一个吉海明,想象出三千多名滨淮农村小学教师的前进历程和精神风貌!”
　　吉老师受了启发，深为感动,对李文清说:“既然如此,回家我就写写看,写好初稿,请你审阅。”
　　李文清说:“你家有方良、方正,足可以给你把关。”
　　吉老师说:“方正学的是数学,文字功底欠缺。你家春林是学中文的,到时请她修改。”
　　李文清说:“也行。自家小孩子,还不是一句话。”
　　吉老师回到家里,消除一切忧虑，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写起回忆录来。家务事仍由吉大妈来做,两只小鸟交给方玉去喂。他每日笔耕不辍。但写着写着思想认识产生了问题,比如解放前教私塾,读书的多是地富子女,那算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如果算为剥削阶级服务,那么，他那么多年辛勤施教岂不都成了罪过?他又觉得委屈:他毕竟教了那么多孩子读书识字,而且后来也有参加革命工作的，从这方面讲，应该算为人民服务。如果算为人民服务,可学生中连一个贫下中农子女也没有。思来想去，总拿不定主意。如果把这一段丢开不写,他又觉得不对,因为它毕竟是自己从教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不写,自己的从教历程就不完整。还有祖父的任教,教授的自然也都是富家子弟。如果不写祖父任教，他这个教师世家又何从说起?再就是他这个家庭历代孜孜追求的读书成才、光宗耀祖的问题,如果如实写,显然思想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写成历代读书都是为了报效国家、服务人民,那显然不符合事实，不真实。还有解放后对他和子女的“重在表现”问题,文革中对他的批判问题,方良的冤狱问题,这些到底该怎么认识、怎么写,他一片模糊,完全没有把握。他停下笔来,陷入了沉思。他认为，这些问题，还需要和李文清作进一步研究，以求达成符合政府政策和时代要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