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二〇〇三年的春夏，全国“非典”蔓延，等到九月份我们入学时，疫情已基本平稳，不再听说有新的患者集中出现。但为了安全起见，学校还是取消了开学后的军训。于是，我们成了第一届没有经历过军训的新生。
　　开学第二周，课程正式开始了。因为我们宿舍四个人都是同一个专业，课表一模一样。起初，我们四个每天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倒也不是刻意约好，只是大家住在一起，课又完全一样，加上课程安排得紧，基本上就是下课吃饭、吃完饭上课的节奏。彼此最大的作息差异，主要体现在晚上——晚上一般没课，我通常吃完晚饭就出门了，不是去教室写作业，就是去图书馆看书。我不知道其他舍友去了哪儿，因为我总是等到教室十点半关门才离开，回去时她们三个基本都在，甚至张霞往往已经躺在了床上。
　　上课并不是多愉快的经历。
　　大家都知道，大一上学期基本没什么专业课，全是数理化、英语这类基础课，加上马哲、毛概之类的思想政治课。所以大多数时候，是四个专业的学生一起上课，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只有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和我们专业相近的“水文与水资源”学生一起上的。
　　一开始，我们四个女生到教室后总是坐在一起。如果是那种一长排的桌子，我们就挨着坐一排；如果是两人一张的斗桌，我们就两两坐一起。但后来有一次，我和韩悦先把书放在了一张桌子上，等我从卫生间回来，却看见一个男生坐在了我放书的那个位子上，正和我舍友谈笑风生。眼看快上课了，他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只好默默拿走自己的书，坐到了另一个座位。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观察，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无意中挡了舍友的交友机会。只要我和她们坐在一起，就减少了男生过来搭话的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便尽量不再主动和舍友坐在一起了。我总是自己找个位置，要么第一排，要么角落，要么靠后的地方，一个人坐下。
　　后来有一次下课后，我们班一个男生叫住我一个舍友，让她等一等——听说那是向她表白。从那以后，我觉得课后我也不该时刻和舍友“绑定”在一起了，那样可能会耽误她们自由交往。
　　于是，我开始刻意调整自己的作息，不再和她们同步。每天早上，我会早早出门；中午打了饭带回宿舍吃，不再和她们一起去食堂；下午下课后也不一起回去，总说“再看一会儿书”……
　　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互相吸引，再正常不过。尽管比他们大了整整四岁的我，压根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可是当有男同学毫不掩饰地投来嫌弃甚至厌恶的目光时，我的心还是抑制不住地往下沉。他们不会像初中生那样直接言语攻击，只是用眼神和行动表达着不喜欢——比如上课时，男生总抢着往漂亮的女生旁边坐，而我前后左右的位置，总是空荡荡的，绝不会有人主动靠近。
　　照理说，我经历过初中时的霸凌，见过比这更恶劣的行为，心理承受能力应该更强一些才对。
　　然而恰恰相反，这些细微的排斥，像一个个沉重的触发器，一下一下撬开了我尘封近十年的记忆，也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自卑像潮水般卷土重来，瞬间淹没了我这些年努力构建起来的那点脆弱的自信和理智。
　　我又变得敏感而多疑，旁边男生无意投来的一瞥，会被我解读为“讨厌”；同班男生没跟我打招呼，就成了“不想理我”；原本坐在某处的男生，见我也在同一排坐下后立刻换到别处——那一定是“嫌弃我”。
　　诸如此类。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上初中时的状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最害怕的是上英语课和外教课。
　　因为英语老师的教学方式比较西化，她总鼓励我们自由组队、自由组合，然后进行小组问答或练习。每到这个时候，也是我最尴尬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班大约五十个人一起上课，另一个班只有三个女生，我们班四个，总共七个女生。一说分组，那些活泼外向的男生就会主动去找女生组队，也有人找自己玩得好的男生或同宿舍的组队。从来没有一个男生主动找过我，当然，我也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个男生——我没有那个勇气和胆量，我害怕被拒绝，更害怕被嫌弃。我也找不到女生组队，到最后，班里只会剩下那些性格内向、没有主动去组队的男生，还有我。这时，老师就会把剩下的几个人随机指定成一组。
　　对那些活泼外向的男生来说，他们简直爱死这样的英语课了。课堂对他们来说就像天堂，既能在女同学面前展示自己，还能光明正大地和女生聊天。
　　但对我来说，每一节这样的课都是煎熬。我特别害怕英语老师说出那句：“Thisclassisfreetoformstudygroups.”如果说英语课到最后老师还能指定分组，让课堂勉强进行下去，那么外教课就是真正的“如坐针毡”了。那位外教不会帮忙指定分组，他基本不说中文。自由组合完成后，他就开始上课，和大家互动——而且大多数时候只和已经成组的小组互动。剩下我们零星几个没找到组的人，往往就被一带而过。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一样，格外可怜。
　　好在大学课堂与初中不同，每两节课后就会换一间教室，有时甚至换一批同学一起上课，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紧绷。至少，我不必整天困在同一个空间、面对同一群目光。流动的课堂，给了我喘息和躲藏的空隙。同时，宽松的课业任务也让我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即便白天心里受了什么打击，晚上找个安静的教室，把一天的课复习一遍，写完作业，再发一会儿呆，去校园的小花园里静静坐一会儿，或是到图书馆安安静静看几页小说……等晚上回到宿舍时，内心基本也就平静下来了。
　　大学就有这一点好：我有逃离的时间和空间。这和初中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如果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某个场景让我难受，我可以选择暂时离开。我甚至因此逃过几次英语课——在我预感到下一次课又要自由分组的时候。
　　这种自由，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我不再频繁受到那种直接的、剧烈的冲击；坏处是，我变得越来越孤僻，总是独来独往，几乎不跟任何人结伴。
　　我喜欢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图书馆无人的角落看书。找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树，阳光透过枝叶，在桌面上投下细碎摇曳的光斑。安静得只能听见书页翻动的轻响，和自己平稳的呼吸。这时候，没有旁人投来的眼光，也没有心里翻腾的自卑，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眼前摊开的书。
　　也正是在这片全然属于我的宁静里，我囫囵吞枣却又无比虔诚地，读完了最初的两本小说。
　　我在《红楼梦》里看宝黛的痴与嗔，看大观园里的盛宴与诗词，看那些鲜活的、美好的生命，如何一步步走向命定的离散与凋零，就像目睹一场盛大却无可挽回的日落。合上书时，心里空落落的，被一种辽阔而古老的悲凉笼罩。在那样的悲凉面前，自己所有的遭遇，似乎都显得轻了，淡了。
　　而《简·爱》则像一道猝不及防的闪电，劈亮了我混沌的自我认知。那个瘦小、并不美丽的家庭教师，面对爱情与尊严的抉择时，说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那一刻——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独立与坦荡，深深击中了我。我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镜像：我和她一样矮小，一样不美，那我是不是也该像她一样，勇敢地对自己说——我贫穷，矮小，不美，但我的灵魂与他人同等丰盈；我，不比任何人卑微。
　　那时的我，自以为从简·爱那里借来了勇气与力量，足以抵挡外界的偏见。可二十多年岁月渗进骨子里的、那种“矮人一截”的感觉，就像一件穿旧了贴身的衣裳，理智上知道该脱掉，皮肤却早已习惯了它的质地。所以我心里始终是拧巴的——一边觉着与他人平等，一边又觉着被人轻视。这就导致在行为上呈现出了一种自负、防御的状态。
　　现在想来，韩悦的那句话，正是对着这种状态说的
　　那是入学一个多月后的某个晚上，我们四个人躺在床上闲聊，不知怎么就说到了相处。
　　韩悦忽然轻声说：“我觉得……你在孤立我们。”
　　“什么？我孤立你们？”我当时几乎气笑，“我一个人，孤立你们三个？”
　　心里有个声音在反驳：从来只听说一群人孤立一个人，哪有一个人孤立一群人的道理？我，何德何能？
　　多年后的今天，我其实认同韩悦当时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看，的确是我，先一步孤立了她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