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高中学校是全日制、全封闭管理，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那个本该放我们回家的周末，学校突然广播通知：所有人留校，不得离开。
　　消息一出，同学们几乎炸开了锅。走廊里、宿舍里，到处是焦急的议论和猜测——为什么突然不让回家？出什么事了？在一片不安的骚动中，我们才隐约听说：全国出现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疾病，简称“非典”，传播快，致死率高，形势非常严峻。
　　为了确保安全，学校决定立即升级管控，实行完全封闭——学生不许出校，家长不许进校，所有人留在校内，隔绝一切内外流动。如果有急需的衣物或用品，可以联系家人送到学校传达室。东西会在专门的房间经过紫外线统一消毒，再由老师转交到我们手里。
　　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有传言说高考可能会推迟——彼时已是三月，距离原定的六月高考只剩短短三个月。二零零三年本就特殊：河北省高考时间从七月调整到六月进行的第一年，偏偏就在这一年，遇上了“非典”的蔓延。
　　实际上，我们县城——乃至整个石家庄地区——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疫情中心远在南方。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就像春天的柳絮，悄悄飘满了校园：有人说邻近的村子有人被隔离了，有人说某镇拉走了好几车人，甚至传言我们学校里也出现了“疑似病例”……风声鹤唳，人心像绷紧的弦。
　　春季本来就是感冒多发的时候，随着身边出现发烧、咳嗽症状的同学越来越多，整个校园迅速陷入一种“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学校很快设立了隔离室，规定一旦生病也不准回家，只能在校内医务室就诊。每个宿舍发了一支体温计，要求每人每天早晚测温。那位平日里总是慢悠悠的校医，突然忙得脚不沾地，面前总是排着长队。
　　起初，不少同学还在医务室里打吊针；后来，也许是因为病号太多，校医不再轻易输液，往往只开几片药，就让人回宿舍休息。我也没能幸免，头疼、咳嗽接连袭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吃了医生给的药片，却好像没什么作用，只能病恹恹地躺在宿舍，在隐约的恐慌与持续的不适中，挨过一天又一天。窗外的春天明明已经来了，可我们仿佛活在一层透明的隔膜里，呼吸都不太自由。
　　或许是为了缓解弥漫在整个校园的焦虑，学校在坚持严格封控的同时，对内部的管理做出了难得的、甚至称得上温柔的调整：作息时间被重新安排，下午只上三节课，将傍晚五点到六点设为雷打不动的“全校户外活动时间”。更让我们高三生惊喜的是，久违的体育课回来了。就因为“非典”，我们竟重新拥有了在操场上奔跑、流汗、大口呼吸的权利——不是每周一次，而是几乎每天。
　　这突然多出来的、大片大片的自由时光，像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虽然仍有人选择留在教室自习，但心态已悄然不同：从前是“不得不学”，此刻却是“我可以选择学，也可以选择暂时走出去”，紧绷的弦，轻轻松了一扣。
　　在这段难得的、缓慢的时光里，我和王素素的友谊，像墙角悄悄舒展的藤蔓，静静地生长起来。每周两三次，当傍晚的活动铃声响起，我们会自然地挽起手，走进那片被夕阳镀成金色的操场。没有目的，也不赶时间，只是沿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走，说些漫无边际的话，或是干脆沉默，让疲惫的思绪在微风里慢慢飘散。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校园角落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也次第开了。我们开始有了新的乐趣：在散步途中，留心搜集那些形状特别、颜色动人的花瓣与叶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厚重的笔记本里。我们甚至认真地约定：等将来上了大学，要在写给彼此的信里，把这些压干的花叶做成书签，寄给远方的对方。
　　“将来”——每当说到这个词，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望向天空。天空依然湛蓝，阳光依然明亮，可“非典”的阴影像一片无形的灰雾，沉甸甸地笼罩在每一寸空气里。我们真的还有所谓“将来”吗？“非典”到底会不会过去？高考会怎样？那些我们小心翼翼收藏起来的春天，真的能安然抵达下一个季节吗？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非典”的突然降临，像一记意外的休止符，强行打断了高三的学习节奏，也打断了我那无解的恶性循环。当死亡的阴影第一次如此真切地逼近，我那曾经日夜灼烧的、对“落榜”的恐惧，在更大的生存危机面前，突然消散了。在这片悬而未决的阴霾里，我的心意外地沉静了下来，并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学习节奏。我不再对自己说“必须考上”，而是换成了“只管尽力，剩下的，交给天意”；我不再死死盯着每一次模拟考后年级排名的波动，转而把目光收回到眼前的试卷上，只关心那些红叉背后，我究竟哪一块知识还未真正掌握；我不再去数还有多少页书没背、多少套题没做，只求当下遇到的这一道错题，能被彻彻底底地弄懂、吃透。这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平静，是焦虑到极致后的释然，也是无力改变大环境后，对自己小小的、最后的掌控。
　　与此同时，班级里维系秩序的那根弦，肉眼可见地更加松散了。大家对班主任积蓄已久的不满，开始在课堂上公开流露。一些男生会在他讲课时故意发出声响，或是用沉默的凝视来表达对抗。而他对我们，也从最初的严厉管束，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怨怼，最终演变成一种破罐破摔的放弃。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他拿着三角尺走上讲台，没有立刻开始讲课，而是先面对着我们，深深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宣布：“从今天起，高三二班没有班主任了，只有一个物理老师，你们爱来不来，爱听不听，座位也随便坐吧。”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看着他拿着三角尺、垂着头开始画受力分析图的背影，我心中掠过的竟不是快意，而是一丝复杂的怜悯。我怜悯他空有老师的年纪与资历，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师者、一个宽厚的长者。他仿佛把自己降格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高度，像两个互相怄气的孩子，死死掐着对方的脖子，谁都不肯先松手，最终只能在僵持中耗尽了所有力气，只剩下疲惫与难堪。
　　那时，他的儿子大概正上初中，他在年龄上当然是我们的长辈，可在“为人师表”上，他无疑是个失败者。也正因如此，后来高考结束，班里一群男生在网络上建起那个名为“打倒张长生”的网站，便成了一种带着少年意气的、必然的宣泄。
　　就这样，带着对他的复杂情绪，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冲刺。
　　在被“非典”笼罩的高三尾声里，在消毒水气味和每日体温测量的日常中，高考依然坚定地走向了我们——没有延期，如同命运不容商量的脚步声。
　　高考三天，我们是由大巴车集中拉到考点，然后再集中拉回学校的。从“非典”疫情开始，到高考结束，我们没有出过一次校门。
　　二零零三年的高考，是一次神奇的高考。那一年，我们不仅遭遇了“非典”，也遭遇了一起严重的高考试卷被盗案——四川南充高考试卷被盗。为了确保公平，防止泄题范围扩大，教育部紧急决定，启用为应对极端情况而准备的备用卷。而全国高考数学理科备用卷B卷的题目脱离了常规的复习和模拟题套路，考查了很多平时不被重视的“偏”、“冷”“深”知识点和非常规解题技巧，打了所有老师和考生一个措手不及。这一年的全国高考数学理科卷，被称为“史上最难高考”。有些人在考场上直接哭了，有些人当天晚上在操场大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第二天的考试。
　　而我——这个平时就被数学难题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学渣”，反而意外地平静。面对那些从选择题就开始“不知所云”的题目，我竟没有慌张。大概是因为早就习惯了“不会做”的状态，我坦然接受了这张试卷的难度。浏览一遍大题，虽然大多无从下手，本着能做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就把能做的全做了，心态也基本没受影响，也没有影响到后续科目的考试发挥。
　　三天后，当最后一科交卷铃声响起，高考结束了。我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生活了三年的校园。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应该有一张全班的毕业照。往年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因为“非典”疫情的影响，学校没有统一组织这事。其他班都是班主任张罗，给大家拍了毕业照。而我们班，由于师生关系的破裂，班主任早已不知所踪，没有人管拍照的事，所以，也就很遗憾的没有留下一张全班毕业照。
　　于是，在那个特殊的夏天，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仓促而平静地结束了——没有毕业照，没有正式的告别，只有一场被称为“史上最难”的考试，和一段永远无法被影像定格，却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