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王老师和吉老师一起办了退休手续，但子女接班顶职的手续却迟迟不能办,原因是接班人确定不下来。王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高中毕业,早已娶妻生子,分家另居;小儿子初中毕业,因为右腿自幼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总找不到对象。王老师想叫小儿子接班,理由是小儿子身体有残缺,接班有了正式工作就好找对象了。大儿子却不同意,说:“我是长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子承父业,接班人应该是我。"然而这份职业是父亲的,父亲不同意,大儿子理由再充分也接不了班,事情就摆了下来。可是好好的一份工作,千金难买,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无论父亲和儿子都不忍放弃。于是经过一段时间沟通，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大儿子同意让弟弟接班,但弟弟必须负担母亲的生活。另外，父亲的工资每月必须拿出一部分给大儿子贴补家用。父子经过充分协商终于达成如上协议，这样王老师才给小儿子办了接班顶职的手续。
　　张景文老师在子女接班问题上也产生了问题。张老师有三男一女,三个儿子都已经结婚成家,唯有一个女儿尚未结婚,按照国家政策,男女平等,子女同样都可以接班。但是张老师的三个儿子一致意见:妹妹迟早是人家人,父亲的班决不能让妹妹带走。女儿只有一个人,势单力薄,加上农村重男轻女的旧风俗,她浑身是口,也讲不过三个哥哥,所以只好忍痛割爱,放弃接班。作父亲的左右为难,向着女儿,三个儿子不让,而且老来还要依靠儿子养老送终;向着儿子,又委屈了女儿。实在没办法,张老师只好把三子一女都叫来开会。他首先阐明自己的观点:手心手背都是肉,三子一女他同样看待,无厚无薄。但是国家有政策,一个离退只许一个子女接班。于是他叫四个子女自己选出一个接班,其余三人他适当给经济辅助。三个儿子很快就击败了他们的妹妹,女儿有自知之明，首先退出。接下来是三个儿子选出一个接班,可是三人互不相让，最后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来确定。结果二儿子抓中了。老大和老三有话在先,不便再争,只得提出叫老二负担母亲今后的生活。老二获得接班,拣了个大便宜,自然不能推辞,便答应下来。就这样张老师接班人才确定下来,到文教局办了接班手续。
　　王家沟小学的朱老师三女一男,三个女儿均已结婚出嫁,一个儿子尚未结婚,所以他退休后在子女接班问题上倒没有争议。只是他这接班的儿子只读了三年书，知识少,不能教书,当不了教师,文教局只好安排他到王集小学当炊事员。炊事员就要做菜做饭,他偏偏又不会做菜饭，只好在学校食堂喂猪兼当办事员,在学校里做些杂务事。不久这事情被文教局的刘科员知道了,他有感于接班人素质低下,在一次全县的教干会上介绍了这件事情,感叹说:“真是走了个教书的，来了个喂猪的!”因为这话押韵,又刺中时弊,一传十,十传百,竟传为笑话。于是很多人又开始攻击接班制度,说是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弊大于利。既然社会上有此说法,接班制也确实有它的弊端,便有风声传出政府要取消接班制。有此风声，一些老教师便担心接班制长不了,只是差着一两年不到退休年龄,他们便想方设法提前退休,以便使子女提前接班。
　　张丙寅和朱德胜,一个解放前就从事教育工作,一个解放前当兵,解放后转业参加了教育工作,按国家政策,他们都可以算作离休,只是年龄上还差一年,要八零年才能办手续。他们的身体都还可以,倒也不在乎多教一年书,只是担心国家政策有变化,怕明年离退休教师子女不给接班了。然而担心归担心,政策归政策,差着一年文教局就不给办离休手续,他们的子女也就接不了班。
　　朱德胜经常跟张丙寅说起他的担心，并且举出很多国家政策变化的例子。张丙寅何偿不想办离休好让子女接班?但是没有办法;另外他认为,国家的政策不会很快就变。他安慰朱德胜说:“文革中政策千变万化,使老百姓对政府失去了信任;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国家正要取信于民,我估计接班的政策一时不会有变化。”朱德胜说:“你这只是估计,毕竟没有把握,还是不能叫人放心。只有像吉海明、张景文,离退休手续办了,子女接班了,才算把握在手,彻底放下心来。”张丙寅说:“着急有什么用?差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总要一天一天地过。还是等等再说吧。”
　　张丙寅不像朱德胜对离休接班的事情那样着急，除了思想认识的不同,他在王集还想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帮助他患难之交的朋友刘凤启找个对象成个家,这段时间他正在两边奔忙。他给刘凤启介绍的对象叫李素贞,三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年前丈夫病逝,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两人见了一面,都还满意。只是素贞的公婆不允许她把孩子带走,说：“儿子去世了，儿媳妇再嫁他们没有理由阻拦，但是，孙子是他们家唯一的后代根，绝不准儿媳带走。”李素贞又舍不得孩子,因此事情就拖了下来。开始,张丙寅力图说服李素贞的公婆允许她把孩子带过来，孩子不改姓,仍然是他们的孙子,刘凤启、李素贞只是替他们家抚养孩子。可是无论他怎么说，李素贞的公婆也不相信，不同意。老头老太哭着说:“孙子是我们家的后代根,如今儿子死了,孙子再走了,我们家就断了香火了。”公婆的工作做不通,他又劝说李素贞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理由是结婚后两家仍在同一个公社,相距不远,她仍可以回去看望孩子,照顾孩子。李素贞一来舍不得孩子,二来又怕公婆年纪大，照顾不好孩子。工作又没做成。现在他又在做刘凤启的工作,让他结婚后到女家生活,此地叫“倒插门”,女方叫“坐家招夫”。按王集地方风俗,“倒插门”等于刘凤启给李素贞的公婆作儿子,要随他家的姓。这样李素贞和她公婆都同意,刘凤启却不同意，因为这名声太难听，在学生中传播开来，他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今后还怎么做？下一步工作，他要劝说双方都作些让步,即刘凤启婚后到李素贞家生活,但不改姓，不算作“倒插门”,只是为了照顾李素贞的公婆和孩子。李素贞的孩子也不改姓,仍算李素贞原夫的孩子;但李素贞和刘凤启生的孩子必须随刘凤启姓刘。
　　好事多磨,经过张丙寅反复说合,刘凤启和李素贞的婚事终于得成,五一劳动节前夕,双方到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定于劳动节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喜结良缘。刘凤启一九五六年从南方某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王集小学任教,一年后错划为右派分子留校劳动改造,历经四年多,终因改造无望、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逃亡西北、东北边远地区,隐姓埋名,苟且偷安,饱受劳苦十数载。二十年后,党中央回顾历史,纠正冤假错案,给错划右派分子改正,他才得以重见天日，重返王集小学工作。而今,当年的小刘已四十有余,成了老刘，半生坎坷辛苦，斑发早生。然而终于沉冤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喜结良缘,成家立业，也算是晚来有喜,晚来有福,晚年得安了。
　　闻此喜讯,王集小学全体教职员工无不欣喜赞叹,在李文清、吉方良带领下一齐前来贺喜。正值五一劳动节学校放假无事,刘凤启请老师们喝喜酒，大家十分高兴,个个开怀畅饮,从中午直喝到天黑,看着刘凤启夫妇入了洞房方散。
　　刘凤启结婚成家了,张丙寅终于了却了他在王集的最后一个心愿，一门心思想着赶快办了离休手续，好让子女接班工作,也算是他对子女为他划成右派分子背黑锅的一点补偿吧。
　　一天,朱德胜对张丙寅说,他从文教局内部了解到,不到退休年龄的也不是绝对不能退休，但必须是体弱有病，确实不能工作的,而且必须有县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他问张丙寅:“你家是县城的老住户，有亲友在县医院工作的,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就说我们患有肝炎或肺结核,这些都是传染病,就是青年人也得允许治疗休养;他们又见我们这么大年纪,还不干脆叫我们退休?”张丙寅想了想说:“我还真有个表侄在县医院当医生，只是多年没见面，生疏了,这又是弄虚作假的事情,要担责任的，不知人家肯不肯给办。"朱德胜说:"你星期天就去试一试,能,更好,不能,咱们另想办法。"张丙寅答应了。
　　星期一,张丙寅从县城回来，果然拿来两份县医院的证明,不过写的并不是朱德胜说的那两种疾病,一张写着“腰肌劳损,建议休息治疗”,一张写着“慢性咽炎,不宜从事第一线教学工作。”朱德胜看了,说:“怎么写这两种病?都是常见病,又非传染病,文教局怎么能批准提前退休?”张丙寅说:“肝炎和肺结核的诊断是要有化验室的检验证明的,人家怕担责任,不肯给写。咱们拿去谈谈看,给办就办,不给办咱们就再等半年。一种政策既然出台了,又深得老教师欢迎，哪能说变就变了?”朱德胜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去试试。
　　两个向李文清请了半天假,一齐前往文教局。他们拿出县医院证明,添油加醋谈了自己的病情,说如何痛苦,又久治不愈,实在不能工作了。文教局同志见两人已经五十九周岁,须发斑白,又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便同意了他们提前离休的请求。两人终于达到目的,十分高兴,再三向文教局的领导同志表示感谢,随即办理了离休手续。
　　张丙寅、朱德胜回到王集小学向李文清说明情况,然后回家商定接班人,不久他们就给子女办好接班手续。两个老同志,解放前一个从文,一个从武,解放后共同来到王集小学一起工作了近二十年,不论王集小学曾经给过他们多少欢乐和痛苦、希望和绝望,现在真要离开它了,都有些恋恋不舍。王集小学的领导和老师不论对他们有好感和没有好感的,如今要分别了,也都有些恋恋不舍。特别是刘凤启和张丙寅，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年艰难屈辱的劳动改造,又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异地思念,如今刚刚相聚又要分开,彼此都有些不舍。所幸的是今天的分别不再像十多年前的那次分别，双方都没有了那种痛苦和遗恨,虽然分开了,但他们如今都是合法公民，自由之身，想见面便可见面畅谈,不再有政治的羁绊和顾虑。刘凤启和妻子李素贞强留张丙寅多住了一天,为此刘凤启还专门请了一天假陪伴张丙寅。他叫妻子置办了丰盛的酒菜,却并不邀请其他客人。这一天,两个人从早到晚整整喝了一天酒,也整整说了一天话,从五六年刘凤启分配来王集小学工作，一直说到今天,说尽了二十多年的酸甜苦辣,人生坎坷。说到痛苦之处,两个人忍不住老泪纵横,抱头痛哭。不过分别的时候两个人心态都很平和,刘凤启帮张丙寅提着东西,一直把他送到汽车站，然后互道珍重,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