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高二开始了，我被分到了二班。除了数学和英语老师，其他任课老师全换了，班主任也换了新的。
　　新班主任姓张，三十多岁，教物理。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细边眼镜，眼睛总是微微眯着，像在思忖什么，眼底偶尔掠过一丝精于计算般的锐利光采——看我们的时候，不像是看一个学生，倒像在审视一道道有待拆解的物理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和“班主任”这个角色天生犯冲，从开学第一天起，我就隐约觉得，他不怎么喜欢我。他的目光扫过我时，总是很快移开，没有停留，也没有笑意，只剩下一种公事公办的审视，和一种让我心里发凉的冷漠、疏离，不带多余温度。
　　起初我猜测，他或许提前了解过班上学生的情况——是因为我成绩退步了？还是因为我来自那个被拆分的、风评不佳的一班？初中三年被所有老师偏爱惯了的经历，让我潜意识里觉得，老师天然就该喜欢成绩好、懂事的学生。所以当有人表现出“不喜欢”时，我先是茫然，接着是慌，然后便忍不住想去做点什么，去扭转这种局面。
　　我于是拼命学物理，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啃物理课本、刷习题集，笔记本记得工整又详尽。我想，只要我的物理成绩冲到最前面，他总会注意到我吧？总会对我露出一点认可的笑意吧？
　　后来，我的物理成绩确实慢慢上来了，偶尔还能挤进班级前三。可张老师的态度，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会在课堂上热情地表扬一个成绩不如我的女生，说她“思路清晰、进步很大”，而对我，连一句“不错”都吝于给予。当某次我的物理小测意外下滑时，他也没有像批评其他同学那样点我的名，只是照常讲评试卷，仿佛我的分数从未存在过。
　　简单说，就是“无视”。
　　在他的眼里，我好像只是一个透明的人影。我成绩好，与他无关；成绩差，也与他无关。他会亲切地叫其他同学的名字，会笑着回应他们的提问，会操心他们的薄弱科目——但所有这些情绪与关注，都不会落在我身上。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讨厌，不是针对，而是一种彻底的、平静的“不存在”。他对待我，就像对待教室后墙角的簸箕扫把，看见了，但不会多看第二眼。
　　我为此困惑了很久，甚至反复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是不是无意中得罪过他？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接受一个简单到近乎残酷的事实：他就是单纯地不喜欢我而已。
　　那种“不喜欢”，未必与我这个人本身有关，可能只是一种莫名的、气场不合的直觉。他能做到彻底无视，大概已是他身为人师最大的克制——至少还没有把不喜形于色，转为实际的为难。
　　至于为什么不喜欢？
　　有时候，不喜欢一个人，本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像我奶奶从来不喜欢我娘，没有过节，没有冲突，只是从见第一面起，心里那扇门就关上了。有些情绪，本就说不清道不明，它静默地存在，像墙角无声生长的苔，不声张，却也无法轻易抹去。
　　明白了这一点，我反而慢慢松开了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我不再试图讨好，也不再为此纠结。既然他的目光不会为我停留，那么，我只需走好自己的路便是。
　　九月中旬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崭新的《中学时代》杂志，和一些钱，一起递给我。
　　“你的。”他难得地笑了笑，眼睛眯成两道弯弯的缝，“稿费九十六块，我替你去邮局取回来了。”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是我暑假前投出去的那篇《转轨》。它真的发表了。
　　因为学校是封闭管理，汇款单寄到学校后，是班主任代我去取的。汇款单上用的是我的笔名“静泊”，邮局工作人员起初还不肯给，反复核对信息。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学生的笔名，文章登在《中学时代》第3期，还拿出了杂志……说到最后，对方才算把钱递出来。
　　他把杂志和钱放在我手里时，笑得更明显了，语气里带着一丝欣慰：“这种事，老师乐意帮忙。”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亮了一下。看着他眯起的眼睛和舒展的眉头，一个天真的念头悄悄冒出来：他是不是……开始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终于看到我了？
　　然而之后的日子，一切照旧。
　　他的课堂提问依旧很少点我，他的目光掠过我的座位时依旧平淡，我物理成绩好或不好，他似乎也并不真的在意。那个下午他眼睛里的笑意，像偶然照进深巷的一缕阳光，巷子还是那条巷子，光走了，一切便恢复了原样。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或许在邮局窗口前，当他向工作人员说出“这是我学生的稿费”时，他的确是真切地自豪过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微微扬起下巴，眼睛发亮的样子——那是一个老师面对学生成绩时，最自然、最朴素的骄傲。
　　可那种骄傲，仅仅附着于“学生发表文章”这件事本身，像一枚贴在荣誉墙上的奖状，醒目，却并不通往墙后那个具体的人。它不基于我，不基于长久以来的观察与了解，不基于任何情感的倾斜。它只是一瞬间的事，过了那一刻，便与他无关，也与我无关。
　　一班的班主任也换了，是一位新的政治老师。我们原来的政治老师又回去教高一了。我心里暗暗觉得，或许他课讲得不错，但大概真的不适合当班主任——管理班级，光有热情好像不够。还在心里替他惋惜：刚毕业，到底还是缺经验。明明其他班都是选成绩好的学生当班委，稳当又省心，他偏偏要搞什么“毛遂自荐”……这下尝到教训了吧？有些老办法，能传下来，总有它的道理。
　　就在我从班主任手里接过杂志和稿费的第二天，这位新任政治老师在自习课时把我叫出了教室。
　　他手里同样拿着一本《中学时代》——和我收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说，这是在校长办公室里看到的。这里我得插一句：那时候我们就读的民办高中，收发室从不把信件直接交给学生，都是统一转交给班主任，再由班主任每隔一两周集中发放。杂志社寄给我的包裹，被交到班主任手里后，他直接拆开了。里面有两本杂志，他留了一本，另一本送去了校长室。他们也不难猜到，“静泊”就是我。
　　新政治老师找我的目的很明确：劝我学文。
　　他语气恳切，苦口婆心，说觉得我在文学上是有天赋的，走文科路更有利。他还认真地替我分析：如果学理，想考清华北大可能有点难；但如果学文，努努力，中国政法大学很有希望。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将近半小时，才停下来问我怎么想。
　　我其实挺不好意思的，但还是老实说：“老师，我想选理科，我不太喜欢文科。”——这期间我好几次想开口，可他一直说个不停，我根本没机会插话。
　　他听了显然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说：“那太遗憾了。”临走前又叮嘱我，再考虑考虑，想通了随时可以找他。
　　其实我一分钟也不需要再考虑。我从来没想过读文科。政治要背，历史要记，那些都不是我喜欢的。我心里清楚，我的路不在这头。
　　只是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忽然有点恍惚。这一年多来，好像第一次有老师这样郑重地、基于“我可能擅长什么”而对我说话——哪怕说的，并不是我真正想走的路。
　　《转轨》在《中学时代》发表后，还有一个我始料未及的后续——我开始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
　　那些信，都是看了文章后，照着杂志上留的学校地址寄来的。写信的多是和我一样的高中生，有高一的，也有高二、高三的。他们在信里写对我的敬佩，说读文章时的共鸣，有的甚至小心翼翼地附上自己的照片，问能不能交个朋友——也就是那个年代淳朴的“笔友”。
　　这真是一份巨大的意外之喜。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很小，从未和远方任何一个陌生人有过交集。握着那些贴着各式邮票、字迹各异的信封，我心里充满了新奇与激动。每一封我都认真读了，每一封也都郑重地回了信。其中有两个，通信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大学，成了那段青春里一份安静的陪伴。
　　起初信来得特别密，一周能收到四五封。后来渐渐少了，再后来，只剩下固定的两三个地址还维持着联系。
　　其实我一直有个隐约的怀疑：后来的许多信，或许被班主任中途截下了。刚开始那几周，他大概还没太在意，凡是写着“静泊收”的信封，都会如数交给我。可后来，他也许意识到我会花不少时间在写信、回信上，也许单纯觉得“不务正业”——总之，某天之后，某些本该到来的信，就再也没出现在我手里。
　　当然，这永远只是我的猜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封信曾奔向过我，又最终停在了谁的抽屉里，或是化成了哪片碎纸屑。就像青春里许多朦胧的心事，没有证据，没有答案，只有一丝淡淡的、风吹过后的凉意，留在了记忆的褶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