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班主任没有指定我任班长这件事，虽然让我备受打击，但是也不至于将我彻底打垮，我还能保持正常的学习进度，只是会在学习间隙被一阵阵突如其来的低落淹没。
　　没有人嘲笑我，更没有人欺凌我。高中了，大家都像悄悄长硬了壳，哪怕心里有别扭，面上也多是淡淡的。我竟也慢慢交到了几个朋友。班里有两位女生，个子只比我稍高一点，我们常在课间一起讨论题目、在宿舍分食零食。她们的学习成绩也都很好，其中一个，就是自荐当了学习委员的那位。后来熟了才知道，她在初中也是三年班长，也是那个学校的“万年第一”，是老师心尖上的学生，来这所高中，享受一年学费全免。
　　那时我才渐渐明白，这间教室里藏龙卧虎。许多人背后都闪着一段亮眼的过去，都曾是某个小天地里被聚光灯照着的人。我并不是那个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
　　这个认知让我清醒，却没能浇灭心里想当班长的执念。它像一团暗火，烧不掉，也捂不灭。
　　好在，老师们的偏爱像一层柔软的衬里，托住了我往下坠的心。数学李老师、英语刘老师、语文王老师，都待我格外温和。刘老师曾带着惋惜对我说：“本来我想让你当英语课代表的，可惜被李老师抢先啦。”这样的话听在耳里，像冬日的暖手炉，熨帖极了。我当然享受这份偏爱，可心底也清楚，这享受的根，仍是那株叫作“自卑”的藤蔓——我需要它来确认自己“被看见”。
　　语文老师后来知道我同时兼任数学课代表，便商量着说，课代表事情不少，想换另一位同学。我点头说好。其实课代表本不是什么“官衔”，不过是帮老师跑跑腿、发发作业，顶多是份看得见的信任。初中三年，我身兼两门科课代表时也没多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到了这里，竟暗暗在意起来，我攥着只剩下的数学课代表这一项，就像攥着最后一枚能证明自己“略有不同”的徽章。
　　理智上，我一遍遍告诫自己：专心学习，别的都不要想。可情绪像脱缰的马，总往那条不甘心的路上跑。
　　每当班长站在讲台前宣布事情，我就忍不住想：那本该是我的位置。维持纪律时，我会在心里演练，若换作是我，该用怎样的语气。组织活动时，我更会出神地想象自己指挥若定、众人听从的画面。我甚至开始挑剔——觉得班主任不够尽责，对班级管得太松，还美其名曰“自主管理”；觉得班长敷衍了事，既没管好纪律，也没带动学习。仿佛所有的不如意，都源于那个晚上班主任那套“不按常理”的规矩，和我没能站起来的片刻。
　　就在这种自我撕扯、患得患失的心绪里，一个学期悄然流走。期末成绩出来了，我仍是班里第一，但在全年级只排第七。
　　分数不会说谎，它冷静地告诉我：那些纠缠不清的执念、那些无法安放的虚荣，终究偷走了一部分本可用于专注的心力。
　　内心的焦虑与怨念像找不到出口的闷气，最终全数淤积，浮现在了我的脸上。
　　高一第二学期刚开始，我的脸颊和额头就毫无预兆地开始冒痘。起初只是零星几颗，不到一个月，便蔓延成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肿，布满了黄豆大小的疙瘩，有些甚至严重到发黄、流脓，轻轻一碰就钻心地疼。镜子里的脸变得陌生而可怖，我几乎不敢抬头与人长时间对视。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心无旁骛地扑进学习里，斩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可那股憋屈与不甘，却死死缠住心脏，越想挣脱，缠得越紧。我仿佛被两股相悖的巨力撕扯着：一边是残存的理智在呐喊“要专注”，另一边则是失控的情绪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种无声的角力压垮、扭曲变形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沉闷的水面：升高二后，我们班要被拆分了。
　　按往年惯例，高二文理分科后，会根据每个人的志愿重新分文理班。但那一年，据说因为我们班整体成绩是年级四个班中最差的，学校决定“就地改造”——把我们班直接定为文科班，原班选理科的同学分散插到其他三个班，而其他班选文科的同学则合并过来。
　　消息传开，班里一片压抑的愁云。同学们脸上写满了失落与不舍。然而，当这个消息钻进我耳朵时，我心头掠过的第一丝情绪，竟然是——解气。
　　是的，一种冰冷而扭曲的解气。
　　我觉得这就是报应，是班主任的报应，也是这个班的报应。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尖刻地冷笑：分了活该！谁让他当初不按成绩来，谁让他不指定我当班长！如果是我，我一定能管好这个班，一定能带着大家往前冲，我们绝不会是现在这副散漫的样子，也绝不会落得被拆散的下场！
　　这个念头固执地盘踞着，让我几乎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那个夜晚，推到了班主任的“不公”上。后来，每当看到班主任在教室里沉默地整理材料，脸上露出些许落寞的神情时，我心底甚至会涌起一股近乎残忍的幸灾乐祸。那种情绪并不光明，甚至有些卑劣，但在当时那种极度失衡的心态下，它却成了我用来镇痛、用来证明自己“委屈”的一剂苦涩的药。
　　自从知道我们班要被拆分之后，我心里堵着的那股怨气，好像忽然找到了一个出口，开始一点点地、无声地消散了。像憋了许久的一口闷气，终于被缓缓地呼了出来。我意识到，无论我怎样不甘、怎样埋怨，这一年终究是要过去了。我该和这些纠缠不清的情绪做个了断，给自己一个真正的解脱。
　　于是，我想到了写一篇文章。不是日记，而是一篇完整的、可以安放所有这些心事的文章。我想把这一年的跌宕、拧巴、不甘和最后的释然，都诚实地记录下来。
　　从那个念头萌生的晚上开始，每天熄灯后躺在床上，我不再任由纷乱的思绪漫游，而是试着在黑暗中梳理文章的脉络：该从哪里起笔？主线怎么走？那些尖锐的情绪该如何摆放才不至于显得刻薄？白天课间，我常常独自坐在座位上，拿出一个专门的笔记本，匆匆记下突然冒出来的句子，或是一段转折的灵感。那些零散的词句，像散落的珠子，被我一颗颗捡起，等着有一天被串成链。
　　期末考试结束，暑假将至，我终于有了整块的时间。铺开稿纸，我开始专心地写。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里，那一年的光影重新流淌出来：班委竞选那晚教室里的寂静与我的心跳，高一整整一年间，每次看到班长走上讲台时心里那丝隐秘的刺痛，还有听闻分班消息后，那份最初扭曲的快意与后续复杂的释然……我都一一写了进去。洋洋洒洒，竟写满了厚厚一叠稿纸，有上万字。
　　我给这篇文章起名叫《转轨》。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表面上是学习阶段从高一到高二的转折；更深层，则是暗指我自己从这一年的心结与挣扎中艰难转向，试图驶入另一段更平静的航道。
　　我用两天时间写完了初稿，又找来正式的稿纸，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看着那些曾经灼烧内心的情绪，变成纸面上克制而清晰的黑色字迹，仿佛它们也被驯服了，获得了某种安宁的形式。
　　最后，我将这叠稿纸仔细装进信封，寄往《中学时代》杂志社。落笔署名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写下了那个久违的笔名：
　　静泊。
　　仿佛在用这个名字，悄悄连接起过去与现在，连接起那个曾在初中作文里寻找光芒的女孩，和这个在高一尾声试图用文字自我和解的少年。信投进邮筒的瞬间，我心里那最后一点沉甸甸的东西，好像也跟着坠了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久违的轻快。
　　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我从班级第一退到了第五，也从入学时的全年级第一，滑到了第二十一名。知道成绩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如坠冰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片冰凉。
　　也是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学校的奖励政策是：年级前十五名免一年学费，十六到三十名免一学期，入学时也时如此。也就是说其实我当时的成绩只符合免费一年。那额外的两年，就只有一个解释——是李老师为我争取来的，他当时在我们家的时候说过这所学校的董事长，是他妻子的姐夫。但是他只字未提三年免费的来龙去脉。
　　得知这这个消息的瞬间，我心里却没有任何喜悦，只有一股深深的愧疚从心底奔涌而出——我又一次辜负了李老师为我的付出。继而又被一阵巨大的恐惧攥紧了喉咙：我三年学费全免的待遇，会不会被取消？如果取消了，家里能负担得起学费吗？我还能不能继续读下去？按学校现在的规定，我现在只够免一个学期的费用。
　　身边获奖的同学个个笑容满面，只有我，手里握着那张薄薄的奖状，愁云密布。
　　整个暑假，提高成绩成了我唯一重要的事。什么班长、什么班委、那些缠绕了我一整年的不甘与怨气，全被我抛在了脑后。我翻出高一所有的课本和试卷，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又提前借来高二上学期的数理化教材，一章一章地预习。那些炎热的白天和安静的夜晚，我几乎都伏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高二，必须把成绩追回来。
　　如果下学期再跌出前三十名呢？学费怎么办？还有李老师——他当初为我争取三年全免，是不是向校长做过什么保证？我若这样掉下去，该怎么面对他？
　　就这样，带着一份沉甸甸的不安与决心，我升入了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