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两人来到宿舍里,张丙寅端过一把椅子让刘凤启坐下，又倒了一杯开水给她，然后详细介绍了郑国胜的死和李文清吉方良被捕判刑的原因及其经过。
　　刘凤启听完又是感慨万千,说:“真是人世沧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年郑国胜那样对待我们,简直拿我们不当人！不想他竟死在魏光明手里,死得如此悲惨!实在是冤冤报应!只是这李文清向来精明强干，为人谦虚谨慎,温良和善,怎么也落得如此下场?”
　　张丙寅说:“世事无常，人随王法草随风，人生命运从来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就像你我,这一生辛苦坎坷,多灾多难,是我们对国家、对人民不忠不诚吗?对工作没有尽职尽责吗?对亲朋、对同事不仁不义吗?对父母、对师长不孝不敬吗?都不是，全是形势使然。就像夏天打雷,那是上天在发雷霆之怒,谁能阻挡得了?当之者必受雷击火烧。人们只好等待雨过天晴、云开日出方可出行。所以人生在世，天命难违,厄运难躲。只好等待清明世界,政通人和,皇恩浩荡,体衅民生,方才好过。我们苦苦熬过了二十年,恶运不是终于过去了吗?”
　　刘凤启含着眼泪不住地点头,说:“过去了,终于过去了!只是给我们的惩罚太过,刑期太长了：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啊!人的生命能有几个二十年?”
　　张丙寅说:“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天命难违啊！但是，我们毕竟熬过来了,熬到了平反昭雪的这一天。想想那些在二十年中死去的同志，没有等到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们不是更冤枉吗?所以，我们能活到今天，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不要再有怨言，趁着有生之年,一息尚存，多为国家、人民做些工作吧,把所耽误的时间，事业，尽量补回一些，才不虚此生。”
　　刘凤启点点头,又叹息道:“二十年没有翻课本,没有拿粉笔、教鞭,业务都荒废了;现在年纪也老了,腰又受了伤,不能唱,不能跳,球也不能打了，也只好死教书了。”
　　张丙寅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就边教边学吧。好在咱们都是专业师范学校毕业,又当过教师,还是有一定功底的。”
　　刘凤启又点点头,说:“也只好如此了。”
　　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张丙寅说:“‘四人帮’打倒了,大革命结束了,现在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百业俱兴,政通人和，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也许李主任和吉方良也会有云开日出、时来运转的时候。现在看来,他们的遭遇也冤屈得很:学期结束，学科照例进行期终考试。可是，有个女学生竟然拒考，还在试卷上写了许多拒考的语句。老师看了试卷，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学校领导知道了，怕这种行为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在校会上进行批评教育。不想，这女学生受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对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批评教育不能接受，产生了逆反思想，竟然跳水死亡了。这事，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有责任,但也不至于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其中必有政治因素。他们属于运动中的案子,两家多次提起上诉，要求重新审判，都未能如愿。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必然要重新审理认定。”
　　张丙寅又说到郑国胜。他说:“郑国胜也冤,其实他就是一个字的笔下误;却被认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屡遭批斗，甚至体罚。他坚强不屈,拒不认罪，竟上吊死了！现在怎么认定？难道就永远等不到平反昭雪了？根据当前的形势，肯定也要平反的。”
　　最后，张丙寅又联想到他和刘凤启被打成右派份子，以及这些年遭受的苦难，感叹说:“古人云:‘坚忍不拔’。人不宜太刚,太刚则易折。当年我们如果受不了屈辱,寻了短见,也就没有今天了。你出走以后,我还真怕你想不开，寻了短见了呢!”
　　刘凤启说:“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尽,在新疆的茫茫沙漠里,在大兴安岭的密密深林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么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苟残延喘多活几天吗?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又觉得不服气,不甘心:我到底违反了什么国家大法?难道吃不饱肚子,就不准说饿,非要说吃饱了吗?本来我也没打算说的，前提是:一样的口粮,别人能受,我也能受;但领导又动员我说,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我想,也许提出来国家的口粮标准会增加一些的，最起码给年轻人增加一些。没想到竟然触犯了国家大法,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劳改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啊！把整个青壮年大好年华都白白浪费了!”刘凤启说起来仍然愤愤不平。
　　张丙寅说:“其实，我也想到过死,觉得自己一心为公,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最后为了工作,为了国家人民、子孙后代，提了领导一点意见,反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这天下还有真理吗?劳动改造,不管你表现多好,还是坏人，任凭挨批挨骂；再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但我又想到,我这么死了,就永远不能改正了,我的父母妻子,我的孩子,就会永远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他们在社会上就会永远抬不起头来,被社会鄙视和压制。为了他们,为了‘赎罪’----不是赎我对国家人民的罪,我自信对国家人民并未犯罪。是赎我对父母、妻子、孩子的罪！因为我被打成右派后，父母妻子受到牵连，被社会歧视，被人另眼看待，失去了合法公民的自由平等，孩子受到株连，读书工作都受影响，失去光明前途。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提了领导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如果死了，我的家人、后人，子子孙孙都要受株连，无论如何贤能，也不会有远大的前途。于是，我强忍悲痛,把眼泪往肚里咽,坚持劳动改造,长达五年之久。后来我虽然熬到了‘摘帽’,不再挑水、扫地、打扫厕所,能给学生上课了,但是人们又叫我‘摘帽右派’,工资一直不给增加,实际待遇也好不了多少。怎么办呢?已经改造了这么多年,而且是因为改造得好政府才给予摘帽的;以后仍旧忍气吞声继续改造呗。”
　　张丙寅连连摇头,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然后他说:“原来我相信改造,以为不给摘帽就是没有改造好,摘掉帽就好了;其实这帽子一经戴上，就永远摘不掉了,就像害疮,好了也会留下个伤疤,人们一看便知你曾经是个坏人。”
　　刘凤启听了张丙寅的话，担心地问:“这一回改正，会不会又像你们那一回摘帽，摘而不掉,改而不正?”
　　张丙寅坚定地说:“不会,不会。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意义:右派摘帽,是说右派分子认罪态度好，劳动改造好,确有悔改表现,经右派分子本人申请,群众民主评议,领导同意,国家专政机关审核批准,给予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它的大前提是:国家五七年划右派是正确的,是右派分子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彻底认识了错误,并改正了错误。现在的右派改正，则完全不同,这是国家承认当年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现在政府认识到了，主动改正错误,给我们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并适当补发工资。并不是因为我们改造得好,确有悔改表现,并主动申请摘帽的。否则像你逃避改造十多年,国家会给你摘帽吗?”
　　刘凤启说:“你这么一解释我就彻底放心了。一路上我还犹豫不定,忧虑重重，害怕政府追究我逃亡边疆隐姓埋名、苟且偷生的罪过呢。唉!颠沛流离二十年,吃尽人间千般苦,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能光明正大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二十年的辛苦也算没有白吃!”
　　张丙寅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去打开箱子,取出当年刘凤启出走时留下的一副对联来。他把对联展开,铺在刘凤启面前读道:“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蹉跎岁月,问何时报答国家?”
　　刘凤启看了，不觉流下眼泪来。他说:“就是这副对联使我想起了出走，爱惜生命，保全生命，等待时机，报效国家。”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一次他在一本书上看到这副对联,仔细揣摩,觉得大有深意,它好像专门是对他说的,又好像是给他指明了另一条道路。当时他打成右派分子已经劳动改造了四年多,每天除了挑水、扫地、打扫厕所,就是挨骂挨批;摘帽,恢复工作,一点消息也没有。那时他还只有二十多岁，正当青春年华。他认为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就是“蹉跎岁月”,浪费大好时光。他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师范生,毕业后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每天跟扁担、水桶、扫帚、粪筐打交道,在批判漫骂中度日,简直羞辱至极，不堪忍受！他想到死,但又不甘心：父母生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对父母，没有尽孝，对国家，没有尽忠，就因为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这么死了,实在可惜,可悲,可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样他决定不再接受这种无谓的改造,出走边疆,保全生命，另谋生路，等待机会。刘凤启回忆了他出走的原因,说:“这副对联,我在新疆农场里,在大兴安岭的林海中,都曾经想起过它,不断用它来鼓励自己爱惜生命,爱惜岁月,将来能重新工作,为国家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张丙寅说:“如今真的实现了,可见你还有先见之明,远见卓识!”
　　刘凤启摇摇头:“有先见之明,远见卓识是假,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又读了这么多年书,老这么没完没了地劳动改造,忍受屈辱，工作不能工作,结婚不能结婚,长此以往，非急死我不可,不出走,必死无疑。人常说‘死里逃生’。我就是死里逃生啊!”说到这里,刘凤启又流出眼泪来。
　　张丙寅也摇头叹息，说:“想想当年,真是噩梦一场,不堪回首!”
　　刘凤启看见对联，十几年了依然保存完好，很感谢张丙寅。他说:“我知道,我出走以后，这个学校只有你真正挂念我,担心我的生死。我留下这副对联,就是暗示你,我不会自寻短见,我的出走，是为了爱惜生命,爱惜人才,不再蹉跎岁月,浪费青春。可是出走以后我又害怕了,担心郑国胜会把这副对联作为我的罪证批判我,甚至还会连累你。没想到你在郑国胜发现之前就收藏起来了,一直保存至今，真该好好谢谢你!"
　　张丙寅说:“你猜错了,是郑国胜先发现的。那个星期六，我请假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村民张大勇在公路边上发现了你丢下的东西,就送到郑国胜家。等我从家回到学校，还没有进宿舍，就被郑国胜叫去了,一顿查问之后,叫我打开宿舍由他们查找你的东西,结果就发现了这副对联。他们看后并没有拿走,也没有发动师生批判你,只是例行公事向公社和文教局作了汇报,给你家发了一封信;你父亲来时,他们还多发了你一个月工资。”
　　刘凤启觉得意外,说:“真是始料未及!我估计他要发动师生批判我,再株连到你的。”张丙寅说:“我也没有估计到。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你出走之后,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气都撒在我身上,变本加厉地折磨我;没想到竟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一些我力所不及的重活，很少叫我干了,骂人的话也少了许多。"
　　刘凤启说:“也许他是良心发现。可见人都是有良心的,只是有些时候被势利的凡尘俗雾遮蔽住了。”
　　张丙寅说:“文革中,郑国胜对全校师生的关爱,对魏光明的破坏行为的批判和抵制,证明他还是一个好人。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王集小学的工作会转变得更快，更好。”
　　刘凤启说:“陈朱芬怎么样?她怎么会跟魏光明结合在一块?”
　　张丙寅说:“臭味相投,也是形势使然。你知道,陈朱芬没有多少心计,又爱慕虚荣，正好为魏光明的阴险狡诈所利用,就会有这么个结果。但陈朱芬也不是坏人,她还是想把学校工作搞好的,只是能力有限,加上十年大革命,把教师的心搞散了,所以学校工作一时还没有明显地好转。”他看着刘凤启鼓励他说:“你回来了,正好可以大干一场,施展一下你的知识才能;也叫他们看看,我们这些人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挫折,还是会尽心尽力工作,一心一意报效祖国的；虽然在领导督促下，给国家政策提出过一点意见，说了一些大实话，但那是真心实意为了帮助党整风，并没有一丝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意。”
　　刘凤启:“我等待了二十年,就是等着报效祖国的这一天。如今真的等到了,我何尝不想大干一场,以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心迹?只是我十多年没有教书了,业务都荒疏了,怕干不好了,还得请你多多指教！让咱们一起干吧，就像二十年前那样，你指路，我大干，我以你为榜样！”
　　张丙寅叹息说:“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大干一场,就像五十年代那样;只是二十年的等待太久、太长了,眼看我就到了退休年龄,身体也不行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张丙寅说着眼睛竟有些湿润。
　　刘凤启回忆起张丙寅五八年前在王集小学负责业务工作的情形,看着面前这位饱经沧桑、头秃齿缺的老人，十分感慨,安慰他说:“你还不老,还可以干几年,起码要帮帮我再退休。”
　　张丙寅说:“我是要帮你,首先帮你成个家。你还没有结婚吧?”
　　刘凤启摇摇头说:“这十多年,我东躲西藏,从大西北的漠漠沙滩,到大东北的密密丛林,哪里人迹罕至我往哪里逃避躲藏,一个人尚难以为生,如何还能结婚成家?”
　　张丙寅说:“十多年前我就为你的婚事张罗过,只是那时我们都没有摘帽,人家嫌咱们政治上臭,不敢沾咱们。现在好了,你改正了,重新恢复了工作,又补发了部分工资,年龄四十多岁,还在壮年,算不上老。明天好好剃个头,洗洗澡,再做上几套像样的衣服,保证你黄花大闺女也说得上!”
　　刘凤启说:“我这个年纪了，还挑拣什么,只要老老实实能跟我一起过日子就好。”……
　　两个患难之交的伙伴,分别了十多年之久,如今相见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不想，他们说着说着竟然忘记了学校食堂开饭的时间,等张丙寅突然想起来，和刘凤启一起赶到食堂打饭时,食堂的师傅连锅都刷干净了。刘凤启说:“走,到街上的饭店去吃,我正想同你喝两杯!”
　　张丙寅说:“还是我请你吧,你走了十多年,如今安全回来,是件大喜事!我正该为你接风洗尘。”于是，两个人锁上宿舍门,一路说着向街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