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四人帮”倒台后,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是一批为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需要，突击入党、提干的人被清退下来,宣布他们的入党、提干无效;接着是一批在运动期间爬上领导岗位的造反派头头也被清退下来,从哪里来仍然回到哪里去,其中罪大恶极的坏头头还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魏光明文革前是王集小学的教师，所以清退后仍然回王集小学任教。陈朱芬文革前也是王集小学的教师,因此也在清退之列;只是王集小学原来的校长郑国胜已经死了，教导主任李文清又在服刑，文教局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派来,所以学校工作暂时仍由她负责。吉庄小学的杨晓东也被清退下来,因为文革前他是吉庄小学的教导主任，所以仍然担任教导主任工作。
　　吉老师官复原职,文教局仍要他担任吉庄小学的校长。他对领导说:“再有一年多我就到退休年龄了,身体也不好,就不担任领导职务了。杨晓东虽然是造反派头头,但文革中他没有打、砸、抢行为,能团结全校师生,积极搞好复课闹革命,吉庄小学的校长,还是由他担任吧。”
　　领导说:“这个我可作不了主,因为要他下,要你上,这都是在落实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我们是有责任的。”这么一说,吉老师才没有坚持。不过在学校的具体工作中,他还是积极支持杨晓东去干。县里三大造反派的头头全被清退下来,“红革”的头头因为治死人命被判刑入狱,原县委书记李新民仍然担任县委书记。王集公社，王书记被重新任命为公社的党委书记，邓社长仍然担任公社社长。在生产大队一级领导中,张卫东、魏光亮等人被清退下来,赵来福等文革前的大队书记又重新走上大队支书的领导岗位，领导农业生产和拨乱反正工作。把造反派头头们从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上清退下来,让老干部重新走上主要领导岗位，担负起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对于彻底消除派性和无政府思想的影响,迅速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使各行各业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进入七八年,国家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五七至五八年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并且补发部分工资。消息传开,全国几百万被错划、如今尚在的右派分子纷纷从农村,从山区,从边疆的农场、牧场赶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当年他们被错划右派分子的时候,大多数还是青年、壮年,明眸皓齿,乌发红颜;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归来,已是须发斑白,满脸皱纹，行动迟缓,神情呆滞,颇具老态了。更有些人不堪煎熬,先赴黄泉，已不在人世,只好由他们的子女替代而来。二十载的沉冤莫白,一朝洗雪,心情何等激动!彼此相见,抱头痛哭,泪飞如雨,泣不成声。然而沉冤终获昭雪,使活着的人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发挥余热；死去的人,让其子女接班上岗,继承事业,又不能不使他们及其家人感到劫后余庆,悲喜交集。他们齐声称颂共产党,感谢党中央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好政策。许多朝代都有过文字狱,但像共产党这样公开承认错误、彻底改正错误的却是史无前例的。
　　当年,王集小学有五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二人被遣送回家,交由地方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人还因为触犯刑律判刑后送往劳改农场。张丙寅刘凤启因家在城市,不许返城,被安排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二十年后，当国家右派分子改正的政策公布后,先后有三名右派分子回来办理了改正手续,一名死亡的由其子女接班。算来只有刘凤启还未回来。大家估计他大约不在人世了,因为十多年前他逃走后一直杳无音信。此时此刻大家都很怀念他,感叹说:“一个好教师，好小伙，实实被耽误了!”
　　初夏的一天上午,王集小学刚刚上第三节课,办公室门前来了个挑担的老头,担子一头是铺盖卷,另一头是个木板箱子,上面横搭着一件毛色发黄、邋里邋遢的老羊皮袄。老人须发斑白,五月天还戴着一顶黑色的狗皮帽子,衣服也不像此地人的式样。他放下担子,脱下狗皮帽子,露出满头花白的头发。他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办公室上古老的青砖青瓦,一边小声嘟囔着:“没变,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
　　张丙寅觉得奇怪,走过去问:“你来过这里?找谁?”
　　老人转过脸仔细打量着张丙寅,说:“你是张主任吧?”
　　此时,张丙寅似乎也认出了面前这个挑担老头,一把拉住说:“你是小刘,刘凤启!"
　　老人点了点头,一下子抱住张丙寅,说:“老张!我是刘凤启,政府终于给我平反改正了！我又回来工作了!”说着老泪纵横,伏在张丙寅身上抽泣起来。
　　张丙寅也被感动了，他使劲拍打着刘凤启的肩膀,说:“你这些年到哪里去了?我天天都在想你、找你啊!”
　　刘凤启一边揩眼泪,一边摇头叹息:“唉!一言难尽,真是一言难尽!我从大西北到大东北,觉得哪里安全就哪里逃呗。”
　　张丙寅把刘凤启让进办公室，向在座老师介绍说:“这是刘老师,刘凤启!二十年前,他就是我们王集小学的老师。”有几个是认识刘凤启的，一齐过来和他握手相见。张丙寅打来一盆清水、拿来毛巾给刘凤启洗脸,朱德胜倒了一杯开水递给刘凤启喝,王老师、赵老师、魏光明等都围过来跟刘凤启说话,听他讲述这十多年的非凡经历。
　　刘凤启洗了脸,喝了些开水,坐下来慢慢回忆起那些令他痛苦辛酸的往事。他被打成右派后，原认为改造一两年就能摘帽、恢复工作,可是认真劳动了三四年还不见政府给摘帽,也听不到任何恢复工作的消息，等到的却是把右派分子竟然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起并称为“五类分子”，一起受到批判斗争、监督改造。他彻底失望了,就决定逃出去另谋生路。他从学校逃走后,首先到了新疆,在一个农场当工人。虽然这里风沙大,环境恶劣,劳动也重,但生活待遇还不错,场里管吃、管穿、管住,每月还发给十多元津贴费。这里的工人有新疆建设兵团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不少从内地逃亡来的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凡是从内地逃来的都没有户口，也没有任何证件,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何种职业,什么家庭出身,全凭自己说。你只要到“招工处”登记一下,什么证件也不要，什么手续也不要办，就被送到农场来。反正农场的土地多得无数,需要的劳动力也是越多越好,只要能干活劳动就行。在这里,大学生和文盲一样劳动，一样待遇,即使是隐姓埋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一个样,他们也不追问,也不调查;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劳动力,能开荒种地的。不怕这些人搞破坏吗?不怕，生产建设兵团都是解放军,有武器的。再说,这些人有的是逃命来的，有的是混饭吃的,能保住性命,有饭吃,有衣穿,还有点零花钱,还求什么呢?于是他就隐姓埋名在农场呆了下来,直到一九六七年。这时,内地的大革命运动也波及到这里,农场也开始乱起来,造反派天天打内战,到处抓人、审人。有一个劳改犯被调查出来,批斗后送回了劳动农场监督改造。这件事引起他的警惕，害怕露出“马脚”,被人发现送回来继续改造,于是就从农场逃出来。再到哪里去呢?内地自然是不敢去。他在兰州火车站遇到一个从东北来的客人,说大兴安岭林区招收伐木工人。他想:那里山高林深,人迹罕至,自然是安全的,便决定到东北去。他在佳木斯下了火车,经人引荐,到一个伐木队当了伐木工。这个伐木队只有二三十个人，长年在深山老林里伐木头,运木头,吃住都在山上,只有大雪封山的时候才能回到山脚下的住地,休息一段时间。有一次伐木头的时候,他不小心被一棵树砸伤了腰,好了便不能负重。心里想:这一下彻底完蛋了!不能干活谁还要我?不想队长并没有赶他走,他见他识字,能写会算,人也老实肯干,就叫他帮队里管管后勤,记记账,或者押运木头到山下的住地。就这样，一直干到回来之前。
　　张丙寅说:“你是怎么知道右派分子改正的消息的?”
　　刘凤启说:“从报纸上看到的。”有一回他押运木材到山下的住地,交接完毕,他坐在办公室里休息,一边喝开水,一边看报纸,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惊呆了,不敢相信：二十年来，不论右派分子表现多好都不给摘帽，难道二十年后不看表现就给摘帽？他又翻看了其它几份报纸,都是同样说法。他仍然不敢相信，又问了办公室的同志，他们说：“这不叫摘帽，叫改正；就是说国家承认五七年打右派打错了，现在国家认识到了，要改正过来，给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回复名誉，回复工作。”听办公室的人这么说他才相信了，顿时流出眼泪来。
　　办公室的同志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立即赶回伐木队,把实情告诉了队长。队长说:“我早看出你不是个干粗活的。既然国家有这种政策,你就回去吧。教书总比呆在深山老林里伐木好。”于是他结算了工资,就急急忙忙赶回来了。来到滨淮,他到文教局找到刘科员,刘科员告诉他: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右派分子改正办公室",全县右派分子的档案都存在那里。你只要说明情况,经查验核实,立刻就能办理改正手续。他到了改正办公室,查出当年的档案,果然就给他办理了改正手续。他在文教局打听说张丙寅还在王集小学工作,就要求分来王集，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挑上行李担就来王集小学报到了。
　　刘凤启拿出文教局开的工作介绍信，万分感慨地说:“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还能回来王集小学工作，还能和我当年的老同志，生死之交的老朋友见面，真是劫后余生，不幸之后的大幸！万幸！”他满眼含泪看着大家,拿出介绍信说："这是我的工作介绍信,交给郑校长还是李主任?“
　　张丙寅指着魏光明说:"你就交给魏主任吧,现在是他的夫人陈主任主持学校工作。”
　　刘凤启愣住了,问:“郑校长和李主任呢?都调走了?”
　　张丙寅说:“郑校长死了多年了,李主任正在服刑。”
　　刘凤启更加惊诧,说:“这是怎么回事?”
　　张丙寅见魏光明在场,不便说明原因,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快放午学了,你先到我屋里休息休息,以后再给你细说。"于是，刘凤启把工作介绍信交给魏光明,请他交给陈朱芬,然后和张丙寅一起拿上行李到张丙寅的宿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