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进步的,历史的潮流永远向前,不可逆转。它就像黄河长江,虽然在某些地方也会有曲折,但是它终将奔腾入海。
　　一九七六年十月，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永远载入中国历史,并将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党中央一举粉碎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危害党,危害国家和人民，长达十年之久的大革命运动终于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推陈出新，改革开放，走出引进，又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开始了!
　　七七年春节刚过,国家就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大学招生考试又恢复了!而且是不论家庭出身，不论婚否,年龄放宽到三十五周岁,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考。它像一声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一片欢欣鼓舞,特别是那些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九六六、六七、六八年的高中毕业生----如今已是脸有皱纹,儿女成行,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怀着感慨万千、极度复杂的心情,重新翻开尘封了十年之久的课本、讲义和笔记本,又开始复习功课，从那些已经褪色的纸张和文字上回忆当年学习和老师讲解的各种知识。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中他们忙于参加革命运动，回乡或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翻开过这些课本、讲义和笔记本，如今这些知识变得似曾相识,又觉得很陌生。有的自己实在理不出头绪,干脆带上课本重返母校，去请教当年的老师。可是,十多年过去了,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当年的老师有的尚在,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当有幸遇到那些昔日的老师同学，大家重新相见，重新翻开那些尘封的课本时，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更加遗憾的是那些性情急躁又目光短浅的学生，他们见大革命遥遥无期，推荐上大学自己又无希望，竟把课本、讲义、笔记本当作废纸卖掉了,或者卷着烟丝吸掉了;如今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又后悔了,着急了，四处忙着找书,借书,抄笔记,忙作一团。凡是读了高中的学生,都有一个上大学的梦想,不考它三次两次,此梦是不会自行破灭的。可是十年大革命使他们连高考考场也没有进过一次,怎么能甘心?如今拨乱反正，天赐良机,又补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岂能不下场一试,占卜一下自己的前途命运?说不准老天爷故意把他们的好运安排在后头,让他们先苦后甜。如今终于苦尽了,甘也该来了吧?
　　但是也有人将信将疑，他们问:经过十年大革命的洗礼，难道会恢复旧体制，全凭分数录取吗?这不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吗?这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吗?这不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不是在走回头路吗?大家认真想想，胆怯了,心冷了，不敢相信了。接着就有传说:如今考大学是考试加推荐:先进行文化考试,文化成绩合格了,再搞政审；像征兵一样,审查考生的政治条件，必须政治、文化都合格才能录取。此话虽属传说,但大家都相信:因为十年大革命的教训,就是凡事讲阶级斗争,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定见,定规,定论,无人敢怀疑,更无人敢反对,敢不执行。考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革命选拔接班人,自然更不能例外。既然如今考大学是考试加推荐,“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和以后各届高中毕业生都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机会难得，决定一试，以免留下遗憾。于是大家蜂拥而起，争先恐后报了名,然后起早贪黑认真复习功课,积极备战迎考。
　　吉方正和李文清的女儿李春林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热血沸腾,感慨万端。他们一个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是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由于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变故,毕业回家后都经历了许多辛苦磨难。现在两人同在吉庄大队生活,一个被叫做回乡知青,在吉庄小学附设初中班做队办教师;一个被叫做下放知青,在生产队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的都是生产队的工分,吃的都是生产队的粮食,生活的艰难,家庭的不幸,使他们常感到命运多舛，前途无望。他们期盼高考盼望了十年,如今真的恢复高考了,他们是何等高兴和激动啊!可是,他们又听说如今的高考是考试加推荐,要政治、文化都合格才能被大学录取。这无疑像在他们发热的头脑上泼了一盆冷水,使他们又想起自己多灾多难的家庭,想起判了无期徒刑、如今远在沿海农场服刑劳动改造的父兄,心里既难过又委屈,对报名参加高考顾虑重重,感觉底气不足。他们想:高考要政治、文化两个条件都合格才能录取。政治条件和文化成绩相比,到底谁轻谁重?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教训,自然是政治条件第一,政治挂帅嘛!他们两人,一个是地主家庭出身,哥哥是在押的现行反革命犯,一个是中农家庭出身,父亲是在押的现行反革命犯,政治条件都不合格；即使他们的文化成绩考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大学录取。这么一想,他们不敢去报考了,害怕最终不能录取,白白忙绿一场，反被村里的人嘲笑,说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阴沟的泥鳅想翻天”。可是，等了十年才盼到这么个机会,放弃了又觉得可惜、不忍。实在是进退两难,莫衷一是。
　　方正回到家里,向父亲谈了他对恢复高考的看法和打算。吉老师说:“你这样分析也有道理,却是大革命运动中的道理，未必符合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既然说恢复高考,就是要恢复到运动前的状况。以前高考也是要对考生进行政审的,但并不像征兵那样严格,考生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算政治合格。征兵不同,征兵对资本家子女、五类分子子女,在押人员子女，一个不要。高考对上述考生虽然要求严格些,却不是一个不要:以前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不也上了大学吗?国家既然同意你们报名了,就一定会在你们中间录取一些的,否则又何必要你们报名参加高考呢?不是白白浪费你们的劳动时间吗？”方正听了父亲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便决定报名参加高考。
　　春林回到家里，把有关恢复高考的消息和个人的想法说给母亲听,言语中很悲观,不免流出眼泪来。岳静文听了也很难过,说:“你爸不在家,我对学校的事情也不太懂,高考是大事,关系到你一生的命运前途,不要随便放弃。你去问问你吉伯伯吧,他是老师，以前还是校长,懂得国家政策和高考的事情。他家方正也是高中毕业生,也该考大学,说不定他也要报名的。”春林在母亲那里没讨到主意，只好回到吉庄去问吉老师----虽然她和吉老师不是很熟,但常听母亲说,她爸跟吉老师是老同志,曾一起在吉庄小学工作过，一向关系很好;而且她和他的二儿子吉方正还是县中上下届的同学,彼此认识了解，所以就大着胆子去找吉老师。吉老师热情接待了她,认真听了她对恢复高考的看法和想法,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吉老师说，如今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变化，不要受旧思想观念的束缚；积极鼓励她报名参加高考,还叫方正和她一起复习功课。春林听了吉老师的话，打消顾虑，决定报名参考。
　　于是方正和春林一起到公社招生办报了名。这样他们的心情才算安定下来，不再考虑社会上的种种传言,每天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迎接高考。
　　方正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高中阶段的课程他全部学习完毕,而且一向基础扎实,成绩优异,所以,虽然时隔十年,他复习起功课来仍然不觉得困难。只是他还担任着吉庄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数理化教师,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使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复习功课,只好利用夜晚开夜车学习。有的人见他脚踩两只船，日夜忙碌，建议他干脆把队办教师的工作辞了,全身心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他和父亲商量觉得不妥:一来,学校一时找不到教初中数理化的教师;二来,万一高考不取,再回来当队办教师就困难了。所以他仍然坚持白天工作，夜晚复习功课。
　　春林没有这些顾虑，她并不担心考不取大学生产队会不要她接受再教育,所以她报名回来,立即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全身心地投入复习功课。她想:父亲判了无期徒刑,怕是很难回家了。姐弟三人,数我最大,我如果能考取大学,将来分配工作,也好替父母分忧,为家庭尽一份责任,所以她一心扑在学习上,心无二用。
　　张卫红听了杨晓东传达的国家恢复高考的政策，不但没有感觉激动和高兴，反而觉得气愤和不理解:大革命整整搞了十年,“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教育路线也整整批判了十年。十年啊!国家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简直不可胜计!看似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倒批臭了,如今一阵风吹,死灰复燃,又搞了起来,而且越来越香了:哪个学生学习好、考分高，老师就表扬他；哪个老师教学认真,教出的学生成绩好,学校领导就表扬他。她的工作经常受到杨晓东的批评,还叫她多学习文化知识，说根据文教局领导意见，民办教师，以后要统一进行文化知识考试，成绩不合格的，要被辞退。简直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贫下中农推荐，不讲政治挂帅了!如今考大学竟然不管什么人,什么阶级出身,只要有张高中毕业证,就能报名参考。把广大贫下中农和地方领导丢在一边,一点不听他们的意见。大革命运动中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她受推荐也是参加过高考的；不想这次竟然连报名的资格也没有了!到底还讲不讲阶级斗争?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她越想越觉得气愤,不可理解。然而看着全校师生和全家人高高兴兴的样子,看着丈夫白天工作,夜晚复习功课,如此辛苦忙碌,她又不便泼冷水,发牢骚。没办法,她只好回娘家,向哥哥倾诉。张卫东也有同感,不过他比妹妹想得开,他说:“这就是政治，一定的政治形势，必然产生一定的政策。大革命中叫你参加高考,那是那时的形势政策;现在叫方正参加高考,这是现时的形势政策,都是国家的决定。政策是国家执政的指挥棒。以前搞运动，就需要那种政策，现在搞建设，就需要这种政策。我们只好跟着国家的政策走，形势走，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只好怎么办。比如大革命初期,上边说‘造反有理’，凡是带‘书记’、‘长'字号的当权派,都必须接受审查,接受群众批判,我们就组织造反派，把赵来福、吉海明,公社的王书记、邓社长，统统拉出来批判,给他们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乡、游街,喊口号,都是革命行动。这样批斗了两三年,上边又说他们不是坏人,应该解放,重新工作;于是他们又解放了，结合进革委会，重新工作了；王书记、邓社长照样领导我们,谁敢不听?”最后他劝说妹妹:“政策是国家根据政治形势需要制定的，国家的政治形势不同，政策就不同,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你别问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如今方正也能考大学了,他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将来当上国家干部,吃国家粮、拿国家钱,你就沾光了!难道你不高兴?”张卫红摇摇头,叹息道:“我倒不巴望他考上大学,他如果真的考上大学，将来当上国家干部,吃国家粮,拿国家钱,你以为他还会要我?”张卫东也摇摇头,说:“你放心,他不敢。他要是真敢和你离婚,我叫他家没有好日子过!他家是地主成份,他哥哥是在押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凭这两条,治他死都能！现在我看在亲戚份上,睁一眼闭一眼；别人见我这样,也不去找他家麻烦,这才有他家几天安稳日子。”
　　张卫红说:“他家对我还不错,见我腿脚不方便,重活、累活，从来不让我干。方正也不嫌弃我,生活起居尽量照顾我。我只怕外边的人把他勾引坏了!”
　　张卫东问:“你说,谁勾引他?”
　　张卫红说:“就是那个下放知青李春林。她和方正是高中同学。这段时间,她借高考复习功课,老是去找方正,两个人一坐就是大半天!白天去,晚上也去,没完没了的。我真担心，他们两个会搞到一起。”
　　张卫东说:“她也不敢。她爸爸和吉方良一样，也是在押的现行反革命犯;她即使上大学走了,还有她弟弟在咱们庄上。她弟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不能考大学，就是招工，也要大队推荐。你留心观察,如果她李春林和吉方正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我立即叫他们两个都难看!”
　　张卫红害怕哥哥真的报复她丈夫,叫方正难看,连忙说:“越轨行为，我倒没有发现。目前，他们只是在复习功课，谈论高考的事情。我只是有些担心。”
　　张卫东说:“担心什么?高考后还要进行政审,我把他们两家的政治情况一说，叫他们两个都考不上，白忙一场！今后估计他们也就不想再考了。”听哥哥如此一说，卫红才放下心来。
　　高考的日期到了。这天天刚蒙蒙亮,方正、春林和村子里几个报了名的高中毕业生就吃过早饭，匆匆忙忙赶往县城参加高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激动和希望的神采。由于是停考十年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都减少了不少,试题难度也降低了许多。吉方良和李春林都没有感觉有大的困难，甚至还有一种余力未尽、余意未足的感觉。
　　考试结束后，考生们谈论着自己考试的情况和考场上的种种趣闻。方正和春林一声不响地回到村里,教书的仍然教书,劳动的仍然去劳动,都闭口不谈高考的事情。人们问他们考得怎么样,他们只淡淡地说:“一般化。"其实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考试成绩不会差,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遇到使他们为难的题目。他们所担心的是考试后的政审，他们不知道国家会怎么看待他们家庭和亲人的“政治问题”,怎么看待他们。他们默默地,又是十分痛苦地、焦急地等待着录取通知,等待着国家对他们命运前途的审判。
　　不久，政审开始了。县招生办的两个人来找张卫东调查吉方正、李春林的政治情况,方正和春林都捏了一把汗。招生办的人走后,方正叫卫红找张卫东打听消息。卫红回来说,她大哥对他们两人的劳动表现都说了好话,但对吉方良、李文清的政治问题不敢隐瞒,是如实汇报的。两人听了不免忧虑重重，十分担心。但事实如此,他们也无可奈何,怨不得张卫东,只好听天由命。
　　政审结束,接着就是录取。方正、春林和吉庄大队参加高考的五人均未考取，两人十分难过。吉老师一打听,全公社只考取一个，是王沟大队的王中华。他是县中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家庭贫农成份,政治清白,和春林是同班同学,方正也认识他。春林对方正说:"看来咱们俩不能录取都是因为政治不合格了。王中华在班上成绩只能算中等,他怎么也不会比咱们考的好,可人家偏偏录取了!唉!今后再不参加高考了,考不取反叫人家说三道四的，自找难看！"说着想起父亲判了无期徒刑，还在服刑，不觉流下眼泪来。
　　方正想起哥哥，同样难过，但他比春林想得开。他安慰春林说:“考了也不后悔,如今咱们毕竟有了参考资格,走进高考考场考了它一回。贫下中农推荐上学那时候,咱们连报名参考的资格都没有。现在能名正言顺地报名参考,不论能否录取，对于咱们，都是胜利！对于社会，都是进步！----这说明时代毕竟向公民平等又迈进了一步。明年只要给考，我还考!”
　　春林说:“参考有什么用?政审不合格,还是不能录取。白忙活，空招别人嘲笑，说我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方正鼓励她说:“他们说归他们说，你拿定主意不要灰心丧气。其实政审合格不合格,只是个认定问题。咱们奉公守法,拥护党的领导,在学校是好学生,在生产队是好社员,有什么不合格?至于父兄的问题,咱且不说属不属误判，那毕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新社会又不兴搞株连，为什么要影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进步，一定会改变方针政策的。”
　　春林摇摇头:“话虽这么说,但政策是政策,执行归执行,如果不搞株连,咱们政审为什么不合格?为什么不能被录取?”方正也摇摇头,不能解释。不过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这还是要看对问题怎么认定问题。时代在进步，国家政策在不断发展变化，对问题的认定也会有变化的。今年国家认为咱们不合格,也许明年就会认为咱们合格。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难道政审不能有变化?反正明年我还要考。就学学范进中举的精神,考它三年五年,不知哪一天感动了上帝,就把我录取了!”
　　春林也笑了，说:“你考我也考,咱们搅混水,好给人家捉鱼。”
　　方正说:“说不定咱们也能捉一条。”
　　春林说:“希望吧!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方正说:“对,就是这个道理。功课，我们还要继续复习，再复习全面些，知识范围扩大些，不要留下死角。要不怕辛苦，敢于攻坚克难，更上一层楼！”
　　第一次高考未取,方正、春林难过了一阵,谈论了一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何况这些年来,他们遭受了比这更大的挫折和痛苦,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了。经过这次高考,春林和方正更加熟悉,也更加接近了。在县中,他们虽然是上、下届同学,但毕竟不同班,更兼男女有别,所以虽然认识,却很少接触、深谈,感情上是生疏的。这段时间,共同的希望和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接触多了,交谈多了,彼此更加了解和理解,感情也融洽了,接近了，彼此都有相知恨晚的感觉。特别是春林,虽然现在高考已过,不再复习功课,一有时间,她仍不断跑来家里或学校，寻找机会与方正谈闲聊天,话题一开,政治、历史、社会现实、远景规划，长谈阔论，无尽无休,令人瞪目。方正有了知音,说话也多起来。这让张卫红更加反感。她经常回娘家对她哥哥张卫东诉说，要她哥哥设法报复李春林，不让她和吉方正接近。但是，他们只是聊天谈心，说些高考的事情和当前的大好形势，虽然经常接触，谈话较多，在一起时间较长，却并没有越轨行为。对于这种情况，生产队不问，吉老师一家不问，张卫东也不好干涉。而且最近他听说，县革委会和县里的各机关单位的革命领导小组都在清理造反派头头，哪里来还回哪里去，有恶迹还受到行政和法律处分；张卫东也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忧心忡忡。因此他对卫红说：“他们都参加了高考，自然要谈些这方面的事情。你没有抓到他们的越轨行为，叫我也没有办法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