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王芹事件，危害巨大，受害最深、最重的，自然是王芹一家，事件使她家失去了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父母亲思念女儿，常常到河边祭吊哭泣，不胜悲伤。其次受害深重的，就数李文清和吉方良两家了。李文清被捕后，王集小学失去了领导人，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王集小学的造反派头头魏光明担任学校领导小组组长。魏光明是李文清、吉方良的反对派，对李文清担任中心小学领导小组组长一直怀恨在心，常伺机报复而不得，因为李文清是学校教导主任，不算当权派，也属人民群众，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威信很高，广受师生拥护。吉方良虽然家庭是地主成分，但他是普通教师，也算在人民群众之列，而且工作勤奋，成绩显著，在学校声誉较好。如今两人因王芹事件一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无期徒刑；而他被任命为王集小学的领导人，正好借机报复他们。怎么报复呢？李文清和吉方良都被判了刑，受到法律制裁；他就报复他们的妻子儿女。魏光明公开说李文清妻子岳静文和吉方良妻子王瑞云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家属，不能继续留在中心小学居住。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回两家在学校宿舍区的住房，把李文清老婆岳静文和儿子春辉，女儿春林一家三口，吉方良妻子王瑞云和幼子文文母子两人，一起撵出王集小学。岳静文是供销社营业员，只好恳求供销社领导，要了一间住房，母子三人免强居住。不久，春林、春晖又作为知青被下放到吉庄大队插队落户；她本想请吉老师夫妇照顾下放的一对儿女，想到吉方良也遭此灾难，不好开口，只好经常去看望他们；另外，李文清曾经在吉庄小学任教，与赵来福一家关系也很好，便拜托赵来福夫妇照顾。现在虽然住房宽裕了，岳静文却是更加难过：丈夫坐牢了，儿子女儿又都离开了她，空空的房间只剩下她一个人，每天下班回来，眼望四壁，独自叹息，以泪洗面。王瑞云更惨，她被魏光明撵出王集小学宿舍，本来打算仍旧回服装联社仓库居住，一边帮联社看守仓库，一边母子有个安身之处，好继续在服装联社上班工作，挣些钱维持母子生计，不想服装联社的王主任，见王瑞云是吉方良老婆，也是吉方良介绍来的，如今吉方良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无期徒刑，他怕因此服装联社和他个人受影响，一恨心把王瑞云开除了。无奈之下，王瑞云只好带着儿子文文和缝纫机回到吉庄，和婆婆一起做家务或下田干活。再其次受影响的，就是吉方良的弟弟方正和妹妹方玉，兄妹二人，一个是县中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是王集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两人分别在学校参加了两年革命运动，造反，串联，批判当权派，最后分别拿个高中和初中毕业证回家来。如今，升学，工作，找对象，都讲究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他们家是地主成分，父亲是受批判的当权派，哥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无期徒刑，这几方面他们都不合格，因此升学、工作皆无希望。无奈，兄妹二人只好望空兴叹，每天和土地庄稼打交道，干一天活，挣得十分工，一角多钱。运动搞了一年又一年，他们的年龄也长了一岁又一岁，如今方正已经二十八岁，方玉也二十四岁了，都是大龄青年了，早该谈婚论嫁了，可是，如今人们看见他们家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唯怕沾上晦气，谁还会爱上他们兄妹？运动依然在进行，仍不见有结束的迹象。他们自己发愁：难道我们一辈子就这么过了？我们所学习的文化知识还有什么用？他们的父母亲也跟着发愁：孩子一年年长大，运动不止，前途渺茫；他们一年年变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运动不止，他们的希望更加渺茫。这个家庭，家里的儿女孙子，以后怎么办？还会有什么前途？
　　其实，这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普通老百姓谁也无法回答，更无法解决，也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跟着时代走。既然这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为这种问题犯难、犯愁的也就不止吉老师一家。尽管运动还在进行，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是要过的，婚丧嫁娶的事情还是要照常进行。当然，这些事情，与大革命大运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大家只好在运动缝隙中寻找机会，想办法解决困难。
　　一天，吉庄小学的王老师把吉老师叫到办公室外面对他说：“我家有个堂兄弟，家庭也是地主成分，情况与你家差不多：儿子是高中毕业生，已经二十九岁了，女儿是初中毕业生，也二十五岁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儿女都找不到对象，很着急。他家看中你家是书香世家，很想和你家换亲——就是让他儿子和方玉成亲，女儿和方正成亲。这样，你们两家儿女的婚姻问题就都解决了。你看怎么样？”
　　吉老师以前也听人说过换亲的事，只是没有经历过；因为他家虽然是地主成分，但他是人民教师，还是吉庄小学的校长，儿女都肯努力上进，读书成才，婚姻并不成问题。可是运动一来天翻地覆，变化巨大，昔日的优越感如今都不存在了，让他不得不考虑儿女换亲的事；但这是儿女的终身大事，也不可急于求成。听了王老师的话，他说：“婚姻问题是人生大事，不能勉强。不知方正方玉可同意。”
　　王老师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孩子渐渐大了，也不能老是单着，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家庭和下一辈子的事！你回家好好劝劝两个孩子，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明白，他们理解了就会同意的。”
　　吉老师说：“我回家跟他们兄妹俩谈谈，他们同意更好，不同意也不好勉强。”
　　放学吉老师回到家，先把王老师的话对老伴说了，吉大妈说：“说来是件好事，只怕两个孩子不能同意。方正方玉都在家，你去跟他们说说看。”吉老师把方正方玉叫到一起，说了王老师的意思。
　　方正说：“我们兄妹俩就这么可怜吗，非要换亲不行？”
　　吉老师说：“不是一定要你们换亲，只是让你们过去看看情况，都同意，就换，有一个不同意，也不换。我绝没有勉强你们的意思。只是王老师好心好意来说，我们不得不应付一下，不致让他太难看。”方正方玉听父亲这么说，知道父亲也是在为他们的婚姻大事考虑。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想，既然只是过去看看情况，并不勉强，就过去看看吧。
　　周日，王老师把两家大人孩子都约在王集街上，给他们作了介绍。然后说：“现在是新社会，换亲，也要男女双方都同意，父母亲不能包办代替。你们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来了，我看，就找个地方，叫他们交谈交谈，交流一下思想感情，然后再决定是否同意换亲。”于是两家四个孩子，男孩女孩两两结合，分别找地方去交谈。
　　王家的男孩把方玉带到街头一片树林里站住脚步，两人开始交谈。方玉抬头一看，王家男孩的眼角都有了皱纹，他家说二十九岁，看上去三十岁还多。她想，我才二十四岁，家庭成分政治条件再不好，也不至于找个老头嫁了？这话她不好向王老师说明，只对王家男孩说了声“对不起”，就捂着脸，一路跑回家去。
　　方正和王家女孩正在一旁的树荫下交谈，突然看见方玉捂着脸一直跑回家，知道她一定是不同意王家男孩。妹妹不同意，他也不能同意。于说对王家女孩说：“妹妹不同意，我也不能同意。对不起，我要回去了。”王老师见方玉方正先后都跑回家了，知道他们一定是都不同意，只好宣布换亲失败，两家人不欢而散。
　　方正方玉一路跑回到家里，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方正见方玉满脸泪痕，强忍悲伤安慰她说：“哭什么？婚姻大事，自当慎重，不能儿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不相信社会永远就会这样，说不定很快就有转机，我们还有希望！”
　　方玉说：“我不同意，连累你的好事也泡汤了，你不恨我？”
　　方正说：“我也没有看中那女孩。爸不是叫我们过去看看情况吗？我们情况看了，也就完成任务了。”
　　方玉笑了，说：“这叫什么完成任务？闹笑话给人家看就是了。”
　　方正说：“谁笑话我们？是我们甩了他们的，要笑话，也该笑话他们。”
　　运动还在进行，形势逼人，也给人创造机会。不久，县文教局有了新的指示，要求全县的农村完小都要开设附设初中班，人们又叫戴帽初中。初中班的教师，文教局不给调配，由小学和当地大队就地共同协商解决；符合条件的，文教局可批为民办教，每月工资，文教局补助五元，大队给记半个劳力的工分。吉庄小学是完小，必须开设附设初中班。生源不成问题，六年级的学生升上来就行了。教师却成了问题，因为初中班既要开设政治课语文课，还要开设数学和物理、化学课。杨晓东想，政治课和语文课，吉庄小学现有教师还勉强能教，可是数学课和物理、化学课，现有教师就无人能教了；就只好找村子里的高中毕业生申报为民办教师来教。可是村子里找来找去，高中毕业生只有方正一个，学历合格；但他家是地主成分，哥哥吉方良又是在押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符合申报民师的条件。怎么办呢？附设初中班不办又不行。老师们都帮助想办法。有的老师说，现在还有一种民办教师，叫队办教师，不需要文教局审批，因此也就不拿文教局的补助金，只要大队同意给记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就行。你去找大队领导小组组长张卫东，说明文教局对开办小学附设初中班的重视，对附设初中班教师的要求，和寻找任课教师的困难情况，看他可能同意方正做这个队办教师，给他记一个劳动力的工分？杨晓东认同这办法，于是去大队部找到张卫东。他说了文教局的要求，接着说了开办附设初中班的困难，请求大队同意吉方正做队办教师，给他记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张卫东想了一会说：“按政治条件，吉方正是不符合的，可是本大队又找不到能教数理化课程的人，为了照顾学校开设附设初中班，大队只好勉强同意。但是他只能算一个劳动力，出工就记工分，不出工，就不能记工分。因此，星期天和节假日不能给他记工分。”
　　杨晓东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说：“应该。社员不出工也不记工分。”
　　杨晓东刚要回校，张卫东又叫住他，说他也有一件事请学校帮助。杨晓东问什么事，他说：“我妹妹张卫红，因为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有一条腿走路不稳当，不能下田干活。我想请学校给她申报个民办教师，这样，她不能下田干活，也就能自食其力了。”
　　杨晓东说：“晓红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她的情况我了解。可是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申报民师，最少也要初中毕业生，而且写申请报告，要附上毕业证的。”
　　张卫东说：“这好办，王集初中领导小组组长是我们家亲戚，我找他办张初中毕业证就是了。”这明显是弄虚作假。但杨晓东想，如果他不同意给张卫红申报民师，张卫东就不同意吉方正做队办教师，附设初中班缺少教数理化老师就无法开办，他的任务就完不成。没办法，他只好同意给张卫红申报民师。第二天，张卫东果然到王集初中找他家亲戚，给张卫红办了一张初中毕业证，杨晓东写好民师申请报告，附上张卫东给卫红办的初中毕业证，上报文教局审批，不久就批复下来。张卫红正式到吉庄小学上班，杨晓东给她安排教一年级算术，小学毕业生也将就能教。与此同时，吉方正也开始到吉庄小学附设初中班任教，负责教授初中班的数理化课程。可是，他没有工资，只能拿大队给记的一个劳动力的工分，而且周日和节假日还不给记工。他不能和公办教师比，就连小学毕业生、跛脚的民办教师张卫红他也不能比。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他也只好认了。
　　张卫红虽然当了民办教师，每个月拿文教局五元钱的补助金，大队还给她记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但她因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村里人都喊张瘸子。所以已经二十六岁了，还是没有找到对象。如今来到吉庄小学当民办教师，她觉得自己的条件高了一等，可以找一个如意郎君结婚成家了，心里自然高兴。她很感谢哥哥张卫东帮了她大忙，让她这个残疾人也能当上民办教师，从此改变她的命运。不料民办教师的地位也不高，健全的民师社会尚且无人高看，何况她一个腿脚有残疾的？一年过了，她已经二十七岁了，还是找不到对象，她和家人不免都着急起来。这时，她见吉方正，身材高挑，容貌清秀，又是高中毕业生，在教附设初中班的数理化课程，老师学生都称赞他教得好，她也不觉心动。但想到他的家庭成分，他哥哥和父亲的现状，即使她同意，家人也不会同意，不觉又心灰意冷。又是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给她说媒的。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偷偷把她的心愿说给学校领导杨晓东，想请杨晓东给她作媒。杨晓东看看两人的情况实在不相配，但张卫红既然拜托他，他也不好拒绝，只好找吉老师把卫红的意思说了。吉老师正为方正的婚姻问题犯愁，听了杨晓东的话，觉得也是个机会，放学回家就找方正谈了。不想方正竟拒绝了，说：“人家都叫卫红张瘸子，我和她结婚，我不就成了瘸子男人了？”
　　吉老师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打一辈子光棍？叫人家喊你光棍吉方正，又好听哪里？”
　　吉方正垂头不语，许久，他抬起头，对父亲说：“我也没有办法。您和妈就看着办吧。”
　　吉老师明白，方正说这话，就是答应了，只是不好意思公开承认。吉老师回到学校，对杨晓东说：“我对方正说了，他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你跟卫红说说，叫她主动一些，也许慢慢能成。”杨晓东把方正的态度给卫红说了，要她主动一些，这事就有希望能成。卫红听了，心中暗想：拿什么架子？嫌弃我腿脚残疾，我还嫌弃你家是地主成分，你父亲挨批判，你哥哥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呢？但又想，就这样僵持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既然杨主任叫我主动一点，我就先给他点好处。她知道方正是队办教师，收入全靠大队给记的工分，现在大队周日和节假日都不给他记工分。就去找她哥哥张卫东，叫大队周日和节假日也给方正记工分。这对于方正，也算增加一笔不少的收入。而且不要她掏一分钱，只需哥哥一句话就成。于是她向哥哥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张卫东也在为妹妹的婚姻着急，听了卫红的话说：“你能确定，把周日和节假日的工分给吉方正，他就能同意和你成亲吗？”
　　张卫红说：“或许差不多吧。他要还不同意，你就把周日和节假日的工分再给他扒下来。反正大权都在你手上。”张卫东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叫大队会计把吉方正下半年周日和节假日的工分补给他。
　　第二天，张卫红见了方正说：“你到大队会计那里查查，看你的工分有什么变化？”
　　方正觉得意外，问：“有什么变化？我一个人教附设初中班的数理化三门功课，难道还不值一个劳动的工分？还要再减少不成？”
　　卫红说：“你先别问这么多为什么，我也不好回答，你到大队找会计查了就知道了。”方正见张卫红话说得不明不白，到大队找会计一查账册，工分竟然是增加了；他仔细计算一下，是把下半年周日和节假日的工分都补给了他。他认真一想，认定这一定是卫红找她哥哥张卫东给办的。可是，张卫红为什么对他做这么大的善事？他一时还想不通。回到家里，他把这事给他父亲说了。
　　吉老师说：“你想过没有，卫红为什么这么做？说明她在主动追你，给你好感。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打算怎么报答她？”
　　方正脸红了，说：“我怎么报答她？难道为了几分工，就把我的人格卖了?”
　　吉老师说：“不是要你为了几分工，把人格卖了，我是问你，不接受卫红，你又怎么办？就凭我们家目前的政治情况，你去找谁做对象？”方正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无言地垂下头去。三天后，方正对父亲说：“我想好了。请您告诉杨主任，我接受卫红。”吉老师听了，点点头，又叹了口气。
　　不久，方正和卫红结婚了，杨晓东在学校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两人结婚后，卫红一年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也转到吉方正家的账上，再加上方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十分的工分，吉老师家的工分收入倒是比以前增加许多,足够全家六个农业人口在生产队吃粮的；还有王瑞云和方玉劳动的工分，就是剩余的了。
　　吉老师对王瑞云说：“现在，我们家的工分已经过剩了，剩下的工分也换不了几个钱。我看，你还是下来干你的老本行吧，在村里给乡亲们做做新衣，补补旧衣，多少赚几个零花钱。积攒多了，就寄一些给方良，让他在那里生活也宽松些。否则，缝纫机闲着无用，你的手艺也荒废了。”于是，王瑞云听了公公的话，就在家里开了个裁缝铺，给村里人做新衣，补旧衣。王瑞云是个忠厚善良的人，一般村邻衣服小修小补的活，她都不收钱。村里人无不称赞她是好人，无论做新衣还是改旧衣，都来找她做，不再跑路到街上的服装联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