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六月一到，中考便近在眼前了。
　　那时候，每个考生必须在考前就填报志愿：是报普通高中，还是重点高中。只有事先报了重点，分数过了线才有机会被录取；若只填了普高，即便考得再高，也与重点无缘。
　　我们学校，只有一个报考重点高中的名额。
　　我填了，心里觉得理所当然——三年，我的名字始终排在成绩单最前面，这个名额不属于我，又能属于谁呢？
　　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事情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
　　听说，初三时转到我们班的那个男生，家里托了关系，找到校长，也想要这个名额。听说，是李老师把我三年来所有的成绩单，包括奥数竞赛的获奖证书一一摊在办公桌上，一遍遍解释、争取。这些场景，我都不曾亲眼见过。它们像被风偶然吹进耳朵的碎片，却在往后的岁月里，慢慢拼凑出一段我当初全然不知的守护。
　　虽然最终，那个唯一的报考名额，没能把我送进梦想的校园。但李老师所做的一切，让我在往后许多个自我怀疑的时刻都还记得：曾经有人那样坚定地关爱我，这就够了。
　　我中考的考场被安排在县城的实验中学。那几天，我每天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过渐渐熟悉的街道，去赴这场准备了很久的约。
　　中考很顺利，天气一直晴朗，云淡淡的，风轻轻的。
　　最后一门考完，我收拾好文具走出考场，站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长长地、彻底地舒了一口气。校园也瞬间热闹起来，学生涌出考场，家长聚拢过来，笑声、喊声、讨论题目的声音交织成一片熟悉的嘈杂。
　　我站在人群里，有些恍惚——这情景多像三年前，我送姨妹来考试的那天。只不过那时我是局促的旁观者，今天，我是走完全程的参与者。
　　三年，竟然就这么过去了。
　　去学校搬凳子回家的那天，收拾完所有东西，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竟有了深深的不舍之情。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我曾经用过的课桌上——那里曾摊开过无数张试卷，写过密密麻麻的笔记。黑板右上角还留着值日生的名字，墙外那棵老树的影子，依然斑驳地映在窗台上。
　　这里见证了我太多——初来时的屈辱与后来小小的辉煌，胆怯的退缩与不得不学的坚强，深不见底的绝望和石缝里挣出的希望……都在这里发生。
　　黑板前踩着凳子抄题的那个午后，好像就在昨天；从教室到办公室的那条路，我走了三年，闭着眼都能数清每一块砖；教室门口墙外那葱绿树叶上的斑驳日光如旧。而今天之后，这里再也不会有我的身影了。
　　等待成绩的那些天，我并不觉得煎熬。三年的努力已经做完，最后一场考试也尽了全力，心里反倒一片平静。结果如何，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完成了对自己的承诺，剩下的，就交给分数吧。
　　返校查分那天，我知道自己过了重点线，内心没有太大起伏。就好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终于看见路标，只是轻轻舒了口气。倒是学校的老师们格外激动——乡中建校以来，从没有人考上过重点高中。我的名字，就这样成了那年夏天全校最大的新闻。
　　填报志愿时，办公室挤满了老师。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省重点不止辛集中学一所。石家庄一中历史悠久，正定中学后劲十足，还有好些我没听过名字的学校。
　　我的分数并不是很高，其实只超过重点线七分。
　　老师们围在一起，热心地替我分析：辛集中学和石家庄一中历年分数都高，我这个分恐怕够不上；倒是能上市里其他几个重点高中，但去市里读书花销大，家里负担可能太重；正定中学在县城，花费低，又是新晋重点，发展势头好……
　　他们说得恳切，一句接一句，我却异常冷静。耳朵里听着各种各样的建议，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回响：辛集中学。
　　那时的我，好像忘记了当初重返学校，是为了不当“文盲”，不成为“傻子”。不知从何时起，辛集中学在我心里不再只是一所学校，它成了一个执念，一个被我赋予了很多衍生意义的执念。仿佛只有迈进那扇大门，我才能向所有人证明——证明我是有能力的，证明我娘能在村里抬起头，证明我家值得被看得起......
　　所以，无论别人怎么劝、怎么说，我就像着了魔一样就要填辛集中学。
　　无奈之下，李老师说：“那第二志愿填上正定中学吧？”
　　我摇了摇头，就填了辛集中学一个志愿，孤注一掷。
　　很久以后，我还能清晰记起李老师当时的眼神——那里没有责备，只有深深的、沉甸甸的无奈。可那时的我，被一股倔强的火焰裹着，看不见那份无奈里藏着的疼惜与担忧。
　　我只是转过身，交上了那张只写了一个名字的志愿表。像交出了一场青春里，最固执、也最孤独的赌注。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最终没有等来辛集中学的录取通知。
　　消息传来那一刻，说不难过是假的。三年的执念悬在那里，如今轻轻一坠，碎了。可奇怪的是，我并不后悔。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既然去不了辛集中学，上其他高中便失去了意义——仿佛我所有的努力，只能兑换那一个名字。
　　所以，当得知自己既无缘辛集中学，又因未报普通高中而不会被县一中录取，没有高中可上时，我心里竟没有太多波澜。中考分数已经为我这三年的初中生活画下了句点——过了重点线，便是能力最好的证明，够了。不上就不上了吧，甚至有那么一丝破罐破摔的解脱。我唯一觉得亏欠的是李老师，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三年的厚爱，也辜负了他为我据理力争的每一句话。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你奋力争取的，未必就能如愿以偿；但那些为你争取过的人，那些在暗处为你驻足的脚步、凝视的目光、争取的瞬间，却会越过时间，轻轻落到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暖一辈子。
　　只是，在我这里认为已经“结束”的故事，却在乡邻的口耳相传中，悄然变了模样。我“过了重点线”的消息，像一阵风，吹过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可风传着传着，就改了方向——“过了重点线”渐渐成了“考上了重点高中”，而“考上了辛集中学”，更是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仿佛我已经背起行囊，走进了那所众人仰望的校园。
　　我娘出门时，常有乡亲热情地打招呼：“听说你家闺女考上辛集中学了？真给咱村争气！”
　　地里干活，邻村的人也会隔着田埂探过头来：“你家姑娘是不是要去上重点高中了？以后可了不得！”
　　当初对我复学嗤之以鼻的三姨妈，也特意来到我家，脸上堆着笑：“哎哟，小丽就是有出息，真考上辛集中学啦！”
　　连一向疏远的姑姑，也难得地对我娘说：“小丽那脑子就是聪明，耽误了几年还能学这么好。”
　　那些日子，我娘的背挺得格外直。她没事总爱去村里人多的地方走走，下地干活也仿佛带着一股不一样的劲头。她沉浸在乡邻的恭喜和羡慕里，那份久违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亮在她眼里。
　　而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们心照不宣，谁也没有去戳破那个美丽的误会。我甚至觉得有些欣慰——我三年的伏案苦读，那一摞摞写完的试卷，那些无人知晓的挣扎与坚持，仿佛终于在这个误会里，显露出了它们最直观的价值：它让我娘在村里抬起了头，在家族里有了光彩。
　　这“面子”，是我挣来的。这个认知，冲淡了落榜的失落，甚至带来一种扭曲的满足。中考“过线”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力，早已超过了是否真正踏进重点高中校门。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份安慰，一次对过往所有轻视的无声回击。
　　后来听说，这件事甚至传到了县教育局，引起了注意。有人说，正是因为这“破天荒”的成绩，我们校长第二年便被调到了教育局工作。是否真有直接关联，无人证实。
　　我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状态，每天睡到日头高起，在家里晃来晃去，看云，听风，帮家里做点零碎的家务活儿。我好像完全忘记了三年前那个在深夜里恐惧到发抖的自己，忘记了对“文盲”和“新时代傻子”的深切惶恐。
　　日子像一潭静水，表面上波澜不惊。只有偶尔，在午后突然醒来，望着窗外刺眼的阳光，心里会掠过一丝空落落的恍惚：这条路，好像真的走到头了。而下一程该往哪走，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的雾，看不清，也懒得看清。
　　八月末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李老师。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亮堂堂地铺了满院。我和娘正坐在屋檐下择菜，李老师的身影出现在了院门口。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周身镶了一道毛茸茸的金边，有些晃眼。我和娘都愣住了，娘慌忙站起身，在衣襟上擦了擦手，一边说着“李老师咋来了”，一边把人往屋里让。
　　屋里有些暗，娘搬来家里最好的凳子，又倒了一碗白开水。不等李老师开口，娘便絮絮地说开了，全是感谢的话——谢谢他这几年对我的照顾，谢谢他为我操心。李老师几次想插话，都被娘热情的言语挡了回去。
　　等娘终于停下，李老师才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慢慢说明来意。他说，想让我去县城一所很有名气的民办高中上学。
　　民办高中？那所全县最好“贵族学校”？听说收费极高，我从没想过。李老师是懂劝说的。他没有先提成绩，而是看着我娘，一句一句算起了账：基于我的中考成绩，学校愿意免去我三年的学费和住宿费，这样家里每月只需要出些伙食钱。学校食堂不贵，周末还能从家里带干粮，花不了多少。
　　他讲得实在，我娘听着，脸上的犹疑渐渐散了，低声念叨：“要是光吃饭，那倒确实花不了几个……”
　　见娘听进去了，李老师这才转向我，语气郑重起来：“你成绩这么好，不继续念书，真就白瞎了，耽误了。你上了高中，将来准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大学，就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一辈子在土里刨食了。”
　　这些话，他更多是说给娘听的。大概填报志愿时我的固执让他明白，跟我硬说没用。事实上，我对他的提议起初也没什么兴趣，又重复了那句“我不想上了”。
　　“为啥不上呢？”他问。
　　为啥？我也说不清。好像那股支撑我三年的劲儿，在中考结束后就突然泄光了，前面没了目标，也没了动力。
　　他换了个问法：“你想不想上大学？想不想将来不用下地干活？”接着又问，“你学习这么好，就真的甘心这么算了？”
　　一个个问题，轻轻敲在我试图封闭的心门上。在那之前，我从未真正直视过自己“不想上高中”背后的原因。直到被他问住，我才隐约触到心底那片不敢碰的阴影：我其实是害怕，我害怕高中知识太难，我学不会；害怕拼尽全力最后却考不上大学，反而毁掉中考成绩带来的所有光环与认可。所以，不如就在最辉煌的时刻停下，至少能保住这份完整的“成功”。
　　李老师在我家待了一整天，中午留下吃了便饭，继续不紧不慢地聊。直到日头西斜，我和娘终于都被他说动了，同意去那所学校看看。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明天一早一定去报到！一定要去！”
　　送走李老师，娘在渐暗的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我觉得李老师说得在理。你就去吧，吃饭花不了几个钱。再上三年，考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当……又晃悠了三年。”
　　娘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忽然松开了我心里最后那把锁。是啊，就算考不上大学，也不过是“晃悠三年”，似乎没什么不可承受的损失。
　　第二天，我带着一种近乎轻盈的心情去学校报到。报名处的老师一看到我的名字，眼睛立刻亮了，扭头朝里间喊：“快来看！咱们今年招到的第一名来了！”
　　我被分到了一班，宿舍也安排好了。办手续时，两位老师围着我，笑容满面。她们主动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告诉我，她俩正是高一的数学和英语老师，而且恰好都教一班。她们亲切地说：“开学见。”
　　那份毫不掩饰的重视与期待，像温水流过冻土，悄悄融化了盘踞在我心里的畏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优越感：原来，我是这里的“第一名”。中考分数不仅带来了虚名，竟也换来了如此实在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