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下来了。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而且是遥遥领先的高分——总分三百分，我得了二百九十六分，数学更是拿了满分。
　　消息像长了脚似的，不一会儿就传遍了整个年级。有老师拿着成绩单反复核对，有老师在路上遇见就低声交头接耳。听说几个老教师都在感慨，说教书这么多年，在乡中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高的分数。“咱们学校这回怕是真的出了个尖子生，”他们这样说，“说不定真是个读书的料子。”
　　其实哪有什么尖子生？只有我自己清楚，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白天听课不敢走神，晚上在灯下一遍遍演算，周末别人玩耍的时间，我都埋在书里。课本上的例题，我反复做到烂熟；老师略过不讲的选学内容，我也自己啃完。我只是把能学的、该学的，都默默学了一遍而已。
　　可从那以后，我在学校里忽然变得显眼起来。走过办公室，会有不认识的老师抬头看我一眼，然后点点头；在路上碰见校长，他竟也停下脚步，朝我笑了笑。那种笑里带着认可，也带着期待——可我却莫名感到有些心虚。
　　一开始，我总忍不住胡思乱想：他们知道我从前辍过学吗？知道我比同班同学大了整整四岁吗？要是知道了，还会这样对我笑吗？这些念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走在明亮的校园，却仿佛背着一段灰扑扑的过去。
　　后来某个黄昏，我抱着作业本从教室走出来，迎面又遇上一位老师温和的目光。那一刻我突然想通了：知道或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成绩是我自己考出来的，路是我自己选的，别人的看法，又有什么重要呢？
　　从那以后，我也不再去揣测那些微笑背后藏着什么。阳光照旧每天洒进教室，黑板上的粉笔字依旧密密麻麻，而我，只是安静地坐在第一排，继续翻开了下一页。
　　数学老师发现我的本名不是王彬之后，什么也没说，还是让我继续当数学课代表。其实在他翻开我作业本封面、看到名字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他因此撤了我的课代表，我也认了。可他没有。后来我悄悄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老师给了这份信任，我就绝不让他失望。
　　我也确实没让他失望。数学一直是我学得最好的一科，后来也始终如此，这让他常在同事面前觉得脸上有光。那时候根本没什么课外辅导书，学校不会订，家里也不会买，我们的作业就只有课本后面的习题，外加一本薄薄的配套练习册。所以李老师时常会从他自己的资料里挑几道题，抄在黑板上给我们当补充练习。
　　在当时的环境里，李老师已经算得上非常负责的老师了。他课讲得认真，也会训斥不听课的学生，甚至还会想方设法从别处找题给我们做——这已经超过当时乡中大多数老师的用心了。
　　一开始，都是他自己在黑板上抄题。直到有一天自习课，他指了指课外书上勾好的题，对我说：“你把这几道抄到黑板上。”
　　我愣住了，我这身高，去黑板上写字？
　　我就算拼命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勉强够到黑板中间吧。真不知道一米八的李老师是怎么想的，会让一米四几的我来做这件事。
　　可身为课代表，加上我向来不反抗的习惯，心里就算有一万个不情愿，也只能一步一步挪上讲台。我捏起粉笔，尽量伸长胳膊，从黑板最左边开始写。第一次只有两道题，我在左边写一道，右边写一道，倒也勉强对称。
　　从那以后，李老师就把抄题的任务基本都交给了我。起初，我总是把字写得尽量小一点，再小一点，试图把所有题目都挤在黑板下半部分。可有时候题多，或者题目长，眼看下面写不下，我就开始发愁。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在左边写，再在右边写，然后再把左边的擦掉，继续在左边写新题。这办法不是不行，但就是总要在擦之前问大家抄完了没有。而且，看上去总有些奇怪——黑板下半部分密密麻麻，上半部分却空空荡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不就是因为我个子矮够不着上面吗？我到底还在遮掩什么呢？
　　遮掩久了，自己也会累的。
　　有一天，我在给自己做了一遍又一遍的心理准备之后，假装很自然地搬起讲台边的凳子，在全班注视下踩了上去。从黑板最左上方开始，我一笔一画地写。我知道下面五十多双眼睛都在看着我，背上像扎着细密的针，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写完左半边上面，我又假装不紧不慢的从凳子上下来，接着写下面；再踩上凳子，去写右半边上面……也许从背后看，我的动作还算从容，可内心早就翻江倒海。我一边写，一边忍不住疯狂猜测：大家会怎么想？会不会在心里嘲笑我？
　　会怎么想呢？能怎么想呢？过来过去其实就是一件事——无非就是个子矮，够不着呗。
　　可那又怎样呢？写完从凳子上下来回看满板的粉笔字，我忽然觉得，黑板高处那些微微歪斜的字迹，好像也在替我宣告着什么。
　　就像有位导演说的：“出来混，首先得出来。”无论做什么，迈出第一步才是最关键的。只要这一步踏出去了，后面的路，不知不觉也就走下去了。
　　像我这样一个对身高耿耿于怀、甚至讳莫如深的人，竟然能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搬起凳子、踩上去，在黑板上从容地抄题——这得冲破多大的心理障碍？可实际上，当时也许就只是心一横、眼一闭，硬着头皮做了。站在凳子上的那一刻，没有那么多思前想后，也没有时间犹豫，仿佛只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完成了那个动作。
　　而我这样做了，大家也就这样看着。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再后来，连我自己也渐渐习惯——站上凳子不再需要任何的心理建设，板书时手臂的伸展也自然了许多。那个曾经笼罩着我的、关于身高的阴影，就在这一次次“亮相”中，悄悄变淡了一点。
　　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有点像心理学上说的“暴露疗法”。李老师大概是无心插柳——他说不定只是图个省事，随手把抄题的任务交给了我，却不知道，这无意间的安排，竟像一次次轻柔却持久的触碰，帮我慢慢脱敏。从前那个一提身高就想躲起来的我，就在这黑板前、在这讲台上，被一遍遍温和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也在自己的目光里。
　　原来有些束缚，真的是自己系上的。而解开的办法，有时不过是深吸一口气，去做那件你以为永远做不到的事。然后你会发现，天没有塌，地没有陷，世界依然运转，而你，却悄然轻松了很多。
　　作为班长、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成绩好，老师看重——在旁人眼里，那时候的我真称得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可我自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其实过得很压抑。周围的邻居渐渐都听说了我又回去上学的消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诧的。毕竟在我们那儿，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样的“回头路”。我总觉得，他们先是吃惊，接着便在背后摇头，最后，大概都等着看我什么时候会放弃、会闹笑话。没有人真的看好我，也没人觉得我这样“折腾”能有什么结果。
　　这并非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旁人——连亲近的亲戚如三姨妈都是那样的态度，我又怎能指望其他人会有多开明的想法？不是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复读三年考上大学”的真实先例，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娘那样，能不问缘由地支持我。
　　所以，那些看似风光的背后，我心里的压力其实重得喘不过气。在学校里，我也会和同学说笑打闹，可心底始终有个声音固执地提醒我：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资格轻松，有资本快乐，而你没有。我手里只有学习这一根稻草，必须死死抓住。
　　每天清早骑自行车出门，我最怕的就是在路上遇见任何一个熟人。像做贼似的，低着头，加快速度，恨不得自己变成透明的。如果实在躲不过，就假装没看见，从不主动打招呼——不是不懂礼貌，是张不开口，也抬不起头。
　　用“忍辱负重”来形容那时的心境，一点也不为过。
　　更尴尬的是，我曾经的一位初中同学，那时已经升入县城的高中。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我家门前那条路。有那么几次，就那么巧——我向南，她向北，迎面撞见。她看我一眼，我看她一眼，彼此都迅速移开视线，装作素不相识，擦肩而过。
　　小时候我们还常在一起玩，两家住得也不远，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我不知道她不打招呼是出于什么心理，也许和我一样窘迫，也许只是不知该说什么。而我，在那些短暂的照面里，只恨不得能立刻原地消失，连人带车，隐入晨雾里去。